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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书法是以魏晋风韵为底蕴，从而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魏晋现象”。本文对魏晋书学“神韵”的演变，表现形式及成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书学神韵；艺术觉醒；弃“形”追“神”；自由精神；高度艺术化
魏晋时期的书法家以及他们创作的风格样式，千余年间一直是中国古典书法艺术的主流。无论后人怎么以法、意、态、势来概括，以唐、宋、元、明、清时期不同的书艺特点来区分，追其根源，书法依然是以魏晋风韵为底蕴、为归宿，从而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魏晋现象”。
魏晋书学之“神韵”，何谓“神韵”？乍听之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乃韵外之韵、象外之象。它发轫上古，早在先秦时期已初露端倪，不过该阶段的“神”集中于诸子百家学说之中，多导向“灵魂”，专指一种无形无影，是与人的肉体相对立的生命形态或存在方式。如《孟子》中所说“生而不可知者谓之神……”再如《淮南子》所言“夫形者，生之舍也。……神者，生之制也。”这个阶段的“神”充满了哲学思辨色彩。
及至六朝，伴随玄学老释的“润物无声”与“艺术觉醒”时代的到来，“神”的概念随之变迁：这是一个品鉴之风盛行的时代，翻开《世说新语》，以“神”品度者，比比皆是：“林公器朗神俊”“谢尚神怀挺率”“王（王珣）神意闲畅”“太尉神姿高彻”，等等。非止人物，翰墨品藻亦风靡朝野，江左士大夫竞相品评书翰信札、蔚然成风，逐渐形成了以“神”为美的典型艺术特征。
集一时之大成的文艺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在“创作论”这一部分特意将“神思”列为首篇，认为“神思”乃“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李唐张怀瓘亦于《书断》中以“神、妙、能”品评诸书家，举“神”为三品之冠，遂成后世书学品评之标杆，足见世人对“神韵”之推重。
有晋一代，书学大盛。分隶渐次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真、行乃至今草，穷尽变化之能事。钟繇之化隶为真、皇象之引篆入章、王右军之行草俱擅，概莫如是。书体形式之完备，乃“神韵”理念萌芽之肥沃土壤。这时期的书学一举摆脱文字学附庸之地位，非但著述、文论之数目超越前代，从理论上孕育、酝酿了书法艺术的勃兴与辉煌；同时在具体实践上脱离了秦篆汉隶对书法实用性与“形式美”的倚重，由“形”入“神”，转而追求内在的“神韵”与“神采”。
魏晋书家弃“形”追“神”，不再局限于简牍奏章的规整汉隶气象，转而在书札、纸笺中涉笔成趣，引日常生活入书，尽情挥洒一己心曲。遍览《姨母帖》《伯远帖》《中秋帖》等晋人手札，文则道家常语，书则神秀通透、余韵悠悠，韵致萧远、众相横生，或势欲拔山，或雨打梨花，或瘦硬奇崛，或溢彩崇光，形貌虽异、情乎其一。书如其文、文如其人，其笔画之灵动、情韵之连绵、锋芒之遒劲，莫不标举神韵、一诉情衷。它所彰显的不仅仅是书法艺术之超妙入神，更是书家自由精神意志的集中流露与凸显，是他们喜怒哀乐与审美情味的具象化与外部投射，所谓的传神写照是也。那种倜傥不羁的高彻风神与丰沛活波的生命意志，千载之下，宛然如生。
斯时斯地，“神”之意谓，已由纯粹的生命哲学范畴衍生到艺术审美领域，泛指一种精神、内涵、意旨等看似虚无缥缈、可有可无，实则直抵艺术本源的东西。概如烛照暗室，明辉生焉。“烛光”为书之“神”，“暗室”即为书之形。烛光本身并无定则，光之所至、满室生辉；一旦熄烛，旋即不复光耀。神之不存，形将焉留？
之所以言书到魏晋始入“神”，探根溯源，正是六朝哲学政治思潮与“艺术自觉”论交互作用下所催生出的丰硕果实，是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一大批魏晋及后来的南北朝时代的杰出书法家、书论家。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书法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情遣兴的工具。一方面，魏晋之际，“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名士风度风靡天下。其时其境，孔孟礼教崩坏，汉儒的连篇累牍、凿心附会愈发乖离人心、不合时宜。伴随儒学全面败退的，是玄学的兴盛与佛教的本土化传播。其时清谈大盛，士人畅言个体自由，开口闭口不离“庄骚”，“形神”“言意”之辩贯穿整个六朝思想史。另一方面，魏晋政局空前严峻，前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乱华等，政权迭起，杀戮频频。高门如王羲之，亦难逃祖墓被毁之恸，此即《丧乱帖》之由来。为了远祸避世，书家一头扎入玄学清谈佛理之中，企图自形而上的哲理思辩中抛却滔滔浊浪，觅一方净土，汲取精神慰藉。他们认为“心为形役”，期待抛开“形”之负累，让心神剥离躯体，“虚步躡太清”“飞步登玉阙”，或“燕燕于飞”，徘徊于暮春三月的江南春岸，或“鹤唳九天”，徜徉于三十三天之上，进而遗弃形骸，抵达圆满大成的“神”之境遇，终获自由。
当这种玄学思理习气与避世远祸心理折射到士人心态，便表现为抛开形体束缚，追寻一种诗意的栖息方式。可以说，魏晋名士的人生，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生活。他们抛舍了对纷扰红尘及具体物象的执着，放浪形骸、神游天地，致力于灵府神明的砥砺与澡瀹。嬉笑怒骂、寒暄应酬，无一不可入书。其个体意志与浓烈情感以“神”为统归，发之于心，动之于情，越形存神、传神写照，处处皆有“我”的存在，此之谓书家之艺术觉醒。
概言之，从六朝起，书体上诸体俱全，脱胎于篆、隶、章、草的真、行、今草次第涌现；理论上则标举“神韵”，书家艺术独立意识日益觉醒。自此，中国书法从高文典册走向信函手札，从实用走向艺术，真正迈向超形入神之艺术长河。
关键词：书学神韵；艺术觉醒；弃“形”追“神”；自由精神；高度艺术化
魏晋时期的书法家以及他们创作的风格样式，千余年间一直是中国古典书法艺术的主流。无论后人怎么以法、意、态、势来概括，以唐、宋、元、明、清时期不同的书艺特点来区分，追其根源，书法依然是以魏晋风韵为底蕴、为归宿，从而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魏晋现象”。
魏晋书学之“神韵”，何谓“神韵”？乍听之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乃韵外之韵、象外之象。它发轫上古，早在先秦时期已初露端倪，不过该阶段的“神”集中于诸子百家学说之中，多导向“灵魂”，专指一种无形无影，是与人的肉体相对立的生命形态或存在方式。如《孟子》中所说“生而不可知者谓之神……”再如《淮南子》所言“夫形者，生之舍也。……神者，生之制也。”这个阶段的“神”充满了哲学思辨色彩。
及至六朝，伴随玄学老释的“润物无声”与“艺术觉醒”时代的到来，“神”的概念随之变迁：这是一个品鉴之风盛行的时代，翻开《世说新语》，以“神”品度者，比比皆是：“林公器朗神俊”“谢尚神怀挺率”“王（王珣）神意闲畅”“太尉神姿高彻”，等等。非止人物，翰墨品藻亦风靡朝野，江左士大夫竞相品评书翰信札、蔚然成风，逐渐形成了以“神”为美的典型艺术特征。
集一时之大成的文艺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在“创作论”这一部分特意将“神思”列为首篇，认为“神思”乃“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李唐张怀瓘亦于《书断》中以“神、妙、能”品评诸书家，举“神”为三品之冠，遂成后世书学品评之标杆，足见世人对“神韵”之推重。
有晋一代，书学大盛。分隶渐次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真、行乃至今草，穷尽变化之能事。钟繇之化隶为真、皇象之引篆入章、王右军之行草俱擅，概莫如是。书体形式之完备，乃“神韵”理念萌芽之肥沃土壤。这时期的书学一举摆脱文字学附庸之地位，非但著述、文论之数目超越前代，从理论上孕育、酝酿了书法艺术的勃兴与辉煌；同时在具体实践上脱离了秦篆汉隶对书法实用性与“形式美”的倚重，由“形”入“神”，转而追求内在的“神韵”与“神采”。
魏晋书家弃“形”追“神”，不再局限于简牍奏章的规整汉隶气象，转而在书札、纸笺中涉笔成趣，引日常生活入书，尽情挥洒一己心曲。遍览《姨母帖》《伯远帖》《中秋帖》等晋人手札，文则道家常语，书则神秀通透、余韵悠悠，韵致萧远、众相横生，或势欲拔山，或雨打梨花，或瘦硬奇崛，或溢彩崇光，形貌虽异、情乎其一。书如其文、文如其人，其笔画之灵动、情韵之连绵、锋芒之遒劲，莫不标举神韵、一诉情衷。它所彰显的不仅仅是书法艺术之超妙入神，更是书家自由精神意志的集中流露与凸显，是他们喜怒哀乐与审美情味的具象化与外部投射，所谓的传神写照是也。那种倜傥不羁的高彻风神与丰沛活波的生命意志，千载之下，宛然如生。
斯时斯地，“神”之意谓，已由纯粹的生命哲学范畴衍生到艺术审美领域，泛指一种精神、内涵、意旨等看似虚无缥缈、可有可无，实则直抵艺术本源的东西。概如烛照暗室，明辉生焉。“烛光”为书之“神”，“暗室”即为书之形。烛光本身并无定则，光之所至、满室生辉；一旦熄烛，旋即不复光耀。神之不存，形将焉留？
之所以言书到魏晋始入“神”，探根溯源，正是六朝哲学政治思潮与“艺术自觉”论交互作用下所催生出的丰硕果实，是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一大批魏晋及后来的南北朝时代的杰出书法家、书论家。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书法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情遣兴的工具。一方面，魏晋之际，“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名士风度风靡天下。其时其境，孔孟礼教崩坏，汉儒的连篇累牍、凿心附会愈发乖离人心、不合时宜。伴随儒学全面败退的，是玄学的兴盛与佛教的本土化传播。其时清谈大盛，士人畅言个体自由，开口闭口不离“庄骚”，“形神”“言意”之辩贯穿整个六朝思想史。另一方面，魏晋政局空前严峻，前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乱华等，政权迭起，杀戮频频。高门如王羲之，亦难逃祖墓被毁之恸，此即《丧乱帖》之由来。为了远祸避世，书家一头扎入玄学清谈佛理之中，企图自形而上的哲理思辩中抛却滔滔浊浪，觅一方净土，汲取精神慰藉。他们认为“心为形役”，期待抛开“形”之负累，让心神剥离躯体，“虚步躡太清”“飞步登玉阙”，或“燕燕于飞”，徘徊于暮春三月的江南春岸，或“鹤唳九天”，徜徉于三十三天之上，进而遗弃形骸，抵达圆满大成的“神”之境遇，终获自由。
当这种玄学思理习气与避世远祸心理折射到士人心态，便表现为抛开形体束缚，追寻一种诗意的栖息方式。可以说，魏晋名士的人生，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生活。他们抛舍了对纷扰红尘及具体物象的执着，放浪形骸、神游天地，致力于灵府神明的砥砺与澡瀹。嬉笑怒骂、寒暄应酬，无一不可入书。其个体意志与浓烈情感以“神”为统归，发之于心，动之于情，越形存神、传神写照，处处皆有“我”的存在，此之谓书家之艺术觉醒。
概言之，从六朝起，书体上诸体俱全，脱胎于篆、隶、章、草的真、行、今草次第涌现；理论上则标举“神韵”，书家艺术独立意识日益觉醒。自此，中国书法从高文典册走向信函手札，从实用走向艺术，真正迈向超形入神之艺术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