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散文写作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爱把一组相关的短章组合成一篇较长的篇什，其中的各篇一般篇幅不长，属于短小精悍的一类。从整体上看，这种形式的散文相当疏散，难得有宏观气象。但也不绝对这样，有时候也会看到颇有大气的作品。这篇《闲笔三章》就颇为奇崛。
　　这篇作品写了三个单篇，其共同的题材是文人。分别是古代的、现代的和外国的。一篇立足于名篇，一篇立足于轶事，一篇立足于遗物。我们先看第二篇《“越狱”》。作者写的是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死亡。文章大体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写托尔斯泰晚年的最后出走并死于一个小站。重点落笔在托尔斯泰的最后时刻，他的妻子索菲亚被强力拒斥看望病重的托翁，没有“生离”，导致“死别”。历来的舆论是谴责索菲亚与托翁的思想分歧导致了托翁的死。本篇文章不是谈这个老问题，而是谈这次重大死亡引出的另外问题。这就是第二部分内容，也是全篇的重心。从篇幅上看，这一部分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一，但它极其重要，是文章的核心所在。因为作者忽然抛弃了历史事件本身，而从人情出发，推理出一些新的问题，发表了新的想法。正是这一点，成为本文的独特之处。作者抓住索菲亚当初被强行阻拦这件事实生发开来，设想“若是不阻拦”，“而是让索菲亚进去见了托翁”，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结果是令人惊骇的：托翁见到了索菲亚，那是“他的太阳，他的天使”，“托翁的眼睛亮了。”由此，作者设想：
　　这位书写“复活”的圣手，或会喃喃地对妻子说：“让我们回到最初吧！”
　　索菲亚深情地点点头。在死亡的铁槛前，还有什么不能回头呢？
　　作者甚至设想出这样动人的画面：马蹄踏踏，他们一起回到了波良纳庄园。作者的设想基于推理，而推理来自对于人情的熟知：在一些老人那里，有些气头上的话是当不得真的。他们的心上，还有一些属于他和她之间永远抹不掉的记忆。“痛归痛，它自身也是解痛的药。”
　　《秋声》则是另一种设想。作者先想象当初欧阳修写作《秋声赋》的缘起，但重点不在欧阳修，而在书童。写书童听不到秋声，自始至终，懵然无觉。这一段虽短，却波澜起伏，颇有曲折意味。但这只能算作引子，引出的是奇崛的后文：欧阳修死了，书童老了——注意，这个老不是一般的老，而是跨越了数百年之久的时间与空间的老，一老就老到当代。书童忽发奇想，也要去当年欧阳修听秋声的地方听听秋声，看看能否听到：“没准儿我也能听到。”但是，当年欧阳修听秋声的地方已经发生了社会性的变化——不是自然界的变化——“官府”为了开发旅游，为了赚钱，已经把此地保护起来了，成为景点了。但纷至沓来的游客同当年的书童一样，仍然听不到欧阳修的“秋声”，于是骂：“六一居士完全是忽悠人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秋声’。”
　　这里，作者的良苦用心我们是否能够体察？听不到“秋声”是当今的真实，但欧阳修是在骗我们吗？一个听得到，一个听不到，问题在我们自身，在我们的心灵，我们当代的芸芸众生，你有欧阳修的耳朵吗？没有耳朵倒也罢了，还要骂别人忽悠人，这就更愚不可及了。
　　但是作者的想象仍未停止。书童去听了，他怎样呢？他听到了吗？结果是他听到了。因为他的心灵经过八百年的修炼，有了提高，比我们当代人，多了一双耳朵。后来，作者以极其简洁的文字写书童的“失踪”，写“景点”的败落与“拆迁”，把这些当下最为时兴的热词引进文章，古今交融，对比反差，寓荒诞于现实，突出了作品的寓言式讽喻力量。
　　比较起来，《秋声》比《“越狱”》的推演更深更广，也更大胆。《“越狱”》属于“情”的范围，《秋声》属于“理”的畛域。情是人之常情，理是社会人心变化之理。合情合理，是作者写作本文时大胆推演，进而出新的根本。可惜的是第三篇作品虽有可取，整体上却循了旧路，我们且不谈它。
　　再回到很久以来人们的争论：散文是否允许想象。我想这篇作品再次给出了回答。想象是必须的，只是，它的基本前提是合情合理。这听起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愚以为，老生常谈才是最不可马虎的；对于世代相传的老生常谈，我们也需要一只耳朵。
　　席星荃，著名散文家，曾获第二届湖北文学奖提名奖及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等多种奖项，现居湖北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