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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探寻中小企业商业信用影响因素,文章从宏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分析了企业办公所在地区域社会资本对其商业信用提供和使用的关系。研究发现,高水平区域社会资本会使供应商更愿意提供商业信用,也会提升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能力。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代表地区普遍信任和行为规范的认知型社会资本才是增加企业商业信用的主要渠道,且在法治环境较差的地区,区域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更大。
关键词:区域社会资本;中小企业;商业信用
在当前国内外市场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仍然面临难以获得足够融资、资金获取成本较高的问题。我国信用体系尚不完善,贷款违约仍经常出现,新冠疫情的爆发更加剧了这一现象,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愈显艰难,信用风险突升。尽管疫情期间的逾期付款行为情有可原,但这背后靠的是企业间的互信、互助及集体主义意识。因此,探究以关系网络、相互信任、行为规范等社会因素为特征的区域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省域归属成为企业的身份标识,各地区社会资本异质性特征明显,对中小企业金融决策影响不一。基于此,本文拟从区域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全面研判社会因素对中小企业商业信用提供和使用的异质性影响,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提供新思路。
一、文献综述
“社会资本”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学者帕特南(Putnam)引入经济学中并引起广泛讨论。从概念来看,微观社会资本强调企业或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及人际关系对获取稀缺资源、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宏观社会资本则从区域或国家角度出发,关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个体和组织在长期交往、互惠合作中形成的社會网络、信任、规范及其背后积淀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等。
商业信用是中小企业重要的短期融资来源,其产生原因包括企业为降低成本、扩大销售规模、最大化企业利润而采取经营性动机和从融资比较优势、信贷配给理论出发的融资性动机。整体而言,企业为缓解融资困难而产生商业信用需求,为发挥经营性作用而提供商业信用,其存在是供给均衡的结果,二者同样重要。
就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而言,现有研究大多肯定了二者间的正向关系。段沛英等发现高管社会资本可以弱化通货膨胀预期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面作用;Kong等创新性地将企业与供应商高管间的家乡联结引入研究,发现家乡联结显著增加了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能力。陈德球等则将地区社会信任纳分析,探究家族控制权异质性对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Hasan等认为美国各州市社会资本可直接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间接减少企业商业信用的使用。
可见,当前研究缺乏从社会资本多角度揭示区域属性对商业信用的影响,也较少兼顾商业信用供给和需求的同等重要性,研究内容仍有挖掘空间。因此,本文将综合考虑区域社会资本的网络、信任和行为规范特征,全面检验其对企业商业信用提供和使用的影响,以此强化中小企业利用区域属性提升融资及短期风险应对能力的意识,推动政府加大对区域社会资本的异质性投资,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软环境。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初始样本为2012~2016年上交所A股上市公司,并对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筛选符合标准的中小企业,剔除金融类、当年交易状态为ST及财务数据缺失样本,最终获得由474家企业2348个观测值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消除离群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缩尾处理。
上市公司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社会资本、工具变量数据来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CEI指数取自《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蓝皮书》;地区法治环境数据来自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二)变量界定
本文分别使用应收账款及应付账款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企业商业信用的提供(arta)和使用(apta)。以互联网普及率、社会组织密度、CEI指数及单位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率衡量区域社会资本,使用熵值法构建区域社会资本综合指数(skint)及结构型(skint_str)、认知型(skint_cog)社会资本分指数。以“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环境”分指数衡量地区法治环境(legal)。此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成立年限(age)、资产负债率(dta)、固定资产比率(fix)、净资产收益率(roe)等其他影响因素。
(三)计量模型
apta(arta)=β0+β1skint+β2size+β3age+β4fix+β5dta+β6roe+βiyeardummy+ε(1)
apta(arta)=β0+β1skint_str+β2skint_cog+
β3size+β4age+β5fix+β6dta+β7roe+βiyeardummy+ε(2)
apta(arta)=β0+β1skint+β2legal+β3skint*legal+β4size+β5age+β6fix+β7dta+β8roe+βiyeardummy+ε(3)
其中,β0为常数项系数,βk(k=1,……,8,i)为各变量系数,ε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使用企业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表1报告了区域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信用提供和使用的回归结果。可见,区域社会资本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商业信用使用将增加1.11%,提供将增加2.62%,其对商业信用的提供和使用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提供方作用更大。由此可见,高社会资本地区更利于发展商业信用融资,当地企业不仅自身履约意识强,违约风险低,而且更愿意相信其他企业,自身财产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二)异质性回归
为明晰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的作用,本文根据Uphoff的分类依据,将区域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和认知型,分别进行计量回归。结果如表2列(1)列(2)所示。
可见,认知型社会资本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企业商业信用的使用和提供正相关,某地区认知型社会资本越丰富,企业间互信度越高,履约意识越强,违约风险越低,故上游供应商更愿意提供商业信用,下游客户也更容易获得商业信用。因此,我国各地区应结合自身特色,或增加社会资本投资,或加强商业信用推广,因地制宜,为中小企业融资发展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社会资本变量
本文使用张维迎和柯荣柱的中国各省份市场信任调查数据(st)作为区域社会资本替代指标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列(3)列(4)所示。社会信任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商业信用使用和提供正相关,与前文结论一致。
2. 内生性检验
工具变量回归模型可缓解OLS模型误设问题,本文选取地区交通设施里程数和教育水平作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其中,地区交通设施里程数为各省铁路、内河航道和公路里程数总和的自然对数,地区教育水平为各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的自然对数,结果如表3列(1)列(2)所示。可见,解释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区域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信用的使用和提供仍显著正相关,并且二者关系更明显。
(四)拓展性研究
为检验法治环境对区域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信用关系的影响,本文构造了区域社会资本与法治环境的交乘项,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分析,并对相关指标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共线性和内生性影响,结果如表3列(3)列(4)所示。
可见,区域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提供和使用的影响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法治环境的作用也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丰富的社会资本和良好的法治环境均为商业信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可以促进企业商业信用发展。交乘项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法治环境削弱了区域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验证了法治环境与社会资本间的替代关系。因此,对于我国中西部法治环境薄弱的地区,企业更应该加强社会资本投资,保障供应商财产安全,降低企业道德风险和违约风险,充分发挥商业信用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实证检验了区域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社会资本地区的企业会使用更多商业信用,同时该地区的企业也会向下游客户提供更多商业信用。此外,代表信任和行为规范的认知型社会资本是区域社会资本影响企业商业信用的主要渠道,以社会网络为特点的结构型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影响不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法治环境与区域社会资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法治环境较差的地区,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更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企业应在战略决策中充分考虑区域社会资本的潜在机制,利用区域属性的外部效应强化企业形象、提升短期融资及风险应对能力,保障企业债务安全。其次,政策制定者应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政策,推动商业信用发展。最后,以我国中西部为主的低社会资本地区还应加强法治环境建设,通过法律等强制性手段降低企业违约风险,为商业信用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搭建良好软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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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59-70+96.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关键词:区域社会资本;中小企业;商业信用
在当前国内外市场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仍然面临难以获得足够融资、资金获取成本较高的问题。我国信用体系尚不完善,贷款违约仍经常出现,新冠疫情的爆发更加剧了这一现象,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愈显艰难,信用风险突升。尽管疫情期间的逾期付款行为情有可原,但这背后靠的是企业间的互信、互助及集体主义意识。因此,探究以关系网络、相互信任、行为规范等社会因素为特征的区域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省域归属成为企业的身份标识,各地区社会资本异质性特征明显,对中小企业金融决策影响不一。基于此,本文拟从区域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全面研判社会因素对中小企业商业信用提供和使用的异质性影响,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提供新思路。
一、文献综述
“社会资本”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学者帕特南(Putnam)引入经济学中并引起广泛讨论。从概念来看,微观社会资本强调企业或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及人际关系对获取稀缺资源、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宏观社会资本则从区域或国家角度出发,关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个体和组织在长期交往、互惠合作中形成的社會网络、信任、规范及其背后积淀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等。
商业信用是中小企业重要的短期融资来源,其产生原因包括企业为降低成本、扩大销售规模、最大化企业利润而采取经营性动机和从融资比较优势、信贷配给理论出发的融资性动机。整体而言,企业为缓解融资困难而产生商业信用需求,为发挥经营性作用而提供商业信用,其存在是供给均衡的结果,二者同样重要。
就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而言,现有研究大多肯定了二者间的正向关系。段沛英等发现高管社会资本可以弱化通货膨胀预期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面作用;Kong等创新性地将企业与供应商高管间的家乡联结引入研究,发现家乡联结显著增加了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能力。陈德球等则将地区社会信任纳分析,探究家族控制权异质性对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Hasan等认为美国各州市社会资本可直接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间接减少企业商业信用的使用。
可见,当前研究缺乏从社会资本多角度揭示区域属性对商业信用的影响,也较少兼顾商业信用供给和需求的同等重要性,研究内容仍有挖掘空间。因此,本文将综合考虑区域社会资本的网络、信任和行为规范特征,全面检验其对企业商业信用提供和使用的影响,以此强化中小企业利用区域属性提升融资及短期风险应对能力的意识,推动政府加大对区域社会资本的异质性投资,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软环境。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初始样本为2012~2016年上交所A股上市公司,并对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筛选符合标准的中小企业,剔除金融类、当年交易状态为ST及财务数据缺失样本,最终获得由474家企业2348个观测值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消除离群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缩尾处理。
上市公司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社会资本、工具变量数据来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CEI指数取自《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蓝皮书》;地区法治环境数据来自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二)变量界定
本文分别使用应收账款及应付账款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企业商业信用的提供(arta)和使用(apta)。以互联网普及率、社会组织密度、CEI指数及单位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率衡量区域社会资本,使用熵值法构建区域社会资本综合指数(skint)及结构型(skint_str)、认知型(skint_cog)社会资本分指数。以“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环境”分指数衡量地区法治环境(legal)。此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成立年限(age)、资产负债率(dta)、固定资产比率(fix)、净资产收益率(roe)等其他影响因素。
(三)计量模型
apta(arta)=β0+β1skint+β2size+β3age+β4fix+β5dta+β6roe+βiyeardummy+ε(1)
apta(arta)=β0+β1skint_str+β2skint_cog+
β3size+β4age+β5fix+β6dta+β7roe+βiyeardummy+ε(2)
apta(arta)=β0+β1skint+β2legal+β3skint*legal+β4size+β5age+β6fix+β7dta+β8roe+βiyeardummy+ε(3)
其中,β0为常数项系数,βk(k=1,……,8,i)为各变量系数,ε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使用企业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表1报告了区域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信用提供和使用的回归结果。可见,区域社会资本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商业信用使用将增加1.11%,提供将增加2.62%,其对商业信用的提供和使用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提供方作用更大。由此可见,高社会资本地区更利于发展商业信用融资,当地企业不仅自身履约意识强,违约风险低,而且更愿意相信其他企业,自身财产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二)异质性回归
为明晰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的作用,本文根据Uphoff的分类依据,将区域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和认知型,分别进行计量回归。结果如表2列(1)列(2)所示。
可见,认知型社会资本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企业商业信用的使用和提供正相关,某地区认知型社会资本越丰富,企业间互信度越高,履约意识越强,违约风险越低,故上游供应商更愿意提供商业信用,下游客户也更容易获得商业信用。因此,我国各地区应结合自身特色,或增加社会资本投资,或加强商业信用推广,因地制宜,为中小企业融资发展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社会资本变量
本文使用张维迎和柯荣柱的中国各省份市场信任调查数据(st)作为区域社会资本替代指标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列(3)列(4)所示。社会信任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商业信用使用和提供正相关,与前文结论一致。
2. 内生性检验
工具变量回归模型可缓解OLS模型误设问题,本文选取地区交通设施里程数和教育水平作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其中,地区交通设施里程数为各省铁路、内河航道和公路里程数总和的自然对数,地区教育水平为各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的自然对数,结果如表3列(1)列(2)所示。可见,解释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区域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信用的使用和提供仍显著正相关,并且二者关系更明显。
(四)拓展性研究
为检验法治环境对区域社会资本与企业商业信用关系的影响,本文构造了区域社会资本与法治环境的交乘项,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分析,并对相关指标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共线性和内生性影响,结果如表3列(3)列(4)所示。
可见,区域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提供和使用的影响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法治环境的作用也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丰富的社会资本和良好的法治环境均为商业信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可以促进企业商业信用发展。交乘项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法治环境削弱了区域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验证了法治环境与社会资本间的替代关系。因此,对于我国中西部法治环境薄弱的地区,企业更应该加强社会资本投资,保障供应商财产安全,降低企业道德风险和违约风险,充分发挥商业信用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实证检验了区域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社会资本地区的企业会使用更多商业信用,同时该地区的企业也会向下游客户提供更多商业信用。此外,代表信任和行为规范的认知型社会资本是区域社会资本影响企业商业信用的主要渠道,以社会网络为特点的结构型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影响不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法治环境与区域社会资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法治环境较差的地区,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更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企业应在战略决策中充分考虑区域社会资本的潜在机制,利用区域属性的外部效应强化企业形象、提升短期融资及风险应对能力,保障企业债务安全。其次,政策制定者应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政策,推动商业信用发展。最后,以我国中西部为主的低社会资本地区还应加强法治环境建设,通过法律等强制性手段降低企业违约风险,为商业信用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搭建良好软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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