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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雷雨》时，一位同学义愤填膺地说“周朴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渣男”，她的话引发了同学的热烈讨论。关于周朴园的为人，历来众说纷纭。钱谷融先生说，周朴园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但是曹禺并没有完全否定周朴园。[1]钱理群先生认为，周朴园对初恋是一种矛盾、复杂的情感。[2]要判断周朴园到底渣不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要回到剧本本身，充分观照周朴园的言行举止，综合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周朴园其人其事。
一、刻板传统的大家庭成长叙事
周朴园出生在封建社会晚期，新的思想和观念尚未形成，封建礼教观念和封建等级意识十分浓厚。封建意识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和主流话语权，但新思潮已经瓦解和冲击着旧传统，人性和专制的冲突很容易发生在这种背景下。他成长的地点是周公馆，这是周朴园生命的起点和活动的环境。公馆是富贵人家子弟的生活场所，与外界相对隔离，独立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富贵世界。周朴园的出身时间和成长地点意味着他未来的命运，出身往往决定了命运。
他的家里有一位母亲，像《红楼梦》中的贾母一样，作为典型的封建大家长，是周公馆的实际统治者。她承担的功能不仅仅是养育子女，还要负责家族的延续与血统的高贵纯洁。侍萍被抛弃，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这位母亲大人。侍萍在回忆中说：“你为了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3]从“你”到“你们”，不仅仅是人称由单数到复数的变化，更表明当时周朴园只是作为其中一员参与了逼迫，甚至是被动地参与，他无法改变母亲的决定，只能服膺母亲的绝对权威。如果彼时的周朴园是有反抗的，那么他的反抗是懦弱和无力的，这跟他成长环境密切相关。虽然剧本并未过多地介绍周朴园成长的过程，但周萍此时的人生就是周朴园年轻时的模样，我们能从周萍身上看到周朴园的影子。
周萍正如当年的周朴园一样，他生活在经济富足，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家庭里，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一方面他继承和濡染了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观念，一方面又接触和学习了新式矿科专业。周朴园当年也曾到德国留学，在汲取新式科学知识的同时，吸收大量的旧式传统道德，糅合成社会转型期的精英人物。新的知识储备和旧的传统观念不断发生冲突和碰撞，新式思想要求变革与民主，舊式观念要求维护权威，在一次次冲突和碰撞中，年轻人的生活热情与生命能量被消磨殆尽，逐步蜕变成行尸走肉般的活物。
出身在周府的周萍，一出生就占有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社会财富和身份地位，这使得这些公子哥具有一种家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对祖辈和父辈抱有一种天然的崇拜感，“他又钦羡一切能抱着一件事业向前做，能依循着一般人所谓的‘道德’生活下去，为‘模范市民’，‘模范家长’的人”[4]。对父亲的高度崇拜导致他在心理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对父亲的绝对服从也就不可避免了。即使不愿意，他也会说服自己向着“榜样”靠拢，慢慢地，他不再质疑与反抗，被祖辈父辈反复地敲打与筛选，活成了祖辈父辈的附庸品和复制品。“他是经过了雕琢的”[5]，身上的情感和原始的生命力被抑制，在这种抑制下，与蘩漪的互动和亲近就成为释放压力的出口。潜意识中，作为报复父亲管控的一种手段，两个处于压抑状态的人畸形地走到了一起。
作为弱势的年轻人，周萍身上表现出的男性第二性征和年轻时的周朴园极为相似。周朴园年轻时以富家公子的身份和自己的侍女相爱，周萍复制着父辈的滥情，重复着父辈的悲剧。在后来周萍带四凤离开时，鲁大海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结合的非法性以及可能出现的结局，他甚至认为，周萍表面上保证对四凤是真爱，实际上却暗中抛弃四凤，迎娶阔小姐。鲁大海的刺耳之言，其实，复现了周朴园当年对鲁侍萍犯下的罪孽，这也是封建大家庭下成长起来的公子哥的应然表现，具有可预见性和重复性。
可以想见，如果周萍没有自杀，经过若干年的成长，他也会活成第二个周朴园。他穿着“一件团花的官纱大褂，底下是白纺绸的衬衫”[6]，体面、传统，是社会上的好人。
今天的周萍就是当年的周朴园，成长在新旧社会冲突中，深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对祖辈父辈保持着绝对服从，持有一种英雄式的崇拜。他对感情具有极大的欲望，却又无法承担责任;有追求幸福的需求，却面临现实的考验。他们越活得体面，越失去了自我和个性，成为封建大家庭的继承者和牺牲品。
二、伪装到骨子里的虚伪与绝对权威
虚伪和权威是一组共同体，要真实，就很难具有某种绝对权威。因为真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实践。变化的才是真实的，而权威要求不变。维护权威的手段就是虚伪。周朴园的虚伪是其绝对权威的前置条件，极度虚伪才能成就绝对权威。
蘩漪和周萍的对话，充满激烈的情绪和炽热的感情，在争执中发出的呐喊更能代表自己的真实想法。蘩漪指责周萍的同时，也痛骂了周朴园，指出周萍和周朴园一样虚伪，不敢面对，徒有其表。对周朴园，蘩漪感到压抑和苦闷，她把周公馆看成是监狱，把周朴园看成是阎王。监狱是控制人的自由的，阎王能够判定人的生死，具有绝对权威。周朴园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意识和控制欲望，宣示着专制和权力。这对像蘩漪这样具备知识和文化的新时代女性是一种压制和束缚，她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甚至是生活的权利，变成了按部就班的木偶。女权意识显著、个性特征突出的蘩漪对这种绝对权威提出了挑战，集中表现在拒绝喝药的细节上。蘩漪认为自己没病，不需要喝药，更不想因此被别人认为有病，周朴园却认为蘩漪病得很重，逼迫她喝药，此处是冲突的高潮，一方面体现周朴园的蛮横与固执，一方面表明蘩漪所承受的苦痛不是肉体上的折磨，而是精神上的苦闷。
周朴园为什么这样逼迫蘩漪喝药？按照蘩漪的话来说，周朴园厌恶她，她个性突出，制造不同的声音，违背周朴园的意志，消解周朴园的主体地位，更重要的是，蘩漪知道周朴园的底细，对周家祖上发迹以及周朴园的罪恶勾当了如指掌，周朴园非常担心蘩漪揭穿他虚伪的面孔。一旦周朴园的伪善被曝光，他的绝对权威不能保持。虚伪的人内心是恐惧的，尤其是在别人知道他的底细时，他伪饰自己的一举一动就像小丑在表演。周朴园面对被揭穿的可能，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只能给蘩漪贴上“疯子”的标签。 在儿子面前，周朴园总是表现出一副说教者、模范者和道德家的模樣，他是权威，是秩序，是法律。他承担的是对下一代进行道德说教和行为规训的义务，以免下一代误入歧途。当周萍喝酒、赌博、跳舞时，他立刻表示自己的家庭是“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7]，他的儿子是“健康的子弟”[8]，从心理上击溃周萍，让他为自己这种不健全、不负责任的行为感到羞愧，迫使周萍始终处在自己的专制下。当周冲说，“矿上对于这次受伤的工人不给一点抚恤金”[9]时，周朴园立刻让他闭上嘴，剥夺了他发言的权利。
鲁大海更是直接与周朴园发生了冲突，揭露了他开枪杀人和故意让江堤出险的罪恶勾当，将周朴园的道德面具和伪善面罩摘下，以致周萍无法接受和面对，为了维护父亲的清白，他动手打了鲁大海。周萍的激动事实上是急于维护父亲，害怕面对的表现，周朴园虽然表面上喝止，其内心的恐惧已经无法掩饰。
一方面要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威，而权威又面临着被消解的可能;一方面要表现自己的模范样子，而模范又离不开伪饰。权威与民主、真实与虚伪不断地发生碰撞，这种剧烈的冲突与撕裂，挖掘人性幽处的深刻内涵，揭示人性的脆弱与缺陷，成为一幕幕悲剧发生的重要根源。
三、孤苦伶仃的必然性结局
55岁的周朴园已经不是当年年轻力壮的公子哥，他经历了世事浮沉和各种劳碌，变得身心俱疲，尤其是蘩漪的桀骜不驯、儿子们的有意疏远，都让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感到了深深的孤独。他对周冲说，他觉得自己老了，并且希望家里平平安安的。希望家里平平安安是常人的思维，也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对家庭团圆的期待，同时，也在暗示周府过去可能存在的罪恶。只有过去做过亏心事的人，对未来才感到担忧和迷茫。他害怕失去得到的一切，担心上天不约而至的报复。
蘩漪的桀骜不驯使周朴园感到愤怒和无奈，除了争吵，他似乎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周萍和周冲对周朴园并不是爱戴，而是出于恐惧的一种臣服，是对父子关系的一种“道德上的自觉意识”。[10]在内心深处，周朴园带给他们的并不是亲情，他也同样感到孤独和落寞。其实，周朴园并不幸福，虽然他拥有财富、身份、地位。晚年的周朴园继承和利用了家族得天独厚的基础和条件，攫取大量的财富、资源和声誉，但物质的富足并不能弥补精神的空虚，儿子的敬而远之、蘩漪的自发反抗给周朴园带来深深的苦恼。他为了维护自身的名誉、身份和形象，极力伪装成慈善家和社会上的好人，也耗费了他巨大的心血和精力，自身精力的消耗和周遭亲人的疏离都使周朴园感到了失意与忧伤。
序幕中，经历重大家庭变故的周朴园到教堂附属医院，看望精神失常的蘩漪和侍萍，或许，此时的周朴园心中眷恋的不再是自身的形象，他需要的是陪伴与团圆，但命运总是开玩笑。故事中的主角一个接一个死去与失踪，罪恶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罪恶的承受者。惩罚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剥夺他的生命，而是让他痛苦地活着，让他一个人面对所有的困难与悲剧。周朴园孤苦伶仃的结局具有必然性，一个人极盛时有多么风光，年老后就有多么孤独。周朴园的虚伪与专制固然可恨，但他更值得同情。他是在虚伪和强权中逐渐迷失自我的人，是一个成长过程中严重偏离正常轨道的人。他的可怜之处在于他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言行举止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伪，将虚伪过成了真实，将专制变成了真理。虚伪和专制是他生活的全部。曹禺在《序》中说：“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11]我们更应该带着一种悲悯的眼光看待周朴园。他年轻时的经历和年老时的遭遇，不是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代表的不是一个罪恶的家庭，而是千千万万个处于畸形环境中的旧中国家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者塑造的不是个体，而是群像，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与审视。
四、结语
通过周朴园刻板传统的大家庭成长叙事，我们剖析周朴园的虚伪与专制的根源，也清晰了他孤苦伶仃的必然性结局。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周朴园是不是渣男”这个问题。有人说，周朴园知道眼前人就是侍萍时，立刻变得残酷和无情，和先前的态度形成巨大反差，如果真的怀念和愧疚，周朴园不应该是这样“渣”，其实周朴园此时的表现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他害怕面对侍萍，侍萍的出现意味着罪行的再次曝光，他之所以如此残酷与无情，是维护自己“好人”的声誉。有人说，周朴园以为侍萍是来要钱，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也是“渣”的表现。其实，侍萍走了之后，周朴园安排下人准备给侍萍汇去两万元巨款，也许在周朴园看来，把侍萍接到家里，有损周家颜面，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钱物是最有效的弥补方式。侍萍后来半夜再次出现在周家时，周朴园希望周萍能够赡养她，使他们母子相认，取代了钱财弥补的方式。有人说，当年侍萍被抛弃和被逼死就是周朴园的“渣”导致的，我们不否认周朴园负有重大责任，也不否认周朴园的软弱无能，甚至说周朴园可能已经变心，但封建大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周朴园没有和侍萍一起私奔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他不属于自己，他属于家族。
我们看到的周朴园种种“渣”的表现，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或许做得并不比周朴园要好，反而可能更“渣”，更残忍，更虚伪，更专制，人性之劣具有普遍性。我们剖析周朴园的同时，也要反躬自省，更应该悲悯地行走于世。
参考文献：
[1]钱谷融.《雷雨》人物谈[J].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第48页.
[2]钱理群.《雷雨》是“社会问题剧”吗[J].语文学习，1993年第1期，第17页.
[3]丁帆，杨九俊.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四[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4]曹禺.雷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60页.
[5]曹禺.雷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58页.
[6]曹禺.雷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64页.
[7][8]曹禺.雷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74页.
[9]曹禺.雷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66页.
[10]陈先达.哲学与人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第85页.
[11]曹禺.雷雨·序[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5页.
一、刻板传统的大家庭成长叙事
周朴园出生在封建社会晚期，新的思想和观念尚未形成，封建礼教观念和封建等级意识十分浓厚。封建意识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和主流话语权，但新思潮已经瓦解和冲击着旧传统，人性和专制的冲突很容易发生在这种背景下。他成长的地点是周公馆，这是周朴园生命的起点和活动的环境。公馆是富贵人家子弟的生活场所，与外界相对隔离，独立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富贵世界。周朴园的出身时间和成长地点意味着他未来的命运，出身往往决定了命运。
他的家里有一位母亲，像《红楼梦》中的贾母一样，作为典型的封建大家长，是周公馆的实际统治者。她承担的功能不仅仅是养育子女，还要负责家族的延续与血统的高贵纯洁。侍萍被抛弃，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这位母亲大人。侍萍在回忆中说：“你为了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3]从“你”到“你们”，不仅仅是人称由单数到复数的变化，更表明当时周朴园只是作为其中一员参与了逼迫，甚至是被动地参与，他无法改变母亲的决定，只能服膺母亲的绝对权威。如果彼时的周朴园是有反抗的，那么他的反抗是懦弱和无力的，这跟他成长环境密切相关。虽然剧本并未过多地介绍周朴园成长的过程，但周萍此时的人生就是周朴园年轻时的模样，我们能从周萍身上看到周朴园的影子。
周萍正如当年的周朴园一样，他生活在经济富足，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家庭里，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一方面他继承和濡染了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观念，一方面又接触和学习了新式矿科专业。周朴园当年也曾到德国留学，在汲取新式科学知识的同时，吸收大量的旧式传统道德，糅合成社会转型期的精英人物。新的知识储备和旧的传统观念不断发生冲突和碰撞，新式思想要求变革与民主，舊式观念要求维护权威，在一次次冲突和碰撞中，年轻人的生活热情与生命能量被消磨殆尽，逐步蜕变成行尸走肉般的活物。
出身在周府的周萍，一出生就占有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社会财富和身份地位，这使得这些公子哥具有一种家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对祖辈和父辈抱有一种天然的崇拜感，“他又钦羡一切能抱着一件事业向前做，能依循着一般人所谓的‘道德’生活下去，为‘模范市民’，‘模范家长’的人”[4]。对父亲的高度崇拜导致他在心理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对父亲的绝对服从也就不可避免了。即使不愿意，他也会说服自己向着“榜样”靠拢，慢慢地，他不再质疑与反抗，被祖辈父辈反复地敲打与筛选，活成了祖辈父辈的附庸品和复制品。“他是经过了雕琢的”[5]，身上的情感和原始的生命力被抑制，在这种抑制下，与蘩漪的互动和亲近就成为释放压力的出口。潜意识中，作为报复父亲管控的一种手段，两个处于压抑状态的人畸形地走到了一起。
作为弱势的年轻人，周萍身上表现出的男性第二性征和年轻时的周朴园极为相似。周朴园年轻时以富家公子的身份和自己的侍女相爱，周萍复制着父辈的滥情，重复着父辈的悲剧。在后来周萍带四凤离开时，鲁大海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结合的非法性以及可能出现的结局，他甚至认为，周萍表面上保证对四凤是真爱，实际上却暗中抛弃四凤，迎娶阔小姐。鲁大海的刺耳之言，其实，复现了周朴园当年对鲁侍萍犯下的罪孽，这也是封建大家庭下成长起来的公子哥的应然表现，具有可预见性和重复性。
可以想见，如果周萍没有自杀，经过若干年的成长，他也会活成第二个周朴园。他穿着“一件团花的官纱大褂，底下是白纺绸的衬衫”[6]，体面、传统，是社会上的好人。
今天的周萍就是当年的周朴园，成长在新旧社会冲突中，深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对祖辈父辈保持着绝对服从，持有一种英雄式的崇拜。他对感情具有极大的欲望，却又无法承担责任;有追求幸福的需求，却面临现实的考验。他们越活得体面，越失去了自我和个性，成为封建大家庭的继承者和牺牲品。
二、伪装到骨子里的虚伪与绝对权威
虚伪和权威是一组共同体，要真实，就很难具有某种绝对权威。因为真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实践。变化的才是真实的，而权威要求不变。维护权威的手段就是虚伪。周朴园的虚伪是其绝对权威的前置条件，极度虚伪才能成就绝对权威。
蘩漪和周萍的对话，充满激烈的情绪和炽热的感情，在争执中发出的呐喊更能代表自己的真实想法。蘩漪指责周萍的同时，也痛骂了周朴园，指出周萍和周朴园一样虚伪，不敢面对，徒有其表。对周朴园，蘩漪感到压抑和苦闷，她把周公馆看成是监狱，把周朴园看成是阎王。监狱是控制人的自由的，阎王能够判定人的生死，具有绝对权威。周朴园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意识和控制欲望，宣示着专制和权力。这对像蘩漪这样具备知识和文化的新时代女性是一种压制和束缚，她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甚至是生活的权利，变成了按部就班的木偶。女权意识显著、个性特征突出的蘩漪对这种绝对权威提出了挑战，集中表现在拒绝喝药的细节上。蘩漪认为自己没病，不需要喝药，更不想因此被别人认为有病，周朴园却认为蘩漪病得很重，逼迫她喝药，此处是冲突的高潮，一方面体现周朴园的蛮横与固执，一方面表明蘩漪所承受的苦痛不是肉体上的折磨，而是精神上的苦闷。
周朴园为什么这样逼迫蘩漪喝药？按照蘩漪的话来说，周朴园厌恶她，她个性突出，制造不同的声音，违背周朴园的意志，消解周朴园的主体地位，更重要的是，蘩漪知道周朴园的底细，对周家祖上发迹以及周朴园的罪恶勾当了如指掌，周朴园非常担心蘩漪揭穿他虚伪的面孔。一旦周朴园的伪善被曝光，他的绝对权威不能保持。虚伪的人内心是恐惧的，尤其是在别人知道他的底细时，他伪饰自己的一举一动就像小丑在表演。周朴园面对被揭穿的可能，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只能给蘩漪贴上“疯子”的标签。 在儿子面前，周朴园总是表现出一副说教者、模范者和道德家的模樣，他是权威，是秩序，是法律。他承担的是对下一代进行道德说教和行为规训的义务，以免下一代误入歧途。当周萍喝酒、赌博、跳舞时，他立刻表示自己的家庭是“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7]，他的儿子是“健康的子弟”[8]，从心理上击溃周萍，让他为自己这种不健全、不负责任的行为感到羞愧，迫使周萍始终处在自己的专制下。当周冲说，“矿上对于这次受伤的工人不给一点抚恤金”[9]时，周朴园立刻让他闭上嘴，剥夺了他发言的权利。
鲁大海更是直接与周朴园发生了冲突，揭露了他开枪杀人和故意让江堤出险的罪恶勾当，将周朴园的道德面具和伪善面罩摘下，以致周萍无法接受和面对，为了维护父亲的清白，他动手打了鲁大海。周萍的激动事实上是急于维护父亲，害怕面对的表现，周朴园虽然表面上喝止，其内心的恐惧已经无法掩饰。
一方面要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威，而权威又面临着被消解的可能;一方面要表现自己的模范样子，而模范又离不开伪饰。权威与民主、真实与虚伪不断地发生碰撞，这种剧烈的冲突与撕裂，挖掘人性幽处的深刻内涵，揭示人性的脆弱与缺陷，成为一幕幕悲剧发生的重要根源。
三、孤苦伶仃的必然性结局
55岁的周朴园已经不是当年年轻力壮的公子哥，他经历了世事浮沉和各种劳碌，变得身心俱疲，尤其是蘩漪的桀骜不驯、儿子们的有意疏远，都让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感到了深深的孤独。他对周冲说，他觉得自己老了，并且希望家里平平安安的。希望家里平平安安是常人的思维，也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对家庭团圆的期待，同时，也在暗示周府过去可能存在的罪恶。只有过去做过亏心事的人，对未来才感到担忧和迷茫。他害怕失去得到的一切，担心上天不约而至的报复。
蘩漪的桀骜不驯使周朴园感到愤怒和无奈，除了争吵，他似乎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周萍和周冲对周朴园并不是爱戴，而是出于恐惧的一种臣服，是对父子关系的一种“道德上的自觉意识”。[10]在内心深处，周朴园带给他们的并不是亲情，他也同样感到孤独和落寞。其实，周朴园并不幸福，虽然他拥有财富、身份、地位。晚年的周朴园继承和利用了家族得天独厚的基础和条件，攫取大量的财富、资源和声誉，但物质的富足并不能弥补精神的空虚，儿子的敬而远之、蘩漪的自发反抗给周朴园带来深深的苦恼。他为了维护自身的名誉、身份和形象，极力伪装成慈善家和社会上的好人，也耗费了他巨大的心血和精力，自身精力的消耗和周遭亲人的疏离都使周朴园感到了失意与忧伤。
序幕中，经历重大家庭变故的周朴园到教堂附属医院，看望精神失常的蘩漪和侍萍，或许，此时的周朴园心中眷恋的不再是自身的形象，他需要的是陪伴与团圆，但命运总是开玩笑。故事中的主角一个接一个死去与失踪，罪恶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罪恶的承受者。惩罚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剥夺他的生命，而是让他痛苦地活着，让他一个人面对所有的困难与悲剧。周朴园孤苦伶仃的结局具有必然性，一个人极盛时有多么风光，年老后就有多么孤独。周朴园的虚伪与专制固然可恨，但他更值得同情。他是在虚伪和强权中逐渐迷失自我的人，是一个成长过程中严重偏离正常轨道的人。他的可怜之处在于他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言行举止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伪，将虚伪过成了真实，将专制变成了真理。虚伪和专制是他生活的全部。曹禺在《序》中说：“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11]我们更应该带着一种悲悯的眼光看待周朴园。他年轻时的经历和年老时的遭遇，不是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代表的不是一个罪恶的家庭，而是千千万万个处于畸形环境中的旧中国家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者塑造的不是个体，而是群像，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与审视。
四、结语
通过周朴园刻板传统的大家庭成长叙事，我们剖析周朴园的虚伪与专制的根源，也清晰了他孤苦伶仃的必然性结局。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周朴园是不是渣男”这个问题。有人说，周朴园知道眼前人就是侍萍时，立刻变得残酷和无情，和先前的态度形成巨大反差，如果真的怀念和愧疚，周朴园不应该是这样“渣”，其实周朴园此时的表现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他害怕面对侍萍，侍萍的出现意味着罪行的再次曝光，他之所以如此残酷与无情，是维护自己“好人”的声誉。有人说，周朴园以为侍萍是来要钱，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也是“渣”的表现。其实，侍萍走了之后，周朴园安排下人准备给侍萍汇去两万元巨款，也许在周朴园看来，把侍萍接到家里，有损周家颜面，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钱物是最有效的弥补方式。侍萍后来半夜再次出现在周家时，周朴园希望周萍能够赡养她，使他们母子相认，取代了钱财弥补的方式。有人说，当年侍萍被抛弃和被逼死就是周朴园的“渣”导致的，我们不否认周朴园负有重大责任，也不否认周朴园的软弱无能，甚至说周朴园可能已经变心，但封建大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周朴园没有和侍萍一起私奔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他不属于自己，他属于家族。
我们看到的周朴园种种“渣”的表现，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或许做得并不比周朴园要好，反而可能更“渣”，更残忍，更虚伪，更专制，人性之劣具有普遍性。我们剖析周朴园的同时，也要反躬自省，更应该悲悯地行走于世。
参考文献：
[1]钱谷融.《雷雨》人物谈[J].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第48页.
[2]钱理群.《雷雨》是“社会问题剧”吗[J].语文学习，1993年第1期，第17页.
[3]丁帆，杨九俊.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四[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4]曹禺.雷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60页.
[5]曹禺.雷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58页.
[6]曹禺.雷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64页.
[7][8]曹禺.雷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74页.
[9]曹禺.雷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66页.
[10]陈先达.哲学与人生[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第85页.
[11]曹禺.雷雨·序[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