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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色·戒》使女主角的原型郑苹如的社会知晓度极大提高，在寻找郑苹如真实形象的热潮中，由于金雄白那篇《郑苹如谋刺丁默邨颠末》失实文字的影响，特别是汪伪特工总部日军总联络代表晴气庆胤肆意诽谤，电影《色·戒》所引起的风波，对这位抗日传奇英烈多有亵渎。为此，笔者据中日两国档案及一些直接关系人的回忆资料，撰写本文，以正视听。郑苹如绝非过去认为的只是一个“女杀手”，她的主要业绩也绝非只是行刺丁默邨，而是一名爱国青年从事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抗日情报工作。
最早预报汪精卫叛逃
郑苹如，出身于一个国民政府高级公务人员家庭。父亲郑钺，早年留日并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好友与老部下，1935年起任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特区分院首席检察官，是一位爱国、正直的高级司法官员。母亲木村花子是日本人，故郑精通日语。郑苹如是一位出了名的美女，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林秀澄甚至说：“上海没有比她更美的人了。”她生性活泼，爱好广泛，文艺、体育、摄影、社会活动都有兴趣，从中学时代起，就是一名活动分子，《图画时报》、《申报图画特刊》都刊登过她的照片，1937年7月第130期《良友》画报，还以她的巨幅照片用作封面。抗战爆发时，她在上海法政学院读书。正是这些天赋的优越条件，她被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调统局一处驻沪专员陈宝骅相中，并在爱国精神和时代激情鼓动下，于“八一三”炮声中成为了一名抗日特工人员，受命“打入日军内部，收集情报”。
郑苹如确实是情报奇才，她以半个日本人的身份和流畅的日语，很快融入了侵华日军驻沪各机关的中上层交际圈中，八面玲珑地周旋在那些军官和官员中间，结交了上至当时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近卫忠麿，近卫文麿的谈判代表早水亲重，受命寻找与重庆接触机会、同“宋子良”作香港谈判即桐工作主持人的今井武夫，陆军特务部的花野吉平、三木亮孝、冈崎嘉平太，驻沪日军报道部的方之花野慊仓，海军特务部情报机关长小野寺信等等，特别是早水、花野和冈崎从此与郑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战后很久很久。海澄的儿子郑国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祖母木村花子带了他到华懋公寓去见冈崎的情景。据花野的回忆，在郑钺病榻前，向郑请教并讨论了中日关系历史与当时的战争问题。花野的回忆录中还隐约显现，通过花野，郑苹如与时任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负责人之一、著名日本共产党人中西功似乎也很熟识。
凭仗这些关系，郑苹如可以自由地出入诸多日军的机关与部门，并成了小野寺主掌的海军情报机关的翻译和日军报道部的播音员，从而获取了大量的高端机密。晴气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到过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二课和驻沪的第三军司令部里的两名年轻的参谋军官，只因为郑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早已经过过滤的重庆消息和上海近郊游击队动向的情报，便在欣喜若狂之际，向郑泄露了日军最高机密，晴气虽用英文字母隐去了他们的姓名，却不无嘲弄地写道：这两个年轻而单纯的家伙，“做梦也没想到”郑会是重庆的间谍。但也正因为郑曾以假的、过时的或无关紧要的情报，套取日军高端机密一节，竟被人诬称为“双重间谍”。
在郑获得的诸多情报中，最重要的当是从早水那儿获得的汪精卫预谋叛逃一事，那还在1938年8月，早水告诉郑汪将有“异动”；12月初，再次告知汪将于“近日”异动。郑获悉后急电重庆，成为迄今所知报告汪精卫叛逃的第一人。可惜，两次报告都没有引起重庆高层的重视，大概他们不相信一个小小的特工能获得如此重大的情报。直到汪精卫经昆明出逃河内，并发出艳电之后，这才对郑特别重视起来，以至中统内部有郑是“局座掌上明珠”之说。
推动日军内部反战活动
在侵华战争问题上，日本国内军内都存在着目的与策略各有不同的反战派。上海是一座国际大都会，存在着号称中立的租界，具有广泛接触、联络国际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条件，因此，日本国内各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也都云集上海。在郑苹如结交的日本友人圈中，花野便持有反战的观点，而且是一个坚定的反战人士。他于1937年10月到达上海，不久就与郑苹如一家人相识并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并与郑苹如一起活动在日军官佐中，进行反战活动。这位花野，就是丁默邨在受审企图抵赖杀害郑苹如罪责时，多次提到过的“被敌方拘押严办”的“郑之密友”、“日人花水”。在上海，他任职驻沪日军陆军特务部。当时陆军特务部主持人为原田少将，下设经济部和总务部，分别由楠木和盐泽两名大佐负责，总务部内有一个称作“思想第一班”的机构，由管野谦吉中佐任主任，三木亮孝为班长，花野与早水任补佐，后来毕生致力中日民间贸易与交往的冈崎嘉平太那时在经济部。早水与首相近卫文麿是亲戚，后来被委为与重庆接触的代表，但他也是一个持有反战观点的人。花野与同在特务部的冈崎、早水、三木等人，彼此交换反对战争的观点，广泛联络其它部门的志同道合者，逐步与被称为左翼转向派、新国民同盟会等日本国内反战团体，以及日共党员尾崎秀实、中西功等建立了联系，也与幼时的友伴、时任近卫内阁秘书官的岸道三等互通信息。早水成了近卫的在沪代表后，使他们又与外务省、内务省中的反战人士建立了联系，从而能充分而及时地了解国内高层的动向。在花野、早水、中西功等多方面的推动下，以驻沪日军机关内中层官佐中的反战派为主体，组织了一个名为“思想经济研究会”的团体，以具体研究新政治体制为该会任务，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这个研究会的一批成员，在侵华日军内部宣传反战观点，甚至在一次参谋本部军务课召开的会议上，他们公开提出了“从中国撤兵”，“及时肃清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反对扶植汪精卫”等主张，明确要求改变对华政策，建立日本新的政治体制。当时，近卫出于某种需要，一度在对华问题上作出貌似温和的诱降姿态，曾委派近卫忠麿、早水寻找与重庆接触的渠道，还让女婿兼秘书细川护直、儿子近卫文隆和海军特务部的小野寺等赴香港，谋求与蒋接触机会。笔者一位日本友人于研究中也发现，当时上海最大的日侨医院，即福民医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院长顿宫宽也曾受委托，欲通过其好友上海私立南洋医院院长顾南群，寻找这种接触的可能。正是这样的背景，使花野他们曾一度拥有一些活动空隙，也认为似有这种成功的希望。也正在这样的背景下，郑苹如与花野、早水、三木等人相遇了，我们现在无从确切知道花野是怎样认识郑家家人的，但据花野回忆，他是郑钺卧病家中时接待过的两个日本人之一，另一个是肥后武官。花野多次拜会过郑钺，曾向他了解与请教过诸如《新生》周刊案等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他以坦诚的反战立场博得郑家对他极友好的接待，花野在70年代所编的《书简》集中，由衷地写道：“我被郑先生夫妇视为家人一样对待，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在中国社会中非常有用的教诲。”正是这一终身不渝的友谊与情感，令花野愤怒地谴责梅机关主脑影佐祯昭对郑钺的诽谤，令花野一直深深悼念为反对日本发动的这场罪恶战争而牺牲的郑苹如，并在郑苹如牺牲后尽力地保护郑家。
郑苹如与花野他们由相遇相识而相知，在密切的过从中，互通情报，积极推动日军内部的反战运动。早在1937年底、1938年初，郑苹如就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斡旋中日谈判一事告诉刚认识不久的花野。当然，这只是日军在攻陷沪宁后，策划的一次重大诱降活动，国民政府则在军事重压下视此为谋求摆脱危局的一条途径，至少想争取点时间。此事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由陶德曼出面沟通双方谈判的条件。花野闻知后，认为这或许是推动停战撤兵的机会，便立刻去东京找岸道三、细川等人了解内幕与细节，只因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参谋本部、特别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力主军事进攻，待花野他们稍有了解时，近卫内阁已发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即所谓第一次近卫声明，陶德曼的斡旋宣告失败，花野他们也只能惋惜地作罢。虽然，花野他们的想法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根本不可能压制以军部为主流的军国主义势力，但对他们的这种愿望和努力还是应当肯定的。1938年8月，郑苹如获悉汪精卫出逃的预谋和日军建立汪工作的情报后，在急告重庆的同时，也将此信息在日本反战人士中散布，以推动日军反战派和对此有不同主张的人士开展反扶植傀儡政权的活动。消息传开后，确实为梅机关的汪工作进展，增添了许多阻力。对虽非反战派的日军内部派别矛盾，郑也尽力予以利用，如小野寺并非反战人士，他与参谋本部主流派之间只是策略分歧，当闻知有关扶植汪为傀儡的消息后，他主持的海军特务部机关，就进行了很多针对性活动，企图力阻汪政府的建立。有迹象表明，郑苹如安排过日中双方的接触，2005年11月19日和2006年4月1日郑苹如的小妹静芝女士两次的越洋电话中告知，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她曾跟了姐姐与哥哥去过贝当路（今衡山路）的一家饭店，那天是早水与陈宝骅会谈，“我只感到早水的学问很好，屈原什么的都知道。”据花野、梅机关要员犬养健、晴气和林秀澄等多人回忆，都谈到过郑苹如曾安排过一个被称为“戴笠”的国民政府特工代表与小野寺接触过，两人在南京路的一家饭店里进行了谈判，当然那只是个假“戴笠”。
随着郑与日本反战人士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开始了具有组织上联合的倾向，根据史料他们至少在一起举行过一次会议。花野在《历史的证言》这部回忆录中，写道：一天，在法租界的一家中餐馆里，他、三木、早水三人与包括郑苹如和一位“中央情报局训练军犬的官佐”等八位中国人举行了会议，在这次热闹的酒宴中，花野他们表明了反战立场，着重发表了三点意见：
一、我们深感日军机关所属的日本军阀之堕落与日本的帝国主义色彩。我们这些虽身在日军机关的人，却很敬佩在座诸位，你们活跃在中华民族斗争的最前线，你们是民族的斗士。我们不是想把你们当作汉奸，更不是想靠你们来维持现行体制，或是靠你们来获取情报。我们的同志也遍布军部与民间，作为日本革命的战士，我们有为实践这秘策不怕死的觉悟。请你们明白我们的想法，并信任我们。
二、两国的民族政治革命是要靠两国实践者的力量，在日本由我们的同志行动，而在中国应由诸君的力量来实践。我们也赞同中国民族统一的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以，两民族有必要团结起来形成同志般的共同行动。
三、当前的现实是寻找能够尽快停止这场残酷战争的办法，我们将挺身讨伐日本军阀的日本革命，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你们的协助。
关于这次会议，笔者从档案中找到了两份可资印证的材料。两份材料都形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份是郑南阳自写材料，要点为：1938年的一天，在伟达饭店（原霞飞路993号，90年代拆）早水、花野和另一名日本人，中国方面有上海新闻学校陈则高、郑苹如、郑南阳等人，内容是“如何可以避免战争，寻求和平”。另一份是郑南阳的一位名叫何基华的朋友写的，他曾是早水的翻译，说约在1938年冬，郑南阳对他讲曾去伟达饭店为日本人当翻译事，并说“有件大事要发生了。”据此可证确有此事。而参加此次会议的八位中国人中就有新四军代表，陈则高可能与中共关系比较密切，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郑苹如与中共似有联络与合作的。
总之，在联络日本反战派和沟通接触诸方面，郑苹如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其中的详情至今并不清晰。
策动日本首相之子去重庆
随着侵华日军攻陷太原、武汉与广州，有限的兵力与偌长战线的矛盾日益显露，中日战争的战局进入相持阶段。近卫内阁的诱降活动因无重大收效，那些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愈加不满近卫的“软弱”。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1939年1月4日，近卫内阁倒台，代之的是平沼内阁。然而，作为一股政治势力的代表，近卫文麿在日本国内国策之争中仍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还不时地发出声音和发挥着作用。面对强硬的平沼内阁，重庆国民政府自然怀恋曾经挥过橄榄枝的近卫文麿。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郑苹如鼓动近卫文隆偷赴重庆，欲去“与蒋介石谈谈”的事。
文隆是近卫文麿的长子，1939年2月23日来到上海的，半个月后的3月10日，他与郑苹如相识了。按照日本传记小说作家西木正明据一些文献与采访资料写成的小说，那天的相识是很戏剧性的：
大约在上午11时稍过，文隆刚回到办公室，他的助手近藤向他报告，说有一位未经约会的女客来访，反正当时没什么事，他便答应会见。按西木正明所写，当郑走进文隆办公室时，“像微风中飘舞的一杆花枝”，文隆顿时“惊呆了”，郑穿着一袭橙色的旗袍，双叉略高于膝头，无论颜色与款色都十分地得体。小小的鹅蛋脸，宽宽的额头，两道弓形的眉毛，眼角略微上翘，双眼皮，大眼晴，淡茶色的眼珠，一汪秋水。长长的头发，于脑后扎成一束，自然地泻在双肩上。一双白色高跟鞋，使她那5.3尺（日制1尺等于30公分）的身材略显高挑。苗条的身体好像芭蕾舞演员没有一点赘肉，右侧一个浅浅的小酒窝，使充满青春气息的脸上春风浩荡。她以一口流利的日语向文隆抱歉，她说：“尽管母亲一再教育过我，未经约会的拜访是十分失礼的，但您的朋友张伟珠告诉我，您很随和，没关系的。于是，我还是来了。”可是，近卫文隆并没有听清她在讲些什么，在悦耳动听的声音中，眼前只有洁白的皓齿和粉红色的舌头在翕动。他破例没有叫近藤而是自己起身为她倒茶，却在不自禁的慌慌张张中碰翻了杯子。
郑所说的张伟珠，是文隆早些时候随父亲访问上海时，在静安寺路西劳士酒吧认识的一名侍女，文隆这次来沪后曾去找过她。据郑后来告诉文隆，张是一位家具巨商的女儿，战争爆发后，家人们去了内地，她则在舅舅开设的西劳士内独立谋生。谈话中，文隆大体知道了郑苹如是中日混血儿，很想去日本留学，找他是为了了解和学习日本的贵族文化。文隆邀请她共进午餐，郑苹如说下午要上班而婉辞了，但答应晚上7时再见。
那天他们约在外滩沙逊大楼内的凯撒酒吧，尽管下着雨，文隆还是坐了黄包车，提前5分钟到达等候，郑苹如也按上流社会的礼节在过了5分钟进入酒吧。晚上的郑苹如换了一件十分亮丽的旗袍，化了浓妆，头发也梳了起来，引得酒吧满座行注目礼。那天，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喝了酒，文隆邀请她一起跳舞，郑苹如仍以第二天要上班而推拒了。大约到10点钟，文隆将郑苹如送了回去，那是一处很小的民宅，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附近。
这是小说中的细节描写，但西木正明不是目击者，档案记录也绝不会如此生动逼真，其中不乏形象思维和臆测，但却深刻描写出文隆对郑苹如的一见钟情。
那天，文隆回到同文书院，开始魂不守舍了，却又无法与郑苹如联系。一天下来，虽然谈得很多，但对郑仍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在一家日本公司当翻译，问如何与她联系，则说：“我来联系你。”
度日如年地过去了两天，第三天下午3时许，郑苹如来电了，约他6时仍在凯撒酒吧见面。那天晚上，吃完了饭，在外滩江边，郑苹如边走边告诉文隆，这儿曾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从此，百乐门、仙乐斯等舞厅，凯司令、西劳士、D.D.S.等咖巴酒巴，帕拉马温等夜总会，大光明、国泰、兰心等影院戏院，华懋、礼查等饭店，还有新新、先施、永安等百货公司……，当时上海最时尚的场所，都留下了这对俊男靓女的身影。
这段日子里，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自然也成了两人谈话的经常主题，文隆毫无顾忌地述说了他对这场战争的厌恶，郑苹如也有意地引导他更深刻地认识战争的恶果，如4月2日，在郑苹如的带引下，参观了法籍神父饶家驹创办的南市难民营，看到了难民们贫病交加的凄惨，听到了伤残者缺医少药的呻吟。两人都认为中日之间应该立即停战，应当谈判。谈到汪精卫时，郑苹如认为“扶持汪精卫没有实际意义，只会招致中国人民的反感，应该与蒋介石沟通”。文隆表示了同感。郑苹如半真半假地怂恿文隆去重庆，与“蒋介石谈谈”，回去再向父亲报告。文隆则表示了自己很愿意这样做，因为本来就负有寻找接触渠道的使命。4月8日，郑苹如将文隆带到了亚尔培路上的一位名叫高恩博的轮船公司老板家中，那位高老板表示可以帮助安排他去重庆。20日那天，文隆按照前一天的一个电话，去了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33号英国领事馆，接待他的人说，已通知重庆方面，将安排他秘密赴重庆见蒋。
与此同时，两人的关系似乎也愈来愈亲密了。5月7日星期天，东亚同文书院举行运动会，以“女友”的名义，文隆正式将郑苹如带到了同事面前，还给妹夫细川写了封信，明白地写下要“娶苹如为妻”的心思。
14日，又是一个星期天，两人先在大光明看了场美国影片《人猿泰山》，又逛了新新公司，买了一串珍珠项链，随即来到了郑苹如的“住所”。这是文隆第一次去她的“家”，那是位于拉都路（今襄阳南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附近的一幢三层小楼中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就在那儿，郑苹如表明了身份，说是“为尽快停止这场战争在工作”，接着告诉文隆：已接上峰的指示，立即送他去重庆，路上大约要一个星期，让他带些衣服。听到这个消息，文隆很高兴，随即又不高兴了。原来只是他一个人去，郑苹如因“另有工作”无法同去。“会有人来接应的”，郑苹如安慰地说。
突然送来通知，说日本宪兵队的便衣人员马上就到，郑苹如不得不立即离去。第二天，文隆被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不久，又被遣送返回了日本。
文隆遣返回日本后，依旧难于忘情，曾以需整理所遗物品的名义回过一次上海。一到上海，他便去找张伟珠，打听郑苹如的下落。张告诉他“一年半载也不会碰到她的”。失望之余，他留下了印有东京地址的名片，央请张伟珠交给苹如，希望苹如能去日本找他，即使是在战后。怀着永远的思念与痛楚，文隆才真正地离开了上海。后因梅机关的影佐指使臼井和堀场两人，一再向军部告文隆的状，检举他这种有损帝国的行为，给近卫家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文隆终于被征发到中国东北去了，并在那儿被苏军俘虏，在俘虏营里关押了十年多。直到鸠山一郎组阁，在苏日邦交谈判时，也谈妥了将他放回，却在临行之前夕，突然病亡。
那末，郑苹如到哪去了呢？14日那天，她离开了拉都路小屋，很快闪入了高恩博的住宅，据日本宪兵队密探的报告“一直未见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就似从人间蒸发了一样，社交圈中看不到她的身影。
郑苹如鼓动近卫文隆潜往重庆事，由于居于主流地位的谋略军人与战争扩大派的破坏而画上了句号。但在后来如犬养毅等人的回忆文字中，都抽去了两人于制止战争上共鸣的内容，说成是“绑架人质”事件。惟有近卫文隆的嗣孙近卫忠大所著《太平洋战争中的近卫家族》和西木正明依据史实撰写的近卫文隆传记体小说两书，较为如实地反映了这事件的实质。
重新评价郑苹如
这些新发现的史料，极大地丰富了对郑苹如的认识。透视这些新史料，将清楚发现郑苹如谍报工作的战略价值和巨大贡献。
花野在1939年就明确主张日本应立即停止这场“愚蠢的杀戮”，应“从中国全面撤兵”、“放弃台湾、朝鲜和‘满洲’”，实行“有条件投降”，并要“狠狠打击战争责任者”。他的反战观点是健康的、进步的，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愿望，郑苹如与他们联络配合与努力推动，无疑也是进步的和正确的。这与以和谈为幌子的诱降以及国内投降派的主张和谈，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在迄今为止写郑苹如的文章中，从没有涉及在这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这却是郑的谍报生涯中最光辉的一章，千万不要只被刺丁的枪声夺去了注意。郑苹如被捕杀，某种意义上正是日本军内上自东条英机下至影佐、林秀澄、晴气这批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日本国内和军内的反战运动的需要，正如花野所说的影佐“很惧怕他的对手蓝衣社及中共的特派员”，自然就更惧怕日本反战人士与“蓝衣社及中共”联系上。于是，便制造了一系列的镇压行动。这些新史料的发现，对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研究，无疑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当然，这些史料撩开的只是郑苹如大量谍报活动的冰山一角，且也还是若隐若现状态。不过，其中许多活动看来并不像是奉中统高层指令而为，而只是她于实践中的独立行动。这表明了这位敢想敢做而又责任心极重的女孩，不仅在认定了目标，承诺了以身许国后，是想尽方法，全力以赴地去实践，而且很有思想，很有战略眼光。
（作者为上海市卢湾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审）
最早预报汪精卫叛逃
郑苹如，出身于一个国民政府高级公务人员家庭。父亲郑钺，早年留日并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好友与老部下，1935年起任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特区分院首席检察官，是一位爱国、正直的高级司法官员。母亲木村花子是日本人，故郑精通日语。郑苹如是一位出了名的美女，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林秀澄甚至说：“上海没有比她更美的人了。”她生性活泼，爱好广泛，文艺、体育、摄影、社会活动都有兴趣，从中学时代起，就是一名活动分子，《图画时报》、《申报图画特刊》都刊登过她的照片，1937年7月第130期《良友》画报，还以她的巨幅照片用作封面。抗战爆发时，她在上海法政学院读书。正是这些天赋的优越条件，她被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调统局一处驻沪专员陈宝骅相中，并在爱国精神和时代激情鼓动下，于“八一三”炮声中成为了一名抗日特工人员，受命“打入日军内部，收集情报”。
郑苹如确实是情报奇才，她以半个日本人的身份和流畅的日语，很快融入了侵华日军驻沪各机关的中上层交际圈中，八面玲珑地周旋在那些军官和官员中间，结交了上至当时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近卫忠麿，近卫文麿的谈判代表早水亲重，受命寻找与重庆接触机会、同“宋子良”作香港谈判即桐工作主持人的今井武夫，陆军特务部的花野吉平、三木亮孝、冈崎嘉平太，驻沪日军报道部的方之花野慊仓，海军特务部情报机关长小野寺信等等，特别是早水、花野和冈崎从此与郑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战后很久很久。海澄的儿子郑国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祖母木村花子带了他到华懋公寓去见冈崎的情景。据花野的回忆，在郑钺病榻前，向郑请教并讨论了中日关系历史与当时的战争问题。花野的回忆录中还隐约显现，通过花野，郑苹如与时任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负责人之一、著名日本共产党人中西功似乎也很熟识。
凭仗这些关系，郑苹如可以自由地出入诸多日军的机关与部门，并成了小野寺主掌的海军情报机关的翻译和日军报道部的播音员，从而获取了大量的高端机密。晴气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到过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二课和驻沪的第三军司令部里的两名年轻的参谋军官，只因为郑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早已经过过滤的重庆消息和上海近郊游击队动向的情报，便在欣喜若狂之际，向郑泄露了日军最高机密，晴气虽用英文字母隐去了他们的姓名，却不无嘲弄地写道：这两个年轻而单纯的家伙，“做梦也没想到”郑会是重庆的间谍。但也正因为郑曾以假的、过时的或无关紧要的情报，套取日军高端机密一节，竟被人诬称为“双重间谍”。
在郑获得的诸多情报中，最重要的当是从早水那儿获得的汪精卫预谋叛逃一事，那还在1938年8月，早水告诉郑汪将有“异动”；12月初，再次告知汪将于“近日”异动。郑获悉后急电重庆，成为迄今所知报告汪精卫叛逃的第一人。可惜，两次报告都没有引起重庆高层的重视，大概他们不相信一个小小的特工能获得如此重大的情报。直到汪精卫经昆明出逃河内，并发出艳电之后，这才对郑特别重视起来，以至中统内部有郑是“局座掌上明珠”之说。
推动日军内部反战活动
在侵华战争问题上，日本国内军内都存在着目的与策略各有不同的反战派。上海是一座国际大都会，存在着号称中立的租界，具有广泛接触、联络国际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条件，因此，日本国内各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也都云集上海。在郑苹如结交的日本友人圈中，花野便持有反战的观点，而且是一个坚定的反战人士。他于1937年10月到达上海，不久就与郑苹如一家人相识并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并与郑苹如一起活动在日军官佐中，进行反战活动。这位花野，就是丁默邨在受审企图抵赖杀害郑苹如罪责时，多次提到过的“被敌方拘押严办”的“郑之密友”、“日人花水”。在上海，他任职驻沪日军陆军特务部。当时陆军特务部主持人为原田少将，下设经济部和总务部，分别由楠木和盐泽两名大佐负责，总务部内有一个称作“思想第一班”的机构，由管野谦吉中佐任主任，三木亮孝为班长，花野与早水任补佐，后来毕生致力中日民间贸易与交往的冈崎嘉平太那时在经济部。早水与首相近卫文麿是亲戚，后来被委为与重庆接触的代表，但他也是一个持有反战观点的人。花野与同在特务部的冈崎、早水、三木等人，彼此交换反对战争的观点，广泛联络其它部门的志同道合者，逐步与被称为左翼转向派、新国民同盟会等日本国内反战团体，以及日共党员尾崎秀实、中西功等建立了联系，也与幼时的友伴、时任近卫内阁秘书官的岸道三等互通信息。早水成了近卫的在沪代表后，使他们又与外务省、内务省中的反战人士建立了联系，从而能充分而及时地了解国内高层的动向。在花野、早水、中西功等多方面的推动下，以驻沪日军机关内中层官佐中的反战派为主体，组织了一个名为“思想经济研究会”的团体，以具体研究新政治体制为该会任务，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这个研究会的一批成员，在侵华日军内部宣传反战观点，甚至在一次参谋本部军务课召开的会议上，他们公开提出了“从中国撤兵”，“及时肃清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反对扶植汪精卫”等主张，明确要求改变对华政策，建立日本新的政治体制。当时，近卫出于某种需要，一度在对华问题上作出貌似温和的诱降姿态，曾委派近卫忠麿、早水寻找与重庆接触的渠道，还让女婿兼秘书细川护直、儿子近卫文隆和海军特务部的小野寺等赴香港，谋求与蒋接触机会。笔者一位日本友人于研究中也发现，当时上海最大的日侨医院，即福民医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院长顿宫宽也曾受委托，欲通过其好友上海私立南洋医院院长顾南群，寻找这种接触的可能。正是这样的背景，使花野他们曾一度拥有一些活动空隙，也认为似有这种成功的希望。也正在这样的背景下，郑苹如与花野、早水、三木等人相遇了，我们现在无从确切知道花野是怎样认识郑家家人的，但据花野回忆，他是郑钺卧病家中时接待过的两个日本人之一，另一个是肥后武官。花野多次拜会过郑钺，曾向他了解与请教过诸如《新生》周刊案等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他以坦诚的反战立场博得郑家对他极友好的接待，花野在70年代所编的《书简》集中，由衷地写道：“我被郑先生夫妇视为家人一样对待，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在中国社会中非常有用的教诲。”正是这一终身不渝的友谊与情感，令花野愤怒地谴责梅机关主脑影佐祯昭对郑钺的诽谤，令花野一直深深悼念为反对日本发动的这场罪恶战争而牺牲的郑苹如，并在郑苹如牺牲后尽力地保护郑家。
郑苹如与花野他们由相遇相识而相知，在密切的过从中，互通情报，积极推动日军内部的反战运动。早在1937年底、1938年初，郑苹如就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斡旋中日谈判一事告诉刚认识不久的花野。当然，这只是日军在攻陷沪宁后，策划的一次重大诱降活动，国民政府则在军事重压下视此为谋求摆脱危局的一条途径，至少想争取点时间。此事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由陶德曼出面沟通双方谈判的条件。花野闻知后，认为这或许是推动停战撤兵的机会，便立刻去东京找岸道三、细川等人了解内幕与细节，只因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参谋本部、特别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力主军事进攻，待花野他们稍有了解时，近卫内阁已发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即所谓第一次近卫声明，陶德曼的斡旋宣告失败，花野他们也只能惋惜地作罢。虽然，花野他们的想法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根本不可能压制以军部为主流的军国主义势力，但对他们的这种愿望和努力还是应当肯定的。1938年8月，郑苹如获悉汪精卫出逃的预谋和日军建立汪工作的情报后，在急告重庆的同时，也将此信息在日本反战人士中散布，以推动日军反战派和对此有不同主张的人士开展反扶植傀儡政权的活动。消息传开后，确实为梅机关的汪工作进展，增添了许多阻力。对虽非反战派的日军内部派别矛盾，郑也尽力予以利用，如小野寺并非反战人士，他与参谋本部主流派之间只是策略分歧，当闻知有关扶植汪为傀儡的消息后，他主持的海军特务部机关，就进行了很多针对性活动，企图力阻汪政府的建立。有迹象表明，郑苹如安排过日中双方的接触，2005年11月19日和2006年4月1日郑苹如的小妹静芝女士两次的越洋电话中告知，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她曾跟了姐姐与哥哥去过贝当路（今衡山路）的一家饭店，那天是早水与陈宝骅会谈，“我只感到早水的学问很好，屈原什么的都知道。”据花野、梅机关要员犬养健、晴气和林秀澄等多人回忆，都谈到过郑苹如曾安排过一个被称为“戴笠”的国民政府特工代表与小野寺接触过，两人在南京路的一家饭店里进行了谈判，当然那只是个假“戴笠”。
随着郑与日本反战人士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开始了具有组织上联合的倾向，根据史料他们至少在一起举行过一次会议。花野在《历史的证言》这部回忆录中，写道：一天，在法租界的一家中餐馆里，他、三木、早水三人与包括郑苹如和一位“中央情报局训练军犬的官佐”等八位中国人举行了会议，在这次热闹的酒宴中，花野他们表明了反战立场，着重发表了三点意见：
一、我们深感日军机关所属的日本军阀之堕落与日本的帝国主义色彩。我们这些虽身在日军机关的人，却很敬佩在座诸位，你们活跃在中华民族斗争的最前线，你们是民族的斗士。我们不是想把你们当作汉奸，更不是想靠你们来维持现行体制，或是靠你们来获取情报。我们的同志也遍布军部与民间，作为日本革命的战士，我们有为实践这秘策不怕死的觉悟。请你们明白我们的想法，并信任我们。
二、两国的民族政治革命是要靠两国实践者的力量，在日本由我们的同志行动，而在中国应由诸君的力量来实践。我们也赞同中国民族统一的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以，两民族有必要团结起来形成同志般的共同行动。
三、当前的现实是寻找能够尽快停止这场残酷战争的办法，我们将挺身讨伐日本军阀的日本革命，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你们的协助。
关于这次会议，笔者从档案中找到了两份可资印证的材料。两份材料都形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份是郑南阳自写材料，要点为：1938年的一天，在伟达饭店（原霞飞路993号，90年代拆）早水、花野和另一名日本人，中国方面有上海新闻学校陈则高、郑苹如、郑南阳等人，内容是“如何可以避免战争，寻求和平”。另一份是郑南阳的一位名叫何基华的朋友写的，他曾是早水的翻译，说约在1938年冬，郑南阳对他讲曾去伟达饭店为日本人当翻译事，并说“有件大事要发生了。”据此可证确有此事。而参加此次会议的八位中国人中就有新四军代表，陈则高可能与中共关系比较密切，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郑苹如与中共似有联络与合作的。
总之，在联络日本反战派和沟通接触诸方面，郑苹如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其中的详情至今并不清晰。
策动日本首相之子去重庆
随着侵华日军攻陷太原、武汉与广州，有限的兵力与偌长战线的矛盾日益显露，中日战争的战局进入相持阶段。近卫内阁的诱降活动因无重大收效，那些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愈加不满近卫的“软弱”。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1939年1月4日，近卫内阁倒台，代之的是平沼内阁。然而，作为一股政治势力的代表，近卫文麿在日本国内国策之争中仍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还不时地发出声音和发挥着作用。面对强硬的平沼内阁，重庆国民政府自然怀恋曾经挥过橄榄枝的近卫文麿。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郑苹如鼓动近卫文隆偷赴重庆，欲去“与蒋介石谈谈”的事。
文隆是近卫文麿的长子，1939年2月23日来到上海的，半个月后的3月10日，他与郑苹如相识了。按照日本传记小说作家西木正明据一些文献与采访资料写成的小说，那天的相识是很戏剧性的：
大约在上午11时稍过，文隆刚回到办公室，他的助手近藤向他报告，说有一位未经约会的女客来访，反正当时没什么事，他便答应会见。按西木正明所写，当郑走进文隆办公室时，“像微风中飘舞的一杆花枝”，文隆顿时“惊呆了”，郑穿着一袭橙色的旗袍，双叉略高于膝头，无论颜色与款色都十分地得体。小小的鹅蛋脸，宽宽的额头，两道弓形的眉毛，眼角略微上翘，双眼皮，大眼晴，淡茶色的眼珠，一汪秋水。长长的头发，于脑后扎成一束，自然地泻在双肩上。一双白色高跟鞋，使她那5.3尺（日制1尺等于30公分）的身材略显高挑。苗条的身体好像芭蕾舞演员没有一点赘肉，右侧一个浅浅的小酒窝，使充满青春气息的脸上春风浩荡。她以一口流利的日语向文隆抱歉，她说：“尽管母亲一再教育过我，未经约会的拜访是十分失礼的，但您的朋友张伟珠告诉我，您很随和，没关系的。于是，我还是来了。”可是，近卫文隆并没有听清她在讲些什么，在悦耳动听的声音中，眼前只有洁白的皓齿和粉红色的舌头在翕动。他破例没有叫近藤而是自己起身为她倒茶，却在不自禁的慌慌张张中碰翻了杯子。
郑所说的张伟珠，是文隆早些时候随父亲访问上海时，在静安寺路西劳士酒吧认识的一名侍女，文隆这次来沪后曾去找过她。据郑后来告诉文隆，张是一位家具巨商的女儿，战争爆发后，家人们去了内地，她则在舅舅开设的西劳士内独立谋生。谈话中，文隆大体知道了郑苹如是中日混血儿，很想去日本留学，找他是为了了解和学习日本的贵族文化。文隆邀请她共进午餐，郑苹如说下午要上班而婉辞了，但答应晚上7时再见。
那天他们约在外滩沙逊大楼内的凯撒酒吧，尽管下着雨，文隆还是坐了黄包车，提前5分钟到达等候，郑苹如也按上流社会的礼节在过了5分钟进入酒吧。晚上的郑苹如换了一件十分亮丽的旗袍，化了浓妆，头发也梳了起来，引得酒吧满座行注目礼。那天，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喝了酒，文隆邀请她一起跳舞，郑苹如仍以第二天要上班而推拒了。大约到10点钟，文隆将郑苹如送了回去，那是一处很小的民宅，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附近。
这是小说中的细节描写，但西木正明不是目击者，档案记录也绝不会如此生动逼真，其中不乏形象思维和臆测，但却深刻描写出文隆对郑苹如的一见钟情。
那天，文隆回到同文书院，开始魂不守舍了，却又无法与郑苹如联系。一天下来，虽然谈得很多，但对郑仍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在一家日本公司当翻译，问如何与她联系，则说：“我来联系你。”
度日如年地过去了两天，第三天下午3时许，郑苹如来电了，约他6时仍在凯撒酒吧见面。那天晚上，吃完了饭，在外滩江边，郑苹如边走边告诉文隆，这儿曾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从此，百乐门、仙乐斯等舞厅，凯司令、西劳士、D.D.S.等咖巴酒巴，帕拉马温等夜总会，大光明、国泰、兰心等影院戏院，华懋、礼查等饭店，还有新新、先施、永安等百货公司……，当时上海最时尚的场所，都留下了这对俊男靓女的身影。
这段日子里，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自然也成了两人谈话的经常主题，文隆毫无顾忌地述说了他对这场战争的厌恶，郑苹如也有意地引导他更深刻地认识战争的恶果，如4月2日，在郑苹如的带引下，参观了法籍神父饶家驹创办的南市难民营，看到了难民们贫病交加的凄惨，听到了伤残者缺医少药的呻吟。两人都认为中日之间应该立即停战，应当谈判。谈到汪精卫时，郑苹如认为“扶持汪精卫没有实际意义，只会招致中国人民的反感，应该与蒋介石沟通”。文隆表示了同感。郑苹如半真半假地怂恿文隆去重庆，与“蒋介石谈谈”，回去再向父亲报告。文隆则表示了自己很愿意这样做，因为本来就负有寻找接触渠道的使命。4月8日，郑苹如将文隆带到了亚尔培路上的一位名叫高恩博的轮船公司老板家中，那位高老板表示可以帮助安排他去重庆。20日那天，文隆按照前一天的一个电话，去了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33号英国领事馆，接待他的人说，已通知重庆方面，将安排他秘密赴重庆见蒋。
与此同时，两人的关系似乎也愈来愈亲密了。5月7日星期天，东亚同文书院举行运动会，以“女友”的名义，文隆正式将郑苹如带到了同事面前，还给妹夫细川写了封信，明白地写下要“娶苹如为妻”的心思。
14日，又是一个星期天，两人先在大光明看了场美国影片《人猿泰山》，又逛了新新公司，买了一串珍珠项链，随即来到了郑苹如的“住所”。这是文隆第一次去她的“家”，那是位于拉都路（今襄阳南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附近的一幢三层小楼中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就在那儿，郑苹如表明了身份，说是“为尽快停止这场战争在工作”，接着告诉文隆：已接上峰的指示，立即送他去重庆，路上大约要一个星期，让他带些衣服。听到这个消息，文隆很高兴，随即又不高兴了。原来只是他一个人去，郑苹如因“另有工作”无法同去。“会有人来接应的”，郑苹如安慰地说。
突然送来通知，说日本宪兵队的便衣人员马上就到，郑苹如不得不立即离去。第二天，文隆被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不久，又被遣送返回了日本。
文隆遣返回日本后，依旧难于忘情，曾以需整理所遗物品的名义回过一次上海。一到上海，他便去找张伟珠，打听郑苹如的下落。张告诉他“一年半载也不会碰到她的”。失望之余，他留下了印有东京地址的名片，央请张伟珠交给苹如，希望苹如能去日本找他，即使是在战后。怀着永远的思念与痛楚，文隆才真正地离开了上海。后因梅机关的影佐指使臼井和堀场两人，一再向军部告文隆的状，检举他这种有损帝国的行为，给近卫家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文隆终于被征发到中国东北去了，并在那儿被苏军俘虏，在俘虏营里关押了十年多。直到鸠山一郎组阁，在苏日邦交谈判时，也谈妥了将他放回，却在临行之前夕，突然病亡。
那末，郑苹如到哪去了呢？14日那天，她离开了拉都路小屋，很快闪入了高恩博的住宅，据日本宪兵队密探的报告“一直未见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就似从人间蒸发了一样，社交圈中看不到她的身影。
郑苹如鼓动近卫文隆潜往重庆事，由于居于主流地位的谋略军人与战争扩大派的破坏而画上了句号。但在后来如犬养毅等人的回忆文字中，都抽去了两人于制止战争上共鸣的内容，说成是“绑架人质”事件。惟有近卫文隆的嗣孙近卫忠大所著《太平洋战争中的近卫家族》和西木正明依据史实撰写的近卫文隆传记体小说两书，较为如实地反映了这事件的实质。
重新评价郑苹如
这些新发现的史料，极大地丰富了对郑苹如的认识。透视这些新史料，将清楚发现郑苹如谍报工作的战略价值和巨大贡献。
花野在1939年就明确主张日本应立即停止这场“愚蠢的杀戮”，应“从中国全面撤兵”、“放弃台湾、朝鲜和‘满洲’”，实行“有条件投降”，并要“狠狠打击战争责任者”。他的反战观点是健康的、进步的，表达了日本人民的愿望，郑苹如与他们联络配合与努力推动，无疑也是进步的和正确的。这与以和谈为幌子的诱降以及国内投降派的主张和谈，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在迄今为止写郑苹如的文章中，从没有涉及在这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这却是郑的谍报生涯中最光辉的一章，千万不要只被刺丁的枪声夺去了注意。郑苹如被捕杀，某种意义上正是日本军内上自东条英机下至影佐、林秀澄、晴气这批谋略军人和战争扩大派，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日本国内和军内的反战运动的需要，正如花野所说的影佐“很惧怕他的对手蓝衣社及中共的特派员”，自然就更惧怕日本反战人士与“蓝衣社及中共”联系上。于是，便制造了一系列的镇压行动。这些新史料的发现，对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研究，无疑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当然，这些史料撩开的只是郑苹如大量谍报活动的冰山一角，且也还是若隐若现状态。不过，其中许多活动看来并不像是奉中统高层指令而为，而只是她于实践中的独立行动。这表明了这位敢想敢做而又责任心极重的女孩，不仅在认定了目标，承诺了以身许国后，是想尽方法，全力以赴地去实践，而且很有思想，很有战略眼光。
（作者为上海市卢湾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