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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青瓷》到话剧《青瓷》，浮石先生照样不遗余力。小说《青瓷》的畅销，固然有着文本自身的成功，但也不能排除其写作题材、作者身份和营销策略、封面设计的因素。话剧改编，既是对小说成功的借势和开掘，似乎没有理由不乐观。不只笔者这样认为，但凡策划、投资、演艺人员包括浮石先生本人，都有理由对话剧版存有很高期待。话剧《青瓷》当前的困境并不意味失败。有人说，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湖南，还剩最后一块处女地，那就是话剧。此观念虽有偏激，但也道出了一个事实，这样理解，话剧《青瓷》的开拓性意义是大的。
基于此，关注话剧版《青瓷》，就不仅仅是对此话剧本身，而是有着别样的深意了。我在这篇文章中仅就话剧《青瓷》的剧本提出批评，希望为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振兴这门式微的艺术门类重燃星星之火苗尽绵薄之力。
一
《青瓷》小说文本多达四十万字，三条情节线索，二十来名人物，要压缩在一个舞台、两小时内演出，其改编难度可想而知。现在话剧采用保留基本情节线索，集中讲述人物故事，使得矛盾冲突更加精练、人物关系更加明晰的做法，企图达到强烈的戏剧性效果。事实证明，现在这样的改编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小说和戏剧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小说改编成剧本，必须注重戏剧的独特性。对小说而言，重要的因素是人物、情节与环境，而对戏剧来说，则是戏剧性，“动作与戏居性是戏剧的本质特征”。如何理解戏剧性?“诗性的、富有张力的戏剧性，当然来源于戏剧冲突。”布轮退尔提出“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性”的名言，曾被视为“戏剧定律”。可见，由小说到剧本，必须改情节的迤逦演绎模式为戏剧冲突的张力模式。
如果说，小说情节起、承、转、合的叙述张力实现的是线性叙事的美学效果。那么戏剧以戏剧冲突为中心，是一种点性叙事方式。前者追求时间性，后者注重空间性。因为戏剧受演出条件限制，它不能像小说那样肆意展开事件，叙述活动过程。戏剧的叙事时间、事件、场景和人物必须高度集中，凝练，围绕着冲突展开。弗莱塔克说：“行动和激烈的感情活动本身并不具有戏剧性。戏剧艺术的任务并非表现一种激情本身，而是表现一种导致行动的激情；戏剧艺术的任务并非表现一个事件本身，而是表现事件对人们心灵的影响。表达激烈的内心感情活动是抒情诗的事情，而描绘动人的事件则是叙事诗的任务。”
《青瓷》在构建戏剧性方面存在比较大的欠缺。现有的三条线索：官场、情场和家庭，基本上因袭了小说的思路。戏剧要在有限时间内呈现这么多条线索和场景里的人物、故事和事件，已经非常难为了。更突出的问题在于，现有的三条线索没有被统摄到一个戏剧性冲突中去，这样，被集中起来的事件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是游离的，缺乏整体性。
这不是说三条线索没有关系，毕竟它们都是主角张仲平的活动范围。困惑在于，首先，话剧改编必须有自己明确的理念。曹禺改编巴金的小说《家》，不但浓缩了其中的人物关系，更重要的是剧作家有自己的写作“意图”和表现重点，而不是原样搬移小说里现行的东西。剧本改编，是艺术门类的重新洗牌，它需要艺术家诗意的创造，是一种个性很强的活动。从这点来看，《青瓷》剧本创造性不足的问题是明显的。
这导致话剧的第二个问题，即它仍然停留于叙述故事情节，缺少营构强烈而集中的戏剧冲突效果。在三条线索当中，虽各自有其冲突，甚至强烈的冲突，如张仲平与刘永健、张仲平与葛云、张仲平与徐艺、张仲平与祁雨、张仲平与唐雯、张仲平与曾真等等，但是，这些冲突基本上都各自集中在某一条线索内，线索之间的冲突基本没有。因此，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根本无法得到表现，整个戏剧没有熔铸成一个整体。相反，戏剧为了讲述清楚这么多条线索，不得不设置很多过渡性、交待性的场景和人物，常常中断戏剧故事，冲淡戏剧氛围，分散观众注意。
第三，讲述故事为主的叙述方式，戏剧性的匮乏，使得人物关系分散，戏剧主题不突出。三条线索牵涉到十几名人物，故事内容涉及人的金钱欲望、物欲利益、家庭观念、朋友关系和人性本能等方面。大部分人物之间没有戏剧关系。人物随故事讲述逐步登台亮相。人物为故事发展而设置，而不是人物之间必然具有的某种冲突关系推动剧情发展。人物之间缺乏对话性，严重制约了戏剧对人物的深度挖掘和塑造。戏剧中人物的议论本来是作者为揭示戏剧主题而提炼的亮点，现在变成了空洞抽象的议论甚至作秀。这方面，曹禺戏剧《雷雨》为我们提供了杰出的典范。在《雷雨》中，所有人物都被一条命运的手死死拽住，造成一个巨大的整体性戏剧冲突。围绕着它，引发了剧中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并推动剧情发展。现场观众屏住呼吸，紧张地关注剧情故事，期待人物命运的最终结果。
二
对戏剧性冲突的追求和表现，是戏剧艺术的魅力之本。那么，戏居性冲突的动力何在呢?黑格尔说：“戏剧的主要因素不是实际行动而是内心情欲的展现。”“真正的戏剧性在于由剧中人物自己说出在各种旨趣的斗争以及人物性格和情欲的分裂之中的心里话。”黑格尔提倡的是辩证冲突说。他在《美学》中指出：“戏剧动作的情境使个别人物的目的要从其他个别人物方面受到阻力，有一个同样要求实现的对立目的在挡住它达到实现的路，于是这种对立要求产生互相冲突和纠纷，因此，戏剧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
我们常常将戏剧冲突分为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外部冲突的动力源于人物行动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或者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关系。内部冲突则源于人的心灵，是人类心灵欲望的喷发、伸展与心理动机的指向。两相比较，戏剧更加重视，认为更有价值的，是对内部冲突的表现、提炼和挖掘。
《青瓷》营造了戏剧冲突，但基本上是外部冲突，缺乏内部冲突，尤其缺少人物心灵的自我矛盾与自我交战这样卓有力度的内部冲突。《青瓷》在宣传中称自己是“商战”大戏，确实，它在表现张仲平与刘永健、葛云、祁雨的关系时，有比较多的冲突。这也是整个戏剧冲突的核心所在。官场与商场利益方面的休戚与共，人际关系方面的利用与勾结，当事人之间显隐沉浮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等等，在这部戏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问题只在于，这些冲突仍然只是停留于外部冲突。说明白一点，这是利益冲突而不是心灵冲突。这与戏剧最后企图反思纯粹利用关系的不正当商业行为与官商勾结的腐败问题有很大的距离，严重消弱了戏剧的表现力，使主题游离，人物心理缺乏力度。
戏剧主人公张仲平开始时是一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商界巨擘。他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事业如日中天。在情场上春风得意，无坚不摧。夫妻比翼齐飞，家庭生活美满幸福。当到戏剧结束，他同时面临着家庭破裂、事业破产的可能，以及个人囹圄之灾的危险。从得意到失意，从顺利到挫折，揭示了社会变革时代“关系”的末路和张仲平们的必然命运，预示了反腐败的最终胜利。这样来看，这是一部教化意味比较明显的戏剧。 但是，戏剧对于这个题材开掘的深度显然是不够的，最大的不足是停留于对生活表面的描绘，没有深入到剧中人物的心灵中去，揭示灵魂的“深”。张仲平知道自己和刘永健的关系是灰色的，他更知道执法犯法的刘永健最终会有那么一天的。他时刻提防着、小心着。但是作为商人，现实利益的诱惑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使他一直走在刀尖火口。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题材，而且有相当好表现的角度。可惜的是，戏剧在这个点上，却表现得太不敏感。现在戏剧是这样的，前半部表现的重点，是张仲平对自己事业、感情和利益的自适，因此，到后半部，当决定性的时刻到来，而种种不祥之兆接踵而来，他的如意算盘有可能落空时，他显得那么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其实，戏剧的重点不应该在于叙述这样一个故事和人物命运的完整性，而应该以剖析人物在利益与法律、道德与情感、理智与行为之间的矛盾与纠葛，取与舍，得与失之间的权衡、挣扎、反复、比较的心灵过程。
情场线索和家庭线索是戏剧的一个重点，但由于戏剧性冲突不足的缺陷，使得它们缺乏出现的必要性。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当事人的张仲平和曾真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游戏人生的态度。读者很难将之与一种反思的态度和主题联系起来。当曾真向张仲平表达自己爱情的坚贞和专一态度时，就显得滑稽不堪。戏剧一旦失去这个前提，这场婚外情就失去了与家庭抗衡的力量，失去了表达人物的张力，张仲平在情与理之间表现的无奈、犹豫和疯狂就失却了存在的合理性。这样，整个戏剧的三分之二线索就有被消解的可能。戏剧经过这种层层解剖之后就会被剥离掉内容的完整性和主题的表现力，沦为一部普通的社会暴露剧或者反腐题材的社会问题剧。
如果抽空戏剧的具体事件，可以将它理解为一部都市人的情感剧，事业、情感是都市人生活的主要内容，那么人生与都市的关系激发的心灵反应同样应该是戏剧刻画的重点，也是最能表现人物的角度。由于戏剧对人物刻画的欠缺，这种反思同样也是十分苍白的。
戏剧冲突不集中，戏剧性不够，戏剧表现力度就会被消弱。整场演出过程没有形成一个个高潮，观众席上缺乏掌声。这不能不是大遗憾的表征。
三
从对戏剧性元素的利用来说，戏剧的欠缺也比较明显。场景过渡时某一戏剧元素的多次反复运用，观众早就觉得失去了新鲜感和表现力。张仲平的手机铃声是戏剧性元素使用当中的亮点。在矛盾冲突到最激烈的时候，它表达了一种反讽的效果，起到了比较好的表达作用。
戏剧中表现主义手法的利用，本来是一大亮点，甚至可以导致一定的思辨性，但是由于没有深刻的戏剧性冲突为前提，它只是被当作手法运用，缺乏相应的深度和力度。更高的要求在于，戏剧性元素要与戏剧性冲突紧密配合，成为实现戏剧效果的有力手段，并和戏剧结合成浑然一体，成为其有机构成。理想的戏剧性元素既是一个个独立的审美元素，又是戏剧整体的有机构成。从这点来说，《青瓷》缺乏可圈可点的戏剧性元素。
在文学史上，成功的戏剧案例不胜枚举。从远古的希腊古典戏剧到现代小说、戏剧等，经典的文学细节令人久久回味。文学是表现人的艺术，经典文学都应该以人为中心，表现人，刻画人，作家“不以刻板地摹写生活表象为满足，而是致力于人的心灵的抒写与雕塑。他把笔端透入人类精神生活的领域，描写人性的追求与毁灭、心灵的压抑与燃烧，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剧中人心灵的颤动，也感受到剧诗人诗情心灵的颤动”。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才能成为经典和永恒。
基于此，关注话剧版《青瓷》，就不仅仅是对此话剧本身，而是有着别样的深意了。我在这篇文章中仅就话剧《青瓷》的剧本提出批评，希望为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振兴这门式微的艺术门类重燃星星之火苗尽绵薄之力。
一
《青瓷》小说文本多达四十万字，三条情节线索，二十来名人物，要压缩在一个舞台、两小时内演出，其改编难度可想而知。现在话剧采用保留基本情节线索，集中讲述人物故事，使得矛盾冲突更加精练、人物关系更加明晰的做法，企图达到强烈的戏剧性效果。事实证明，现在这样的改编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小说和戏剧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小说改编成剧本，必须注重戏剧的独特性。对小说而言，重要的因素是人物、情节与环境，而对戏剧来说，则是戏剧性，“动作与戏居性是戏剧的本质特征”。如何理解戏剧性?“诗性的、富有张力的戏剧性，当然来源于戏剧冲突。”布轮退尔提出“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性”的名言，曾被视为“戏剧定律”。可见，由小说到剧本，必须改情节的迤逦演绎模式为戏剧冲突的张力模式。
如果说，小说情节起、承、转、合的叙述张力实现的是线性叙事的美学效果。那么戏剧以戏剧冲突为中心，是一种点性叙事方式。前者追求时间性，后者注重空间性。因为戏剧受演出条件限制，它不能像小说那样肆意展开事件，叙述活动过程。戏剧的叙事时间、事件、场景和人物必须高度集中，凝练，围绕着冲突展开。弗莱塔克说：“行动和激烈的感情活动本身并不具有戏剧性。戏剧艺术的任务并非表现一种激情本身，而是表现一种导致行动的激情；戏剧艺术的任务并非表现一个事件本身，而是表现事件对人们心灵的影响。表达激烈的内心感情活动是抒情诗的事情，而描绘动人的事件则是叙事诗的任务。”
《青瓷》在构建戏剧性方面存在比较大的欠缺。现有的三条线索：官场、情场和家庭，基本上因袭了小说的思路。戏剧要在有限时间内呈现这么多条线索和场景里的人物、故事和事件，已经非常难为了。更突出的问题在于，现有的三条线索没有被统摄到一个戏剧性冲突中去，这样，被集中起来的事件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是游离的，缺乏整体性。
这不是说三条线索没有关系，毕竟它们都是主角张仲平的活动范围。困惑在于，首先，话剧改编必须有自己明确的理念。曹禺改编巴金的小说《家》，不但浓缩了其中的人物关系，更重要的是剧作家有自己的写作“意图”和表现重点，而不是原样搬移小说里现行的东西。剧本改编，是艺术门类的重新洗牌，它需要艺术家诗意的创造，是一种个性很强的活动。从这点来看，《青瓷》剧本创造性不足的问题是明显的。
这导致话剧的第二个问题，即它仍然停留于叙述故事情节，缺少营构强烈而集中的戏剧冲突效果。在三条线索当中，虽各自有其冲突，甚至强烈的冲突，如张仲平与刘永健、张仲平与葛云、张仲平与徐艺、张仲平与祁雨、张仲平与唐雯、张仲平与曾真等等，但是，这些冲突基本上都各自集中在某一条线索内，线索之间的冲突基本没有。因此，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根本无法得到表现，整个戏剧没有熔铸成一个整体。相反，戏剧为了讲述清楚这么多条线索，不得不设置很多过渡性、交待性的场景和人物，常常中断戏剧故事，冲淡戏剧氛围，分散观众注意。
第三，讲述故事为主的叙述方式，戏剧性的匮乏，使得人物关系分散，戏剧主题不突出。三条线索牵涉到十几名人物，故事内容涉及人的金钱欲望、物欲利益、家庭观念、朋友关系和人性本能等方面。大部分人物之间没有戏剧关系。人物随故事讲述逐步登台亮相。人物为故事发展而设置，而不是人物之间必然具有的某种冲突关系推动剧情发展。人物之间缺乏对话性，严重制约了戏剧对人物的深度挖掘和塑造。戏剧中人物的议论本来是作者为揭示戏剧主题而提炼的亮点，现在变成了空洞抽象的议论甚至作秀。这方面，曹禺戏剧《雷雨》为我们提供了杰出的典范。在《雷雨》中，所有人物都被一条命运的手死死拽住，造成一个巨大的整体性戏剧冲突。围绕着它，引发了剧中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并推动剧情发展。现场观众屏住呼吸，紧张地关注剧情故事，期待人物命运的最终结果。
二
对戏剧性冲突的追求和表现，是戏剧艺术的魅力之本。那么，戏居性冲突的动力何在呢?黑格尔说：“戏剧的主要因素不是实际行动而是内心情欲的展现。”“真正的戏剧性在于由剧中人物自己说出在各种旨趣的斗争以及人物性格和情欲的分裂之中的心里话。”黑格尔提倡的是辩证冲突说。他在《美学》中指出：“戏剧动作的情境使个别人物的目的要从其他个别人物方面受到阻力，有一个同样要求实现的对立目的在挡住它达到实现的路，于是这种对立要求产生互相冲突和纠纷，因此，戏剧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
我们常常将戏剧冲突分为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外部冲突的动力源于人物行动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或者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关系。内部冲突则源于人的心灵，是人类心灵欲望的喷发、伸展与心理动机的指向。两相比较，戏剧更加重视，认为更有价值的，是对内部冲突的表现、提炼和挖掘。
《青瓷》营造了戏剧冲突，但基本上是外部冲突，缺乏内部冲突，尤其缺少人物心灵的自我矛盾与自我交战这样卓有力度的内部冲突。《青瓷》在宣传中称自己是“商战”大戏，确实，它在表现张仲平与刘永健、葛云、祁雨的关系时，有比较多的冲突。这也是整个戏剧冲突的核心所在。官场与商场利益方面的休戚与共，人际关系方面的利用与勾结，当事人之间显隐沉浮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等等，在这部戏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问题只在于，这些冲突仍然只是停留于外部冲突。说明白一点，这是利益冲突而不是心灵冲突。这与戏剧最后企图反思纯粹利用关系的不正当商业行为与官商勾结的腐败问题有很大的距离，严重消弱了戏剧的表现力，使主题游离，人物心理缺乏力度。
戏剧主人公张仲平开始时是一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商界巨擘。他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事业如日中天。在情场上春风得意，无坚不摧。夫妻比翼齐飞，家庭生活美满幸福。当到戏剧结束，他同时面临着家庭破裂、事业破产的可能，以及个人囹圄之灾的危险。从得意到失意，从顺利到挫折，揭示了社会变革时代“关系”的末路和张仲平们的必然命运，预示了反腐败的最终胜利。这样来看，这是一部教化意味比较明显的戏剧。 但是，戏剧对于这个题材开掘的深度显然是不够的，最大的不足是停留于对生活表面的描绘，没有深入到剧中人物的心灵中去，揭示灵魂的“深”。张仲平知道自己和刘永健的关系是灰色的，他更知道执法犯法的刘永健最终会有那么一天的。他时刻提防着、小心着。但是作为商人，现实利益的诱惑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使他一直走在刀尖火口。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题材，而且有相当好表现的角度。可惜的是，戏剧在这个点上，却表现得太不敏感。现在戏剧是这样的，前半部表现的重点，是张仲平对自己事业、感情和利益的自适，因此，到后半部，当决定性的时刻到来，而种种不祥之兆接踵而来，他的如意算盘有可能落空时，他显得那么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其实，戏剧的重点不应该在于叙述这样一个故事和人物命运的完整性，而应该以剖析人物在利益与法律、道德与情感、理智与行为之间的矛盾与纠葛，取与舍，得与失之间的权衡、挣扎、反复、比较的心灵过程。
情场线索和家庭线索是戏剧的一个重点，但由于戏剧性冲突不足的缺陷，使得它们缺乏出现的必要性。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当事人的张仲平和曾真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游戏人生的态度。读者很难将之与一种反思的态度和主题联系起来。当曾真向张仲平表达自己爱情的坚贞和专一态度时，就显得滑稽不堪。戏剧一旦失去这个前提，这场婚外情就失去了与家庭抗衡的力量，失去了表达人物的张力，张仲平在情与理之间表现的无奈、犹豫和疯狂就失却了存在的合理性。这样，整个戏剧的三分之二线索就有被消解的可能。戏剧经过这种层层解剖之后就会被剥离掉内容的完整性和主题的表现力，沦为一部普通的社会暴露剧或者反腐题材的社会问题剧。
如果抽空戏剧的具体事件，可以将它理解为一部都市人的情感剧，事业、情感是都市人生活的主要内容，那么人生与都市的关系激发的心灵反应同样应该是戏剧刻画的重点，也是最能表现人物的角度。由于戏剧对人物刻画的欠缺，这种反思同样也是十分苍白的。
戏剧冲突不集中，戏剧性不够，戏剧表现力度就会被消弱。整场演出过程没有形成一个个高潮，观众席上缺乏掌声。这不能不是大遗憾的表征。
三
从对戏剧性元素的利用来说，戏剧的欠缺也比较明显。场景过渡时某一戏剧元素的多次反复运用，观众早就觉得失去了新鲜感和表现力。张仲平的手机铃声是戏剧性元素使用当中的亮点。在矛盾冲突到最激烈的时候，它表达了一种反讽的效果，起到了比较好的表达作用。
戏剧中表现主义手法的利用，本来是一大亮点，甚至可以导致一定的思辨性，但是由于没有深刻的戏剧性冲突为前提，它只是被当作手法运用，缺乏相应的深度和力度。更高的要求在于，戏剧性元素要与戏剧性冲突紧密配合，成为实现戏剧效果的有力手段，并和戏剧结合成浑然一体，成为其有机构成。理想的戏剧性元素既是一个个独立的审美元素，又是戏剧整体的有机构成。从这点来说，《青瓷》缺乏可圈可点的戏剧性元素。
在文学史上，成功的戏剧案例不胜枚举。从远古的希腊古典戏剧到现代小说、戏剧等，经典的文学细节令人久久回味。文学是表现人的艺术，经典文学都应该以人为中心，表现人，刻画人，作家“不以刻板地摹写生活表象为满足，而是致力于人的心灵的抒写与雕塑。他把笔端透入人类精神生活的领域，描写人性的追求与毁灭、心灵的压抑与燃烧，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剧中人心灵的颤动，也感受到剧诗人诗情心灵的颤动”。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才能成为经典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