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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抗日救国会“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君子，新中国司法部部长，和邓颖超是朋友，和宋氏三姐妹是闺密，并主持落实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一般来说，她的标配人生应该是系出名门，常年混迹于上流社会，出于统战目的，被安排为部长，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然而并不是这样。史良用一生的时间，讲述着一个词：靠自己。
1900年，史良生于江南小城江苏常州。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前清进士，但是由于她父亲反对科举，始终没有参加考试，更没有官做，所以全家的生活很是清苦，全靠父亲教书得来的微薄薪金来维持，以致全家人经常吃不饱饭，几个孩子经常生病，并且没钱医治。在这种情况下，史良的二姐死于浮肿病，三姐死于肺病，七妹死于肿瘤。
家门的不幸，让史良从小就发愤图强。她拼命地读书、学习，把祖辈留下来的古书，例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都熟读了一遍。她不知道读这些书有什么用，但她知道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努力没有白费，她终于在14岁那年考上了江苏武进县女子师范附小。
她回忆道：我所有的求学时光，可以说是一个死用功读书的学生了。那股用功劲是没法形容的，心里只有书本，其他什么也不留意。我有整整14年没有间断过一天写日记，那上面有我详细的用功经过。
史良小时候，父亲经常给她讲历史故事，屈原、文天祥、史可法等。他们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了她。
当“五四”运动的大潮席卷全国时，史良也积极参与，并以出色的组织能力和犀利的口才，博得了同学们的信任，被选举为全县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武进女子师范学生会会长。在这场学生运动中，史良带领同学们发起了罢课。接着，她又把同学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许多宣传队，分别到农村、工厂进行宣传，进行抵制日货的运动。这件事情闹得很大，惹怒了县里的一班老爷们。他们联合常州县的一些士绅密谋制定了扼杀学生运动的办法：停办中学。
史良看到“停办令”三个字，愤怒地一把撕下来去找校长评理。校长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劝业所（即教育局）决定的。”同学们群情鼎沸，浩浩荡荡地找到了劝业所，所长害怕了，推脱说：“这是县衙决定的。”史良等人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立刻掉头来到县衙。
县衙的爪牙手持大刀要抓学生，史良说：“你们要抓就抓吧，我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说完以后，她就带领大家冲进县衙。在强大的学生队伍面前，县衙终于收回了停办学校的命令。
漫长的18年里，史良除了读书，就是参与社会运动。读书是她能够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参与社会运动是她喜欢并且热爱的事业。她把这两件事都做到了极致。后来，她能够加入民盟，并成为国家重要人物，也就是必然了。
从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后，史良在老师董康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董康是史良踏上律师道路的重要贵人。他很喜欢史良，不仅因为两家是世交，还因为史良口才好，人聪敏，记忆力很强，还脚踏实地。董康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重点培养史良。
她接的第一个案子，是一桩民事纠纷。一家大公司倒闭了，债权人很多。在法院判决该公司破产以后，所有的债权人都希望自己的债款得到偿还。究竟应该按什么顺序进行偿还呢？她援引国民政府民法第五一二条，指出土地是工商业活动的基础，兴业如此，破产赔偿也应如此。结果，官司大获全胜，史良得到500大洋的报酬。当史良把这500大洋送到母亲面前时，母亲含着眼泪说：
“女儿可以为家庭分忧了。”
不过做律师并不像表面那样风光。史良回忆说：“在我律师生涯的20年间，亲眼看见黑暗势力的魔掌，不断伸向善良的人。而我的使命就是通过复杂的法律条文结构，去为受苦受难的人申诉冤屈。”
靠着这份信念，她利用律师的身份帮助了太多的人。1933年，她就营救了5个重要人物：艾芜、熊瑾玎、贺龙家属、邓中夏、任白戈。可惜的是，最后邓中夏还是被杀害了。这件事情对她造成很大冲击。她明白，靠当时的国民统治者救国，根本不可能。
1936年，日本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宋庆龄、沈钧儒、史良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当时，救国运动在上海声势浩大，以至于本来就采取敌视的国民政府，竟然进行镇压。首当其冲的便是七君子：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在没有任何罪状的情况下，七君子被捕入狱。
即使身处监狱，史良除了读法律、哲学方面的书之外，还义不容辞地帮助狱中女犯，教她们读书写字。她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困境中，就可以被困境随意摆弄，反而乐观地面对困境。
在他们被关押期间，举国上下无一不讨论着这件事。法庭的两次开审，七君子与审判长斗智斗勇。国内其他爱国人士也不断为他们发声。
在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爱国人士的营救下，七君子正式出狱。他们七个多月的监狱生活，终于落下帷幕。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首位部长。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婚姻法》。在此之前，中国女性的婚姻状况极为糟糕。女性无法自立，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甚至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都没有。尤其是一些地方，竟然不准妇女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嫁给光棍，女性最基本的婚姻自主完全没有。于是，她和毛泽东主席商量，出台《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并要求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
在她的努力下，中国女性冲破传统的封建制度，有了婚姻自由的权利。中国女性终于不再仰人鼻息，有了爱与被爱的权利。
新中国的女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些職位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经济利益，甚至她所有的首饰加在一起，都没有超过3000元。可是，她向人们证明，世间有一种奋斗是靠自己。自信、勇敢、努力，史良把这几个词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越努力，越幸运。
编辑/羽川
然而并不是这样。史良用一生的时间，讲述着一个词：靠自己。
1900年，史良生于江南小城江苏常州。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前清进士，但是由于她父亲反对科举，始终没有参加考试，更没有官做，所以全家的生活很是清苦，全靠父亲教书得来的微薄薪金来维持，以致全家人经常吃不饱饭，几个孩子经常生病，并且没钱医治。在这种情况下，史良的二姐死于浮肿病，三姐死于肺病，七妹死于肿瘤。
家门的不幸，让史良从小就发愤图强。她拼命地读书、学习，把祖辈留下来的古书，例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都熟读了一遍。她不知道读这些书有什么用，但她知道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努力没有白费，她终于在14岁那年考上了江苏武进县女子师范附小。
她回忆道：我所有的求学时光，可以说是一个死用功读书的学生了。那股用功劲是没法形容的，心里只有书本，其他什么也不留意。我有整整14年没有间断过一天写日记，那上面有我详细的用功经过。
史良小时候，父亲经常给她讲历史故事，屈原、文天祥、史可法等。他们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了她。
当“五四”运动的大潮席卷全国时，史良也积极参与，并以出色的组织能力和犀利的口才，博得了同学们的信任，被选举为全县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武进女子师范学生会会长。在这场学生运动中，史良带领同学们发起了罢课。接着，她又把同学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许多宣传队，分别到农村、工厂进行宣传，进行抵制日货的运动。这件事情闹得很大，惹怒了县里的一班老爷们。他们联合常州县的一些士绅密谋制定了扼杀学生运动的办法：停办中学。
史良看到“停办令”三个字，愤怒地一把撕下来去找校长评理。校长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劝业所（即教育局）决定的。”同学们群情鼎沸，浩浩荡荡地找到了劝业所，所长害怕了，推脱说：“这是县衙决定的。”史良等人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立刻掉头来到县衙。
县衙的爪牙手持大刀要抓学生，史良说：“你们要抓就抓吧，我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说完以后，她就带领大家冲进县衙。在强大的学生队伍面前，县衙终于收回了停办学校的命令。
漫长的18年里，史良除了读书，就是参与社会运动。读书是她能够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参与社会运动是她喜欢并且热爱的事业。她把这两件事都做到了极致。后来，她能够加入民盟，并成为国家重要人物，也就是必然了。
从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后，史良在老师董康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董康是史良踏上律师道路的重要贵人。他很喜欢史良，不仅因为两家是世交，还因为史良口才好，人聪敏，记忆力很强，还脚踏实地。董康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重点培养史良。
她接的第一个案子，是一桩民事纠纷。一家大公司倒闭了，债权人很多。在法院判决该公司破产以后，所有的债权人都希望自己的债款得到偿还。究竟应该按什么顺序进行偿还呢？她援引国民政府民法第五一二条，指出土地是工商业活动的基础，兴业如此，破产赔偿也应如此。结果，官司大获全胜，史良得到500大洋的报酬。当史良把这500大洋送到母亲面前时，母亲含着眼泪说：
“女儿可以为家庭分忧了。”
不过做律师并不像表面那样风光。史良回忆说：“在我律师生涯的20年间，亲眼看见黑暗势力的魔掌，不断伸向善良的人。而我的使命就是通过复杂的法律条文结构，去为受苦受难的人申诉冤屈。”
靠着这份信念，她利用律师的身份帮助了太多的人。1933年，她就营救了5个重要人物：艾芜、熊瑾玎、贺龙家属、邓中夏、任白戈。可惜的是，最后邓中夏还是被杀害了。这件事情对她造成很大冲击。她明白，靠当时的国民统治者救国，根本不可能。
1936年，日本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宋庆龄、沈钧儒、史良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当时，救国运动在上海声势浩大，以至于本来就采取敌视的国民政府，竟然进行镇压。首当其冲的便是七君子：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在没有任何罪状的情况下，七君子被捕入狱。
即使身处监狱，史良除了读法律、哲学方面的书之外，还义不容辞地帮助狱中女犯，教她们读书写字。她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困境中，就可以被困境随意摆弄，反而乐观地面对困境。
在他们被关押期间，举国上下无一不讨论着这件事。法庭的两次开审，七君子与审判长斗智斗勇。国内其他爱国人士也不断为他们发声。
在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爱国人士的营救下，七君子正式出狱。他们七个多月的监狱生活，终于落下帷幕。
新中国成立后，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首位部长。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婚姻法》。在此之前，中国女性的婚姻状况极为糟糕。女性无法自立，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甚至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都没有。尤其是一些地方，竟然不准妇女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嫁给光棍，女性最基本的婚姻自主完全没有。于是，她和毛泽东主席商量，出台《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并要求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
在她的努力下，中国女性冲破传统的封建制度，有了婚姻自由的权利。中国女性终于不再仰人鼻息，有了爱与被爱的权利。
新中国的女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些職位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经济利益，甚至她所有的首饰加在一起，都没有超过3000元。可是，她向人们证明，世间有一种奋斗是靠自己。自信、勇敢、努力，史良把这几个词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越努力，越幸运。
编辑/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