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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曾国藩下了一辈子的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围棋迷。但对于他的棋艺水平、下棋时的胜负心，以及去世当天陪他下棋的人到底是谁，或长期争论不休，或一直无从了解，从而无法定论。笔者不揣谫陋，撰此小文，试作解答。
胜负心
《梵天庐丛录》说：“公从容坐镇，绰有雅歌投壶之风。在军中，日必围棋一局，以养其心。前敌交绥，或逢挫败，亦无太息咨嗟之状。其器量诚过人远矣。”（《梵天庐丛录》卷四，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
曾国藩嗜棋如命，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上棋盘，不管多忙，甚至是形势十分危急之时，都要与身边人展开对杀，这些确是事实。但如果说他与人对弈，只是为了镇定心神和培养“器量”，对胜负毫不在乎，则未必是事实。
《清稗类钞》就记载说：“尝与周小松对局，小松授文正以九子，裂其棋为九品，乃仅得活。文正大怒，小松行时，遂无赆。”（《清稗类钞·艺术类》，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册）周小松是围棋国手，属专业九段级棋手，曾国藩业余段位都没有评过，下棋只是个人爱好，两人水平自然不在一个档次上。曾国藩居然跟周小松较劲，输棋后还觉得面子大失，连约定俗成的出场费也不给了，说明他的胜负心是很重的。
《清稗类钞》还说：“曾文正公国藩好弈而不工，弈时，则所患之癣益痒，时爬搔之。”曾国藩患有严重皮肤病，这是事实，下棋时皮癣特别痒，也的确不假，曾国藩晚年的幕僚薛福成，就在《曾文正公始生》中写到过这种情况：“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围棋。公目注楸枰（棋盘），而两手自搔其肤，不少息，顷之，案上肌屑每为之满。”（《庸庵笔记》卷四，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问题是，曾国藩的皮癣，为什么在下棋时特别痒？《清稗类钞》似乎是说，因为曾国藩一心要赢，却棋艺较差，所以心里难免发毛，浑身不自在，双手自然不停挠，皮肤则越挠越痒。这个逻辑虽然成立，也能佐证曾国藩有很重的胜负心，但难免有些牵强，无非是野史笔记作者故意拿大名人曾国藩开涮而已。倒是薛福成的说法更值得相信。当然，说穿了，还是胜负心作怪。只要看看曾国藩下棋时“目注楸枰”的样子，就知道他有多么投入。
另外，曾国藩幕僚日记中记载的事实，也完全可以证明他下棋时具有很重的胜负心。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下旬，周腾虎第二次进入曾国藩幕府后，在安庆待了半个多月，才去上海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曾国藩下过7盘围棋，两人的日记也分别记录了这一事实。不同的是，曾国藩只记某日某时跟周腾虎下棋，谁输谁赢是照常不记的，周腾虎则详细记录了胜负情况，如十一月初八日的日记写道：“早，曾公召围，余胜三子。公遂请程太翁颖芝来，与余下四局，余三负而一胜……公又来围棋一局，余胜子半。”（《周腾虎日记》，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
从这段记载里，不仅能知道曾国藩输了棋，而且输得很不服气，否则不会请出程颖芝跟周腾虎比，自己退居一旁观战。看过这种比赛，还会认为曾国藩下围棋，完全不看重胜负，而只是为了“养心”吗？
程颖芝大名程希辕，是曾国藩幕僚程桓生的父亲。程家是盐商世家，也是围棋世家，程希辕和他的两个儿子程桓生、程朴生，都是围棋高手，也都是曾国藩的棋友。同治七年（1868）程希辕去世后，曾国藩写有挽联《挽程封翁颖之（芝）》，其中还特别说到下围棋一事：“更无遗憾，看儿孙中外服官，频叨九重芝诰；频触悲怀，忆畴昔晨昏聚处，相对一局楸枰”。（《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册）
棋 艺
由于《清稗类钞》等野史笔记反复渲染曾国藩的棋艺不行，加之他本人的日记也绝少记录胜负情况，更从不探讨棋艺，所以，后人都以为曾国藩有意藏拙，棋艺水平不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光是周腾虎在日记中的下棋记录，就可以证明曾国藩的棋艺不差，至少比周略胜一筹。如十一月初九日：“曾公来棋一局，余大负。”初十日：“饭后，偕曾公围棋，余又负。”十一日：“早，曾公来谈，诊脉，属十三即首途赴沪。围棋一局，余胜两子。”十二日：“早，陪曾公，公胜十一子。”十三日，周腾虎奔赴上海当天，还跟曾国藩下了一局棋：“早，陪曾公围棋，余负七子。”（《周腾虎日记》）
周腾虎虽然是围棋高手，但综合几天下来的输赢情况看，曾国藩的棋艺其实在他之上。既然如此，初八日曾国藩为什么连输两局？可能是时隔六年两人第一次交手，曾国藩一时摸不清周腾虎的底细，更不熟悉他的棋风和棋路所致。事后，他反复琢磨和研究，终于明白自己输在何处，于是对症下药，反败为胜。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可见，曾国藩下棋，还会在暗中反复研究打败对方的策略，否则棋艺不会长进得这么快。
与周腾虎一样，薛福成与曾国藩下棋后，也会在日记中记录输赢情况，如同治十一年（1862）二月初四日的日记写道：“午刻，邀余围棋，连赢二局，意兴甚适，谈笑送予至窗外。”（《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薛福成也是围棋高手，曾国藩却能连赢两局，说明他的棋艺确实不差。曾国藩得胜后无比兴奋，不畏严寒谈笑送薛福成到窗外，说明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是胜了就高兴，输了就沮丧，并非没有胜负心。
曾國藩的棋艺虽然不错，但越到老年，有人认为，他的水平不是有所提升，而是慢慢退步。人生都有高峰期，之后水平退步，这是自然现象，不足为奇。但曾国藩的棋艺退步，不是自然因素引起，而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刘秉璋的第三子刘体信（后改名刘声木），在他的名著《苌楚斋随笔》中，对此有过生动的记载。他说，曾国藩晚年，每天午饭后，都要下一二局围棋，名曰“养心棋”。刘秉章曾问过曾国藩的机要幕僚钱应溥：“中堂日日下碁（棋），不日进无已乎？”钱应溥说：“棋则日退也。”刘秉章不懂棋理，于是惊问其故。钱应溥说：“中堂年高望重，何人肯与之对手，中堂不自知，以致愈趣愈下。然中堂亦非无碁（棋）者，偶有人走一好着，中堂见而大惊，亦必沉思冥想，凝神注意，逾时数刻，得一好着，与之足以对垒而后已也。”（《苌楚斋随笔·续笔》卷四，中华书局1998年版上册）
钱应溥是曾国藩晚年的机要幕僚，主要负责奏折撰写，由于文笔十分了得，后来还当上了军机大臣，专门为皇帝处理公文，成为曾国藩幕僚中除左宗棠之外唯一做过军机大臣的人。钱应溥自己虽然很少与曾国藩下棋，但对曾国藩的棋艺知根知底。从刘体信的记载里，可以得出结论：曾国藩不仅棋艺不错，而且胜负心极强，否则跟他下棋的人，哪会小心翼翼地维护他的面子呢？
最后一局
世人都知道曾国藩的棋瘾很大，想戒都戒不了，据说他去世当天也下了棋，但由于曾国藩的绝笔日记没有记录此事，跟他下棋的人也没有到处宣扬，所以人们都是听闻其事，而不知详情。比如曾国藩的幕僚和弟子赵烈文，在日记中就这样写道：“闻涤师薨逝前数日微有小恙，仍理事如故。是日早尚游署中花园，与幕府下棋，至下午忽觉足麻，扶至签押房坐定，倚椅背一笑而逝。”（《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3册）赵烈文都打听不到当天跟曾国藩下棋的人是谁，其他人更是无从了解了。
那么，曾国藩去世当天，跟他下棋的人究竟是谁呢？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前面提到的薛福成。其实，上文的薛福成日记就已揭开了谜底：“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不正是曾国藩去世的那天吗？可见，曾国藩对围棋的爱好，确实持续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围棋的痴迷程度，恐怕连许多专业棋手都难以相提并论。
据《薛福成日记》记载，当天中午，曾国藩邀他下过两盘围棋后，即开始处理公务，五时以后才出门散步。就在散步回来将出花园大门之时，曾国藩连喊了几声“脚麻”，随行在侧的曾纪泽急忙将他扶住，并唤人抬回室内，此后即“手战口动，不复言语”，于当晚七时以后溘然长逝。
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曾国藩的工作一直比较正常，中午下棋时也不见任何异样，怎么会去世得如此突然？薛福成接着在日记中写道：“予于爵相有知己之感，有受诲之益，有七载追随之谊。方午间对弈之时，岂料即永诀之时哉！追念哲人，默忧时局，不自知涕之流落也。”（《薛福成日记》）正因为曾国藩离开得太突然，所以薛福成听到这一消息后，简直惊呆了。
世事难料，没想到，中午的那一局棋，竟是曾国藩人生中的最后一局。
（作者系文史学者）
胜负心
《梵天庐丛录》说：“公从容坐镇，绰有雅歌投壶之风。在军中，日必围棋一局，以养其心。前敌交绥，或逢挫败，亦无太息咨嗟之状。其器量诚过人远矣。”（《梵天庐丛录》卷四，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
曾国藩嗜棋如命，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带上棋盘，不管多忙，甚至是形势十分危急之时，都要与身边人展开对杀，这些确是事实。但如果说他与人对弈，只是为了镇定心神和培养“器量”，对胜负毫不在乎，则未必是事实。
《清稗类钞》就记载说：“尝与周小松对局，小松授文正以九子，裂其棋为九品，乃仅得活。文正大怒，小松行时，遂无赆。”（《清稗类钞·艺术类》，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册）周小松是围棋国手，属专业九段级棋手，曾国藩业余段位都没有评过，下棋只是个人爱好，两人水平自然不在一个档次上。曾国藩居然跟周小松较劲，输棋后还觉得面子大失，连约定俗成的出场费也不给了，说明他的胜负心是很重的。
《清稗类钞》还说：“曾文正公国藩好弈而不工，弈时，则所患之癣益痒，时爬搔之。”曾国藩患有严重皮肤病，这是事实，下棋时皮癣特别痒，也的确不假，曾国藩晚年的幕僚薛福成，就在《曾文正公始生》中写到过这种情况：“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围棋。公目注楸枰（棋盘），而两手自搔其肤，不少息，顷之，案上肌屑每为之满。”（《庸庵笔记》卷四，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问题是，曾国藩的皮癣，为什么在下棋时特别痒？《清稗类钞》似乎是说，因为曾国藩一心要赢，却棋艺较差，所以心里难免发毛，浑身不自在，双手自然不停挠，皮肤则越挠越痒。这个逻辑虽然成立，也能佐证曾国藩有很重的胜负心，但难免有些牵强，无非是野史笔记作者故意拿大名人曾国藩开涮而已。倒是薛福成的说法更值得相信。当然，说穿了，还是胜负心作怪。只要看看曾国藩下棋时“目注楸枰”的样子，就知道他有多么投入。
另外，曾国藩幕僚日记中记载的事实，也完全可以证明他下棋时具有很重的胜负心。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下旬，周腾虎第二次进入曾国藩幕府后，在安庆待了半个多月，才去上海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曾国藩下过7盘围棋，两人的日记也分别记录了这一事实。不同的是，曾国藩只记某日某时跟周腾虎下棋，谁输谁赢是照常不记的，周腾虎则详细记录了胜负情况，如十一月初八日的日记写道：“早，曾公召围，余胜三子。公遂请程太翁颖芝来，与余下四局，余三负而一胜……公又来围棋一局，余胜子半。”（《周腾虎日记》，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
从这段记载里，不仅能知道曾国藩输了棋，而且输得很不服气，否则不会请出程颖芝跟周腾虎比，自己退居一旁观战。看过这种比赛，还会认为曾国藩下围棋，完全不看重胜负，而只是为了“养心”吗？
程颖芝大名程希辕，是曾国藩幕僚程桓生的父亲。程家是盐商世家，也是围棋世家，程希辕和他的两个儿子程桓生、程朴生，都是围棋高手，也都是曾国藩的棋友。同治七年（1868）程希辕去世后，曾国藩写有挽联《挽程封翁颖之（芝）》，其中还特别说到下围棋一事：“更无遗憾，看儿孙中外服官，频叨九重芝诰；频触悲怀，忆畴昔晨昏聚处，相对一局楸枰”。（《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册）
棋 艺
由于《清稗类钞》等野史笔记反复渲染曾国藩的棋艺不行，加之他本人的日记也绝少记录胜负情况，更从不探讨棋艺，所以，后人都以为曾国藩有意藏拙，棋艺水平不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光是周腾虎在日记中的下棋记录，就可以证明曾国藩的棋艺不差，至少比周略胜一筹。如十一月初九日：“曾公来棋一局，余大负。”初十日：“饭后，偕曾公围棋，余又负。”十一日：“早，曾公来谈，诊脉，属十三即首途赴沪。围棋一局，余胜两子。”十二日：“早，陪曾公，公胜十一子。”十三日，周腾虎奔赴上海当天，还跟曾国藩下了一局棋：“早，陪曾公围棋，余负七子。”（《周腾虎日记》）
周腾虎虽然是围棋高手，但综合几天下来的输赢情况看，曾国藩的棋艺其实在他之上。既然如此，初八日曾国藩为什么连输两局？可能是时隔六年两人第一次交手，曾国藩一时摸不清周腾虎的底细，更不熟悉他的棋风和棋路所致。事后，他反复琢磨和研究，终于明白自己输在何处，于是对症下药，反败为胜。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可见，曾国藩下棋，还会在暗中反复研究打败对方的策略，否则棋艺不会长进得这么快。
与周腾虎一样，薛福成与曾国藩下棋后，也会在日记中记录输赢情况，如同治十一年（1862）二月初四日的日记写道：“午刻，邀余围棋，连赢二局，意兴甚适，谈笑送予至窗外。”（《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薛福成也是围棋高手，曾国藩却能连赢两局，说明他的棋艺确实不差。曾国藩得胜后无比兴奋，不畏严寒谈笑送薛福成到窗外，说明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是胜了就高兴，输了就沮丧，并非没有胜负心。
曾國藩的棋艺虽然不错，但越到老年，有人认为，他的水平不是有所提升，而是慢慢退步。人生都有高峰期，之后水平退步，这是自然现象，不足为奇。但曾国藩的棋艺退步，不是自然因素引起，而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刘秉璋的第三子刘体信（后改名刘声木），在他的名著《苌楚斋随笔》中，对此有过生动的记载。他说，曾国藩晚年，每天午饭后，都要下一二局围棋，名曰“养心棋”。刘秉章曾问过曾国藩的机要幕僚钱应溥：“中堂日日下碁（棋），不日进无已乎？”钱应溥说：“棋则日退也。”刘秉章不懂棋理，于是惊问其故。钱应溥说：“中堂年高望重，何人肯与之对手，中堂不自知，以致愈趣愈下。然中堂亦非无碁（棋）者，偶有人走一好着，中堂见而大惊，亦必沉思冥想，凝神注意，逾时数刻，得一好着，与之足以对垒而后已也。”（《苌楚斋随笔·续笔》卷四，中华书局1998年版上册）
钱应溥是曾国藩晚年的机要幕僚，主要负责奏折撰写，由于文笔十分了得，后来还当上了军机大臣，专门为皇帝处理公文，成为曾国藩幕僚中除左宗棠之外唯一做过军机大臣的人。钱应溥自己虽然很少与曾国藩下棋，但对曾国藩的棋艺知根知底。从刘体信的记载里，可以得出结论：曾国藩不仅棋艺不错，而且胜负心极强，否则跟他下棋的人，哪会小心翼翼地维护他的面子呢？
最后一局
世人都知道曾国藩的棋瘾很大，想戒都戒不了，据说他去世当天也下了棋，但由于曾国藩的绝笔日记没有记录此事，跟他下棋的人也没有到处宣扬，所以人们都是听闻其事，而不知详情。比如曾国藩的幕僚和弟子赵烈文，在日记中就这样写道：“闻涤师薨逝前数日微有小恙，仍理事如故。是日早尚游署中花园，与幕府下棋，至下午忽觉足麻，扶至签押房坐定，倚椅背一笑而逝。”（《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3册）赵烈文都打听不到当天跟曾国藩下棋的人是谁，其他人更是无从了解了。
那么，曾国藩去世当天，跟他下棋的人究竟是谁呢？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前面提到的薛福成。其实，上文的薛福成日记就已揭开了谜底：“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不正是曾国藩去世的那天吗？可见，曾国藩对围棋的爱好，确实持续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围棋的痴迷程度，恐怕连许多专业棋手都难以相提并论。
据《薛福成日记》记载，当天中午，曾国藩邀他下过两盘围棋后，即开始处理公务，五时以后才出门散步。就在散步回来将出花园大门之时，曾国藩连喊了几声“脚麻”，随行在侧的曾纪泽急忙将他扶住，并唤人抬回室内，此后即“手战口动，不复言语”，于当晚七时以后溘然长逝。
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曾国藩的工作一直比较正常，中午下棋时也不见任何异样，怎么会去世得如此突然？薛福成接着在日记中写道：“予于爵相有知己之感，有受诲之益，有七载追随之谊。方午间对弈之时，岂料即永诀之时哉！追念哲人，默忧时局，不自知涕之流落也。”（《薛福成日记》）正因为曾国藩离开得太突然，所以薛福成听到这一消息后，简直惊呆了。
世事难料，没想到，中午的那一局棋，竟是曾国藩人生中的最后一局。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