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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各自时代文学的代表作，唐传奇《南柯太守传》和明传奇《南柯记》表现出明显的前后继承关系，但显示出各自的时代倾向和文人选择上的不同。本文从“情节”、“时代背景”及“作者选择”三方面解析两部作品结局的异同之处，并挖掘隐藏在结局中的相同本质。
关键词： 《南柯太守传》 《南柯记》 汤显祖 道教 佛教
“南柯一梦”，作为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故事，最早见于唐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发展至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此基础上创作“临川四梦”中的第三梦《南柯记》。两部作品的故事框架与核心情节属于继承关系，但由于作品的文体、创作时间和作者思想倾向等诸多原因，两部作品呈现出诸多不同，例如在情节上汤显祖进行了许多调整和扩写，情节的添加和描绘，不仅让故事更完整流畅，经得起推敲，而且包含汤显祖的个人见解。这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两部作品的结局，《南柯太守传》中主人公梦醒顿悟，入了道门，《南柯记》中契玄大师为梦醒却依旧困惑的淳于建水陆道场，让他烧纸自残，度梦中众人和自己的老父飞升天界，并在大师指点下立地成佛。由入道到奉佛，看似不经意的修改，却蕴含着作者的深刻思考。
一、作品结局相异之原因
（一）情节服务
唐传奇大多短小精悍，要求在几千字内完整表达一个故事，作品为交代出故事的前因后果，细节上往往不够细致完美，有些情节的安排和衔接让人觉得不够合理。这样的缺憾出现在《南柯太守传》中，例如在淳于棼与金枝公主大婚当日，由琼英郡主讲出的契玄禅师，这个人物出现得过于突然，他出现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是作者为了交代背景，但在后文却又完全没了踪迹，容易让人产生游离之感。明传奇篇幅加长，体例完整，给了作者足够的空间完善细节。汤显祖为应和《南柯太守传》中仅出现过一次的禅智寺和契玄禅师，让他们在作品中正式现身，并为推动故事情节起到巨大作用：禅智寺成为淳于棼与蚁族众人初见并和瑶芳公主定情之所，契玄禅师更成为全剧的线索人物，故事因他起，因他结，他甚至成了剧中的“主观之主人”[1]，是最后点化主人公的重要角色。淳于棼受他点化成为佛家弟子，这样故事的逻辑结构更易被接受，保持李公佐安排的结局——入道反倒显得突兀，不符合全局营造起来的佛教氛围，这个结局可谓顺承了剧情。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感受到李公佐作品中呈现出的理性与冷静，作者更像一个转述者，因而最后只需要一个出口。《南柯记》中加注了汤显祖的个人情感，作品呈现出来的更多为感性与朦胧。《南柯太守传》的主人公入梦仅仅只是生理原因——“因沉醉至疾”，而《南柯记》中淳于入梦却充满了心理暗示——“此生痴情妄起”；“此生好不多情”[2]。因为这股子多情，他注定需入梦经历一番，最终需要解情障，彻底从梦中解脱，因而追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无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的佛教更合适。
（二）时代要求
李公佐选择让淳于入道，与当时他所处的中唐社会风气不无关系。原本并不迷信的唐德宗经过泾原兵变，变得异常敏感，神经脆弱的皇帝开始转投道教，寻求庇护，《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曰：“德宗晚好鬼神事。”之后的唐宪宗因为贬谪了上疏《谏迎佛骨表》的韩愈，使其佞佛的名声远播，随着中央对藩镇斗争的局部胜利，宪宗潜意识里的求仙好道思想逐渐膨胀。
崇道这个倾向自唐建朝以来就一直存在，虽然中间出现过波折，但总体上还是繁荣发展的。因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传统文化较为接近，而且经过南北朝的发展，把许多封建教条变成道教教义，使它在光饰和神化皇权上有特殊的优越条件。具有胡汉血统的李唐王朝为强化中央集权，顺理成章地选择老子李耳为祖宗，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道教地位：唐高祖下诏：“令老先，次孔，末后释”[3]，抬高了道教地位；唐高宗上元二年首次在科举中加入《道德经》，后在开元二十九年特设道举和崇玄学，地位一度超过进士、明经等科，由皇帝亲试，加深道教和道家的关联，提高道教在士大夫心中的地位；唐玄宗时期大兴道教，广建道观和度人入道；优礼道士和女冠；建太清宫，皇帝亲自礼谒祭献老子，成为常制。这些体现了道教已成为维系唐王朝的一面旗帜。
上层贵族的推崇，再加上民间本就浓厚的迷信氛围，使道教在民间的传播也是如火如荼，况且道教教义与佛教的以生为苦，以死为乐刚好相反，是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不死成仙为极乐，并不禁欲。這样的教义对任何人而言都具有诱惑力。而且这一时期道教与道家联系紧密，也讲“清静无为”，这对士大夫尤其是安史之乱过后信心严重受挫或遭遇贬职的士大夫更具诱惑力。在这样一个崇道之风盛行的时代，不被影响是不可能的。淳于梦醒需要的是一个出口，选择道教更易被接受，有利于文章的传播，更好地宣传文章所真正想要传达的不要迷恋尘世中富贵名利的思想，追求“至人无梦”、“静如止水”的心理境界与生活情趣，以及神清气爽、健康无疾的生理状态。同时道教中的神仙、鬼怪因子能增加作品的魔幻色彩，这样的结局符合作品梦中与梦外这样本身就充满奇幻的双重空间结构。
道教发展至明嘉靖年间已发生严重变形，明世宗虽笃信道教，但此时的道教已完全沦为使用长生不老、驱鬼斩妖、房中御女等惑人之术的粗鄙的方术巫仪，可皇帝却每天沉迷于此，打醮设斋。这必然会招致士大夫不满，纷纷上疏劝谏，却都受到严惩。若一个宗教危及了社会安定、儒学地位，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稳定载体和左右时代精神最重要的力量——士大夫的正常生活与仕进，而又蜕变得不太高雅时，它在上层的贵盛就只会是暂时的，而没落则是必然的。如《涌幢小品》卷二十九评价道教“本邪僻谬悠，而感之者罹祸不浅”[4]。《南柯记》虽作于万历二十八年，但作为士大夫的汤显祖必然能感受到当时的氛围，并意识到道教已不能帮助主人公斩断俗世念想，进入一个清静无为的修行世界，这样的结局不再符合“南柯一梦”的主旨，极有可能招致士大夫的抵制，影响作品的传播。 湯显祖之所以选择佛教，与当时的文化氛围有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禅宗席卷江南，风靡一时，出了好几位大师，如雪浪、达观等，据记载“紫柏名振东南，缙绅趋之若鹜”[5]，可见当时禅宗的发展势头。元明以来，理学笼罩了中国思想文化，使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了一派灰暗沉闷的现象。物极必反，这让很多士大夫感到压抑和痛苦，《日知录》卷十八《心学》记载：“文成以绝世之姿，唱起新说，鼓动海内”[6]，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陆王心学和李贽的“童心说”迅速发展，虽被朝廷视为异端，但在士大夫群体中引起震动。禅宗内部也在进行改造，禅宗已不再如早期佛教那般恪守清修，追求自然适意的“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生活，讲究直观体验，简洁明快的顿悟和自我体察式的自我解脱，到明代，更提倡“三教合一”，一定程度上解决佛教与儒家之间的矛盾。士大夫的心理更趋外向，敢于追求个性解放。这一时期的禅宗很适合主人公，因为淳于更多是因为佛教教义中所讲的“因果”才经历这一切的，并非苦修，更多的是顿悟，同时这种选择更能获得士大夫的认同。
（三）作者选择
李公佐是中唐的进士，关于他的资料甚少，但从他留下的四篇传奇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道教的态度还是较为友好的，因为其中的《南柯太守传》、《古岳渎经》和《庐江马媼传》三部都明显带有道教活动和思想。作为生活于安史之乱之后的唐代士子，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们觉得精神崩溃，信心丧失，这些经历都与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类似：淳于棼在现实中被革职，入梦后，虽享尽荣华富贵，曾把南柯县治理得夜不闭户，但最终仍是落得被遣送回家。梦醒，大槐安国也被一场雨冲得国破蚁亡，这些都极易让人产生对俗世的失望之感。对于生命短暂的忧虑，对于社会喧嚣的烦恼，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灰暗的逃避意识使作者由衷羡慕道门的清幽旷逸情致和长生不老追求。
作者选择道教，也为主人公的未来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由于道教与皇家关系亲密，许多道士被授予俗职或勋爵。作者为淳于的道观取名“槐古道观”，一方面是纪念他在梦中的所闻所感，另一方面“槐”因与在中国神话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魁”相近，所以后来就成了科第吉兆的象征。早在《周礼·秋官·朝士》就有记载：“面三槐，三公位也”，槐又代指科考，考试年头称为槐秋，举子赴考称为踏槐，考试月份称为槐黄，“槐花黄，举子忙”[7]成了当时流传广泛的俗谚，可见作者展现了对于逍遥自在的日子和盛唐气象的怀念，以及未来仍想为国效力的愿望。作为一名士子，虽不崇追名逐利，但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儒家精神仍有巨大的影响。
汤显祖选择弃用道教，一方面是因为道教严重变形，另一方面与其宗教倾向有关。汤显祖并不喜道教，他认为道家以谈玄标榜而流于荒诞，《南柯记》有细节表明，作者添加了一个情节，即琼英郡主、上真夫人和青溪姑等人与丧偶归朝的淳于淫乱，这些女性的名字极具道教意味，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六朝人以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绿华之世缘，流传至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妓者。”[8]汤显祖已看透发展至明朝的道教已经丧失原本渡人的教义，而成了上层贵族满足贪欲和享受欲的借口。
汤显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佛教徒。在科举上一次次失利让他逐渐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产生了动摇，好不容易得官，准备履行儒家弟子责任时，却处处遭到弹劾和贬职，官场上他亲眼见证了许多忠良之士被迫害，这让他充分认识到了官场的黑暗，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因不能趋炎附势，不满矿税弊端，离开了官场，表现了他对儒家政治的失望。而同李贽、达观的交往又加深了他对禅宗的理解，他曾说：“弟一生疏脱，然幼得于明德师，壮得于上人。”[9]可见达观对其影响之深。就在《南柯记》成书的同一年，即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其长子离世，无疑对他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身心俱疲的他急需一个出口排解，佛教所讲的“大觉”，“广虚”无疑可以安慰他。汤显祖将自己的心境倾注在主人公身上：淳于棼现实革职，友亡妻死，富贵皆梦，身边也有一个佛教大师在点化他，让他最终得以解脱。如他在自序中所言：“世人皆以眷属富贵影象，执我为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勘破世幻，戳破梦境。
二、作品结局相同之深思
两部作品虽看似结局大相径庭，但其内核具有一致性，即都选择了宗教，将希望寄托在虚幻力量上，相对消极。两位作家都处在国家衰落的时期，对世俗官场存在一定的失望情绪，产生了远离尘嚣的出世思想。正如元好问所说，少年气盛之人，对道教一般不感兴趣，嫌它“堕窳不振”，但当他们一经创伤，饱餐风霜后，却一定“自视缺然，愿弃人间事，绝粒轻举，以从赤松子游。非自若也，惟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出，权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举远引也”[10]。这同样适用于汤显祖，经历了“丧失家道”的绝望痛苦后，他渴望从佛教世界找一个清净来安顿灵魂，企图用来解浮躁和内心的矛盾。如吴梅所评：“《南柯记》悟彻人天，勘破虮蚁，虽本唐人小说，而言外世幻，局中点迷，真与内典相吻合。此为见道之文，亦即玉茗度世之文。”[11]两位作者之所以让梦中之事在现实中有所验证，是要强调梦之事乃现之事，不仅为了醒世，而且为了加深对世界的失望。
作为儒士，他们始终不曾忘记兼济天下，因为在两部作品中，尤其是《南柯记》二十四回《风谣》对淳于治理南柯后政治清平，百姓乐业进行了理想型描绘。汤显祖言：“秀才念佛，如秦始皇海上求仙，是英雄末后偶兴耳。”（《答王相如》）是不得已的选择。再看作品中的淳于，投身宗教，他一直处于被动，是“被经历者”，最后采取顿悟的方式入教，可见作者一开始就没有把他们作为宗教弟子去自证道路，尤其《南柯太守传》更像临时起意。因为时代的局限，面对世间的黑暗丑陋，他们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只能从主人公的内心做调整，达到心里的绝对平静，而不正视现实。
三、结语
《南柯太守传》与《南柯记》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品，向我们传达了“人生如梦”的思想。它们是时代的产物，通过他们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文化宗教氛围，士大夫的普遍心理和精神诉求，并了解两位杰出文学家的思想宗教倾向和他们价值观的变化，如汤显祖，对比他在万历二十六年完成的《牡丹亭》中“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经过两年的多重打击，再炙热的感情开始冷静，对社会人生有了更深刻理智的思考，除了爱情这种“善情”外，他开始写社会中黑暗的现实图景，即“恶情”。同时两部作品虽因种种原因选择了不同结局，但目的是一致的，即劝人远离世俗纷扰，获得内心真正的清净自由。
参考文献：
[1]吴梅.中国戏曲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70.
[2][明]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全编·六·南柯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848，2849.
[3]唐高祖.全唐文·卷二·褒授岐平定等诏[M].北京：中华书局，1983：31.
[4][5]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95，66.
[6][明]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65.
[7][宋]钱易.南部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2：21-22.
[8]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07.
[9][明]汤显祖.汤显祖全集[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1449.
[10]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27.
[11]吴梅.吴梅戏曲论文集·南柯记跋[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427.
此论文是江苏大学大创项目，项目编号是201710299427w
关键词： 《南柯太守传》 《南柯记》 汤显祖 道教 佛教
“南柯一梦”，作为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故事，最早见于唐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发展至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此基础上创作“临川四梦”中的第三梦《南柯记》。两部作品的故事框架与核心情节属于继承关系，但由于作品的文体、创作时间和作者思想倾向等诸多原因，两部作品呈现出诸多不同，例如在情节上汤显祖进行了许多调整和扩写，情节的添加和描绘，不仅让故事更完整流畅，经得起推敲，而且包含汤显祖的个人见解。这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两部作品的结局，《南柯太守传》中主人公梦醒顿悟，入了道门，《南柯记》中契玄大师为梦醒却依旧困惑的淳于建水陆道场，让他烧纸自残，度梦中众人和自己的老父飞升天界，并在大师指点下立地成佛。由入道到奉佛，看似不经意的修改，却蕴含着作者的深刻思考。
一、作品结局相异之原因
（一）情节服务
唐传奇大多短小精悍，要求在几千字内完整表达一个故事，作品为交代出故事的前因后果，细节上往往不够细致完美，有些情节的安排和衔接让人觉得不够合理。这样的缺憾出现在《南柯太守传》中，例如在淳于棼与金枝公主大婚当日，由琼英郡主讲出的契玄禅师，这个人物出现得过于突然，他出现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是作者为了交代背景，但在后文却又完全没了踪迹，容易让人产生游离之感。明传奇篇幅加长，体例完整，给了作者足够的空间完善细节。汤显祖为应和《南柯太守传》中仅出现过一次的禅智寺和契玄禅师，让他们在作品中正式现身，并为推动故事情节起到巨大作用：禅智寺成为淳于棼与蚁族众人初见并和瑶芳公主定情之所，契玄禅师更成为全剧的线索人物，故事因他起，因他结，他甚至成了剧中的“主观之主人”[1]，是最后点化主人公的重要角色。淳于棼受他点化成为佛家弟子，这样故事的逻辑结构更易被接受，保持李公佐安排的结局——入道反倒显得突兀，不符合全局营造起来的佛教氛围，这个结局可谓顺承了剧情。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感受到李公佐作品中呈现出的理性与冷静，作者更像一个转述者，因而最后只需要一个出口。《南柯记》中加注了汤显祖的个人情感，作品呈现出来的更多为感性与朦胧。《南柯太守传》的主人公入梦仅仅只是生理原因——“因沉醉至疾”，而《南柯记》中淳于入梦却充满了心理暗示——“此生痴情妄起”；“此生好不多情”[2]。因为这股子多情，他注定需入梦经历一番，最终需要解情障，彻底从梦中解脱，因而追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无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的佛教更合适。
（二）时代要求
李公佐选择让淳于入道，与当时他所处的中唐社会风气不无关系。原本并不迷信的唐德宗经过泾原兵变，变得异常敏感，神经脆弱的皇帝开始转投道教，寻求庇护，《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曰：“德宗晚好鬼神事。”之后的唐宪宗因为贬谪了上疏《谏迎佛骨表》的韩愈，使其佞佛的名声远播，随着中央对藩镇斗争的局部胜利，宪宗潜意识里的求仙好道思想逐渐膨胀。
崇道这个倾向自唐建朝以来就一直存在，虽然中间出现过波折，但总体上还是繁荣发展的。因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传统文化较为接近，而且经过南北朝的发展，把许多封建教条变成道教教义，使它在光饰和神化皇权上有特殊的优越条件。具有胡汉血统的李唐王朝为强化中央集权，顺理成章地选择老子李耳为祖宗，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道教地位：唐高祖下诏：“令老先，次孔，末后释”[3]，抬高了道教地位；唐高宗上元二年首次在科举中加入《道德经》，后在开元二十九年特设道举和崇玄学，地位一度超过进士、明经等科，由皇帝亲试，加深道教和道家的关联，提高道教在士大夫心中的地位；唐玄宗时期大兴道教，广建道观和度人入道；优礼道士和女冠；建太清宫，皇帝亲自礼谒祭献老子，成为常制。这些体现了道教已成为维系唐王朝的一面旗帜。
上层贵族的推崇，再加上民间本就浓厚的迷信氛围，使道教在民间的传播也是如火如荼，况且道教教义与佛教的以生为苦，以死为乐刚好相反，是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不死成仙为极乐，并不禁欲。這样的教义对任何人而言都具有诱惑力。而且这一时期道教与道家联系紧密，也讲“清静无为”，这对士大夫尤其是安史之乱过后信心严重受挫或遭遇贬职的士大夫更具诱惑力。在这样一个崇道之风盛行的时代，不被影响是不可能的。淳于梦醒需要的是一个出口，选择道教更易被接受，有利于文章的传播，更好地宣传文章所真正想要传达的不要迷恋尘世中富贵名利的思想，追求“至人无梦”、“静如止水”的心理境界与生活情趣，以及神清气爽、健康无疾的生理状态。同时道教中的神仙、鬼怪因子能增加作品的魔幻色彩，这样的结局符合作品梦中与梦外这样本身就充满奇幻的双重空间结构。
道教发展至明嘉靖年间已发生严重变形，明世宗虽笃信道教，但此时的道教已完全沦为使用长生不老、驱鬼斩妖、房中御女等惑人之术的粗鄙的方术巫仪，可皇帝却每天沉迷于此，打醮设斋。这必然会招致士大夫不满，纷纷上疏劝谏，却都受到严惩。若一个宗教危及了社会安定、儒学地位，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稳定载体和左右时代精神最重要的力量——士大夫的正常生活与仕进，而又蜕变得不太高雅时，它在上层的贵盛就只会是暂时的，而没落则是必然的。如《涌幢小品》卷二十九评价道教“本邪僻谬悠，而感之者罹祸不浅”[4]。《南柯记》虽作于万历二十八年，但作为士大夫的汤显祖必然能感受到当时的氛围，并意识到道教已不能帮助主人公斩断俗世念想，进入一个清静无为的修行世界，这样的结局不再符合“南柯一梦”的主旨，极有可能招致士大夫的抵制，影响作品的传播。 湯显祖之所以选择佛教，与当时的文化氛围有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禅宗席卷江南，风靡一时，出了好几位大师，如雪浪、达观等，据记载“紫柏名振东南，缙绅趋之若鹜”[5]，可见当时禅宗的发展势头。元明以来，理学笼罩了中国思想文化，使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了一派灰暗沉闷的现象。物极必反，这让很多士大夫感到压抑和痛苦，《日知录》卷十八《心学》记载：“文成以绝世之姿，唱起新说，鼓动海内”[6]，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陆王心学和李贽的“童心说”迅速发展，虽被朝廷视为异端，但在士大夫群体中引起震动。禅宗内部也在进行改造，禅宗已不再如早期佛教那般恪守清修，追求自然适意的“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生活，讲究直观体验，简洁明快的顿悟和自我体察式的自我解脱，到明代，更提倡“三教合一”，一定程度上解决佛教与儒家之间的矛盾。士大夫的心理更趋外向，敢于追求个性解放。这一时期的禅宗很适合主人公，因为淳于更多是因为佛教教义中所讲的“因果”才经历这一切的，并非苦修，更多的是顿悟，同时这种选择更能获得士大夫的认同。
（三）作者选择
李公佐是中唐的进士，关于他的资料甚少，但从他留下的四篇传奇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道教的态度还是较为友好的，因为其中的《南柯太守传》、《古岳渎经》和《庐江马媼传》三部都明显带有道教活动和思想。作为生活于安史之乱之后的唐代士子，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们觉得精神崩溃，信心丧失，这些经历都与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类似：淳于棼在现实中被革职，入梦后，虽享尽荣华富贵，曾把南柯县治理得夜不闭户，但最终仍是落得被遣送回家。梦醒，大槐安国也被一场雨冲得国破蚁亡，这些都极易让人产生对俗世的失望之感。对于生命短暂的忧虑，对于社会喧嚣的烦恼，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灰暗的逃避意识使作者由衷羡慕道门的清幽旷逸情致和长生不老追求。
作者选择道教，也为主人公的未来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由于道教与皇家关系亲密，许多道士被授予俗职或勋爵。作者为淳于的道观取名“槐古道观”，一方面是纪念他在梦中的所闻所感，另一方面“槐”因与在中国神话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魁”相近，所以后来就成了科第吉兆的象征。早在《周礼·秋官·朝士》就有记载：“面三槐，三公位也”，槐又代指科考，考试年头称为槐秋，举子赴考称为踏槐，考试月份称为槐黄，“槐花黄，举子忙”[7]成了当时流传广泛的俗谚，可见作者展现了对于逍遥自在的日子和盛唐气象的怀念，以及未来仍想为国效力的愿望。作为一名士子，虽不崇追名逐利，但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儒家精神仍有巨大的影响。
汤显祖选择弃用道教，一方面是因为道教严重变形，另一方面与其宗教倾向有关。汤显祖并不喜道教，他认为道家以谈玄标榜而流于荒诞，《南柯记》有细节表明，作者添加了一个情节，即琼英郡主、上真夫人和青溪姑等人与丧偶归朝的淳于淫乱，这些女性的名字极具道教意味，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六朝人以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绿华之世缘，流传至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妓者。”[8]汤显祖已看透发展至明朝的道教已经丧失原本渡人的教义，而成了上层贵族满足贪欲和享受欲的借口。
汤显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佛教徒。在科举上一次次失利让他逐渐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产生了动摇，好不容易得官，准备履行儒家弟子责任时，却处处遭到弹劾和贬职，官场上他亲眼见证了许多忠良之士被迫害，这让他充分认识到了官场的黑暗，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因不能趋炎附势，不满矿税弊端，离开了官场，表现了他对儒家政治的失望。而同李贽、达观的交往又加深了他对禅宗的理解，他曾说：“弟一生疏脱，然幼得于明德师，壮得于上人。”[9]可见达观对其影响之深。就在《南柯记》成书的同一年，即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其长子离世，无疑对他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身心俱疲的他急需一个出口排解，佛教所讲的“大觉”，“广虚”无疑可以安慰他。汤显祖将自己的心境倾注在主人公身上：淳于棼现实革职，友亡妻死，富贵皆梦，身边也有一个佛教大师在点化他，让他最终得以解脱。如他在自序中所言：“世人皆以眷属富贵影象，执我为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勘破世幻，戳破梦境。
二、作品结局相同之深思
两部作品虽看似结局大相径庭，但其内核具有一致性，即都选择了宗教，将希望寄托在虚幻力量上，相对消极。两位作家都处在国家衰落的时期，对世俗官场存在一定的失望情绪，产生了远离尘嚣的出世思想。正如元好问所说，少年气盛之人，对道教一般不感兴趣，嫌它“堕窳不振”，但当他们一经创伤，饱餐风霜后，却一定“自视缺然，愿弃人间事，绝粒轻举，以从赤松子游。非自若也，惟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出，权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举远引也”[10]。这同样适用于汤显祖，经历了“丧失家道”的绝望痛苦后，他渴望从佛教世界找一个清净来安顿灵魂，企图用来解浮躁和内心的矛盾。如吴梅所评：“《南柯记》悟彻人天，勘破虮蚁，虽本唐人小说，而言外世幻，局中点迷，真与内典相吻合。此为见道之文，亦即玉茗度世之文。”[11]两位作者之所以让梦中之事在现实中有所验证，是要强调梦之事乃现之事，不仅为了醒世，而且为了加深对世界的失望。
作为儒士，他们始终不曾忘记兼济天下，因为在两部作品中，尤其是《南柯记》二十四回《风谣》对淳于治理南柯后政治清平，百姓乐业进行了理想型描绘。汤显祖言：“秀才念佛，如秦始皇海上求仙，是英雄末后偶兴耳。”（《答王相如》）是不得已的选择。再看作品中的淳于，投身宗教，他一直处于被动，是“被经历者”，最后采取顿悟的方式入教，可见作者一开始就没有把他们作为宗教弟子去自证道路，尤其《南柯太守传》更像临时起意。因为时代的局限，面对世间的黑暗丑陋，他们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只能从主人公的内心做调整，达到心里的绝对平静，而不正视现实。
三、结语
《南柯太守传》与《南柯记》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品，向我们传达了“人生如梦”的思想。它们是时代的产物，通过他们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文化宗教氛围，士大夫的普遍心理和精神诉求，并了解两位杰出文学家的思想宗教倾向和他们价值观的变化，如汤显祖，对比他在万历二十六年完成的《牡丹亭》中“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经过两年的多重打击，再炙热的感情开始冷静，对社会人生有了更深刻理智的思考，除了爱情这种“善情”外，他开始写社会中黑暗的现实图景，即“恶情”。同时两部作品虽因种种原因选择了不同结局，但目的是一致的，即劝人远离世俗纷扰，获得内心真正的清净自由。
参考文献：
[1]吴梅.中国戏曲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70.
[2][明]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全编·六·南柯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848，2849.
[3]唐高祖.全唐文·卷二·褒授岐平定等诏[M].北京：中华书局，1983：31.
[4][5]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95，66.
[6][明]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65.
[7][宋]钱易.南部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2：21-22.
[8]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07.
[9][明]汤显祖.汤显祖全集[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1449.
[10]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27.
[11]吴梅.吴梅戏曲论文集·南柯记跋[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427.
此论文是江苏大学大创项目，项目编号是201710299427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