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爱。
　　那时的孙中山已经在家乡和卢氏成亲，孙中山又反对纳妾，于是在万般不得已之下，去征求卢夫人意见，问询她是否同意离婚，并说明了离婚的理由。
　　在那个一纸定姻缘，一言定半生的年代里，裹着小脚的卢夫人，在回信中只写下一个“可”字。她同意离婚。
　　不追究不问询，不埋怨也不抱恨。
　　朋友问她：“为什么这么轻轻松松就同意了，你可知离婚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
　　她对友人说：“我常识唔够，更唔识英文，我又缠脚，行动也不便，我怎可以帮到先生呢？”
　　泪下。
　　2、
　　小舅死在冬天。北方的冬天，瑟瑟而萧冷。
　　他在世时，就与小舅妈不和，常常争吵不休，整天锅碗瓢盆轮番摔。小舅来城里做工，小舅妈一路尾随其后，来了接着吵。男人的包容与女人的柔情早被他们磨灭得销声匿迹。
　　我曾小心翼翼问过我妈，“为什么他们在一起那么难，却从不分开？”
　　我妈说：“结发夫妻。”
　　自他过世后，小舅妈便独自带着一儿一女讨生活。艰辛也不语。
　　我和妈妈几次去看望她，妈妈都在旁侧劝她，不妨再找一个男人聊以度过往后的日子。毕竟往后还很是漫长。
　　小舅妈总是笑笑，敷衍着“再说吧”。
　　有次我拿着小舅妈的手机玩贪吃蛇，不小心按到了短信里的已发信息，里面只躺着一个收信人，是小舅的名字，最近的一次信息是：又梦见你了，我还在梦里骂了你。我真该死。
　　我惊慌失措地退出来。
　　“姐啊，我永远忘不了他的样子。”小舅妈坐在沙发的一端对妈妈讲。阳光洒在她身上，却一点也不显得温暖。
　　自此，我妈再不提让小舅妈再觅一夫的事情，再提也是枉然。
　　只当是生死作相思。
　　3、
　　我教书时在江宁。
　　学校东门外有着日复一日的小吃摊，鸡肉卷饼、冰糖雪梨、锅贴煎包、牛肉粉丝……他们总在晚上九点千军万马过大江似的汇聚于此。
　　一瞬间，东门外人头攒动。拖鞋的踢踏声、钢镚儿落地的噼啪声、叫卖的吆喝声、车子的捏闸声就淹没进了浮黄月色里。
　　我边等着阿姨和大叔给我做卷饼，边跟他们闲聊。
　　“我们家的孩子今年要考中学了，他可求上进啦，要考我们那儿最好的中学，等你们放假了，我们就回老家陪孩子读书，过了年以后就不来啦。”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夫妻二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笑和憧憬，想必那一瞬间他们是全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阿姨麻利地给我包着卷饼，又皱着眉头：“哎呀，你说我俩又啥都不会，也没法辅导他学习。帮不了啥忙的。”
　　我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的大口罩遮住了大半边脸，只露出两只扑闪闪的眼睛，将六枚硬币哔哩哐啷地丢進阿姨手边的盒子里。
　　“能陪陪他就很好了。”我接过卷饼。
　　4、
　　在贵州高芒支教的时候，热了，我们就借着从水龙头里流出的山泉水洗把脸。这个水龙头常年不关，山泉水也是源源不断。洗过脸趁着风晾干便是。
　　天很近风景很清新，日子并不显得粗糙。
　　八岁的妹昂趁着我洗脸时，一直悄悄站在我身后，她靠在墙角上，穿着红色的小拖鞋一直在地上剐蹭。
　　我甩了甩手上的水。问她：“妹昂，怎么不去玩呀？”
　　她忽然开口：“你们还有几天要走？”
　　“还有好久呢。”最怕这个问题，我随便想打个马虎糊弄过去。
　　她还不放过我，“那是不是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要好好学习呀，等你考上大学了就可以来南京找我了呢。”
　　她抿着嘴不说一句话，朝我努力笑了笑，很单纯很善良，眉眼里却有着相信的勉强。
　　我弯下腰，蹲在她身边，直视着她的眼睛拉着她的手说：“等你来找我时，我一定去接你。”
　　她终于笑了笑：“老师，你走的时候我好想送你一幅画。”
　　“好呀好呀。”我接过话茬，只要不提离别之事，随意提什么都让我放松下来。
　　快到离别时，小孩子们都会送给我们这样相识60天的老师们一幅幅亲自画的画。或者画在练习本上，或者画在卫生纸上。简单的线条和简单的话都画在简单的画上。
　　“可是我画得不好。”妹昂又沉闷了起来。
　　“没关系，只要是你送给我的，我都会好好保存着。”我揣着十二万分的真诚告诉她。
　　离开的那天，她让我抱抱她，我把她抱起来，她贴在我耳边说：“老师，我还是没有画，我画得不好。”
　　多遗憾，没有一件物品记得你。又多幸运，这幅画一直刻进了你的骨子里。
　　我所能给你的，是什么都给不了。
　　即使无用，即使无能，也是最大的力量，是倾其所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