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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从1918年10月开始，至次年3月，因母亲病重而离职归湘。在北大图书馆的近半年时光，他读了很多书刊，接触了很多人和事，这个过程和印象，一直深植于他的记忆之中，成为他一生中极为珍贵的一段经历。
进入北大图书馆
到了北京后，毛泽东忙碌着奔波着，几经联系，才落实好勤工俭学事宜。杨先生（杨昌济）希望毛泽东最好能在北大继续读书，可毛泽东却没有报考北大预科，其间不乏经济的原因，亦不排除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相关。这里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教育部规定，中等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先工作几年后才能报考大学。据萧子升回忆，由于“蔡（元培）校长帮忙的缘故”，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他说：“毛泽东对蔡孑民校长一直非常感激，写给他的每封信都以‘蔡夫子大人’开头。他认为自己是蔡校长的学生，永远对蔡校长表示尊敬。”
因工作关系，毛泽东阅读各种新出版的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他的顶头上司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最为直接。
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
和邵飘萍交往
毛泽东在北大时，和邵飘萍、梁漱溟都有过一段交往。他听过邵飘萍、梁漱溟的课，交往的时间颇长；在谈起北大往事时，他曾深情地说过，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18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和新闻编译社，并在北大讲授新闻学。当时，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是会员之一，邵飘萍常到学会讲课，传授办报的业务知识。毛泽东除了课堂上听邵先生讲课外，还常去邵先生家讨教。邵飘萍夫人回忆：“那时，毛主席是北大职员，平易近人，到我家里来，很有礼貌，叫飘萍为先生，叫俺邵师娘。”
后来，毛泽东回长沙创办《湘江评论》，邵飘萍所传授的知识，给了他不少的帮助。毛泽东也因《湘江评论》而声名鹊起，登上中国革命的舞台。毛泽东对邵飘萍的半年授课之恩，一直怀念在心。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父子杀害。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惋惜。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他对这段短暂的师生关系极为珍惜，就是到了晚年，他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零距离接触陈独秀，当然是在北大。他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1920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上海，他特意又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后来道不同，但是毛泽东就个人情感上，一直没有忘记陈独秀。
1942年3月30日，也就是陈独秀逝世前两个月，他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三年后，毛泽东再论陈独秀，他说陈独秀虽然“有些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除了向北大老师们讨教，毛泽东还总想利用工作关系，多结交几个大学生。可事与愿违。毛泽东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件事当然使毛泽东刻骨铭心，他所说的“不把我当人看待”当有言过其实之处，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那就是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大多数”也免不了有轻视劳动者的毛病，这些“天之骄子”怎能俯身与一名普通的图书馆助理员，一个月只有八块大洋的普通劳动者“交谈政治和文化”呢？况且，对方所讲的又是难以听懂的“南方土话”。毛泽东离开北京之后，急景流年，北大学生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年那个讲“南方土话”的图书馆助理员，二十多年后，竟会在西北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乃至在1949年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5年7月1日，抗战胜利在即，傅斯年作为六名国民参政员之一乘飞机访问延安。随后，毛泽东单独安排时间，与傅斯年彻夜长谈。同当年北大相比，时间和场景都有了转换，可毛泽东依然不失他乡遇故知的情怀和礼贤学人的雅量。谈话中，自然谈到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谈到傅斯年等“五四”运动风云人物。听到谈及自己，傅斯年谦逊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谈话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5日，毛澤东给傅斯年写了封信，上写道：“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这便是章碣的《焚书坑》，毛泽东以条幅形式书写（其中原诗中的“冷”字写成“烬”字），赠予傅斯年。毛书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为什么给傅斯年书写《焚书坑》，时下有着很多种解读。笔者以为毛泽东之所以书写这首唐诗，是针对傅斯年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而抒发，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回应，其间含有自谦自况之意，即与傅相比，自己不是读书太多的知识分子。不过，抑或有别的什么寓意，已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摘自《名人传记》）
进入北大图书馆
到了北京后，毛泽东忙碌着奔波着，几经联系，才落实好勤工俭学事宜。杨先生（杨昌济）希望毛泽东最好能在北大继续读书，可毛泽东却没有报考北大预科，其间不乏经济的原因，亦不排除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相关。这里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教育部规定，中等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先工作几年后才能报考大学。据萧子升回忆，由于“蔡（元培）校长帮忙的缘故”，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他说：“毛泽东对蔡孑民校长一直非常感激，写给他的每封信都以‘蔡夫子大人’开头。他认为自己是蔡校长的学生，永远对蔡校长表示尊敬。”
因工作关系，毛泽东阅读各种新出版的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他的顶头上司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最为直接。
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
和邵飘萍交往
毛泽东在北大时，和邵飘萍、梁漱溟都有过一段交往。他听过邵飘萍、梁漱溟的课，交往的时间颇长；在谈起北大往事时，他曾深情地说过，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18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和新闻编译社，并在北大讲授新闻学。当时，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是会员之一，邵飘萍常到学会讲课，传授办报的业务知识。毛泽东除了课堂上听邵先生讲课外，还常去邵先生家讨教。邵飘萍夫人回忆：“那时，毛主席是北大职员，平易近人，到我家里来，很有礼貌，叫飘萍为先生，叫俺邵师娘。”
后来，毛泽东回长沙创办《湘江评论》，邵飘萍所传授的知识，给了他不少的帮助。毛泽东也因《湘江评论》而声名鹊起，登上中国革命的舞台。毛泽东对邵飘萍的半年授课之恩，一直怀念在心。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父子杀害。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惋惜。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他对这段短暂的师生关系极为珍惜，就是到了晚年，他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零距离接触陈独秀，当然是在北大。他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1920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上海，他特意又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后来道不同，但是毛泽东就个人情感上，一直没有忘记陈独秀。
1942年3月30日，也就是陈独秀逝世前两个月，他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三年后，毛泽东再论陈独秀，他说陈独秀虽然“有些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除了向北大老师们讨教，毛泽东还总想利用工作关系，多结交几个大学生。可事与愿违。毛泽东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件事当然使毛泽东刻骨铭心，他所说的“不把我当人看待”当有言过其实之处，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那就是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大多数”也免不了有轻视劳动者的毛病，这些“天之骄子”怎能俯身与一名普通的图书馆助理员，一个月只有八块大洋的普通劳动者“交谈政治和文化”呢？况且，对方所讲的又是难以听懂的“南方土话”。毛泽东离开北京之后，急景流年，北大学生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年那个讲“南方土话”的图书馆助理员，二十多年后，竟会在西北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乃至在1949年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5年7月1日，抗战胜利在即，傅斯年作为六名国民参政员之一乘飞机访问延安。随后，毛泽东单独安排时间，与傅斯年彻夜长谈。同当年北大相比，时间和场景都有了转换，可毛泽东依然不失他乡遇故知的情怀和礼贤学人的雅量。谈话中，自然谈到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谈到傅斯年等“五四”运动风云人物。听到谈及自己，傅斯年谦逊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谈话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5日，毛澤东给傅斯年写了封信，上写道：“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这便是章碣的《焚书坑》，毛泽东以条幅形式书写（其中原诗中的“冷”字写成“烬”字），赠予傅斯年。毛书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为什么给傅斯年书写《焚书坑》，时下有着很多种解读。笔者以为毛泽东之所以书写这首唐诗，是针对傅斯年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而抒发，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回应，其间含有自谦自况之意，即与傅相比，自己不是读书太多的知识分子。不过，抑或有别的什么寓意，已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摘自《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