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曾纪泽，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出生于1839年，即鸦片战争前一年；1890年去世，距离甲午中日战争四年。他是处于内忧外患大变局时代少有的开局先锋之一，杰出的外交家，也是当时秉承“经世致用”新思维的知识分子。
曾国藩以其道德文章治兵方略，加上唐浩明的小说精彩，其名头家喻户晓，可知道曾纪泽的人就少多了。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是对内对同胞的胜利，而曾国藩调教出来的才华横溢的儿子，真正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是对外的胜利，比如出色的对俄交涉〔1〕。如果没有曾纪泽当年成功地对俄交涉，今日中国版图的雄鸡尾部，大片的国土就会失去，且将新疆南北分割，不管是战略上还是资源上，对中国都极为不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应该纪念曾纪泽，而不是他父亲曾国藩。
公历1878年11月22日（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纪泽乘法国“阿马松”号邮船离开上海，远赴欧陆，出使英法。曾纪泽使西时中国面临的国际背景是：俄国强占了伊犁，法国攻入了河内，日本割去了琉球，英国吞并了缅甸；帝国主义派驻中国的使臣威妥玛等，公然在呈递给清政府的文字中叫嚣：“将来中华天下，不免分属各邦”，“不在各国有无侵占之心，而在各处有易侵占之势”。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
在国内，“清议”之流诋毁西学和洋务。中国向来以天朝大国自居，视他者为夷狄蛮邦，可是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天朝心态不免大受冲击；物议派为代表的士大夫觉得列强还是蛮邦，不过一时“奇技淫巧”武器上占上风，承认天朝落后于夷狄，心理上却承受不了。因此，对洋务人士诋毁甚烈，如对郭嵩焘，就是显例。后来，郭嵩焘的使西游记把西洋的文明说成两千年，不同于从前的夷狄，显示了他的非凡见识，却在京城上下却掀起轩然大波，激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使西纪程》被毁版。之后不到一年，郭嵩焘即从任上被撤回，从此未再启用。郭死后多年，还有人上书，“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以此可见一斑。但清流也分三等境界：
上焉者，硁硁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娼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此其下矣。
以上这段话就是引自曾纪泽答复好友杨商农的信。杨商农“来函谆谆恳恳，以清议为言”，“不甚以洋务为然，规余（曾纪泽）与松生不应讲求西学”。而这些清议之流都认识不到的，而为曾纪泽指出来的真实状况是，“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天运”也就是时代的潮流，形势如此，“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曾纪泽告诉他们，空谈高论于事无补。“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于见闻，抵掌拊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庙廊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吾党考求事理，贵能易地而思之也”。从来都有明理之人、办事之人以及庸俗愚蠢搅局之人。曾纪泽既是明理之人，亦是办事之人，因此就要和庸俗愚蠢的搅局者斗争。
在这种内忧外患情况下，办洋务就尤为困难了。曾纪泽在出国前两宫召见对话中表达了他对办洋务的远见卓识。曾纪泽认为“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慈禧对曾纪泽说：“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曾纪泽对曰：“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
两宫召见之后，曾纪泽去接被朝廷上下讥讽辱骂从而罢了官的郭嵩焘的缺，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压力。面对时局，曾纪泽认识到必须做到“办事之人不怕骂”。他不仅要做到“不怕骂”，还要不辱使命。郭嵩焘为国人士大夫所骂，而郭的杰出外交作为却为西方人士所赞赏，所以曾纪泽对内要顶得住，对外还要拿得出手，至少不能表现得比郭嵩焘差，辱没父亲曾国藩。曾纪泽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出使前的心情：
奉旨以来于此二者（道路遥远和风涛凶险）尚不甚措意。所惧者，事任艰巨，非菲材之所堪称。现任名望，海外闻知，偶有失误，上累前徽。郭筠仙长在欧洲甚得西人敬重，承乏其后，深恐相形见绌。夙夜兢兢，实在于此。
曾国藩晚年就是栽在天津教案处理的外交上的。曾纪泽深知外交事务其中的艰难，能够忍辱负重，要何等勇气和胸怀！后来的实践证明，曾纪泽不仅没有辱没先人盛名，而且由于其卓越的表现，弥补了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所受的委屈，难怪左宗棠说他“孝不违亲”。
为了不被骂成“卖国贼”，当时多少英才不敢作为。连恭亲王、李鸿章这样的人物都束手束脚，畏首畏尾。在郭嵩焘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则，他“与威妥玛论两宫、恭王及李鸿章”，威妥玛谓中国无意求进步。郭对曰：“……恭王能谙悉一切情形，不敢任耳。”威问何故，郭曰：“直苦人言尨杂，不敢任耳。”威曰：“亦知之。动辄怕说是汉奸。合淝伯相亦是半明半昧”郭曰：“合淝尽透彻。”威言：“吾与办事甚多，纯是一种猜疑。”郭说：“合淝直是不能主持，无从直切定议。但使恭王肯任事，外得合淝助之，天下事尽可为。中国地利、人才原自不乏，勿轻视也。”威曰：“我持论亦如此。政府无人便无如何。”郭亦不能置对也〔2〕。中国有人才，政府又无人才，真是一对矛盾，而后来恭亲王和李鸿章还是没有逃脱卖国贼的骂名！
在中国开始办现代外交的草创期，奠定制度基础是很重要的。作为开局先锋的曾纪泽凡事从长远打算，从以下两件事情可见一斑。一是驻外国买房还是赁房的小事。慈禧问：“你去住房如何定局？”曾纪泽答：“郭嵩焘早经赁定房屋，臣去悉当照旧。近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商量，将来经费充足时，宜于各国各买房屋一所作为使馆。外国公使在中国，其房屋皆系自买自造。中国使臣赁房居住，殊非长局；且赁价甚贵，久后亦不合算。”二是学习语言文字与做外交官的关系的处理也是从制度建设上着眼。慈禧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依仗通事、翻译了。”曾纪泽答：“臣虽能通识，总不熟练，仍须依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在这段对话里，使用翻译又反映出曾纪泽考虑的是朝廷体制，是“常局”。语言文字能力和办外交办洋务确实是两种才干，“术业有专攻”，后来纪泽与沙俄谈判，他并不通俄语，而获得了大成功，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曾纪泽说翻译之不可少，但同样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自己听懂了，可以在翻译传述的时候想应对之策，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学习外语的，不仅英语，还有法语。
面对天朝的崩溃中华文化的先进和落后，曾纪泽试图找到中国文明和文化自信的地方，以求获得自信和勇气，才能在外交上有底气。比如这样一则日记：“二十三日夜，与松生一谈。松生言，西人政教多与周礼相合，意者，老子为周柱下史，其后西到流沙，而有周之典章法度随简册而俱西，但苦无确证耳。其说甚新而可喜。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是以风俗人物与吾华上古之世相近……或者谓，火轮舟车、奇巧机械，为亘古所无。不知机器之巧者，视财货之赢绌以为盛衰……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必有废巧务拙、废精务朴之一日……”从这里看，曾纪泽认为中华文明仍然是先进的，西方文明依然是落后的，而且西方学习的是上古时代的中国。
曾纪泽还将西方近代科学技艺的发展溯源于《易经》。“西人不信五行而言水、火、气、土，以为创论。不知《易》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即水、火、气、土也。……即大地全体，中心皆火，大力相摄，斡旋不息，故得自转以成昼夜，绕日以成岁之说也。……震、既济皆言‘七日得’；则礼拜之数，亦圣人所前知。西人纪数号码，九与六颠倒相背；《易》则九为老阳，六为老阴，凡爻之阴阳皆为九六别之。……则火轮汽机以制舟车，以勤远略，圣人亦于数千年前见之矣。……即以西学而论，种种精巧，亦不能出其范围，安得谓之无关学问哉！”这种将西学比附中学的说法，也不是曾纪泽独创，颇能代表当时一些人的想法。今天看来，这类比附实在牵强。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与落后和先进问题，见仁见智，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这种比附确实可以为曾纪泽找回一点文化上的自信和自尊。
尽管有这种不当的比附，曾纪泽还是以扎实的西学为起点和基础，走的是从西学到洋务的路子。平心而论，曾纪泽学习西学的机会与他是曾国藩的儿子也有关系。曾国藩的幕府人才荟萃，有西洋经验和西学背景的人才如华蘅芳、徐寿、薛福成、容闳等，并接触西人如马格里、戈登等，交往颇密，成为朋友，同时对西方传入中国的器械新玩都有见识的优势。比如，1871年，在其父两江总督府邸中，他可以见到寒暑表、自鸣钟、千里镜、天文灯、照相机、显微镜、洋书、手枪等等西洋器械设备。因此，曾纪泽写出来的《〈几何原本〉序》、《〈文法举隅〉序》和《〈西学述略〉序》，都有着对西学的真知灼见。在《〈几何原本〉序》里，他说：“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譬诸闭门造车，出门而合辙也，奚敝敝然逐物而求之哉？”但是，这种物质环境条件只是提供了可能，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另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是，曾纪泽没有执著于科举，而是实事求是地学真学问，这是非常难得的见识和罕见的选择。在当时士大夫看来，科举才是正途。曾国藩洞察到了科举的弊端，一直不赞成曾纪泽早学八股时艺，而曾纪泽在科场上也实在运气不佳，两次应试，皆告落第，难得的是他绝意企求科举，转而专注于经世致用的学问，还自学了外语。
因此，曾纪泽熟悉了现代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天文等等，更容易了解西方工业社会的发达之物质基础；熟悉了西方的法规制度和国际关系规则，更容易了解西方社会的运作，从而采取应对措施。没有西学做基础的洋务是肤浅的，曾氏重视了解西方，从日记中长篇大论录写下马建忠的上书，即是一个好例子。在现存的日记中，这种长篇幅日记确实很少。
现在来看看曾纪泽的杰作：对俄谈判。无论曾纪泽如何博学多才，而且出使英法，如果没有新疆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发生，都不会有我们的杰出外交家曾纪泽。曾纪泽在对俄谈判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一个真理：弱国同样有外交。
沙俄借口阿古柏叛乱影响了俄国边界的安全，为中国“代收”了伊犁九城及附近地区，视新疆为其囊中之物。由此，在清廷引发了一场“海防”和“塞防”的争论。当时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国家积弱，势必不能两面作战，即使侥幸收复新疆，也是“千里空旷无用之地”，成为国家鸡肋，食之无味，不如许其“自为部落”，成为朝鲜越南模式的藩属国，“略奉正朔可矣”。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却相反，主张武力收复。我们经常佩服左宗棠，就是因为收复新疆的伟业，但是很少谈到另一位收复新疆的关键人物：曾纪泽。
当时对俄谈判最佳人选就是曾纪泽，但是，清廷还是以他历练不足为借口用了满人权贵“尚能办事”的户部右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地山）为驻俄使臣。此公无勇无识，又怕吃苦，不到新疆实地勘察了解情况。在沙俄的威胁下，在清廷不知情的情况下，崇厚于光绪五年（1879年）12月2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赔款五百万卢布。伊犁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是“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空城了。据说，当时是因为崇厚家里出了点事情，造成急欲早日归国的私念，为沙俄所利用。崇厚路经巴黎返国，曾纪泽问到对俄交涉，崇厚回答是：“事已了结，十分周妥！”这一不平等条约激起朝廷上下的愤怒，不但没有批准，而是要“重谈”。经多方努力，俄国又被迫同意再次坐到谈判桌前。在这种“反悔”前约、天下汹汹的情况下，曾纪泽被推上了历史的大舞台，虎口夺肉，无疑是一个荆棘场，充满凶险的战场，这次真是“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沙俄代表在谈判中傲慢蛮横，语言放肆，曾纪泽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谈判伊始，沙俄代表坚持不让步，“吉尔斯面冷词横，始言约不可改，继言各国订约诚有商改之事，惟未经商改即罪其全权之使，增兵设防，有意寻衅等，诘难良久”。曾纪泽也利用了大国持久战的思想，“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曾纪泽对俄国内外困境和国际局势熟谙于心，加上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军队后盾，巧妙运用外交技巧，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让我们用谈判对方的话来看曾纪泽的谈判表现：
“今天与曾会谈以后，我们和毕佐夫一起从邮局给您寄上一信。……我坚信对于这些中国老爷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正如科托尔的示威没有使苏丹害怕一样”（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给若米尼的信，1880年9月27日）〔3〕。从这里的“熟悉世界政治”可以想见曾纪泽的西学对外交的助益。
在这次谈判中，曾纪泽的一个观点尤为重要，就是争取以金钱换土地，因为钱可以再生，而土地不会再来。作为弱国，有些不能马上定下来的，可以悬而不决，以后还可以谈判，不能悬而不决的就争取最大的利益。曾纪泽以非凡的毅力，“逐日争辩，细意推敲”，于增减之中将此前条约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于是，只由原来的五百万卢布再加四百万卢布赔偿就换回了有“塞外江南”美称的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新约传回国内，受到战和两派的交口称誉。这么一次成功的外交，在1840年以后的清代外交史上，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是爱国主义历史教材中不可少的一笔，可惜这类理性和智慧行为往往被淹没在意识形态简单的话语里。
在办外交上，与李鸿章相比，曾纪泽确实高出一筹。李鸿章办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想在中外现行条约的基础上应付各国，以抑制其在华势力和既获特权的进一步扩张。难怪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后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4〕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消极的，被动的，并无长远积极目标，以致于逐渐被挤出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而曾纪泽学识兼备，则能不畏惧各国船炮的威力，能充分运用国际间的时势矛盾和外交技巧，以增强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而且能高瞻远瞩提出撤废不平等条约和加强中国与藩属间的宗属关系等具体外交目标，他显然抓住了中外关系中最具有关键性的实质问题。比如关于修约一事，他在日记中说：“清臣又言，‘修约之事，宜由中国发端。明告西洋各国云，某年之约，有不便于吾民者，现定于某年某月约期届满之时截止，不复遵行。则各国必求颁一新约，易就范围。西洋诸小国，以此术更换英法之约者屡矣’。……此说赫德亦曾言之，盖系西洋通例。如此，虽蕞尔小邦欲向大国改约，大国均须依从，断无恃强要挟久占便利之理。盖壤地之借属，如香港九龙司之类，则系长约不变。其余通商章程，于时迁变，尽可商酌更改以求两益，并非一定不易者。主人寻客，名正言顺，无所庸其顾忌也。”在另一则日记中这样记载：“余谓改约之事，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亦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复权利，而不着痕迹矣。”
曾纪泽接任郭嵩焘出使英法大臣时，只有三十九岁，加上延长的时间，才八年驻外时间，这期间，是纪泽事业的辉煌期。奉调回国后，虽然先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并帮办海军事务，嗣后陆续在户、刑、吏等部任侍郎等职，却因为受满人贵族的掣肘，等于是闲职，在琴、棋、书、画中消磨时光。人说曾纪泽是接替李鸿章的最佳人选，可惜他英年早逝，享年才五十一岁，正是甲午海战前四年，正当国家多难的多事之秋，一个开局先锋走了。曾纪泽在英文论文《中国先睡后醒论》里所表达的宏伟目标，也只能留给后来者去实现了。
我们看看几位中外人士对曾纪泽的评论。左宗棠称道他“博通经史，体用兼赅”。“奉命出使，于交涉事件，随事执中，宽而有制，内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则不违亲，外仍慎与国邦交之仪，志殷补兖”。“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纪泽”。梁启超则把他推崇为和魏源、郭嵩焘一起同为近代中国早期讲求西学的先驱人物。美国史学家摩斯（Hosea B.Morse）则赞扬他为中国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开创了先例〔5〕。
最后让我们以曾纪泽自己的两句诗作结：
人间谤议南箕口，天上辉光北斗星。
几年旋斡乾坤事，付与时人代计功。
（曾纪泽：《使西日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
注释：
〔1〕〔3〕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5）1982年版，第327、329页。
〔4〕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84～485页。
〔4〕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5〕Hosea 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ol.2,338.
曾国藩以其道德文章治兵方略，加上唐浩明的小说精彩，其名头家喻户晓，可知道曾纪泽的人就少多了。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是对内对同胞的胜利，而曾国藩调教出来的才华横溢的儿子，真正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是对外的胜利，比如出色的对俄交涉〔1〕。如果没有曾纪泽当年成功地对俄交涉，今日中国版图的雄鸡尾部，大片的国土就会失去，且将新疆南北分割，不管是战略上还是资源上，对中国都极为不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应该纪念曾纪泽，而不是他父亲曾国藩。
公历1878年11月22日（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纪泽乘法国“阿马松”号邮船离开上海，远赴欧陆，出使英法。曾纪泽使西时中国面临的国际背景是：俄国强占了伊犁，法国攻入了河内，日本割去了琉球，英国吞并了缅甸；帝国主义派驻中国的使臣威妥玛等，公然在呈递给清政府的文字中叫嚣：“将来中华天下，不免分属各邦”，“不在各国有无侵占之心，而在各处有易侵占之势”。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
在国内，“清议”之流诋毁西学和洋务。中国向来以天朝大国自居，视他者为夷狄蛮邦，可是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天朝心态不免大受冲击；物议派为代表的士大夫觉得列强还是蛮邦，不过一时“奇技淫巧”武器上占上风，承认天朝落后于夷狄，心理上却承受不了。因此，对洋务人士诋毁甚烈，如对郭嵩焘，就是显例。后来，郭嵩焘的使西游记把西洋的文明说成两千年，不同于从前的夷狄，显示了他的非凡见识，却在京城上下却掀起轩然大波，激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使西纪程》被毁版。之后不到一年，郭嵩焘即从任上被撤回，从此未再启用。郭死后多年，还有人上书，“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以此可见一斑。但清流也分三等境界：
上焉者，硁硁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娼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此其下矣。
以上这段话就是引自曾纪泽答复好友杨商农的信。杨商农“来函谆谆恳恳，以清议为言”，“不甚以洋务为然，规余（曾纪泽）与松生不应讲求西学”。而这些清议之流都认识不到的，而为曾纪泽指出来的真实状况是，“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天运”也就是时代的潮流，形势如此，“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曾纪泽告诉他们，空谈高论于事无补。“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于见闻，抵掌拊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庙廊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吾党考求事理，贵能易地而思之也”。从来都有明理之人、办事之人以及庸俗愚蠢搅局之人。曾纪泽既是明理之人，亦是办事之人，因此就要和庸俗愚蠢的搅局者斗争。
在这种内忧外患情况下，办洋务就尤为困难了。曾纪泽在出国前两宫召见对话中表达了他对办洋务的远见卓识。曾纪泽认为“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慈禧对曾纪泽说：“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曾纪泽对曰：“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
两宫召见之后，曾纪泽去接被朝廷上下讥讽辱骂从而罢了官的郭嵩焘的缺，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压力。面对时局，曾纪泽认识到必须做到“办事之人不怕骂”。他不仅要做到“不怕骂”，还要不辱使命。郭嵩焘为国人士大夫所骂，而郭的杰出外交作为却为西方人士所赞赏，所以曾纪泽对内要顶得住，对外还要拿得出手，至少不能表现得比郭嵩焘差，辱没父亲曾国藩。曾纪泽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出使前的心情：
奉旨以来于此二者（道路遥远和风涛凶险）尚不甚措意。所惧者，事任艰巨，非菲材之所堪称。现任名望，海外闻知，偶有失误，上累前徽。郭筠仙长在欧洲甚得西人敬重，承乏其后，深恐相形见绌。夙夜兢兢，实在于此。
曾国藩晚年就是栽在天津教案处理的外交上的。曾纪泽深知外交事务其中的艰难，能够忍辱负重，要何等勇气和胸怀！后来的实践证明，曾纪泽不仅没有辱没先人盛名，而且由于其卓越的表现，弥补了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所受的委屈，难怪左宗棠说他“孝不违亲”。
为了不被骂成“卖国贼”，当时多少英才不敢作为。连恭亲王、李鸿章这样的人物都束手束脚，畏首畏尾。在郭嵩焘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则，他“与威妥玛论两宫、恭王及李鸿章”，威妥玛谓中国无意求进步。郭对曰：“……恭王能谙悉一切情形，不敢任耳。”威问何故，郭曰：“直苦人言尨杂，不敢任耳。”威曰：“亦知之。动辄怕说是汉奸。合淝伯相亦是半明半昧”郭曰：“合淝尽透彻。”威言：“吾与办事甚多，纯是一种猜疑。”郭说：“合淝直是不能主持，无从直切定议。但使恭王肯任事，外得合淝助之，天下事尽可为。中国地利、人才原自不乏，勿轻视也。”威曰：“我持论亦如此。政府无人便无如何。”郭亦不能置对也〔2〕。中国有人才，政府又无人才，真是一对矛盾，而后来恭亲王和李鸿章还是没有逃脱卖国贼的骂名！
在中国开始办现代外交的草创期，奠定制度基础是很重要的。作为开局先锋的曾纪泽凡事从长远打算，从以下两件事情可见一斑。一是驻外国买房还是赁房的小事。慈禧问：“你去住房如何定局？”曾纪泽答：“郭嵩焘早经赁定房屋，臣去悉当照旧。近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商量，将来经费充足时，宜于各国各买房屋一所作为使馆。外国公使在中国，其房屋皆系自买自造。中国使臣赁房居住，殊非长局；且赁价甚贵，久后亦不合算。”二是学习语言文字与做外交官的关系的处理也是从制度建设上着眼。慈禧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依仗通事、翻译了。”曾纪泽答：“臣虽能通识，总不熟练，仍须依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在这段对话里，使用翻译又反映出曾纪泽考虑的是朝廷体制，是“常局”。语言文字能力和办外交办洋务确实是两种才干，“术业有专攻”，后来纪泽与沙俄谈判，他并不通俄语，而获得了大成功，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曾纪泽说翻译之不可少，但同样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自己听懂了，可以在翻译传述的时候想应对之策，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学习外语的，不仅英语，还有法语。
面对天朝的崩溃中华文化的先进和落后，曾纪泽试图找到中国文明和文化自信的地方，以求获得自信和勇气，才能在外交上有底气。比如这样一则日记：“二十三日夜，与松生一谈。松生言，西人政教多与周礼相合，意者，老子为周柱下史，其后西到流沙，而有周之典章法度随简册而俱西，但苦无确证耳。其说甚新而可喜。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是以风俗人物与吾华上古之世相近……或者谓，火轮舟车、奇巧机械，为亘古所无。不知机器之巧者，视财货之赢绌以为盛衰……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必有废巧务拙、废精务朴之一日……”从这里看，曾纪泽认为中华文明仍然是先进的，西方文明依然是落后的，而且西方学习的是上古时代的中国。
曾纪泽还将西方近代科学技艺的发展溯源于《易经》。“西人不信五行而言水、火、气、土，以为创论。不知《易》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即水、火、气、土也。……即大地全体，中心皆火，大力相摄，斡旋不息，故得自转以成昼夜，绕日以成岁之说也。……震、既济皆言‘七日得’；则礼拜之数，亦圣人所前知。西人纪数号码，九与六颠倒相背；《易》则九为老阳，六为老阴，凡爻之阴阳皆为九六别之。……则火轮汽机以制舟车，以勤远略，圣人亦于数千年前见之矣。……即以西学而论，种种精巧，亦不能出其范围，安得谓之无关学问哉！”这种将西学比附中学的说法，也不是曾纪泽独创，颇能代表当时一些人的想法。今天看来，这类比附实在牵强。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与落后和先进问题，见仁见智，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这种比附确实可以为曾纪泽找回一点文化上的自信和自尊。
尽管有这种不当的比附，曾纪泽还是以扎实的西学为起点和基础，走的是从西学到洋务的路子。平心而论，曾纪泽学习西学的机会与他是曾国藩的儿子也有关系。曾国藩的幕府人才荟萃，有西洋经验和西学背景的人才如华蘅芳、徐寿、薛福成、容闳等，并接触西人如马格里、戈登等，交往颇密，成为朋友，同时对西方传入中国的器械新玩都有见识的优势。比如，1871年，在其父两江总督府邸中，他可以见到寒暑表、自鸣钟、千里镜、天文灯、照相机、显微镜、洋书、手枪等等西洋器械设备。因此，曾纪泽写出来的《〈几何原本〉序》、《〈文法举隅〉序》和《〈西学述略〉序》，都有着对西学的真知灼见。在《〈几何原本〉序》里，他说：“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譬诸闭门造车，出门而合辙也，奚敝敝然逐物而求之哉？”但是，这种物质环境条件只是提供了可能，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另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是，曾纪泽没有执著于科举，而是实事求是地学真学问，这是非常难得的见识和罕见的选择。在当时士大夫看来，科举才是正途。曾国藩洞察到了科举的弊端，一直不赞成曾纪泽早学八股时艺，而曾纪泽在科场上也实在运气不佳，两次应试，皆告落第，难得的是他绝意企求科举，转而专注于经世致用的学问，还自学了外语。
因此，曾纪泽熟悉了现代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天文等等，更容易了解西方工业社会的发达之物质基础；熟悉了西方的法规制度和国际关系规则，更容易了解西方社会的运作，从而采取应对措施。没有西学做基础的洋务是肤浅的，曾氏重视了解西方，从日记中长篇大论录写下马建忠的上书，即是一个好例子。在现存的日记中，这种长篇幅日记确实很少。
现在来看看曾纪泽的杰作：对俄谈判。无论曾纪泽如何博学多才，而且出使英法，如果没有新疆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发生，都不会有我们的杰出外交家曾纪泽。曾纪泽在对俄谈判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一个真理：弱国同样有外交。
沙俄借口阿古柏叛乱影响了俄国边界的安全，为中国“代收”了伊犁九城及附近地区，视新疆为其囊中之物。由此，在清廷引发了一场“海防”和“塞防”的争论。当时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国家积弱，势必不能两面作战，即使侥幸收复新疆，也是“千里空旷无用之地”，成为国家鸡肋，食之无味，不如许其“自为部落”，成为朝鲜越南模式的藩属国，“略奉正朔可矣”。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却相反，主张武力收复。我们经常佩服左宗棠，就是因为收复新疆的伟业，但是很少谈到另一位收复新疆的关键人物：曾纪泽。
当时对俄谈判最佳人选就是曾纪泽，但是，清廷还是以他历练不足为借口用了满人权贵“尚能办事”的户部右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地山）为驻俄使臣。此公无勇无识，又怕吃苦，不到新疆实地勘察了解情况。在沙俄的威胁下，在清廷不知情的情况下，崇厚于光绪五年（1879年）12月2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赔款五百万卢布。伊犁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是“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空城了。据说，当时是因为崇厚家里出了点事情，造成急欲早日归国的私念，为沙俄所利用。崇厚路经巴黎返国，曾纪泽问到对俄交涉，崇厚回答是：“事已了结，十分周妥！”这一不平等条约激起朝廷上下的愤怒，不但没有批准，而是要“重谈”。经多方努力，俄国又被迫同意再次坐到谈判桌前。在这种“反悔”前约、天下汹汹的情况下，曾纪泽被推上了历史的大舞台，虎口夺肉，无疑是一个荆棘场，充满凶险的战场，这次真是“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沙俄代表在谈判中傲慢蛮横，语言放肆，曾纪泽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谈判伊始，沙俄代表坚持不让步，“吉尔斯面冷词横，始言约不可改，继言各国订约诚有商改之事，惟未经商改即罪其全权之使，增兵设防，有意寻衅等，诘难良久”。曾纪泽也利用了大国持久战的思想，“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曾纪泽对俄国内外困境和国际局势熟谙于心，加上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军队后盾，巧妙运用外交技巧，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让我们用谈判对方的话来看曾纪泽的谈判表现：
“今天与曾会谈以后，我们和毕佐夫一起从邮局给您寄上一信。……我坚信对于这些中国老爷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正如科托尔的示威没有使苏丹害怕一样”（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给若米尼的信，1880年9月27日）〔3〕。从这里的“熟悉世界政治”可以想见曾纪泽的西学对外交的助益。
在这次谈判中，曾纪泽的一个观点尤为重要，就是争取以金钱换土地，因为钱可以再生，而土地不会再来。作为弱国，有些不能马上定下来的，可以悬而不决，以后还可以谈判，不能悬而不决的就争取最大的利益。曾纪泽以非凡的毅力，“逐日争辩，细意推敲”，于增减之中将此前条约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于是，只由原来的五百万卢布再加四百万卢布赔偿就换回了有“塞外江南”美称的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新约传回国内，受到战和两派的交口称誉。这么一次成功的外交，在1840年以后的清代外交史上，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是爱国主义历史教材中不可少的一笔，可惜这类理性和智慧行为往往被淹没在意识形态简单的话语里。
在办外交上，与李鸿章相比，曾纪泽确实高出一筹。李鸿章办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想在中外现行条约的基础上应付各国，以抑制其在华势力和既获特权的进一步扩张。难怪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后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4〕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消极的，被动的，并无长远积极目标，以致于逐渐被挤出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而曾纪泽学识兼备，则能不畏惧各国船炮的威力，能充分运用国际间的时势矛盾和外交技巧，以增强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而且能高瞻远瞩提出撤废不平等条约和加强中国与藩属间的宗属关系等具体外交目标，他显然抓住了中外关系中最具有关键性的实质问题。比如关于修约一事，他在日记中说：“清臣又言，‘修约之事，宜由中国发端。明告西洋各国云，某年之约，有不便于吾民者，现定于某年某月约期届满之时截止，不复遵行。则各国必求颁一新约，易就范围。西洋诸小国，以此术更换英法之约者屡矣’。……此说赫德亦曾言之，盖系西洋通例。如此，虽蕞尔小邦欲向大国改约，大国均须依从，断无恃强要挟久占便利之理。盖壤地之借属，如香港九龙司之类，则系长约不变。其余通商章程，于时迁变，尽可商酌更改以求两益，并非一定不易者。主人寻客，名正言顺，无所庸其顾忌也。”在另一则日记中这样记载：“余谓改约之事，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亦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复权利，而不着痕迹矣。”
曾纪泽接任郭嵩焘出使英法大臣时，只有三十九岁，加上延长的时间，才八年驻外时间，这期间，是纪泽事业的辉煌期。奉调回国后，虽然先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并帮办海军事务，嗣后陆续在户、刑、吏等部任侍郎等职，却因为受满人贵族的掣肘，等于是闲职，在琴、棋、书、画中消磨时光。人说曾纪泽是接替李鸿章的最佳人选，可惜他英年早逝，享年才五十一岁，正是甲午海战前四年，正当国家多难的多事之秋，一个开局先锋走了。曾纪泽在英文论文《中国先睡后醒论》里所表达的宏伟目标，也只能留给后来者去实现了。
我们看看几位中外人士对曾纪泽的评论。左宗棠称道他“博通经史，体用兼赅”。“奉命出使，于交涉事件，随事执中，宽而有制，内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则不违亲，外仍慎与国邦交之仪，志殷补兖”。“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纪泽”。梁启超则把他推崇为和魏源、郭嵩焘一起同为近代中国早期讲求西学的先驱人物。美国史学家摩斯（Hosea B.Morse）则赞扬他为中国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开创了先例〔5〕。
最后让我们以曾纪泽自己的两句诗作结：
人间谤议南箕口，天上辉光北斗星。
几年旋斡乾坤事，付与时人代计功。
（曾纪泽：《使西日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
注释：
〔1〕〔3〕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5）1982年版，第327、329页。
〔4〕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84～485页。
〔4〕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5〕Hosea 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ol.2,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