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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基于意象对话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对武器意象投射测验（简称“武器测验”）进行了测量学评估，并探索该测验在人际冲突干预中的应用。研究一考察测验的信度和效度，结果表明武器测验具有较好的项目区分度，间隔两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60，与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和成熟型防御机制的相关分别为0.18、-0.18，与言语攻击、愤怒、敌意的相关在0.15～0.21之间。研究二采用重复测量设计，围绕武器意象对干预组的30名被试实施了1个月的短程团体干预，而控制组不接受干预。结果发现，干预组被试由人际冲突引起的躯体反应和关系受损程度得到削弱，不良生理症状和消极情绪减少，武器测验得分降低，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和消极应对方式减少，而控制组无显著变化。这些结果表明，武器测验可用于测量人际冲突应对模式，围绕武器意象实施短程干预，可有效地改善人际冲突状况，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
关键词人际冲突应对;防御机制;武器意象;投射测验;短程干预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6.004
武器意象本身负载着心理能量，借助象征意义的深层互动，它不仅可以表达个体的心理现实，还可以帮助改善其心理现实。运用意象对话心理疗法的操作原则对武器意象进行干预时，重点在于促进个体的自我觉察，引导释放愤怒等消极情绪，促成建设性的应对方式（苑媛， 2018）。这样的干预方式直接作用于潜意识，所以会更加深入，并由此触发外在行为表现的改变。这意味着，如果针对武器意象的干预是有效的，那么在实施干预后可能观测到武器意象的改變，个体防御机制和应对方式的改善，以及与之相关的身心状态的变化。
改善人际冲突应对模式对于每个人都有重要意义， 由于环境和角色的要求， 通过干预提升特定群体应对人际冲突的能力更加必要。研究发现，教师群体在人际冲突发生时的不良应对将损害校园氛围以及学生的学业表现 （Zurlo， Vallone， DellAquila， & Marocco， 2020）， 还会带来自身的职业枯竭（Rodríguez-Mantilla & Fernández-Díaz， 2017），恰当地处理冲突被认为是教师的重要职责，通过干预提升教师群体应对冲突的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而人际冲突干预总的来说有两种路径，一是改变交流体系、奖励机制等组织特征，二是转变个体的态度、思维、价值观等（Rahim， 1985）。已有研究对于组织制度的探讨较多，聚焦个体干预效果的研究较少，且相关研究集中在对于人际冲突影响因素的探讨以及即时或短期干预效果验证上。比如，Rodriguez等（2020）通过在实验条件下启动被试采用中立第三方的视角回忆人际冲突从而减少冲突带来的消极情绪;Molajafar等（2015）验证了正念训练和情绪调节训练对于降低人际冲突消极影响的作用，但也仅考察了前后测的情况。相关干预研究的效果能否持续尚待进一步检验，同时其生态效度也有待提高。有研究者强调，应将研究情境扩展到日常生活中，运用日记任务等追踪范式考察个体内的动态变化，以提高生态效度（Somerfield & McCrae， 2000）。如前文所述，意象干预直接作用于潜意识，相较于针对个体认知和行为的干预而言更加深入，触发的改变更可能持久，但是其实际效果如何还需要追踪研究的佐证。基于此，本研究将以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对武器意象实施短程团体干预，追踪被试的现实人际冲突情况及其在干预前、干预中和干预后在防御机制、应对方式、身心状态等方面的变化，检验干预是否带来这些方面的改善，同时对比未接受干预的被试是否存在变化以确认干预的实际效果。
综上所述，为了回答前文提出的两个问题，本研究将通过两个子研究对武器测验进行测量学评估，并探索其在人际冲突干预研究中的应用。研究一对武器测验的测量学指标进行评估，包括项目区分度、重测信度和效标关联效度。根据武器意象的象征意义，以防御机制问卷、应对方式问卷和攻击问卷作为武器测验的效标，提出三个假设：假设1a，武器测验与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得分正相关，而与成熟型防御机制负相关;假设1b，武器测验与消极应对方式得分正相关，而与积极应对方式负相关;假设1c，武器测验与攻击性、愤怒和敌意呈正相关关系。研究二针对武器意象进行短程团体干预，追踪接受干预的个体在武器意象、防御机制、应对方式、身心状态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与未接受干预的被试进行比较。如果围绕武器意象实施的干预有效，那么在接受干预后，人际冲突的消极影响（包括相关的消极情绪、躯体反应和关系受损度）将得到削弱（假设2a），个体的恶劣心境和生理症状也随之显著改善（假设2b）。同时，受干预个体的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和消极应对方式将减少，成熟型防御机制和积极应对方式增加，且在未接受干预的个体身上无法观察到同样的变化（假设2c）。
2研究一： 武器测验的测量学评估
2.1被试和程序
本研究在北京市三所公立小学进行，在教师中招募被试300名。其中含女性258名，男性42名，平均年龄36.01±10.03岁;学历为大专的占8.00%， 大学本科占74.33%， 硕士占12.00%， 缺失5.67%; 未婚的占29.67%， 已婚的占68.00%， 离异的占2.33%。 在表示主观经济状况的十级量尺上（1代表最低，10代表最高），被试知觉到的自身主观经济地位平均为4.04（SD=1.64）。
数据收集以集中问卷填答的方式完成，整个过程约20分钟。为了获得武器测验的重测信度，间隔2个月对其中107名教师进行了重测，调查方式与初测相同。参加重测的被试含女性91名，男性16名，平均年龄31.42岁（SD=7.24）。
2.2研究工具
武器意象投射测验。该测验是以意象对话心理疗法的“挑武器”意象技术（苑媛， 2016）为基础编制的投射测验。测验包含7个条目，分别考察武器库的房子类型、武器库的开放状态、挑选的武器类型，以及武器的用途、使用情境、使用原因与存放地点，各条目自成一维度。每个条目下根据已有研究及临床实践中出现的各类情况列出多个选项，受测者从中选择一个与自己的武器意象最相符的选项。对各条目选项的计分以专家评定的方式进行，在0～4分的范围内赋予不同分值，分数越高表示其人际冲突应对模式的心理健康度越低。同时，根据7个条目对测验的重要性，前两个与意象中的武器存放地点相关的条目被赋予的权重为1，后五个呈现武器意象特征的条目被赋予的权重为2。所有条目的加权总分即为被试在该测验上的最终得分。 防御方式问卷。采用Bond等（1983）编制的防御方式问卷（Defense Style Questionnaire）。该问卷为九级评分，采用88个条目测查24种防御机制。本研究仅考察成熟型防御机制和不成熟型防御机制两个方面，其包含的各个防御机制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为0.50～0.86。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本研究采用应对方式问卷中文版（解亚宁， 1998），包括20个条目，采用0～3的四级评分方式（分别对应“不采用、偶尔采用、有时采用和经常采用”）反映人们在应对日常生活事件时可能采取的态度和措施。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本研究中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87和0.78。
Buss-Perry 攻击问卷。本研究采用国内研究者修订的Buss-Perry 攻击问卷中文版（李献云， 费立鹏， 张亚利， 牛雅娟， 童永胜， 杨少杰， 2011）。 问卷含30个条目，划分为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敌意和自我攻击五个维度，采用五级评分量尺（1为“完全不符合”，5为“完全符合”）测查愤怒和攻击性的强度及表现。本研究中五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9～0.81之间。
2.3研究结果
2.3.1项目区分度
武器测验各条目与总分的关联为0.15～0.54 （p≤ 0.01），而大多数条目间的相关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与预期一致，各条目自成维度，彼此间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按照被试在测验上的总得分进行排序，分别将高于和低于平均分一个标准差的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两组被试在每道题上的得分均有显著差异（p<0.05），即该测验具有较好的项目区分度。
2.3.2重测信度
间隔2个月的重测结果表明，武器测验的重测信度为0.60（p<0.001），即两个月后使用武器测验对同一组被试施测，所得分数与第一次施测时所得分数的一致性系数为0.60。这表明该测验跨时间的稳定性尚可。
2.3.3效标关联效度
武器测验与防御方式问卷和攻击问卷的相关性见表1。其中，武器测验与不成熟型防御机制维度得分正相关（r=0.18， p=0.006），即在武器测验上得分越高（越不健康），不成熟型防御机制使用越多;与成熟型防御机制的关联与之相反，武器测验得分越高，成熟型防御机制使用越少（r=-0.18， p=0.004）。假设1a得到验证。
测验与攻击问卷得分存在正相关（r=0.20， p<0.001）。就具体维度而言，在武器测验上得分越高，表现出的语言攻击越多（r=0.21， p<0.001），愤怒（r=0.19， p=0.002）、 敌意（r=0.15， p=0.011）越强烈;武器意象与身体攻击边缘正相关（r=0.12， p=0.055）;与自我定向攻击维度的相关性不显著。整体而言，该结果与假设1c基本一致。
统计分析未发现武器测验与应对方式问卷有显著关联，测验与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维度的相关均不显著。假设1b未得到验证。
3研究二： 武器测验在人际冲突干预中的应用
3.1被试
研究二在北京市某公立小学实施，以保证研究过程中被试的稳定性。共招募60名教师作为研究被试（均获得知情同意并签订保密协议），含女性52人，平均年龄28.72±4.88岁。被试按性别比例随机分成干预组和控制组，干预组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团体工作坊，控制组不参加。两组仅在年龄上有显著差异（t （58）=-2.33， p=0.023），年龄在后续统计过程中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
3.2研究工具
研究二使用的工具包括武器测验、防御方式问卷、应对方式问卷，以及包括心境状态剖面图、生理症状清单和自编人际互动调查问卷在内“生活状态记录表”。其中，武器测验、防御方式问卷和应对方式问卷同研究一。防御方式問卷中，非成熟型防御机制各维度在前后测中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为0.51～0.84。成熟型防御机制中的幽默维度在前后测时的内部一致性均低于0.30，在后续计算中删除该维度，其他维度的一致性为0.60～0.86。应对方式问卷中，积极应对维度前后测的内在一致性分别为0.88、0.87，消极应对维度为0.70、0.67。在团体干预过程中，使用综合的“生活状态记录表”追踪被试的人际冲突状况及身心状态。“生活状态记录表”包括心境状态、生理健康状况和人际交往情况三个方面：
心境状态。心境状态的测量采用“心境状态剖面图”中文版（祝蓓里， 1995），该量表采用五级评分（1为“几乎没有”，5为“非常多”）考察被试一周内的恶劣心境状态。本研究使用其中紧张、愤怒和抑郁三个维度的均分作为情绪强度的衡量指标。前后测中，各维度的内在一致性为0.84～0.93。
生理健康状况。生理健康状况的测量采用科恩-霍伯曼生理症状清单（Cohen & Hoberman， 1983）。该量表包含33项常见的生理症状（如“失眠”“背痛”“腹泻”）， 本研究在使用时采用是非判断（1表示“是”，0表示“否”），被试回忆过去1周内是否出现这些症状，以加和所得的症状总数作为衡量生理健康程度的指标。该量表在前测和后测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9和0.75。
人际交往情况。借鉴相关研究的维度划分（Hahn， 2000），自编“人际互动调查问卷”，包括人际冲突基本情况（频率、冲突对象等）、应对情况（应对措施、责任归因）和影响（生理、情绪、人际受损程度）三个方面，被试通过回忆报告过去一周内的人际冲突整体情况。本研究使用的指标包括：（1）冲突次数，即一周内出现的人际冲突次数;（2）自我归因，被试认为自己对冲突的发生应承担的责任比例（0～100%）;（3）关系受损度，冲突前后双方关系的变化（0～9评分，0为“几乎没有伤害”，9为“有极大的伤害”）;（4）冲突反应，指冲突直接带来的躯体反应总数，采用是非判断（1表示“是”，0表示“否”），被试回忆冲突发生后是否出现身体反应，以加和所得的症状总数作为冲突反应指标，该维度在五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为0.60～0.73;（5）生理症状，指一周内出现的不良生理症状总数，同前文“生理健康状况”的测量，该维度在五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为0.64～0.78;（6）紧张、愤怒和抑郁情绪，即一周内的紧张、愤怒和抑郁情绪强度，同前文“心境状态”的测量，该维度在五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为0.80～0.93。 3.3研究程序
在干预实施前，完成基础资料采集，并测查人际冲突及应对模式的基线水平，包括武器测验、防御方式问卷、应对方式问卷及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学历、社会经济地位等）。在第一次干预实施当天，干预组和控制组被试均通过填写“生活状态记录表”反馈了过去一周内的心境状态、生理健康状况和人际交往情况。接下来，对干预组实施一周1次、共计4次的团体干预，每次持续2小时。团体干预以体验和互动为主要形式，主题围绕武器意象与人际冲突应对的不同方面，包括武器意象与防御机制、人际互动觉察、人格冲突化解和沟通表达演练，设计框架如表3所示。第一次干预实施前，所有被试签订了保密协议，并被告知注意事项。每次干预实施当天以及第四次干预结束一周后，被试均需反馈过去一周中个人的人际交往及身心健康状况。最后一次干预结束后的第五周，对干预组和控制组的被试实施后测，测量内容包括武器测验、防御方式问卷、应对方式问卷以及一周内的心境状态、生理健康和人际交往情况。
3.4研究结果
3.4.1干预组人际冲突及身心变化
干预组被试经历的人际冲突次数及生理、心理状况变化见表4所示。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逐一检验各项测量指标上的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除了人际冲突次数、对于冲突的责任归因以外，被试在冲突发生之后出现的躯体反应、生理状况及消极情绪均有显著变化。具体来说，干预之后人际冲突对于关系的破坏程度显著降低（F（5，145）=2.83， p=0.043， η2p=0.09）， 随之而来的躯体反应（冲突反应）显著减少（F（5，145）=2.94， p=0.033， η2p=0.09）， 出现的不良身体症状减少（F（5，145）=8.71， p<0.001， η2p=0.23）。在情绪方面， 除了抑郁情绪以外， 被试的紧张和愤怒情绪均得到了缓解（紧张： F（5，145）=6.20， p=0.001， η2p=0.18; 愤怒： F（5，145）=3.98， p=0.018， η2p=0.12）。 假设2a和2b基本得到验证。
3.4.2干预组与控制组的比较
前测与后测时，两组被试在各测量指标上的平均值及标准差见表5和表6。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方法，以年龄作为协变量，以分组（干预组、控制组）为组间变量，测量时间（前测、后测）作为组内变量，比较干预组和控制组在武器测验，防御机制和应对方式，身心健康以及人际冲突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统计分析未发现两组被试在前后测时经历的人际冲突次数以及关系受损程度存在差异。而在冲突反应上，时间和分组存在交互作用 （F（1，57）=4.78， p=0.033， η2p=0.08）， 干预组与人际冲突相关的生理症状在干预后显著减少（p<0.001）， 控制组无明显改变。 紧张、 愤怒、 抑郁三个情绪维度上均观测到了时间和分组的交互作用（紧张： F（1，57）=16.36， p<0.001， η2p=0.22;愤怒：F（1，57）=10.57， p=0.002， η2p=0.16; 抑郁： F（1，57）=5.56， p=0.022， η2p=0.09）。 分别进行简单效应分析， 发现： 干预组在后测时的紧张、 愤怒、 抑郁情绪均显著减弱（p≤ 0.001）， 而控制组无显著变化。 以生理症状总数作为衡量整体生理健康程度的指标， 在该指标上时间和分组存在交互作用（F（1，57）=13.94， p<0.001， η2p=0.20）， 后测时干预组的生理症状显著减少（p<0.001）， 未观测到控制组的显著变化。 以上结果再次验证了假设2a和2b。
武器测验得分反映出时间和分组的交互作用（F（1，57）=4.77， p=0.033， η2p=0.08），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干预组的武器测验得分经干预显著降低（p=0.001）而控制组无显著变化。
在防御机制和应对方式上，均只发现消极维度的效应。具體为，在不成熟型防御机制上，时间和分组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57）=3.91， p=0.053， η2p=0.06），干预组的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减少（p=0.001）而控制组保持不变。在消极应对方式上，测量时间和分组存在交互作用（F（1，57）=24.36， p<0.001， η2p=0.30），仅干预组的消极应对方式显著减少（p<0.001）。由此，假设2c得到了部分验证。
4讨论
本研究以意象对话心理疗法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基础，对武器测验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并探索该测验在人际冲突应对模式干预中的应用。通过实施短程团体工作坊，追踪干预过程的动态变化，检验了武器意象干预的有效性，为改善人际冲突应对模式提供了可行路径。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尝试将测量与干预有机结合，最大化发挥测量的临床价值，聚焦日常人际冲突情境提升了干预的针对性和生态效度，实现了评估与干预的一体化。
4.1武器测验的信度和效度
武器测验以意象对话心理疗法中的“挑武器”意象技术为基础编制，包含7个反映武器意象核心内容（如武器种类、使用情境等）的条目，能投射出个体应对人际冲突情境的基本模式。本研究发现，武器测验各条目均具有较好的区分度，条目与测验总分具有中低度相关，重测信度基本符合测量学要求。
作为一种投射测验，武器测验不同于标准化的自评测验。其计分方式与“累积风险”建模法（李董平， 2012）的构想类似，对各条目得分进行累计加和，评估个体在人际冲突应对模式上的整体健康程度。在结构上，每个条目自成一个维度，分别反映武器意象的某个侧面。这些侧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对于理解个体的武器意象各有贡献，这种差异性使得在统计学上各条目间的关联性不强。比如，在武器种类条目上，武器意象为坦克、导弹被赋予的分值最高。然而，在武器意象为导弹时，被试可能仅在“受到攻击时”（象征受外在因素激发而宣泄消极情绪，以保护自我）才使用武器，而非“随时都有可能”使用（象征不分场合和时间地发泄愤怒情绪）。即被试可能出现在武器类型的条目上得分高，而在武器使用情境条目上得分低的情况，导致测验各条目间的关联性不强。以往有关投射测验的研究也曾发现这一现象，如研究者在编制成就动机状态投射测验时发现项目间的相关很低且不显著，难以用内部一致性系数来衡量测验的信度（彭小凡， 刘哲佳， 訾非， 2011）。事实上，这种相互的独立性恰恰是这类投射测验的一大优势，测验涉及的维度更为全面，拓宽了能够解释的内容（刘洋， 苑媛， 2016）。 由于武器意象本身象征着攻击性，尤其是人际冲突情境中的愤怒情绪（朱建军， 2006），并反映出个体的自我防御方式（苑媛， 2016），本研究选取了防御方式问卷、攻击问卷和应对方式问卷作为效标，考察武器测验的效标关联效度。结果表明，武器测验与防御方式问卷、攻击问卷得分显著相关，在武器意象上得分越高的被试，更常使用潜意显现、抱怨、分裂、被动攻击和退缩等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并可能以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等形式表达更强的攻击性。本研究未发现武器测验与应对方式问卷的关联。这可能是因为，应对方式问卷考察的是外显的、有意识的普遍应对行为（王迎春， 于萍， 张锋， 2002; 叶一舵， 申艳娥， 2002），与武器意象反映的深层人际冲突应对模式有一定区别而无直接关联。
4.2武器意象的团体干预效果
武器意象不仅能够表达心理现实，还可以帮助改善心理现实（苑媛， 2018）。借由武器测验呈现的武器意象特征了解个体的人际冲突应对模式，围绕武器意象进行干预，探究改善人际冲突应对模式的路径，是本研究的落脚点。
为了验证对武器意象实施干预的效果，研究二结合意象对话心理疗法的方法和技术制定了为期一个月的干预方案，并以团体心理工作坊的形式实施干预。干预过程围绕武器意象和自我防御，首先关注的是冲突情境下个体的内在状态，呈现外部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再借由团体形式的互动演练提升人际沟通技能，具体技术主要来源于意象对话心理疗法，包括意象体验、领悟等（苑媛等， 2018）。工作坊各单元在主题安排上，以武器意象为起点，与前期的测验贯通，再追溯武器意象形成过程，探索来自原生家庭的早期人际互动的发展，然后通过人格侧面觉知个体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并加以化解，最后将武器意象使用落脚到现实层面具体的人际互动，重构新的人际沟通和自我表达模式，逐层深入。这一设计同时关注了潜意识和意识，个体内和人际间的内容，深入浅出、由本及标的干预顺序与意象对话心理疗法的工作思路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干预过程中围绕武器意象进行了3次意象体验。荣格认为，意识对无意识的理解需要条件，通过体验无意识意象，意识就可以将心理能量从无意识的掌控中释放出来，使个体的心理问题得以疗愈（朱建军， 苑媛， 2008）。通过意象体验将抽象的感受诉诸感性体验，这正是干预发挥效果的重要基础。
通过对干预组被试的日常人际冲突情况、身心健康状况进行每周一次的重复测量，团体干预的实际效果得到了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在干预前后人际冲突次数无显著变化，但是冲突带来的消极影响得到了缓解，其对于人际关系的破坏性降低且与之相关的躯体反应减少。同时，被试的心境状态和生理健康狀况也得到了改善。难以明确的是，整体身心状态与人际冲突何为因果。为此，本研究让被试报告了特定冲突发生后产生的躯体反应，这些指标上的改善进一步说明干预有效控制了人际冲突的消极影响。为了排除教学时段等干扰因素，研究设置了控制组。比较发现，仅接受干预的被试在武器测验的得分上有所降低，即武器意象的整体健康程度提高。相应地，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和消极应对方式均显著减少，由冲突直接引发的躯体反应明显减少，且整体生理健康状况和心境状态得到了显著提升。此外，干预结束一个月后，干预组的身心状况得到了良好的保持。这些证据进一步说明了干预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以上结果充分证明，武器测验不仅能够呈现个体应对人际冲突的模式，还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实施干预。围绕武器意象实施短程团体干预的路径是可行的，能够有效降低人际冲突对于生理和心理的消极影响，减少不良应对模式，从而促进个体身心健康。
4.3研究局限
本研究仍存在局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被试均为小学教师，职业特征鲜明，同质性较高，且受制于该群体悬殊的性别比例（胡振京， 2013; 郑玉红， 2016），所获得结论的推广性存在局限，后续研究还需综合考虑职业、年龄、性别比例等因素，通过拓展研究对象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第二，控制组仅进行了前测和后测，各考虑一周内的情况，容易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第三，对“人际冲突”的界定较为宽泛，将主观意识到和现实发生的冲突均包括在内，且未区分冲突的场所及对象，尚不明确不同类型冲突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此推测普遍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此外，投射测验本身具有特殊性（Yuan， Cao， & Liu， 2018），采用传统测量学指标衡量其信效度存在局限，还需探究检验意象投射测验信度和效度的其他新方法。本研究仅在教师群体中进行了初步探索，样本量不足，未来还需通过扩展样本人群，增加样本量进一步验证测验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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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际冲突应对;防御机制;武器意象;投射测验;短程干预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6.004
武器意象本身负载着心理能量，借助象征意义的深层互动，它不仅可以表达个体的心理现实，还可以帮助改善其心理现实。运用意象对话心理疗法的操作原则对武器意象进行干预时，重点在于促进个体的自我觉察，引导释放愤怒等消极情绪，促成建设性的应对方式（苑媛， 2018）。这样的干预方式直接作用于潜意识，所以会更加深入，并由此触发外在行为表现的改变。这意味着，如果针对武器意象的干预是有效的，那么在实施干预后可能观测到武器意象的改變，个体防御机制和应对方式的改善，以及与之相关的身心状态的变化。
改善人际冲突应对模式对于每个人都有重要意义， 由于环境和角色的要求， 通过干预提升特定群体应对人际冲突的能力更加必要。研究发现，教师群体在人际冲突发生时的不良应对将损害校园氛围以及学生的学业表现 （Zurlo， Vallone， DellAquila， & Marocco， 2020）， 还会带来自身的职业枯竭（Rodríguez-Mantilla & Fernández-Díaz， 2017），恰当地处理冲突被认为是教师的重要职责，通过干预提升教师群体应对冲突的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而人际冲突干预总的来说有两种路径，一是改变交流体系、奖励机制等组织特征，二是转变个体的态度、思维、价值观等（Rahim， 1985）。已有研究对于组织制度的探讨较多，聚焦个体干预效果的研究较少，且相关研究集中在对于人际冲突影响因素的探讨以及即时或短期干预效果验证上。比如，Rodriguez等（2020）通过在实验条件下启动被试采用中立第三方的视角回忆人际冲突从而减少冲突带来的消极情绪;Molajafar等（2015）验证了正念训练和情绪调节训练对于降低人际冲突消极影响的作用，但也仅考察了前后测的情况。相关干预研究的效果能否持续尚待进一步检验，同时其生态效度也有待提高。有研究者强调，应将研究情境扩展到日常生活中，运用日记任务等追踪范式考察个体内的动态变化，以提高生态效度（Somerfield & McCrae， 2000）。如前文所述，意象干预直接作用于潜意识，相较于针对个体认知和行为的干预而言更加深入，触发的改变更可能持久，但是其实际效果如何还需要追踪研究的佐证。基于此，本研究将以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对武器意象实施短程团体干预，追踪被试的现实人际冲突情况及其在干预前、干预中和干预后在防御机制、应对方式、身心状态等方面的变化，检验干预是否带来这些方面的改善，同时对比未接受干预的被试是否存在变化以确认干预的实际效果。
综上所述，为了回答前文提出的两个问题，本研究将通过两个子研究对武器测验进行测量学评估，并探索其在人际冲突干预研究中的应用。研究一对武器测验的测量学指标进行评估，包括项目区分度、重测信度和效标关联效度。根据武器意象的象征意义，以防御机制问卷、应对方式问卷和攻击问卷作为武器测验的效标，提出三个假设：假设1a，武器测验与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得分正相关，而与成熟型防御机制负相关;假设1b，武器测验与消极应对方式得分正相关，而与积极应对方式负相关;假设1c，武器测验与攻击性、愤怒和敌意呈正相关关系。研究二针对武器意象进行短程团体干预，追踪接受干预的个体在武器意象、防御机制、应对方式、身心状态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与未接受干预的被试进行比较。如果围绕武器意象实施的干预有效，那么在接受干预后，人际冲突的消极影响（包括相关的消极情绪、躯体反应和关系受损度）将得到削弱（假设2a），个体的恶劣心境和生理症状也随之显著改善（假设2b）。同时，受干预个体的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和消极应对方式将减少，成熟型防御机制和积极应对方式增加，且在未接受干预的个体身上无法观察到同样的变化（假设2c）。
2研究一： 武器测验的测量学评估
2.1被试和程序
本研究在北京市三所公立小学进行，在教师中招募被试300名。其中含女性258名，男性42名，平均年龄36.01±10.03岁;学历为大专的占8.00%， 大学本科占74.33%， 硕士占12.00%， 缺失5.67%; 未婚的占29.67%， 已婚的占68.00%， 离异的占2.33%。 在表示主观经济状况的十级量尺上（1代表最低，10代表最高），被试知觉到的自身主观经济地位平均为4.04（SD=1.64）。
数据收集以集中问卷填答的方式完成，整个过程约20分钟。为了获得武器测验的重测信度，间隔2个月对其中107名教师进行了重测，调查方式与初测相同。参加重测的被试含女性91名，男性16名，平均年龄31.42岁（SD=7.24）。
2.2研究工具
武器意象投射测验。该测验是以意象对话心理疗法的“挑武器”意象技术（苑媛， 2016）为基础编制的投射测验。测验包含7个条目，分别考察武器库的房子类型、武器库的开放状态、挑选的武器类型，以及武器的用途、使用情境、使用原因与存放地点，各条目自成一维度。每个条目下根据已有研究及临床实践中出现的各类情况列出多个选项，受测者从中选择一个与自己的武器意象最相符的选项。对各条目选项的计分以专家评定的方式进行，在0～4分的范围内赋予不同分值，分数越高表示其人际冲突应对模式的心理健康度越低。同时，根据7个条目对测验的重要性，前两个与意象中的武器存放地点相关的条目被赋予的权重为1，后五个呈现武器意象特征的条目被赋予的权重为2。所有条目的加权总分即为被试在该测验上的最终得分。 防御方式问卷。采用Bond等（1983）编制的防御方式问卷（Defense Style Questionnaire）。该问卷为九级评分，采用88个条目测查24种防御机制。本研究仅考察成熟型防御机制和不成熟型防御机制两个方面，其包含的各个防御机制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为0.50～0.86。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本研究采用应对方式问卷中文版（解亚宁， 1998），包括20个条目，采用0～3的四级评分方式（分别对应“不采用、偶尔采用、有时采用和经常采用”）反映人们在应对日常生活事件时可能采取的态度和措施。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本研究中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87和0.78。
Buss-Perry 攻击问卷。本研究采用国内研究者修订的Buss-Perry 攻击问卷中文版（李献云， 费立鹏， 张亚利， 牛雅娟， 童永胜， 杨少杰， 2011）。 问卷含30个条目，划分为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敌意和自我攻击五个维度，采用五级评分量尺（1为“完全不符合”，5为“完全符合”）测查愤怒和攻击性的强度及表现。本研究中五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9～0.81之间。
2.3研究结果
2.3.1项目区分度
武器测验各条目与总分的关联为0.15～0.54 （p≤ 0.01），而大多数条目间的相关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与预期一致，各条目自成维度，彼此间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按照被试在测验上的总得分进行排序，分别将高于和低于平均分一个标准差的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两组被试在每道题上的得分均有显著差异（p<0.05），即该测验具有较好的项目区分度。
2.3.2重测信度
间隔2个月的重测结果表明，武器测验的重测信度为0.60（p<0.001），即两个月后使用武器测验对同一组被试施测，所得分数与第一次施测时所得分数的一致性系数为0.60。这表明该测验跨时间的稳定性尚可。
2.3.3效标关联效度
武器测验与防御方式问卷和攻击问卷的相关性见表1。其中，武器测验与不成熟型防御机制维度得分正相关（r=0.18， p=0.006），即在武器测验上得分越高（越不健康），不成熟型防御机制使用越多;与成熟型防御机制的关联与之相反，武器测验得分越高，成熟型防御机制使用越少（r=-0.18， p=0.004）。假设1a得到验证。
测验与攻击问卷得分存在正相关（r=0.20， p<0.001）。就具体维度而言，在武器测验上得分越高，表现出的语言攻击越多（r=0.21， p<0.001），愤怒（r=0.19， p=0.002）、 敌意（r=0.15， p=0.011）越强烈;武器意象与身体攻击边缘正相关（r=0.12， p=0.055）;与自我定向攻击维度的相关性不显著。整体而言，该结果与假设1c基本一致。
统计分析未发现武器测验与应对方式问卷有显著关联，测验与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维度的相关均不显著。假设1b未得到验证。
3研究二： 武器测验在人际冲突干预中的应用
3.1被试
研究二在北京市某公立小学实施，以保证研究过程中被试的稳定性。共招募60名教师作为研究被试（均获得知情同意并签订保密协议），含女性52人，平均年龄28.72±4.88岁。被试按性别比例随机分成干预组和控制组，干预组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团体工作坊，控制组不参加。两组仅在年龄上有显著差异（t （58）=-2.33， p=0.023），年龄在后续统计过程中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
3.2研究工具
研究二使用的工具包括武器测验、防御方式问卷、应对方式问卷，以及包括心境状态剖面图、生理症状清单和自编人际互动调查问卷在内“生活状态记录表”。其中，武器测验、防御方式问卷和应对方式问卷同研究一。防御方式問卷中，非成熟型防御机制各维度在前后测中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为0.51～0.84。成熟型防御机制中的幽默维度在前后测时的内部一致性均低于0.30，在后续计算中删除该维度，其他维度的一致性为0.60～0.86。应对方式问卷中，积极应对维度前后测的内在一致性分别为0.88、0.87，消极应对维度为0.70、0.67。在团体干预过程中，使用综合的“生活状态记录表”追踪被试的人际冲突状况及身心状态。“生活状态记录表”包括心境状态、生理健康状况和人际交往情况三个方面：
心境状态。心境状态的测量采用“心境状态剖面图”中文版（祝蓓里， 1995），该量表采用五级评分（1为“几乎没有”，5为“非常多”）考察被试一周内的恶劣心境状态。本研究使用其中紧张、愤怒和抑郁三个维度的均分作为情绪强度的衡量指标。前后测中，各维度的内在一致性为0.84～0.93。
生理健康状况。生理健康状况的测量采用科恩-霍伯曼生理症状清单（Cohen & Hoberman， 1983）。该量表包含33项常见的生理症状（如“失眠”“背痛”“腹泻”）， 本研究在使用时采用是非判断（1表示“是”，0表示“否”），被试回忆过去1周内是否出现这些症状，以加和所得的症状总数作为衡量生理健康程度的指标。该量表在前测和后测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9和0.75。
人际交往情况。借鉴相关研究的维度划分（Hahn， 2000），自编“人际互动调查问卷”，包括人际冲突基本情况（频率、冲突对象等）、应对情况（应对措施、责任归因）和影响（生理、情绪、人际受损程度）三个方面，被试通过回忆报告过去一周内的人际冲突整体情况。本研究使用的指标包括：（1）冲突次数，即一周内出现的人际冲突次数;（2）自我归因，被试认为自己对冲突的发生应承担的责任比例（0～100%）;（3）关系受损度，冲突前后双方关系的变化（0～9评分，0为“几乎没有伤害”，9为“有极大的伤害”）;（4）冲突反应，指冲突直接带来的躯体反应总数，采用是非判断（1表示“是”，0表示“否”），被试回忆冲突发生后是否出现身体反应，以加和所得的症状总数作为冲突反应指标，该维度在五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为0.60～0.73;（5）生理症状，指一周内出现的不良生理症状总数，同前文“生理健康状况”的测量，该维度在五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为0.64～0.78;（6）紧张、愤怒和抑郁情绪，即一周内的紧张、愤怒和抑郁情绪强度，同前文“心境状态”的测量，该维度在五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为0.80～0.93。 3.3研究程序
在干预实施前，完成基础资料采集，并测查人际冲突及应对模式的基线水平，包括武器测验、防御方式问卷、应对方式问卷及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学历、社会经济地位等）。在第一次干预实施当天，干预组和控制组被试均通过填写“生活状态记录表”反馈了过去一周内的心境状态、生理健康状况和人际交往情况。接下来，对干预组实施一周1次、共计4次的团体干预，每次持续2小时。团体干预以体验和互动为主要形式，主题围绕武器意象与人际冲突应对的不同方面，包括武器意象与防御机制、人际互动觉察、人格冲突化解和沟通表达演练，设计框架如表3所示。第一次干预实施前，所有被试签订了保密协议，并被告知注意事项。每次干预实施当天以及第四次干预结束一周后，被试均需反馈过去一周中个人的人际交往及身心健康状况。最后一次干预结束后的第五周，对干预组和控制组的被试实施后测，测量内容包括武器测验、防御方式问卷、应对方式问卷以及一周内的心境状态、生理健康和人际交往情况。
3.4研究结果
3.4.1干预组人际冲突及身心变化
干预组被试经历的人际冲突次数及生理、心理状况变化见表4所示。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逐一检验各项测量指标上的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除了人际冲突次数、对于冲突的责任归因以外，被试在冲突发生之后出现的躯体反应、生理状况及消极情绪均有显著变化。具体来说，干预之后人际冲突对于关系的破坏程度显著降低（F（5，145）=2.83， p=0.043， η2p=0.09）， 随之而来的躯体反应（冲突反应）显著减少（F（5，145）=2.94， p=0.033， η2p=0.09）， 出现的不良身体症状减少（F（5，145）=8.71， p<0.001， η2p=0.23）。在情绪方面， 除了抑郁情绪以外， 被试的紧张和愤怒情绪均得到了缓解（紧张： F（5，145）=6.20， p=0.001， η2p=0.18; 愤怒： F（5，145）=3.98， p=0.018， η2p=0.12）。 假设2a和2b基本得到验证。
3.4.2干预组与控制组的比较
前测与后测时，两组被试在各测量指标上的平均值及标准差见表5和表6。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方法，以年龄作为协变量，以分组（干预组、控制组）为组间变量，测量时间（前测、后测）作为组内变量，比较干预组和控制组在武器测验，防御机制和应对方式，身心健康以及人际冲突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统计分析未发现两组被试在前后测时经历的人际冲突次数以及关系受损程度存在差异。而在冲突反应上，时间和分组存在交互作用 （F（1，57）=4.78， p=0.033， η2p=0.08）， 干预组与人际冲突相关的生理症状在干预后显著减少（p<0.001）， 控制组无明显改变。 紧张、 愤怒、 抑郁三个情绪维度上均观测到了时间和分组的交互作用（紧张： F（1，57）=16.36， p<0.001， η2p=0.22;愤怒：F（1，57）=10.57， p=0.002， η2p=0.16; 抑郁： F（1，57）=5.56， p=0.022， η2p=0.09）。 分别进行简单效应分析， 发现： 干预组在后测时的紧张、 愤怒、 抑郁情绪均显著减弱（p≤ 0.001）， 而控制组无显著变化。 以生理症状总数作为衡量整体生理健康程度的指标， 在该指标上时间和分组存在交互作用（F（1，57）=13.94， p<0.001， η2p=0.20）， 后测时干预组的生理症状显著减少（p<0.001）， 未观测到控制组的显著变化。 以上结果再次验证了假设2a和2b。
武器测验得分反映出时间和分组的交互作用（F（1，57）=4.77， p=0.033， η2p=0.08），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干预组的武器测验得分经干预显著降低（p=0.001）而控制组无显著变化。
在防御机制和应对方式上，均只发现消极维度的效应。具體为，在不成熟型防御机制上，时间和分组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57）=3.91， p=0.053， η2p=0.06），干预组的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减少（p=0.001）而控制组保持不变。在消极应对方式上，测量时间和分组存在交互作用（F（1，57）=24.36， p<0.001， η2p=0.30），仅干预组的消极应对方式显著减少（p<0.001）。由此，假设2c得到了部分验证。
4讨论
本研究以意象对话心理疗法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基础，对武器测验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并探索该测验在人际冲突应对模式干预中的应用。通过实施短程团体工作坊，追踪干预过程的动态变化，检验了武器意象干预的有效性，为改善人际冲突应对模式提供了可行路径。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尝试将测量与干预有机结合，最大化发挥测量的临床价值，聚焦日常人际冲突情境提升了干预的针对性和生态效度，实现了评估与干预的一体化。
4.1武器测验的信度和效度
武器测验以意象对话心理疗法中的“挑武器”意象技术为基础编制，包含7个反映武器意象核心内容（如武器种类、使用情境等）的条目，能投射出个体应对人际冲突情境的基本模式。本研究发现，武器测验各条目均具有较好的区分度，条目与测验总分具有中低度相关，重测信度基本符合测量学要求。
作为一种投射测验，武器测验不同于标准化的自评测验。其计分方式与“累积风险”建模法（李董平， 2012）的构想类似，对各条目得分进行累计加和，评估个体在人际冲突应对模式上的整体健康程度。在结构上，每个条目自成一个维度，分别反映武器意象的某个侧面。这些侧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对于理解个体的武器意象各有贡献，这种差异性使得在统计学上各条目间的关联性不强。比如，在武器种类条目上，武器意象为坦克、导弹被赋予的分值最高。然而，在武器意象为导弹时，被试可能仅在“受到攻击时”（象征受外在因素激发而宣泄消极情绪，以保护自我）才使用武器，而非“随时都有可能”使用（象征不分场合和时间地发泄愤怒情绪）。即被试可能出现在武器类型的条目上得分高，而在武器使用情境条目上得分低的情况，导致测验各条目间的关联性不强。以往有关投射测验的研究也曾发现这一现象，如研究者在编制成就动机状态投射测验时发现项目间的相关很低且不显著，难以用内部一致性系数来衡量测验的信度（彭小凡， 刘哲佳， 訾非， 2011）。事实上，这种相互的独立性恰恰是这类投射测验的一大优势，测验涉及的维度更为全面，拓宽了能够解释的内容（刘洋， 苑媛， 2016）。 由于武器意象本身象征着攻击性，尤其是人际冲突情境中的愤怒情绪（朱建军， 2006），并反映出个体的自我防御方式（苑媛， 2016），本研究选取了防御方式问卷、攻击问卷和应对方式问卷作为效标，考察武器测验的效标关联效度。结果表明，武器测验与防御方式问卷、攻击问卷得分显著相关，在武器意象上得分越高的被试，更常使用潜意显现、抱怨、分裂、被动攻击和退缩等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并可能以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等形式表达更强的攻击性。本研究未发现武器测验与应对方式问卷的关联。这可能是因为，应对方式问卷考察的是外显的、有意识的普遍应对行为（王迎春， 于萍， 张锋， 2002; 叶一舵， 申艳娥， 2002），与武器意象反映的深层人际冲突应对模式有一定区别而无直接关联。
4.2武器意象的团体干预效果
武器意象不仅能够表达心理现实，还可以帮助改善心理现实（苑媛， 2018）。借由武器测验呈现的武器意象特征了解个体的人际冲突应对模式，围绕武器意象进行干预，探究改善人际冲突应对模式的路径，是本研究的落脚点。
为了验证对武器意象实施干预的效果，研究二结合意象对话心理疗法的方法和技术制定了为期一个月的干预方案，并以团体心理工作坊的形式实施干预。干预过程围绕武器意象和自我防御，首先关注的是冲突情境下个体的内在状态，呈现外部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再借由团体形式的互动演练提升人际沟通技能，具体技术主要来源于意象对话心理疗法，包括意象体验、领悟等（苑媛等， 2018）。工作坊各单元在主题安排上，以武器意象为起点，与前期的测验贯通，再追溯武器意象形成过程，探索来自原生家庭的早期人际互动的发展，然后通过人格侧面觉知个体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并加以化解，最后将武器意象使用落脚到现实层面具体的人际互动，重构新的人际沟通和自我表达模式，逐层深入。这一设计同时关注了潜意识和意识，个体内和人际间的内容，深入浅出、由本及标的干预顺序与意象对话心理疗法的工作思路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干预过程中围绕武器意象进行了3次意象体验。荣格认为，意识对无意识的理解需要条件，通过体验无意识意象，意识就可以将心理能量从无意识的掌控中释放出来，使个体的心理问题得以疗愈（朱建军， 苑媛， 2008）。通过意象体验将抽象的感受诉诸感性体验，这正是干预发挥效果的重要基础。
通过对干预组被试的日常人际冲突情况、身心健康状况进行每周一次的重复测量，团体干预的实际效果得到了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在干预前后人际冲突次数无显著变化，但是冲突带来的消极影响得到了缓解，其对于人际关系的破坏性降低且与之相关的躯体反应减少。同时，被试的心境状态和生理健康狀况也得到了改善。难以明确的是，整体身心状态与人际冲突何为因果。为此，本研究让被试报告了特定冲突发生后产生的躯体反应，这些指标上的改善进一步说明干预有效控制了人际冲突的消极影响。为了排除教学时段等干扰因素，研究设置了控制组。比较发现，仅接受干预的被试在武器测验的得分上有所降低，即武器意象的整体健康程度提高。相应地，不成熟型防御机制和消极应对方式均显著减少，由冲突直接引发的躯体反应明显减少，且整体生理健康状况和心境状态得到了显著提升。此外，干预结束一个月后，干预组的身心状况得到了良好的保持。这些证据进一步说明了干预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以上结果充分证明，武器测验不仅能够呈现个体应对人际冲突的模式，还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实施干预。围绕武器意象实施短程团体干预的路径是可行的，能够有效降低人际冲突对于生理和心理的消极影响，减少不良应对模式，从而促进个体身心健康。
4.3研究局限
本研究仍存在局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被试均为小学教师，职业特征鲜明，同质性较高，且受制于该群体悬殊的性别比例（胡振京， 2013; 郑玉红， 2016），所获得结论的推广性存在局限，后续研究还需综合考虑职业、年龄、性别比例等因素，通过拓展研究对象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第二，控制组仅进行了前测和后测，各考虑一周内的情况，容易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第三，对“人际冲突”的界定较为宽泛，将主观意识到和现实发生的冲突均包括在内，且未区分冲突的场所及对象，尚不明确不同类型冲突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此推测普遍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此外，投射测验本身具有特殊性（Yuan， Cao， & Liu， 2018），采用传统测量学指标衡量其信效度存在局限，还需探究检验意象投射测验信度和效度的其他新方法。本研究仅在教师群体中进行了初步探索，样本量不足，未来还需通过扩展样本人群，增加样本量进一步验证测验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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