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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楚荷，是在2000年。那时，我还是湘潭市文联主席。
那天，组联部聂鑫汉到了我办公室，对我说，一位业余作者拿着两本自己写的书来了，问我是不是见一下。接过递到手头的书，一看，是三峡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长篇小说丛书，厚的一本是《梦里春秋》，薄的是《棋王》。我浏了一眼作者的名字：楚荷。
难得！我心里一阵高兴。
这些年来，湘潭文艺界最强的是美术界了。他们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在省内各地州市中一直稳坐头把交椅。而弱项恰恰是文学。现在冒出个能一下子出两部长篇的作者，怎能不见呢！我二话没说，去了组联部。
组联部满屋烟雾缭绕，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正埋头抽烟，那烟缸里已有好些个烟头了。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好一个烟鬼，与我有一比。见有人进来，他抬起了头，一张似方还圆的脸有些憔悴，额头倒挺高宽，不大的眼里，清晰地显着条条血丝，看来是个经常熬夜的角色。见鑫汉急忙去开窗户，他赶紧拭黑了烟，歉意地笑了笑，露出有些焦黄的牙，那是该死的烟薰的。鑫汉向他介绍了我的身份，他很平静坦然地伸手与我一握便松开了，全然没有一般人见到领导时那种特殊的表情。不知怎的，我一下对他有了一种知音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平日里见到领导也是这样，都是人，没有觉得对方比我高贵。随后，他又坦然地作了自我介绍：我叫谭进军，是市自来水厂的工人，楚荷是我的笔名，但我不是作协会员，哪一级都不是，今天带这些书来，是想请你们发给市里的作家看看，并请帮忙搜集一下意见，为我下一步写作提供一些帮助。冲着他的那分坦然，那分不卑不亢和直率，我爽快地答应了。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我了解了他的大致情况：高中毕业差几分没能进大学，只好进技校，毕业后在电机厂当了翻砂工。三年后，调到了湘潭自来水公司三水厂。1989年在《湖南文学》上发过短篇小说后，又陆续发过一些作品。1992年停笔。他说是写作不赚钱，他想发财，就没写了，就做生意去了。谁知道，他做了几年生意，亏得一塌糊涂，只得不做发财梦了。直到1997年，又开始动笔，便写下了眼下这两本书。
我想更深地了解他，在我不断地提问下，他毫无保留，一一作了回答。言语机智而生动，即便是谈到自己或人间的一些苦难和不公时，也常常用的是诙谐和调侃的口吻，引人发笑之余，是更多的是思索。我当时想，他的行文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风格呢？
接连两天，我一口气将他的两本书看完了，总的感觉不错，看他的书，犹如听他谈话一样，让人愉悦又启人追究。尤其是《梦里春秋》中，有多处，可见他本人经历的影子。从主人公所处的家庭状况、社会环境和面对的各式人物的具体描写中，反映出作者是在对人性和良知进行探究和思考。尽管有些地方还略显稚嫩，但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其探索是宝贵的。
于是我和鑫汉商量，决定为他这两本书开一个研讨会。研讨会开得比较成功。从那以后，楚荷与我成了朋友。
研讨会后不久，我从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与我的来往更密切了。有一天他请人写了幅字给我，说是他送给我的诗。我很喜欢那诗前面写的一段话：“阴错阳差，先生居然为官。今阴不错阳不差，先生复为民，无须清溪洗耳，楚荷以为可喜可贺，故作诗贺之。”由此可知，他对官多少还是有些戒心的——甚至在诗里还有这样的话：“歧路官家身”——说我做官，是走上了歧路。殊不知，我曾被压得一塌糊涂，何曾想到居然会做官呢。
如果说他对官有些许戒心，但是对社会底层的人却很随和。尤其是工人，特别是下了岗的工人。他自己就是工人，他的老婆就是下了岗的，又住在纱厂旁边，耳闻目睹那些下岗工人在强权下的窘境，他自然充满了同情。他自己本身就是穷人，经济上帮不了下岗工人多少忙，但在精神和舆论上，却不惜为他们大声疾呼。我想这也许是他能写出长篇小说《苦楝树》《工厂工会》等作品的缘由吧。目的只有一个：让工人兄弟的日子好起来。
他结交的人很杂，除开工人、农民外，也有学者、文艺家、教授、官员，还有街边小混混、吸毒者、劳改释放犯。记得他有次拿出一卷香烟包皮纸给我看，上边密密麻麻写着字，他说这是一个监狱犯人写的情书，坐牢时递不出去，只好积攒起来。知道他是搞写作的，便送给了他。我还记得他为了写《 边缘人生 》，曾经找好几个“三陪女”谈过话。甚至有一次他问我敢不敢去见一个黑社会的大哥，说那“大哥”会到他家喝酒扯谈。兴许正是有了这些五光十色积累的底气，他才敢有动手开写《四兄弟》和《狗崽王三》的勇气。
他写得很认真，当然也很辛苦。一部长篇，白天黑夜写上一两个月，人瘦了，眼眍了，恶心得直吐清水。然而常常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些作品不能面世。如《四兄弟》，不知改了多少次了，还是因为某些原因通不过。这是一部以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当今社会为背景，以人性和良知演变为内涵的作品。他说他不会放弃，说他相信，终归总有一天要和世人见面。与他相比，我就懒得无边了。不得不由衷地钦佩他。
他喜读古文，常常用文言写些小玩意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还说哪天要用文言写篇长点的小说给我看。
我退休了，许多人依然叫我孙主席。我不喜欢。已经是老百姓了，还称什么主席！他与众人不同，称我为孙公。我想，除了尊称之外，大约还有一层意思：既是孙子又是爷爷，两头都兼了，合中庸之道，也就认了这个称呼。
他是个烟鬼，还嗜酒如命。有次，一位也写点作品的领导，找他为自己的文章写评论。他说：如果给我一百瓶“邵胡子”，就写。那领导居然照办了。事后他为自己这恶作剧窃喜不已。我笑他做法太俗。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本来就是一个俗人。
他写过一首自题的小诗，我就以他这首自题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河岳育正气，悲天悯人心，
天赋莲花骨，横眉对优伶。
那天，组联部聂鑫汉到了我办公室，对我说，一位业余作者拿着两本自己写的书来了，问我是不是见一下。接过递到手头的书，一看，是三峡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长篇小说丛书，厚的一本是《梦里春秋》，薄的是《棋王》。我浏了一眼作者的名字：楚荷。
难得！我心里一阵高兴。
这些年来，湘潭文艺界最强的是美术界了。他们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在省内各地州市中一直稳坐头把交椅。而弱项恰恰是文学。现在冒出个能一下子出两部长篇的作者，怎能不见呢！我二话没说，去了组联部。
组联部满屋烟雾缭绕，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正埋头抽烟，那烟缸里已有好些个烟头了。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好一个烟鬼，与我有一比。见有人进来，他抬起了头，一张似方还圆的脸有些憔悴，额头倒挺高宽，不大的眼里，清晰地显着条条血丝，看来是个经常熬夜的角色。见鑫汉急忙去开窗户，他赶紧拭黑了烟，歉意地笑了笑，露出有些焦黄的牙，那是该死的烟薰的。鑫汉向他介绍了我的身份，他很平静坦然地伸手与我一握便松开了，全然没有一般人见到领导时那种特殊的表情。不知怎的，我一下对他有了一种知音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平日里见到领导也是这样，都是人，没有觉得对方比我高贵。随后，他又坦然地作了自我介绍：我叫谭进军，是市自来水厂的工人，楚荷是我的笔名，但我不是作协会员，哪一级都不是，今天带这些书来，是想请你们发给市里的作家看看，并请帮忙搜集一下意见，为我下一步写作提供一些帮助。冲着他的那分坦然，那分不卑不亢和直率，我爽快地答应了。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我了解了他的大致情况：高中毕业差几分没能进大学，只好进技校，毕业后在电机厂当了翻砂工。三年后，调到了湘潭自来水公司三水厂。1989年在《湖南文学》上发过短篇小说后，又陆续发过一些作品。1992年停笔。他说是写作不赚钱，他想发财，就没写了，就做生意去了。谁知道，他做了几年生意，亏得一塌糊涂，只得不做发财梦了。直到1997年，又开始动笔，便写下了眼下这两本书。
我想更深地了解他，在我不断地提问下，他毫无保留，一一作了回答。言语机智而生动，即便是谈到自己或人间的一些苦难和不公时，也常常用的是诙谐和调侃的口吻，引人发笑之余，是更多的是思索。我当时想，他的行文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风格呢？
接连两天，我一口气将他的两本书看完了，总的感觉不错，看他的书，犹如听他谈话一样，让人愉悦又启人追究。尤其是《梦里春秋》中，有多处，可见他本人经历的影子。从主人公所处的家庭状况、社会环境和面对的各式人物的具体描写中，反映出作者是在对人性和良知进行探究和思考。尽管有些地方还略显稚嫩，但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其探索是宝贵的。
于是我和鑫汉商量，决定为他这两本书开一个研讨会。研讨会开得比较成功。从那以后，楚荷与我成了朋友。
研讨会后不久，我从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与我的来往更密切了。有一天他请人写了幅字给我，说是他送给我的诗。我很喜欢那诗前面写的一段话：“阴错阳差，先生居然为官。今阴不错阳不差，先生复为民，无须清溪洗耳，楚荷以为可喜可贺，故作诗贺之。”由此可知，他对官多少还是有些戒心的——甚至在诗里还有这样的话：“歧路官家身”——说我做官，是走上了歧路。殊不知，我曾被压得一塌糊涂，何曾想到居然会做官呢。
如果说他对官有些许戒心，但是对社会底层的人却很随和。尤其是工人，特别是下了岗的工人。他自己就是工人，他的老婆就是下了岗的，又住在纱厂旁边，耳闻目睹那些下岗工人在强权下的窘境，他自然充满了同情。他自己本身就是穷人，经济上帮不了下岗工人多少忙，但在精神和舆论上，却不惜为他们大声疾呼。我想这也许是他能写出长篇小说《苦楝树》《工厂工会》等作品的缘由吧。目的只有一个：让工人兄弟的日子好起来。
他结交的人很杂，除开工人、农民外，也有学者、文艺家、教授、官员，还有街边小混混、吸毒者、劳改释放犯。记得他有次拿出一卷香烟包皮纸给我看，上边密密麻麻写着字，他说这是一个监狱犯人写的情书，坐牢时递不出去，只好积攒起来。知道他是搞写作的，便送给了他。我还记得他为了写《 边缘人生 》，曾经找好几个“三陪女”谈过话。甚至有一次他问我敢不敢去见一个黑社会的大哥，说那“大哥”会到他家喝酒扯谈。兴许正是有了这些五光十色积累的底气，他才敢有动手开写《四兄弟》和《狗崽王三》的勇气。
他写得很认真，当然也很辛苦。一部长篇，白天黑夜写上一两个月，人瘦了，眼眍了，恶心得直吐清水。然而常常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些作品不能面世。如《四兄弟》，不知改了多少次了，还是因为某些原因通不过。这是一部以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当今社会为背景，以人性和良知演变为内涵的作品。他说他不会放弃，说他相信，终归总有一天要和世人见面。与他相比，我就懒得无边了。不得不由衷地钦佩他。
他喜读古文，常常用文言写些小玩意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还说哪天要用文言写篇长点的小说给我看。
我退休了，许多人依然叫我孙主席。我不喜欢。已经是老百姓了，还称什么主席！他与众人不同，称我为孙公。我想，除了尊称之外，大约还有一层意思：既是孙子又是爷爷，两头都兼了，合中庸之道，也就认了这个称呼。
他是个烟鬼，还嗜酒如命。有次，一位也写点作品的领导，找他为自己的文章写评论。他说：如果给我一百瓶“邵胡子”，就写。那领导居然照办了。事后他为自己这恶作剧窃喜不已。我笑他做法太俗。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本来就是一个俗人。
他写过一首自题的小诗，我就以他这首自题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河岳育正气，悲天悯人心，
天赋莲花骨，横眉对优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