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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那就是政府的良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
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分配自古以来事关社稷民生,如今我国的国民财富总量已雄踞世界第三,分好财富的问题日显重要。连续三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从政府到民众热议的话题。《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收入差距的魔咒
中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倾向。在日前全国“两会”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受到政府和百姓的热切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两个10%,收入差距23倍
在一份名为“关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的提案里,九三学社中央提供的一组数据更容易让人直观地了解我国的收入差距。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在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普遍低下的同时,我国的奢侈品消费近两年却年均增长22%,升至世界第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有钱人”是谁
几组权威数据显示,中国财富的确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流入富人钱包。
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两倍。
而中国国内的一份报告,则清晰地表明了社会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上。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表明,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而考证其资产来源,其中一部分人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不患寡而患不公
3.8亿元一套的别墅,1.4亿元一架的游艇,4300万元一辆的汽车,1800万元一只的腕表,天价奢侈品纷纷登场。
2009年6月10日,《福布斯》中文版首次发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调查”显示,当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之际,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奢侈品品牌最看好的市场。6月22日,中国第一豪宅“汤臣一品”一天内卖出了5套,均价每平方米11万元。这并非个案。5月底,深圳华侨城推出的7套别墅一天全卖光,均价每平方米 12万元。
在蔡继明看来,正是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中国的畸形消费现象。
目前,畸高的房价成为财富过度集中的一种典型体现。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有着深入研究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表示:“高房价成为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主要障碍。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伤害着底层的人民,也开始伤害中产阶级。”
可以被划为中产阶级之列的副厅级干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在去年6月20日表示,“以目前的广州楼价,有七八成广州市民买不起房。 ”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明,“广州很多房子价格超过每平方米2万元了。我是副厅级职称,每月工资8000多元,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1平方米的房子。”
据资料显示,如今出现了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倾向,精英循环与精英结盟成为一种定型,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不断遭到侵占。1994到2004年10年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垄断企业并无企业精神,它们只是权力的衍生品。
难解权力迷局
《法国大革命讲稿》作者、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阿克顿爵士说过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下的中国,改革的聚焦点,仍然是如何对过度集中的权力进行限制。
“倘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就无法阻断这样的循环链条:社会不公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必然地阻碍科教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放缓,最后痛苦的承受者必然是底层百姓;老百姓的痛苦又会转化为对利益集团的痛恨,从而给社会的动荡埋下了伏笔。”一位分析人士表示。
周晓虹教授说:“改革开放30年来,能够肯定的是,经济的总量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资源的分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向好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曾言,如果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改革就是失败的。目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在周晓虹看来困难重重:“讲白了就是要对权力进行限制,但是在目前格局下,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而且,30年中间我们看到,经济总量在越来越增加,权力对经济的掌控是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格局不改变的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而不是越来越轻。”
高度重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写进了今年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我国收入差距是怎么样造成的又该如何缩小?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一份党派提案把脉收入差距,为缩小国民收入差距开“处方”。
三级分配探“病因”
九三学社中央认为,我国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都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太低。初次分配方面,劳资机制不健全。作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因报酬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急剧增加,仅2008年就增长了106.6%。垄断行业改革滞后,2008年电力、石油、烟草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平均收入是全国的5到10倍。
调解税种缺少,行政支出过高。再分配机制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九三学社中央认为,当前我国工薪阶层的个税比重达50%,而美国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个税占总额的80%以上。我国还没有实施具有调节功能的税种,如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政府支出结构失衡,公共支出比例偏低,行政支出比例偏高。据估算,2007年党政事业工资、退休、医疗、“三公”、办公等经费总支出相当于同年财政支出的59.1%。
企业的慈善捐赠过低。另外,我国的三次分配规模小,现有的100多家慈善机构掌握的慈善资金不到GDP的0.5%,而美国却高达9%,在我国逾1000万家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履行过慈善义务的还不到1%。(韩洪刚 等)
分配格局如何撬动
劳动报酬少,贫富差距大,成为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最主要的结构问题。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小企业服务业,推动垄断行业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加大民生投入……多项改革措施,能否让财富“蛋糕”切得更好?能否让百姓钱袋更加充盈?
转变政府职能
综合多个部门和专家的测算,在国民收入三大分配主体政府、企业、居民中,目前我国的分配比例是33:30:37;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比例曾经是24:18:56。
“国家和企业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是我国现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点。”长期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政府收入占比过高,应控制在25%之内;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多数国家在60%左右,美国已达到70%;企业收入占比偏高,国际上一般低于25%。
各级政府用税收、收费罚款、土地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等权力在国民收入中进行分配。“政府分配占比高,问题症结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周天勇说。
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深化资源价格改革,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改革举措之一。
专家认为,以上举措对调整当前收入分配格局至关重要。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将减少行政收费;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将限制一些地方政府的“卖矿”收益。
“初次分配调整的重点不是强化对劳动市场的干预,关键在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说。
促进中小企业服务业发展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归根结底取决于工人和岗位孰少孰多。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密集的韩国实施了十年振兴中小企业计划,台湾以发展中小企业为立岛之本,成就了当地经济增长快、失业率较低、收入分配公平的“东亚奇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引导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各种服务业加快发展,是2010年的工作重点。
“要提高国民劳动报酬占比,解决好就业是前提。”周天勇说,目前我国就业压力之大世界罕见,有2.5亿农村劳动力要转移,每年还有600多万大学生和500万城镇新增劳动力要就业,制订和实施促进小企业、服务业战略规划已刻不容缓。
目前,我国每千人拥有企业11个,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45个企业,发展中国家是25个。
2008年,我国服务业在GDP中占40%,与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比低6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率占全部就业33%,比一般国家水平低27个百分点。
周天勇说,过去30年,我国对能容纳大量就业的小企业、服务业的发展,在思想上忽视,在战略上轻视,在体制上障碍较多,在政策上没有支持,在法律上没有有用和能用的条款促进,使国民经济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
例如,我国八成税收来自创业、投资和企业,对财产食利、对占有稀缺资源暴利等征税比例较低,是一种抑制创业投资的税制。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等专家建议,改善现有税收结构,尽快推出资源税改革方案,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
此外,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回报率并非银行放贷考虑的唯一因素,结果是急需贷款的中小民营企业难以贷到款。多位做中小企业客户的银行人士建议,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增强金融服务经济功能。
“我们要在税收、贷款以及其他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民间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会蓬勃发展起来。
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到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为5到10倍。
“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公并非竞争力和人力资本差异的体现,而主要是垄断行业获取了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收益。”余斌说,垄断格局不打破,这种收入分配的格局必然存在。
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大亮点。
“我认为最为重要的就是扩大准入。”温家宝说,凡是政策没有规定不可以进入的,都应该让民间资本进入。
稳步推进城镇化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从1985年到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城乡差距由1.86倍扩大到3.33倍。推进城镇化,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亮点。
“要提高农民收入占比,关键是减少农业人口。”周天勇说,2008年占就业人口总数40%的农业人口,只创造了占GDP总量10%的农业产值。目前我国农业产值在GDP中占比每三年下降两个百分点,大量的农业人口分配越来越少的农业产值,收入怎么可能提高?
多位专家表示,随着农民身份转换提速,农民增收难有望缓解。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我国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正在大幅增加。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8.5%,其中,由各项补贴、离退休金和养老金以及救济款三大部分组成转移性收入增速遥遥领先,达到26.4%。
关于财产性收入,余斌等建议,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流;清晰界定农户宅基地产权属性,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创新,让农户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
加大民生支出
近期中央政策可谓喜报频传:养老金月人均增加120元;养老保险可钱随人走;部分中职学生可免交学费……这些举措,阐释了中央提出的“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
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三大民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合计29.2%,比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低24.8个百分点,其中医疗和社保支出不足问题尤其明显。
温家宝强调,我国今年的投资已经注意向民生等领域倾斜,“投资力度不减,但其内涵要发生变化,要更加重视发展社会事业。”
以强化预算为起点,推进政府行政支出公开化,是多位专家开出的“减少行政支出,增加民生投资”的药方。
我国正快步迈向“阳光财政”。随着人大监督和公共监督的强化,我国的民生投资有望持续扩大。事实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说,2009年分四批下达的中央投资中,直接用于民生的投资比例超过了50%。(任芳)
切“蛋糕”众说纷纭
“蛋糕”要分好,还须做“减法”
□ 郝洪
30多年改革开放,收入分配不公如何成了痼疾?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一语中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加法”。而现在,是到了做“减法”的时候,要与不同利益集团博弈,改革因而变得非常艰难。
任何改革都是“加法”易做,“减法”难为。“加法”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自然容易受到欢迎;而“减法”往往要由表及里,触及社会深层,有时候甚至要伤筋动骨,阵痛在所难免。但是,任何改革又都不能因为“难为”而“不为”,“不为”的结果只能导致社会失衡。一如收入分配改革,多年来在一次分配改革上的“减法”的欠账,是无法靠二次、三次分配的“加法”可以弥补的。因此,30多年来,无论经济发展速度有多快、社会财富增长有多高,贫富悬殊问题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浮在改革之路上。
收入分配改革如何做“减法”?一要“限高”,二要“限权”。
“限高”,就是“减”掉特殊阶层、特殊人群的不合理的收入。根据媒体透露的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初稿),即将推行的工资方面的收入改革是按照“限高、促中、提低”的要求来进行的。“限高”是限制那些依靠特殊政策、权限和垄断地位而获得的高收入,这一点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有充分表述,它的根本意义不只在于缩小了收入分配的差距,而是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的创富环境和社会分配机制,在一次分配上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
“限权”,则是将切“蛋糕”的权力和分“蛋糕”的权力分开。目前,中国的税收大部分被用于政府的行政事业经费开支。据媒体报道,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仅每年公务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就达到20%以上。不断膨胀的行政经费开支从财富“蛋糕”中切下了不小的一块——当切“蛋糕”和分“蛋糕”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他总是会自己切下最大的一块拿走。好比运动员不能同时兼任裁判一样,要想公平地切分“蛋糕”,就必须解决谁来切、谁来监督的问题。
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无论“限高”或是“限权”,都不是平均主义,更不可能重回“大锅饭”时代。此次收入分配大讨论,有媒体将改革阐述为“二次分配要‘均贫富’”,要“除患‘不均’”,这样的提法有违收入分配改革的初衷。涨工资、增福利、补“落差”,无论哪一种,都是公平机制下的调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是要改革掉富人的创富积极性。
全国“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在和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时就强调,做大社会财富“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好财富“蛋糕”是政府的良知。创造机会均等的市场竞争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才能真正有效遏制贫富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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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不能只是个传说
当“干多挣少”与“干少挣多”如同一对孪生兄弟攀附在收入分配体系之上,“被拉高”其实已然命中注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有道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分配的问题终究还需要通过调整分配方式来求解。收入增长不能只是个传说。(网友“陈才”)
收入分配改革关键词不仅是钱
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并不仅仅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只提高收入实现不了社会公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更宏观、更全面、更超越,能站在给予民众“基本能力”的高度上,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而不是简单的涨工资、鼓腰包。只有从培养、维护这种“基本能力”入手,去加强有关制度构建,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向着公平公正的目标更进一步。(网友“石敬涛”)
分好“蛋糕”须瞄准“七寸”精准推进
中央要求“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的背景,在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仍然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短腿。新一轮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须瞄准“七寸”,精准推进。
市场化改革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初次分配中非市场因素侵扰市场因素,和再分配中政府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补偿性干预制度不足:市场机制与非市场力量结合导致的灰色收入;劳动者市场弱势地位导致的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居高不下;社会保障制度再分配救济功能不足。
上述 “痛点”正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切入点”。首先,综合治理灰色收入。其次,积极稳妥推进劳动者集体谈判制度,提高劳动者收入。再有,解决垄断行业高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大幅度向弱势群体倾斜,防范贫困代际传递。(欣文)
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分配自古以来事关社稷民生,如今我国的国民财富总量已雄踞世界第三,分好财富的问题日显重要。连续三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从政府到民众热议的话题。《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收入差距的魔咒
中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倾向。在日前全国“两会”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受到政府和百姓的热切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两个10%,收入差距23倍
在一份名为“关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的提案里,九三学社中央提供的一组数据更容易让人直观地了解我国的收入差距。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在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普遍低下的同时,我国的奢侈品消费近两年却年均增长22%,升至世界第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有钱人”是谁
几组权威数据显示,中国财富的确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流入富人钱包。
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两倍。
而中国国内的一份报告,则清晰地表明了社会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上。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表明,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而考证其资产来源,其中一部分人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不患寡而患不公
3.8亿元一套的别墅,1.4亿元一架的游艇,4300万元一辆的汽车,1800万元一只的腕表,天价奢侈品纷纷登场。
2009年6月10日,《福布斯》中文版首次发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调查”显示,当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之际,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奢侈品品牌最看好的市场。6月22日,中国第一豪宅“汤臣一品”一天内卖出了5套,均价每平方米11万元。这并非个案。5月底,深圳华侨城推出的7套别墅一天全卖光,均价每平方米 12万元。
在蔡继明看来,正是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中国的畸形消费现象。
目前,畸高的房价成为财富过度集中的一种典型体现。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有着深入研究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表示:“高房价成为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主要障碍。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伤害着底层的人民,也开始伤害中产阶级。”
可以被划为中产阶级之列的副厅级干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在去年6月20日表示,“以目前的广州楼价,有七八成广州市民买不起房。 ”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明,“广州很多房子价格超过每平方米2万元了。我是副厅级职称,每月工资8000多元,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1平方米的房子。”
据资料显示,如今出现了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倾向,精英循环与精英结盟成为一种定型,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不断遭到侵占。1994到2004年10年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垄断企业并无企业精神,它们只是权力的衍生品。
难解权力迷局
《法国大革命讲稿》作者、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阿克顿爵士说过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下的中国,改革的聚焦点,仍然是如何对过度集中的权力进行限制。
“倘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就无法阻断这样的循环链条:社会不公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必然地阻碍科教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放缓,最后痛苦的承受者必然是底层百姓;老百姓的痛苦又会转化为对利益集团的痛恨,从而给社会的动荡埋下了伏笔。”一位分析人士表示。
周晓虹教授说:“改革开放30年来,能够肯定的是,经济的总量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资源的分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向好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曾言,如果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改革就是失败的。目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在周晓虹看来困难重重:“讲白了就是要对权力进行限制,但是在目前格局下,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而且,30年中间我们看到,经济总量在越来越增加,权力对经济的掌控是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格局不改变的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而不是越来越轻。”
高度重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写进了今年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我国收入差距是怎么样造成的又该如何缩小?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一份党派提案把脉收入差距,为缩小国民收入差距开“处方”。
三级分配探“病因”
九三学社中央认为,我国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都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太低。初次分配方面,劳资机制不健全。作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因报酬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急剧增加,仅2008年就增长了106.6%。垄断行业改革滞后,2008年电力、石油、烟草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平均收入是全国的5到10倍。
调解税种缺少,行政支出过高。再分配机制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九三学社中央认为,当前我国工薪阶层的个税比重达50%,而美国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个税占总额的80%以上。我国还没有实施具有调节功能的税种,如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政府支出结构失衡,公共支出比例偏低,行政支出比例偏高。据估算,2007年党政事业工资、退休、医疗、“三公”、办公等经费总支出相当于同年财政支出的59.1%。
企业的慈善捐赠过低。另外,我国的三次分配规模小,现有的100多家慈善机构掌握的慈善资金不到GDP的0.5%,而美国却高达9%,在我国逾1000万家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履行过慈善义务的还不到1%。(韩洪刚 等)
分配格局如何撬动
劳动报酬少,贫富差距大,成为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最主要的结构问题。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小企业服务业,推动垄断行业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加大民生投入……多项改革措施,能否让财富“蛋糕”切得更好?能否让百姓钱袋更加充盈?
转变政府职能
综合多个部门和专家的测算,在国民收入三大分配主体政府、企业、居民中,目前我国的分配比例是33:30:37;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比例曾经是24:18:56。
“国家和企业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是我国现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点。”长期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政府收入占比过高,应控制在25%之内;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多数国家在60%左右,美国已达到70%;企业收入占比偏高,国际上一般低于25%。
各级政府用税收、收费罚款、土地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等权力在国民收入中进行分配。“政府分配占比高,问题症结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周天勇说。
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深化资源价格改革,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改革举措之一。
专家认为,以上举措对调整当前收入分配格局至关重要。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将减少行政收费;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将限制一些地方政府的“卖矿”收益。
“初次分配调整的重点不是强化对劳动市场的干预,关键在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说。
促进中小企业服务业发展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归根结底取决于工人和岗位孰少孰多。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密集的韩国实施了十年振兴中小企业计划,台湾以发展中小企业为立岛之本,成就了当地经济增长快、失业率较低、收入分配公平的“东亚奇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引导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各种服务业加快发展,是2010年的工作重点。
“要提高国民劳动报酬占比,解决好就业是前提。”周天勇说,目前我国就业压力之大世界罕见,有2.5亿农村劳动力要转移,每年还有600多万大学生和500万城镇新增劳动力要就业,制订和实施促进小企业、服务业战略规划已刻不容缓。
目前,我国每千人拥有企业11个,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45个企业,发展中国家是25个。
2008年,我国服务业在GDP中占40%,与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比低6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率占全部就业33%,比一般国家水平低27个百分点。
周天勇说,过去30年,我国对能容纳大量就业的小企业、服务业的发展,在思想上忽视,在战略上轻视,在体制上障碍较多,在政策上没有支持,在法律上没有有用和能用的条款促进,使国民经济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
例如,我国八成税收来自创业、投资和企业,对财产食利、对占有稀缺资源暴利等征税比例较低,是一种抑制创业投资的税制。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等专家建议,改善现有税收结构,尽快推出资源税改革方案,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
此外,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回报率并非银行放贷考虑的唯一因素,结果是急需贷款的中小民营企业难以贷到款。多位做中小企业客户的银行人士建议,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增强金融服务经济功能。
“我们要在税收、贷款以及其他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民间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会蓬勃发展起来。
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到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为5到10倍。
“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公并非竞争力和人力资本差异的体现,而主要是垄断行业获取了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收益。”余斌说,垄断格局不打破,这种收入分配的格局必然存在。
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大亮点。
“我认为最为重要的就是扩大准入。”温家宝说,凡是政策没有规定不可以进入的,都应该让民间资本进入。
稳步推进城镇化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从1985年到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城乡差距由1.86倍扩大到3.33倍。推进城镇化,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亮点。
“要提高农民收入占比,关键是减少农业人口。”周天勇说,2008年占就业人口总数40%的农业人口,只创造了占GDP总量10%的农业产值。目前我国农业产值在GDP中占比每三年下降两个百分点,大量的农业人口分配越来越少的农业产值,收入怎么可能提高?
多位专家表示,随着农民身份转换提速,农民增收难有望缓解。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我国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正在大幅增加。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8.5%,其中,由各项补贴、离退休金和养老金以及救济款三大部分组成转移性收入增速遥遥领先,达到26.4%。
关于财产性收入,余斌等建议,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流;清晰界定农户宅基地产权属性,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创新,让农户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
加大民生支出
近期中央政策可谓喜报频传:养老金月人均增加120元;养老保险可钱随人走;部分中职学生可免交学费……这些举措,阐释了中央提出的“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
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三大民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合计29.2%,比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低24.8个百分点,其中医疗和社保支出不足问题尤其明显。
温家宝强调,我国今年的投资已经注意向民生等领域倾斜,“投资力度不减,但其内涵要发生变化,要更加重视发展社会事业。”
以强化预算为起点,推进政府行政支出公开化,是多位专家开出的“减少行政支出,增加民生投资”的药方。
我国正快步迈向“阳光财政”。随着人大监督和公共监督的强化,我国的民生投资有望持续扩大。事实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说,2009年分四批下达的中央投资中,直接用于民生的投资比例超过了50%。(任芳)
切“蛋糕”众说纷纭
“蛋糕”要分好,还须做“减法”
□ 郝洪
30多年改革开放,收入分配不公如何成了痼疾?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一语中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加法”。而现在,是到了做“减法”的时候,要与不同利益集团博弈,改革因而变得非常艰难。
任何改革都是“加法”易做,“减法”难为。“加法”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自然容易受到欢迎;而“减法”往往要由表及里,触及社会深层,有时候甚至要伤筋动骨,阵痛在所难免。但是,任何改革又都不能因为“难为”而“不为”,“不为”的结果只能导致社会失衡。一如收入分配改革,多年来在一次分配改革上的“减法”的欠账,是无法靠二次、三次分配的“加法”可以弥补的。因此,30多年来,无论经济发展速度有多快、社会财富增长有多高,贫富悬殊问题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浮在改革之路上。
收入分配改革如何做“减法”?一要“限高”,二要“限权”。
“限高”,就是“减”掉特殊阶层、特殊人群的不合理的收入。根据媒体透露的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初稿),即将推行的工资方面的收入改革是按照“限高、促中、提低”的要求来进行的。“限高”是限制那些依靠特殊政策、权限和垄断地位而获得的高收入,这一点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有充分表述,它的根本意义不只在于缩小了收入分配的差距,而是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的创富环境和社会分配机制,在一次分配上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
“限权”,则是将切“蛋糕”的权力和分“蛋糕”的权力分开。目前,中国的税收大部分被用于政府的行政事业经费开支。据媒体报道,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仅每年公务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就达到20%以上。不断膨胀的行政经费开支从财富“蛋糕”中切下了不小的一块——当切“蛋糕”和分“蛋糕”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他总是会自己切下最大的一块拿走。好比运动员不能同时兼任裁判一样,要想公平地切分“蛋糕”,就必须解决谁来切、谁来监督的问题。
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无论“限高”或是“限权”,都不是平均主义,更不可能重回“大锅饭”时代。此次收入分配大讨论,有媒体将改革阐述为“二次分配要‘均贫富’”,要“除患‘不均’”,这样的提法有违收入分配改革的初衷。涨工资、增福利、补“落差”,无论哪一种,都是公平机制下的调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是要改革掉富人的创富积极性。
全国“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在和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时就强调,做大社会财富“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好财富“蛋糕”是政府的良知。创造机会均等的市场竞争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才能真正有效遏制贫富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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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不能只是个传说
当“干多挣少”与“干少挣多”如同一对孪生兄弟攀附在收入分配体系之上,“被拉高”其实已然命中注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有道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分配的问题终究还需要通过调整分配方式来求解。收入增长不能只是个传说。(网友“陈才”)
收入分配改革关键词不仅是钱
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并不仅仅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只提高收入实现不了社会公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更宏观、更全面、更超越,能站在给予民众“基本能力”的高度上,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而不是简单的涨工资、鼓腰包。只有从培养、维护这种“基本能力”入手,去加强有关制度构建,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向着公平公正的目标更进一步。(网友“石敬涛”)
分好“蛋糕”须瞄准“七寸”精准推进
中央要求“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的背景,在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仍然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短腿。新一轮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须瞄准“七寸”,精准推进。
市场化改革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初次分配中非市场因素侵扰市场因素,和再分配中政府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补偿性干预制度不足:市场机制与非市场力量结合导致的灰色收入;劳动者市场弱势地位导致的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居高不下;社会保障制度再分配救济功能不足。
上述 “痛点”正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切入点”。首先,综合治理灰色收入。其次,积极稳妥推进劳动者集体谈判制度,提高劳动者收入。再有,解决垄断行业高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大幅度向弱势群体倾斜,防范贫困代际传递。(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