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曾发布了一则针对00后、“自认为”十分扎心的数码产品广告，“活灵活现”地运用了当下一些印象标签：
　　我是赵青铜，生于2000年，我坐了20个小时的火车，从贵州的山路来到中路，稻草人在等我;
　　我是刘键盘，生于2000年，我所有的成就感，都来自网络;
　　我是张咸鱼，生于2000年，我很努力，但我承认成绩带来的满足感远不如花钱买个爆款耳机;
　　……
　　我很清楚，一旦走出校园，我微薄的工资，很有可能来自那些我在网上骂过的人。请原谅我的虚荣，我无法超越鄙视链，我一辈子的真实动力，就是沿着鄙视链向上爬。2019年……我已准备好，直面真实的人生。18岁以后，生活无需粉饰，该走的弯路，一条都不能少。
　　这则为了迎合00后而制作的广告，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反映当下代际变迁过程的案例，因为它证明了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消费经济正在瞄准下一个新目标——00后～10后群体。
　　第二个事实则是：它实际上体现了当下许多人对00后群体一种扭曲的标签式误读——生活有弯路，所以你可以做一个“青铜”、“键盘”、“咸鱼”;无法超越鄙视链，所以你可以主动迎合鄙视链;18岁成人，所以你可以有做这一切的自由……好像这就是所谓的“直面人生”。
　　虽然这则广告已经被下架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假如连一个拥有专业团队的互联网平台自己都分不清观念的是非对错，以为这是“用陪伴者的角度，去贴近新一代消费者00后”，那么更何况接收这类信息的众多青少年和儿童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00/10后已经逐渐进入到大众观察的视野之中，相比于前一代刚刚迈入“社交时代”，00/10后已经成为真正在数字全包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而这个过程中，他们势必将经历比前一代更加残酷和复杂的成长环境。

00/10后，第一批“数字童年”

　　多亏了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今天一个年轻人的大脑所接收的信息，已经可以远超从前一个80岁老人生平所经历的全部信息，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而今天接触互联网的年龄，还在不断幼龄化。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数字时代的儿童》指出，全世界上网人口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占据了三分之一。
　　以中国为例，另一份Wavemaker于今年2月发布的《数字时代的中国孩童白皮书》显示，中国当下6-15岁的孩童，多达1.6亿，他们开始使用电脑的平均年龄为7.8岁，开始使用智能手机的平均年龄为7.3岁，大部分在9岁以前都已接触各种设备、电子游戏、社交媒体。可以说，这1.6亿人口，是中国第一批拥有“数字童年”的群体。
　　这当然是技术不断革新的结果，但还有一部分原因，要归结到身为父母的80/90后身上。
　　首先，许多年轻的父母一开始把手机递给孩子的理由是——最簡单有效阻止小孩子哭闹的方式。
　　近年来手机、iPad已跻身最受欢迎玩具行列，相比看漫画书、电视动画片长大的父母一代，今天的儿童娱乐是量大、类多的网络视频，从动画片到不作限制划分的电视剧、电影、短视频、直播、综艺。
　　再回看80/90后上学时最“数字化”的教育，大概就是所谓人机交互的“多媒体教学”了，其实不过是用上了计算机和屏幕投影而已，但今天，数字化教育的最典型代表，是一款面向国内所有上网用户的“学习强国”App。
　　大环境如此，晋身为父母的80/90后，当然也比自己的父辈更善于利用数字技术辅助教育——无论是幼儿的睡前故事，还是儿童期的启蒙教育与益智游戏，又或者初高中的知识辅助，你永远能够在应用商店里找到一款适合的App。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正在不断深入儿童之间的友谊交流，家长与老师之间的沟通联系，学校与社会之间分享与协作。
　　那么相比童年的我们，受到如此优待的数字时代儿童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不妨再看看今天正在迸发前所未有的巨大消费潜能的儿童市场。
　　多亏了全面发展的现代科学育儿观，从兴趣班到亲子旅游，从高品质乳制品、儿童牙膏等高标准的生活所需，到提升孩子颜值和气质的新兴儿童化妆品，各方面都希望达标的80/90后父母总是非常舍得付出。
　　另一个更隐秘的原因是，数字时代下的儿童逐渐拥有了一定的财务能力——
　　因为更多的零花钱和压岁钱，也因为更便利的网购服务，他们比以往有更多的财务自由;
　　他们在饮食、学习用品、书籍、服装、娱乐消费上有更多的消费自主权，也更早具有品牌意识，比如从小就认识很多品牌，有自己喜欢的运动鞋品牌、喜欢的零食品牌。
　　他们也更早形成消费观念，许多父母会在购物时询问孩子的意见，鼓励他们参与购物决策，有意培养他们的独立和主见;许多儿童自己也已经开始注重形象，敢于接触不同领域，也能感知旅游、留学等对自己的价值与利好……
　　综合这种种迹象，如此信息多元化、教育多元化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儿童正被培养成心智早熟、被更早释放许多权利的个体、“小大人”，然而也因此，一种新型亲子矛盾已经出现。

社交一代的父母，主动成为孩子的吆喝者

　　初为人父人母的80/90后，是过渡到社交媒体的第一代，也是网络安全意识、网络隐私概念初起步的一代。这个背景下，一方面，其实父母自己对网络也没有太多防范意识;另一方面，孩子似乎成了父母在社交网络上的一种“社交货币”，也就是用来“购买”社会认同感、与他人联系感的“谈资”。
　　你可能第一反应是——“晒娃狂魔”。 　　美国有一份早在2010年的调查，当年就发现2岁孩童中，在网上留有痕迹的比例已经超过90%，甚至出生之前的胚胎宝宝，也有不少已经在网上留下了模糊的B超照。
　　虽然大多数父母是抱着和家人朋友分享的美意，但难免会有一部分父母，他们将孩子与抚养孩子这件事发布在社交网络上，更多是带着娱乐、收获点赞评论的心态，而另外还有一部分父母仅仅只是跟风——当身边的人都在这么做时，你也不大会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
　　这类心态既成为普遍，父母允许甚至鼓励儿童开设账号、自我塑造成萌娃网红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倒不是说这些行为是错的，只不过在按下发送的那一刻，有多少父母真的会考虑孩子的想法？培养早熟独立个体的父母，此时又是否真的视孩子为同等的独立个体？
　　《华盛顿邮报》上一位长期写家庭亲子话题的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描述道，圣诞节期间第一次收到笔记本电脑的女儿，在搜索母亲的名字时发现自己的所有成长经历和照片都被母亲写进文章并上传到网上，她因此很愤怒地冲进母亲房里，将新电脑摔向了母亲。
　　《The Atlantic》杂志网站上也有一篇文章，探讨“青少年用谷歌查找自己”这一行为现象，其中确实有一些十几岁的孩子，还未拥有自己的社交账号，却发现可以通过谷歌搜索到自己的大量信息，加之如今设立社交账户的学校也不在少数，一个孩子甚至可能在网上找到一篇自己三年级时在课堂上提交的署名小作文。
　　事实上，儿童成长到四岁时，就已经具有自我意识、逻辑能力，已经试着开始建立友谊、与他人进行比较，所以当儿童看到网络上的自己时，他们当然也会有具体的意识和情绪——
　　会有一部分孩子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被完全公开，他们会产生和成人一样的种种担忧;会有一部分可能并不那么抵触，但会感到不满，比如这不是他们喜欢的照片、这不是他们想让人知道的事情;还有一部分可能会认为很酷，会希望自己在网上有一个更立体的人格和形象，会就此与朋友互相展示、交流……
　　不管哪种反应，都足以表明，孩子确实应该被视作同样具有知情权和隐私权的个体，更何况今天他们也确实已经对这些权利有了更早的认知。
　　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父母正成为儿童数据滥用的一大源头，而儿童数据滥用，正是儿童网络安全隐患的根源问题之一。
　　比如从父母分享孩子的的社交状态中，获知孩子年龄、姓名、学校等信息并不难，下载、加工照片，再被网络滥用，也很容易。
　　数字时代儿童性犯罪的作案难度已降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犯罪分子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触潜在受害者……“此类犯罪的规模令人震惊，”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于尔根·施托克（Jürgen Stock）表示，“更糟糕的是，只要点击一下按键，这些图像就会通过网络分享到全球，并永远存在。每当这些图像或视频被分享、被浏览，涉及到的儿童就会受到二次伤害。”
　　父母通常担心孩子学坏，监督孩子的择友范围，嘱咐孩子不与陌生人说话，但作为保护者的父母，在网络上却很可能主动转换成了信息散布者，就好像公开吆喝自己的孩子，即使本意并非如此。
　　也许有人以为设置了隐私限制就可以隔绝掉许多危险，可是对于无孔不入的网络来说，真的要保證绝对安全，恐怕还需要再对这位“可看的朋友”进行隐私设置，谁能保证他/她的锁屏密码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呢？

儿童，最需要保护的隐形用户

　　这是否就意味着，就此禁止网络上的一切儿童信息？
　　当然不是。交流育儿经验确实可以帮助许多手足无措的新手父母，倘若没有网络，前段时间的学校食堂事件可能也不会很快引起舆论关注，许多偏远落后地区的儿童可能更难接触外界信息、得到外界及时的援助，而且心理学家还会建议，让儿童面对适度的风险，有助于他们提高适应能力和逆抗力。
　　那么我们能怎么做？最直接的第一个办法便是父母与子女约法三章。
　　一个可借鉴的案例是，一对很爱玩Twitter的父母，每次发布孩子相关信息时都会带上一个固定话题Tag，孩子就可以通过搜查这个话题Tag来监督自己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发布什么让自己难为情的东西，同时孩子有一票否决权。
　　另外，尽管数据告诉我们儿童上网比例极高，但他们其实是极难被侦测到的一批隐形用户，因为大部分儿童使用的电子设备与账号，其主体是父母而不是自己。
　　而且随着手机的不断轻量化与功能强大化，一种覆盖全球的“卧室文化”正在显现，这也意味着，儿童上网也正在变得更私密、更简单、更缺乏监督。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层面：父母与学校应当给予未成年人相关的网络安全教育;网络也应该有儿童保护机制，比如涉及到网络欺凌、儿童隐私时，平台会有相应的风险监控，并跳出警示信息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层，是相应的社会意识和健全的法律法规。2015年欧洲就出台了一则法律，叫做“遗忘权”（rights to be forgotten），即个人可以申请清除搜索引擎下的个人信息。又比如在法国，极为严格的隐私法律，甚至允许孩子将未经同意发布个人隐私信息的父母告上法庭。
　　然而即使有了法律，我们对于法律又需要额外谨慎。举一个例子：
　　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限制年龄，因为一般认为年长的孩子更具有辨识力等能力，但这种规定也就预示着——会有儿童在网络上谎报年龄（已经很普遍）;会成为潜在儿童引诱者的借口，因为他们可以声称，通过某社交网站接触的对象已满法定年龄。
　　其实又何止是保护儿童上网安全，对成年人的上网安全，也都很难有一个万全之策，我们能做的，借用UNICEF报告中的一句话，是更应该关注“他们上网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是严格限制他们应该在屏幕前花多少时间”。

《疑犯追踪》式的时代，与更沉重的“历史包袱”

　　完成上述讨论，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数字时代下，比保护儿童实际的人身安全更难的是，如何保护他/她不受到非物理层面的危害;
　　数字时代下，一个儿童或许心智早熟，但他/她将来是否能够晚成，也未可言。
　　最显而易见的是，丰富的信息和便捷的渠道也意味着，儿童更容易暴露在不健康、不适宜的内容面前，这其中包括色情、暴力、仇恨言论、种族歧视等等。
　　再深远一步，虽然强大的数字技术的确给了儿童更多元的信息环境，却未必给了他们更多元化的审美环境。
　　特别是当内容生产平台不可避免地使用內容推荐系统、开始揣测用户想看什么时，正如我们在之前的文章《我们的悲欢不相通，我们的趣味也不再相通》中所述，一个信息“回声室”将不可避免地产生——
　　我看到的观点，皆是自己观点的回声，并认为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其结果就是：一方面，信息来源愈发闭塞;另一方面，则是鄙视链的出现。
　　或许如今的青少年和儿童已具有更多维的思辨能力，但他们仍然是还未形成足够理性成熟判断力的群体，仍然是比较容易被引导的群体，当他们开始接触带有观念和价值判断的信息时，难免会有一部分信息，或者直接影响他们的行为举止，或者逃过时间和记忆的过滤，对未来的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京东00后广告的出现，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
　　此外，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天我们所身处的，已然是一个《疑犯追踪》式的数字时代——每天，每时每刻，你都正在被记录。
　　一位伦敦前市长就表示：“只要走在伦敦大街上，你就是个电影明星，对着你拍摄的摄像头数量超乎你的想象。”因为根据统计，伦敦有超过100万个闭路摄像头在随时拍摄。
　　回溯一下身边每天所经之处，街头摄像、地铁广告、商场投屏、家用电脑，到处都是“黑镜”，到处都在接收信息、输出信息。
　　我们既做不到把控孩子会接触哪些信息、遗忘哪些信息、会对哪些信息留下印象，更无法把握他们自己会在网络上留下什么信息，这些信息又会被加工成什么信息，会在哪一天突然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更简单地说，这一代儿童已经背上了比我们更沉重的“历史包袱”：
　　今天，我们生活中受到的监视比几十年前的好莱坞明星或者国家元首还要严格得多。以往揭开富人和名人的生活秘密还需要一批经验老到的调查记者或狗仔队，而在今天，我们对什么人说了些什么、我们有什么观点等等内容却都能轻而易举地受到细致的监视并被分享。
　　今天的儿童和青少年所肩负的“历史包袱”常常超出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想象。虽然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摆脱早年生活、爱情、工作、思想、行为、评论和所犯错误所遗留的影响，但今天的孩子们身处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一条愚蠢的评论可能会导致长达数十年的蔑视和网络欺凌。某个愚蠢的行为可能在几十年后，还被当局、选民或雇主详细审查。
　　如此看来，除却父母的有心栽培，数字大环境似乎也向儿童提出了“心智更早成熟”的沉重要求，他们终将更早地为自己的言行，乃至网上的一句玩笑话负责。
　　（摘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