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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人开始养猫养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也有更多的人不愿意生养孩子了。
2019年1月21日，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与2017年相比，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了200万。由此可见，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也已消退。
2014年，“单独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1687万，仅比2013年增加不到50万。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至1786 万，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723万。“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 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的生育趋势。
一部分人，看似主动实则被迫地离开成本高企的一线城市去寻找另一种人生，而另一部分人，在强撑着“苟活”着，不敢轻易结婚、生养。同时，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制约了经济活力。
“多个人添双筷子”这句话时不时还被挂在嘴边，但这个年代早已远去。随着住房、教育、医疗直接成本高企，它们成为了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以上涉及的是直接成本，还有很大部分原因来源于机会成本。张五常在1985年反对人口控制的时候就提出过，随着时间的市场价值提高，增加了父母生育的“机会成本”，使他们自动节育，这是最理想的节育办法。
不过，现下的机会成本高更多来自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女性群体就业权益保障不够。生育、看护、培养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常会导致女性劳动市场工作时间的减少，甚至中断。女性需要更多平衡职场和家庭，而已婚未育女性在职场更易遭受性别歧视，现有研究表明每生育一个孩子会使女性工资率降低1%～18%。
女性生育机会成本对家庭生育决策和国家生育率产生着重要影响。一方面，女性参与劳动为家庭带来收入效应，有利于生育。但另一方面，在性别歧视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越大，女性越不愿意生育。
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从家庭效用角度出发，认为对孩子质量的追求导致的机会成本上升，也是家庭选择减少孩子数量的主要因素。
长期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了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数据显示，从1953年到2010年，实际共同居住的中国家庭户规模从 4.36人下降到 3.10人。80后、90后作为生育主力，面临着赡养4位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想生不敢生，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
在人口性别结构方面，90后、00后男女性别失衡非常严重。1982 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07.6，1990年则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严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导致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
2011年，《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2015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目标为115，这是中国首次把控制人口出生性別比纳入国家规划。2018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以女性为100），男性比女性多了3164万人。这个数据意味着，还是有3000多万的男性面临着“打光棍”的风险，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仍存在大量的“剩男”。
虽然当下人们关注更多的似乎还是“剩女”，但“剩男”也面临着危机。从城乡分布看，“剩男”超过一半在农村，2015年农村 30 岁以上男性未婚率为 5.7%，超过城市的 4.3%和建制镇的3.6%。从受教育程度看，乡村“剩男”超过 90%为低学历者。此外，还有因学习深造推迟进入婚姻市场的研究生学历男性，未婚率高达 9%。
在中国，通常的婚配模式就是“嫁高娶低”，如果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的择偶对象就会向年龄低的女性转移，拉大了男女婚龄差距。同时，择偶地区范围也在流动扩大， 城市男性找农村女性，富裕地区的男性找欠发达地区女性，“剩男”最后沉积在欠发达地区的文化水平低、收入较少的阶层上。
早在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就对全国28个省份共计369个行政村进行了调查，发布了《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报告显示，2013年后，中国每年适婚男性过剩人口在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找不到初婚对象。 与此同时，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恒大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 2017年减少31%，其中20～35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44%。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2，在全球位居倒数，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早在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出现了多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2018年这一数字则同比减少了470万。
而老龄化加速，带来社会的消费倾向较高，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由此导致投资增速下行，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财政压力大。比如东北养老就出现了问题，人口外流严重，老龄化程度高，且养老保险结余已经告负。2016年，全国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增至7个，分别为黑龙江、辽宁、河北、吉林、内蒙古、湖北、青海，东三省全在名单之中。其中，2016年黑龙江的抚养比是全国最低，在黑龙江平均每1.3个人就要抚养一位老人。
从各个省份来看，山东出生人口及出生率居首，桂黔生育率最高，京沪、黑吉辽生育率垫底。2017年，出生人口超过百万的省份有山东、广东、河南，分别为175万、152万、140万，合计占全国的 27%。山东、西藏、新疆、广西、福建5省的出生率则均超过了15‰，而黑龙江、辽宁、吉林、天津、上海、内蒙古、北京7个地区则不到10‰，东北三省甚至不到7‰。
可见，山东在生育方面一枝独秀，被称作“最爱生娃的省份”“全国生育状况的晴雨表”。2017年，全国总共出生1723万人，仅山东一省就贡献了174.98万新生儿，全国占比超过10%，相当于生出了一个珠海市的人口。
山东人为何保持着如此高的生育热情？首先，山东人口基数大，因此育龄人口多。其次，按照此前所做的生育成本分析，山东的生活成本和压力相对其他省份来说，确实相对小一些。数据显示，山东GDP在全国排名前三，2017年的人均生产总值为10790美元，位列全国第九。
与GDP数据相比，山东人的消费就显得“拘谨”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609元，山东的人均消费支出却仅为8845元，还未达到国家线。相比之下，上海人均消费超过2万元，北京、浙江、广东、江苏都超过了1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從房价收入比来看，山东的购房压力相对小一些。比如济南、青岛两座城市，2017年济南房价每平方米11713元，收入46642元，房价收入比9.19，青岛每平方米房价 11067元，收入47176元，房价收入比8.59。相比同体量的其他大城市，房价收入比小于9，可谓“天使之城”。
但进入2018年后，山东也迎来了新的人口变局。近期，山东数个地级市卫计委或市政府公布了2018年部分月份的出生人口数量，数据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2018年，山东多个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新生儿数量有所下滑。
比如青岛市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2018年青岛户籍人口出生在9万人左右，降幅明显，其中1-11月出生人口下降21.1%，二孩出生数下降29%。聊城数据也显示，从2018年1月份到11月份，上报出生64753人，其中二孩出生40782人，占出生总量的62.98%，减幅达到35.83%。
类似于山东这样的省份，常住人口增量较多，主要依靠的就自然增长。但实际上，这些省份的人口呈现了净流出的状况。 从全国范围来看，2017年，有多个省份出现了常住人口负增长，其中包括东北三省。山东、河南、内蒙古等地也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的情况，2017年，山东流出人口超过了40万。
换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国区域格局就会发现，人口流动方向逐渐由过去的“由西到东”正在转向“由北到南”，常住人口增长集中在中国南部，而东北、西北和华北的人口明显出现净流出。
中国的人口流动，被一次次的迁徙汇聚起来，慢慢改变着人口增长的版图，也在重塑着中国城市的经济版图，以及中国人未来的养老选择。
2019年1月21日，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与2017年相比，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了200万。由此可见，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也已消退。
2014年，“单独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1687万，仅比2013年增加不到50万。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至1786 万，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723万。“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 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的生育趋势。
一部分人，看似主动实则被迫地离开成本高企的一线城市去寻找另一种人生，而另一部分人，在强撑着“苟活”着，不敢轻易结婚、生养。同时，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制约了经济活力。
不想生，也不敢生
“多个人添双筷子”这句话时不时还被挂在嘴边，但这个年代早已远去。随着住房、教育、医疗直接成本高企，它们成为了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以上涉及的是直接成本，还有很大部分原因来源于机会成本。张五常在1985年反对人口控制的时候就提出过，随着时间的市场价值提高，增加了父母生育的“机会成本”，使他们自动节育，这是最理想的节育办法。
不过，现下的机会成本高更多来自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女性群体就业权益保障不够。生育、看护、培养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常会导致女性劳动市场工作时间的减少，甚至中断。女性需要更多平衡职场和家庭，而已婚未育女性在职场更易遭受性别歧视，现有研究表明每生育一个孩子会使女性工资率降低1%～18%。
女性生育机会成本对家庭生育决策和国家生育率产生着重要影响。一方面，女性参与劳动为家庭带来收入效应，有利于生育。但另一方面，在性别歧视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越大，女性越不愿意生育。
已婚未育女性在职场更易遭受性别歧视，现有研究表明每生育一个孩子会使女性工资率降低1%～18%。
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从家庭效用角度出发，认为对孩子质量的追求导致的机会成本上升，也是家庭选择减少孩子数量的主要因素。
长期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了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数据显示，从1953年到2010年，实际共同居住的中国家庭户规模从 4.36人下降到 3.10人。80后、90后作为生育主力，面临着赡养4位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想生不敢生，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
男多女少，未富先老
在人口性别结构方面，90后、00后男女性别失衡非常严重。1982 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07.6，1990年则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严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导致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
2011年，《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2015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目标为115，这是中国首次把控制人口出生性別比纳入国家规划。2018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以女性为100），男性比女性多了3164万人。这个数据意味着，还是有3000多万的男性面临着“打光棍”的风险，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仍存在大量的“剩男”。
虽然当下人们关注更多的似乎还是“剩女”，但“剩男”也面临着危机。从城乡分布看，“剩男”超过一半在农村，2015年农村 30 岁以上男性未婚率为 5.7%，超过城市的 4.3%和建制镇的3.6%。从受教育程度看，乡村“剩男”超过 90%为低学历者。此外，还有因学习深造推迟进入婚姻市场的研究生学历男性，未婚率高达 9%。
在中国，通常的婚配模式就是“嫁高娶低”，如果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的择偶对象就会向年龄低的女性转移，拉大了男女婚龄差距。同时，择偶地区范围也在流动扩大， 城市男性找农村女性，富裕地区的男性找欠发达地区女性，“剩男”最后沉积在欠发达地区的文化水平低、收入较少的阶层上。
早在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就对全国28个省份共计369个行政村进行了调查，发布了《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报告显示，2013年后，中国每年适婚男性过剩人口在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找不到初婚对象。 与此同时，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恒大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 2017年减少31%，其中20～35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44%。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2，在全球位居倒数，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早在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出现了多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2018年这一数字则同比减少了470万。
而老龄化加速，带来社会的消费倾向较高，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由此导致投资增速下行，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财政压力大。比如东北养老就出现了问题，人口外流严重，老龄化程度高，且养老保险结余已经告负。2016年，全国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增至7个，分别为黑龙江、辽宁、河北、吉林、内蒙古、湖北、青海，东三省全在名单之中。其中，2016年黑龙江的抚养比是全国最低，在黑龙江平均每1.3个人就要抚养一位老人。
从北到南，人流变局
从各个省份来看，山东出生人口及出生率居首，桂黔生育率最高，京沪、黑吉辽生育率垫底。2017年，出生人口超过百万的省份有山东、广东、河南，分别为175万、152万、140万，合计占全国的 27%。山东、西藏、新疆、广西、福建5省的出生率则均超过了15‰，而黑龙江、辽宁、吉林、天津、上海、内蒙古、北京7个地区则不到10‰，东北三省甚至不到7‰。
可见，山东在生育方面一枝独秀，被称作“最爱生娃的省份”“全国生育状况的晴雨表”。2017年，全国总共出生1723万人，仅山东一省就贡献了174.98万新生儿，全国占比超过10%，相当于生出了一个珠海市的人口。
山东人为何保持着如此高的生育热情？首先，山东人口基数大，因此育龄人口多。其次，按照此前所做的生育成本分析，山东的生活成本和压力相对其他省份来说，确实相对小一些。数据显示，山东GDP在全国排名前三，2017年的人均生产总值为10790美元，位列全国第九。
2017年，全国总共出生1723万人，仅山东一省就贡献了174.98万新生儿，全国占比超过10%，相当于生出了一个珠海市的人口。
与GDP数据相比，山东人的消费就显得“拘谨”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609元，山东的人均消费支出却仅为8845元，还未达到国家线。相比之下，上海人均消费超过2万元，北京、浙江、广东、江苏都超过了1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從房价收入比来看，山东的购房压力相对小一些。比如济南、青岛两座城市，2017年济南房价每平方米11713元，收入46642元，房价收入比9.19，青岛每平方米房价 11067元，收入47176元，房价收入比8.59。相比同体量的其他大城市，房价收入比小于9，可谓“天使之城”。
但进入2018年后，山东也迎来了新的人口变局。近期，山东数个地级市卫计委或市政府公布了2018年部分月份的出生人口数量，数据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2018年，山东多个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新生儿数量有所下滑。
比如青岛市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2018年青岛户籍人口出生在9万人左右，降幅明显，其中1-11月出生人口下降21.1%，二孩出生数下降29%。聊城数据也显示，从2018年1月份到11月份，上报出生64753人，其中二孩出生40782人，占出生总量的62.98%，减幅达到35.83%。
类似于山东这样的省份，常住人口增量较多，主要依靠的就自然增长。但实际上，这些省份的人口呈现了净流出的状况。 从全国范围来看，2017年，有多个省份出现了常住人口负增长，其中包括东北三省。山东、河南、内蒙古等地也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的情况，2017年，山东流出人口超过了40万。
换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国区域格局就会发现，人口流动方向逐渐由过去的“由西到东”正在转向“由北到南”，常住人口增长集中在中国南部，而东北、西北和华北的人口明显出现净流出。
中国的人口流动，被一次次的迁徙汇聚起来，慢慢改变着人口增长的版图，也在重塑着中国城市的经济版图，以及中国人未来的养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