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则新闻引人关注。一是“百香果女孩遇害案”再审宣判，经历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缓刑引发巨大争议后，法院再度改判死刑;二是刑法修正案（十一）表决通过，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岁。两则新闻都展现出法律的严厉，但似乎有矛盾。前者加重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体现对弱者的保护;后者加重对部分未成年罪犯的惩戒，似乎降低了对弱者的保护。
　　“矛盾”只是表象，其背后深层次逻辑仍是一致的，即如何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未成年人。
　　“百香果女孩遇害案”改判的意义不必多说。在同一天，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贺荣谈道，“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不得適用缓刑，一般不得假释”“该判处重刑乃至死刑要坚决依法判处”。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指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不容乐观，性侵害、暴力伤害未成年人，成年人拉拢、诱迫未成年人参与黑恶犯罪等问题相对突出。“百香果女孩遇害案”“王振华猥亵女童案”等个案更刺痛了公众神经。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加大打击、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力度，可以预见，也势在必行。
　　刑法修正案对最低刑责年龄的下调，背后考量和意义更为复杂。一方面，随着少年儿童身心发育不断提前，一些低龄未成年人对自身行为已具备较强认知能力，适当降低刑责年龄，能够对“小恶魔”形成有力震慑，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降低了对这部分未成年人的保护;另一方面，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犯罪，受害者往往是更小的孩子，比如震惊舆论的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案。所以，降低刑责年龄实际是在保护那些年龄更小的受害者。
　　从法律制度层面看，我们也不能把“下调刑责年龄”等同于“法律对未成年人更严苛了”。过去，我国刑事责任年龄采取“三阶段制”，即14岁以下不负刑责，14至16岁只对少数极端暴力犯罪负刑责，16岁以上完全负刑责。而随着最低刑责年龄下调至12岁，相当于将原来的“三阶段制”变为“四阶段制”，即增加12至14岁年龄段，明确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且造成相应严重后果的，也要负刑责。这一改变，可以看作是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细化和完善，在惩戒与保护之间达至新的平衡。其背后的根本逻辑，还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
　　不管未成年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都是一种悲剧。所以我国制定了两部专门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者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共同筑起守护未成年人的堤坝。
　　过去，舆论关注的多是未成年人受侵害问题，而近些年来，少年犯的问题则更多成为焦点。电影《少年的你》、电视剧《隐秘的角落》走红，很大程度反映的就是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思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单靠法律条文远远不够，甚至法律也不见得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才是抑制“反社会人格”的最佳途径，也是对未成年人更大更长远的保护。
　　未成年人保护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的教育、文化、法律系统，我们的婚姻家庭制度、社会保障政策等，每一位父母、老师，都是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主体。我们都不能成为旁观者，必须积极行动，帮助他们形成健全人格和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