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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上半年，古城洛阳史家屯村在建造经济适用房时，突然发现此地有一片墓葬群。考古队闻讯赶来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逐渐整理出一个由11座墓室组成的家族墓葬群。墓室里没有令古董商感兴趣的东西，墓主来头却不小，因为其中有一座墓的主人是北宋大名鼎鼎的宰相富弼和他的夫人晏氏，而富弼的墓志就成为最有价值的收获。
富弼的墓志由资政殿学士韩维撰写，由端明殿学士孙永书丹，司马光篆写碑额，只凭这几个名字就可看出这块墓志的分量。不过，应该还有一方更有价值的墓志，怎么没有出现呢？这方“应该”出现的墓志是怎么回事？事情还得从900多年前说起。
宋仁宗嘉祜六年（1061年）三月，58岁的富弼突然中止了宰相之职，因为母亲去世了，他得守孝三年。
丧葬琐事自有专人安排，但有一个关乎亡者和富氏家族体面的问题需要富弼亲自定夺，那就是请谁来为母亲撰写墓志。富弼贵为宰相，从北宋诸多人才当中挑一个人写墓志应该不是难事，但深谋远虑的富弼并不这么想，他要谋定而后动。这个写墓志的人要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书法也要好，还要肯为老太太写一堆颂德美词。
正当富弼身着孝服谋划此事时，有人送上门来了。谁？“宋四家”之一的蔡襄，他送来了吊念以及温柑以示慰问。
蔡襄有诗名，有书名，有官名，当时的权职是皇帝秘书兼财政部部长，由他来写墓志非常合适。富弼仔细考虑之后，给蔡襄写了封信：“弼修建坟院，得额已久，先人神刻，理当崇立……温柑绝新好，尽荐于几筵，悲感，悲感。弼又启。”
信的大意是说：我正在修建墓院，碑额早就准备好了，但还没想好请哪位高人来写。我觉得当今天下就属你和欧阳修的文章最好，又跟我最交心。但欧阳修刚任参知政事，应该很忙，不便打扰，所以想请你来写。另外，我还想请你抄一份《圆觉经》的偈文，一起刻石。文章最后，富弼对蔡襄送的温柑夸赞了一番。
这封信就是富弼的传世书帖《温柑帖》，又名《建修帖》，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富弼这封信可以说写得无可挑剔。我们先看措辞，他对比自己小8岁的蔡襄自称“弼”，然后说出了想请蔡襄来办此事的三点原因，一是先人神刻是家族大事，要找有水平的人来写;二是我富弼认为天下最有水平的人就是欧阳修和你了;三是你们俩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话说得像个坛子，三面都封死了，只有一个口开着，就等蔡襄入瓮了。
再看行文格式。在富弼的这件手札里，每行错错落落，时长时短，这不是随意为之，也不是为了好看，而是礼节需要。信中凡提到名字或称呼的，如“先人”“故人”“永叔…君谟”“下执”，要么是提行写，要么是空一格再写，说明他很谦逊。
在信的末尾，富弼认真夸赞了蔡襄送的温柑。正是由于这一细心回应，此帖被后人取名《温柑帖》，也常有好事者将其拉入书法家的美食帖中。
前前后后一看，既是蔡襄有“示谕”，老宰相富弼又那么谦恭，无论如何，蔡襄都得写这个墓志了。可是为什么富家墓群里没有见到蔡襄的书法刻石？
大致有三种可能：第一，富弼的母亲没有和富弼安葬在同一个茔地里，可能被运回祖籍浙江文成，或是被安葬在另一个未知的地方。第二，蔡襄写的那方墓志被盗或损毁了。富弼墓中赫然有个大洞，所以富弼父母的墓室也可能被盗或毁弃了。但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是蔡襄根本没有写。
查阅蔡襄的传世文集和一些尺牍，还真没有看到他的回信，而且，他的文章里也极少提到富弼。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如果他真没有写，原因何在。这可以从几个关键时间和几个重要事件来分析。
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33岁的谏官蔡襄以疯狂敛财和不为百姓、皇帝谋福祉为由，把宰相晏殊拉下了马，然而晏殊是蔡襄科考时的主考官，和他有师生之情。晏殊更是富弼的岳父，此时他的处境也非常艰难。这些事富弼会选择忽略不计吗？
大约10年后，宋仁宗至和年间，蔡襄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自请去泉州任职。临行前，蔡襄心情郁闷，给富弼写了封信，信里有不满，也有暗示性的请求，但无济于事。蔡襄一直在地方上待了两个任期、约6年。其间，嘉祜三年富弼拜相。第二年，身在泉州的蔡襄给新宰相寄了一点极品荔枝，并附了一封信，没有涉及任何私人请求，就是“以伸野芹之诚，幸赐收纳”，然后似乎就没有消息了。
两年后的嘉祜五年七月，蔡襄突然被授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这事有点蹊跷。但此时的蔡襄已厌倦了政治斗争，身体又非常差，不愿再回京城。他各種推辞未果后才不情愿地于这年十二月起程北上，一路上拜亲访友，拖拖拉拉，至第二年四月才到京城。到了汴京后，他拜访了老友欧阳修，欧阳修被他苍老的容颜吓到了，看来蔡襄在福建没少受煎熬。
那么到底是谁想拉蔡襄一把呢？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多半不是富弼，而是蔡襄的老朋友韩琦和欧阳修，因为他们同时于此年八月分别晋级为宰相和参知政事。蔡襄抵京后得到两个消息：一是一个月以前富弼离职守孝;二是蔡襄被改任“权三司使”，即财政部部长。这样一来蔡襄的共事领导就是韩琦和欧阳修，所以推测应该是他们二人在帮助蔡襄。
时间再往后推移，到这年年底，就有了蔡襄送温柑示慰问，和富弼写信求墓志一事。
在新的格局下，蔡襄可能会选择不写，何况“谀墓之词”真不好写，还容易被人讥讽。蔡襄作为一名有坚定取向的政治家、文人、书法家，他有自己的原则。他给欧阳修的信中说：“辞其可辞，其不可辞者不辞也。”什么是可辞？仁宗皇帝曾请他写《温成后父碑文》，他就不写。什么是不可辞，欧阳修的诗文，他多数愿意写。
这样看来，蔡襄没有接受富弼这个任务也是很有可能的。
富弼的墓志由资政殿学士韩维撰写，由端明殿学士孙永书丹，司马光篆写碑额，只凭这几个名字就可看出这块墓志的分量。不过，应该还有一方更有价值的墓志，怎么没有出现呢？这方“应该”出现的墓志是怎么回事？事情还得从900多年前说起。
宋仁宗嘉祜六年（1061年）三月，58岁的富弼突然中止了宰相之职，因为母亲去世了，他得守孝三年。
丧葬琐事自有专人安排，但有一个关乎亡者和富氏家族体面的问题需要富弼亲自定夺，那就是请谁来为母亲撰写墓志。富弼贵为宰相，从北宋诸多人才当中挑一个人写墓志应该不是难事，但深谋远虑的富弼并不这么想，他要谋定而后动。这个写墓志的人要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书法也要好，还要肯为老太太写一堆颂德美词。
正当富弼身着孝服谋划此事时，有人送上门来了。谁？“宋四家”之一的蔡襄，他送来了吊念以及温柑以示慰问。
蔡襄有诗名，有书名，有官名，当时的权职是皇帝秘书兼财政部部长，由他来写墓志非常合适。富弼仔细考虑之后，给蔡襄写了封信：“弼修建坟院，得额已久，先人神刻，理当崇立……温柑绝新好，尽荐于几筵，悲感，悲感。弼又启。”
信的大意是说：我正在修建墓院，碑额早就准备好了，但还没想好请哪位高人来写。我觉得当今天下就属你和欧阳修的文章最好，又跟我最交心。但欧阳修刚任参知政事，应该很忙，不便打扰，所以想请你来写。另外，我还想请你抄一份《圆觉经》的偈文，一起刻石。文章最后，富弼对蔡襄送的温柑夸赞了一番。
这封信就是富弼的传世书帖《温柑帖》，又名《建修帖》，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富弼这封信可以说写得无可挑剔。我们先看措辞，他对比自己小8岁的蔡襄自称“弼”，然后说出了想请蔡襄来办此事的三点原因，一是先人神刻是家族大事，要找有水平的人来写;二是我富弼认为天下最有水平的人就是欧阳修和你了;三是你们俩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话说得像个坛子，三面都封死了，只有一个口开着，就等蔡襄入瓮了。
再看行文格式。在富弼的这件手札里，每行错错落落，时长时短，这不是随意为之，也不是为了好看，而是礼节需要。信中凡提到名字或称呼的，如“先人”“故人”“永叔…君谟”“下执”，要么是提行写，要么是空一格再写，说明他很谦逊。
在信的末尾，富弼认真夸赞了蔡襄送的温柑。正是由于这一细心回应，此帖被后人取名《温柑帖》，也常有好事者将其拉入书法家的美食帖中。
前前后后一看，既是蔡襄有“示谕”，老宰相富弼又那么谦恭，无论如何，蔡襄都得写这个墓志了。可是为什么富家墓群里没有见到蔡襄的书法刻石？
大致有三种可能：第一，富弼的母亲没有和富弼安葬在同一个茔地里，可能被运回祖籍浙江文成，或是被安葬在另一个未知的地方。第二，蔡襄写的那方墓志被盗或损毁了。富弼墓中赫然有个大洞，所以富弼父母的墓室也可能被盗或毁弃了。但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是蔡襄根本没有写。
查阅蔡襄的传世文集和一些尺牍，还真没有看到他的回信，而且，他的文章里也极少提到富弼。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如果他真没有写，原因何在。这可以从几个关键时间和几个重要事件来分析。
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33岁的谏官蔡襄以疯狂敛财和不为百姓、皇帝谋福祉为由，把宰相晏殊拉下了马，然而晏殊是蔡襄科考时的主考官，和他有师生之情。晏殊更是富弼的岳父，此时他的处境也非常艰难。这些事富弼会选择忽略不计吗？
大约10年后，宋仁宗至和年间，蔡襄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自请去泉州任职。临行前，蔡襄心情郁闷，给富弼写了封信，信里有不满，也有暗示性的请求，但无济于事。蔡襄一直在地方上待了两个任期、约6年。其间，嘉祜三年富弼拜相。第二年，身在泉州的蔡襄给新宰相寄了一点极品荔枝，并附了一封信，没有涉及任何私人请求，就是“以伸野芹之诚，幸赐收纳”，然后似乎就没有消息了。
两年后的嘉祜五年七月，蔡襄突然被授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这事有点蹊跷。但此时的蔡襄已厌倦了政治斗争，身体又非常差，不愿再回京城。他各種推辞未果后才不情愿地于这年十二月起程北上，一路上拜亲访友，拖拖拉拉，至第二年四月才到京城。到了汴京后，他拜访了老友欧阳修，欧阳修被他苍老的容颜吓到了，看来蔡襄在福建没少受煎熬。
那么到底是谁想拉蔡襄一把呢？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多半不是富弼，而是蔡襄的老朋友韩琦和欧阳修，因为他们同时于此年八月分别晋级为宰相和参知政事。蔡襄抵京后得到两个消息：一是一个月以前富弼离职守孝;二是蔡襄被改任“权三司使”，即财政部部长。这样一来蔡襄的共事领导就是韩琦和欧阳修，所以推测应该是他们二人在帮助蔡襄。
时间再往后推移，到这年年底，就有了蔡襄送温柑示慰问，和富弼写信求墓志一事。
在新的格局下，蔡襄可能会选择不写，何况“谀墓之词”真不好写，还容易被人讥讽。蔡襄作为一名有坚定取向的政治家、文人、书法家，他有自己的原则。他给欧阳修的信中说：“辞其可辞，其不可辞者不辞也。”什么是可辞？仁宗皇帝曾请他写《温成后父碑文》，他就不写。什么是不可辞，欧阳修的诗文，他多数愿意写。
这样看来，蔡襄没有接受富弼这个任务也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