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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京剧学研究成为中国戏曲研究的一个亮点，傅谨教授及其团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代表性成果便是《京剧历史文献汇编》。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十五卷本，精心选择一百多部专书，大体按照时代先后的顺序加以编排。因为民国卷时间跨度虽然只有38年，但由于近代传媒发达等种种原因，京剧史料数量浩如烟海，清代卷所分的任何一类，对应到民国卷里都是洋洋大观，令人目不暇接。
依据所收各书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京剧本身的发展，京剧文献的内容旨趣和书写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变化之一是，为京剧艺人立传溯源纪事评艺更加集中。这些专书的问世与流行，对应着艺人成长、成名、精进的过程，对应着观众发现、接受、追捧的过程，是京剧发展史、传播接受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较具规模和深度者则有如刘菊禅撰《谭鑫培全集》（上海戏报社1940年版）。谭鑫培1917年逝世之后，流行多种记载其生平的书籍，但大多为模糊影响之谈，对搜集到的材料缺乏审慎分析，故而这些著作也流传不广。刘菊禅乃上海著名教师，酷嗜谭派，搜罗了大量谭氏相关史料，始撰写该书。《谭鑫培全集》内容包括：谭氏简历、家谱表，“昇平署承值杂记”等，以及谭鑫培生平嗜好，各家评论，谭戏之特点、等部分。不仅有关于谭鑫培如昇平署演剧的史实考证，还讨论了谭鑫培戏份、票价等一般人士不关注的问题，跳出时人记载伶人掌故的猎奇心理，而带有很平实的学术研究的意味。对谭派艺术的分析，结合谭派《李陵碑》《打棍出箱》《八大錘》等经典剧目，从唱念做打各个方面分析谭鑫培表演特色。同时，还分析了谭氏个体性格、精神对其艺术发展的影响，这就将时人对于谭鑫培及其艺术的认识推进了一步。
变化之二是，京剧代表剧目的记录归纳与介绍研究，在重视实证、保留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条理化。如周明泰（1896-1994）编著《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几礼居曲学丛书”第二种，1932年印行，商务印书馆代售），该书分前后编，前编为影印手抄本“戏簿”（共348页，1157个戏单），记录的是光绪八年（1882）至宣统三年（1911）北京四十多个戏班演出的九百余出戏目，有些戏目标注了演员姓名。该戏簿得自某戏班后台管事之手，是非常原始的演出史料。周明泰依据戏簿，编制了《戏名班数统计表》，剧目的编排是按照在戏簿中出现次数的多少为序，反映出当时流行的剧目。还制作了一个《戏名通检》，以剧目名的第一个字笔画为序进行排列。这两个表使得“戏簿”中自然形态的史料，变得有序化、条理化，更便于研究者使用。后编是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1932年的部分演出戏单。周明泰据此也制作了两个表，一是《名角初演戏名日期表》，一是《人名通检》。全书共六册，这次吴新苗教授整理时，将第一二册的戏簿进行了影印，以保存戏单原始面貌。后四册在排印时，对表格做了一些技术处理，更便于阅读。这样的处理，考虑是很周到的。
变化之三是，京剧艺术的理论性总结渐次展开，历史发展轨迹的描述逐渐清晰。如方问溪撰述的《梨园话》（中华印书局1931年出版），是京剧研究史上一部重要的专业术语词典。方问溪，名俊章，安徽合肥人。祖父方秉忠（星樵）、父方国祥皆为著名京剧乐工，尤其精于擫笛。方问溪与张次溪、王芷章为好友，都是京剧资料、京剧研究的有心人张次溪为《梨园话》所作序中说，方问溪撰写该书，除了梨园世家这样先天的条件外，勤奋地“搜集各书所已见他书者，就正于诸老伶工，以为无误，始录存之。复广求遗闻，以扩充其资料。余尝见其访范福泰、李寿山、杨长喜也”。这是实录，而非泛泛的夸赞之词。该书按照笔画顺序，撰写了400余条京剧艺术专业术语，很多术语后还带有“附记”，做更为丰富的补充说明，有些附记是引用他书，有些是自己的考证，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如“大轴子”一条，释义是这样短短的一句话：“戏园中最后所演之戏谓之大轴子。”释义基本准确完整，在附记中又写了一千多字，详细考证“大轴子”的语源以及这个概念在不同时代表现的不同价值内涵。再如“份儿”，释义“伶人之工资也”，也有四百余字的附记，考证了慈安太后国丧之后才开始以“份儿”记伶人之工资，而之前皆拿包银的历史变迁。因此，这不仅仅是一部专业术语的词典，亦是一部京剧史史料集。
徐凌霄（1886-1961）是著名戏曲评论家、戏曲学者。少年时接受传统经史教育，后入山东高等学堂，接触到西学，考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土木工程，但对戏剧、文学的兴趣日增，开始在报刊发表剧评、时评等各类随笔文章。1918年与邵飘萍创办《京报》，1928年任《大公报》“戏剧周刊”主编。30年代在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研究戏剧，并任中华戏校教师。1932年至1933年，主编《剧学月刊》。所著《皮黄文学研究》（收入金仲荪主编的“戏曲音乐丛书”，1936年由世界编译馆北平分馆出版），全书共分五章：述概、析词、音节、雅俗、协进，探讨皮黄文学独特的组织和效用。“析词”一章，分“引词”“承词”“独叙词”“对语词”“背叙词”“煞词”阐述皮黄文学的组织体制；“音节”一章讨论皮黄文学出自诗赞系的特色，便于歌唱表情，而又必须“腔不颇节，节不乱句，句不离意”方才称得上歌唱的文学。“雅俗”一章指出“戏剧文学，场上文学，则合文词、音乐、节奏、动作、表情而成的，这叫作活文学”，因此戏曲文学之雅俗不在案头，而在场上的活文学之中。最后“协进”一章，阐述皮黄文学曲词“歌术”“音律”“文词”三者协同发展的意义，只有场上之演员与案头之剧作家共同努力，方能完成“场上文学”，造就更为优秀的皮黄文学。吴新苗的整理前言指出：
《皮黄文学研究》是第一部系统讨论京剧文学内在组织体制、音节特色、雅俗风格的研究著作，其主旨是要纠正文学研究者认为京剧不是文学的偏见。徐凌霄认为皮黄文学乃是“声术化的社会文学”“戏台上的立体文学”，前者是针对文辞一方面下的定义，皮黄文学文辞包括歌曲念白两部分，皆由声音表达出来；后者是就整个戏剧所有表现方法而下的定义，即认为舞台上的动作、穿插、音乐都是戏剧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
这一前言提要钩玄，大有助于读者准确认识该书的价值所在，这也反映出“民国卷”整理者的学术水准以及整理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以上种种，虽然内容不同，层次有异，但都是从事京剧研究的基础材料，该书编者并不作出主观的挑选和归类，而是大体以时代先后为序排列，呈现于不同读者之前，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挑选可能性。
识珠自有慧眼人，文献的价值是要学者去发现的，这里举一个例子。民国卷第二卷中的《演唱戏目次数调查表》，是谷曙光教授在查阅戏曲文献过程中，于国家图书馆发现的石印小册子，题“孙百璋编”，既无版权页，也没有出版地、出版时间等具体信息，常见的几种戏曲研究书目未提及此书，亦未见学者的研究论著引用，但此书实为民国五年3—12月北京剧坛演出戏目次数的详尽调查列表，分为戏目、男女（同一戏目男伶女伶演出次数分别列出）、所演次数（总次数）、月份四栏，全部列表而出，一目了然。谷曙光依据此表统计出，1916年3—12月北京剧坛共计演出不同戏目481个。进一步统计发现，其间演出最多的戏目是两出生旦对儿戏《桑园会》347次，《大登殿》344次。考虑到《大登殿》只是全部《红鬃烈马》的最后一折，前面还有《武家坡》116次、《算粮》137次、《回龙鸽》108次、《彩楼配》98次等，综合来看，10个月里北京演出次数最多的真正冠军无疑是《红鬃烈马》。此外演出次数在200次—300次之间者的还有《三娘教子》《汾河湾》《南天门》等几出生旦对儿戏，可见生旦合作戏是当时最叫座的一类戏。总之，《演唱戏目次数调查表》系统地记载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演出戏目，是一份珍贵的京剧戏目著录的原始资料。
时代进步，学术日新。经验告诉我们，从文献到研究，有一个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过程，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同一种文献在不同研究者那里会得到不同的利用，做出手眼不同、特色有异的成果，而同一研究者对于文献也可以长期研讨利用，得出新的发现和认识，这里的可能性也许是无限的，这是研究工作的乐趣所在，也正是文献基础工程的价值所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的成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民国卷的成果也将证明这一点。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戏曲学会副会长。）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十五卷本，精心选择一百多部专书，大体按照时代先后的顺序加以编排。因为民国卷时间跨度虽然只有38年，但由于近代传媒发达等种种原因，京剧史料数量浩如烟海，清代卷所分的任何一类，对应到民国卷里都是洋洋大观，令人目不暇接。
依据所收各书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京剧本身的发展，京剧文献的内容旨趣和书写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变化之一是，为京剧艺人立传溯源纪事评艺更加集中。这些专书的问世与流行，对应着艺人成长、成名、精进的过程，对应着观众发现、接受、追捧的过程，是京剧发展史、传播接受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较具规模和深度者则有如刘菊禅撰《谭鑫培全集》（上海戏报社1940年版）。谭鑫培1917年逝世之后，流行多种记载其生平的书籍，但大多为模糊影响之谈，对搜集到的材料缺乏审慎分析，故而这些著作也流传不广。刘菊禅乃上海著名教师，酷嗜谭派，搜罗了大量谭氏相关史料，始撰写该书。《谭鑫培全集》内容包括：谭氏简历、家谱表，“昇平署承值杂记”等，以及谭鑫培生平嗜好，各家评论，谭戏之特点、等部分。不仅有关于谭鑫培如昇平署演剧的史实考证，还讨论了谭鑫培戏份、票价等一般人士不关注的问题，跳出时人记载伶人掌故的猎奇心理，而带有很平实的学术研究的意味。对谭派艺术的分析，结合谭派《李陵碑》《打棍出箱》《八大錘》等经典剧目，从唱念做打各个方面分析谭鑫培表演特色。同时，还分析了谭氏个体性格、精神对其艺术发展的影响，这就将时人对于谭鑫培及其艺术的认识推进了一步。
变化之二是，京剧代表剧目的记录归纳与介绍研究，在重视实证、保留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条理化。如周明泰（1896-1994）编著《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几礼居曲学丛书”第二种，1932年印行，商务印书馆代售），该书分前后编，前编为影印手抄本“戏簿”（共348页，1157个戏单），记录的是光绪八年（1882）至宣统三年（1911）北京四十多个戏班演出的九百余出戏目，有些戏目标注了演员姓名。该戏簿得自某戏班后台管事之手，是非常原始的演出史料。周明泰依据戏簿，编制了《戏名班数统计表》，剧目的编排是按照在戏簿中出现次数的多少为序，反映出当时流行的剧目。还制作了一个《戏名通检》，以剧目名的第一个字笔画为序进行排列。这两个表使得“戏簿”中自然形态的史料，变得有序化、条理化，更便于研究者使用。后编是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1932年的部分演出戏单。周明泰据此也制作了两个表，一是《名角初演戏名日期表》，一是《人名通检》。全书共六册，这次吴新苗教授整理时，将第一二册的戏簿进行了影印，以保存戏单原始面貌。后四册在排印时，对表格做了一些技术处理，更便于阅读。这样的处理，考虑是很周到的。
变化之三是，京剧艺术的理论性总结渐次展开，历史发展轨迹的描述逐渐清晰。如方问溪撰述的《梨园话》（中华印书局1931年出版），是京剧研究史上一部重要的专业术语词典。方问溪，名俊章，安徽合肥人。祖父方秉忠（星樵）、父方国祥皆为著名京剧乐工，尤其精于擫笛。方问溪与张次溪、王芷章为好友，都是京剧资料、京剧研究的有心人张次溪为《梨园话》所作序中说，方问溪撰写该书，除了梨园世家这样先天的条件外，勤奋地“搜集各书所已见他书者，就正于诸老伶工，以为无误，始录存之。复广求遗闻，以扩充其资料。余尝见其访范福泰、李寿山、杨长喜也”。这是实录，而非泛泛的夸赞之词。该书按照笔画顺序，撰写了400余条京剧艺术专业术语，很多术语后还带有“附记”，做更为丰富的补充说明，有些附记是引用他书，有些是自己的考证，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如“大轴子”一条，释义是这样短短的一句话：“戏园中最后所演之戏谓之大轴子。”释义基本准确完整，在附记中又写了一千多字，详细考证“大轴子”的语源以及这个概念在不同时代表现的不同价值内涵。再如“份儿”，释义“伶人之工资也”，也有四百余字的附记，考证了慈安太后国丧之后才开始以“份儿”记伶人之工资，而之前皆拿包银的历史变迁。因此，这不仅仅是一部专业术语的词典，亦是一部京剧史史料集。
徐凌霄（1886-1961）是著名戏曲评论家、戏曲学者。少年时接受传统经史教育，后入山东高等学堂，接触到西学，考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土木工程，但对戏剧、文学的兴趣日增，开始在报刊发表剧评、时评等各类随笔文章。1918年与邵飘萍创办《京报》，1928年任《大公报》“戏剧周刊”主编。30年代在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研究戏剧，并任中华戏校教师。1932年至1933年，主编《剧学月刊》。所著《皮黄文学研究》（收入金仲荪主编的“戏曲音乐丛书”，1936年由世界编译馆北平分馆出版），全书共分五章：述概、析词、音节、雅俗、协进，探讨皮黄文学独特的组织和效用。“析词”一章，分“引词”“承词”“独叙词”“对语词”“背叙词”“煞词”阐述皮黄文学的组织体制；“音节”一章讨论皮黄文学出自诗赞系的特色，便于歌唱表情，而又必须“腔不颇节，节不乱句，句不离意”方才称得上歌唱的文学。“雅俗”一章指出“戏剧文学，场上文学，则合文词、音乐、节奏、动作、表情而成的，这叫作活文学”，因此戏曲文学之雅俗不在案头，而在场上的活文学之中。最后“协进”一章，阐述皮黄文学曲词“歌术”“音律”“文词”三者协同发展的意义，只有场上之演员与案头之剧作家共同努力，方能完成“场上文学”，造就更为优秀的皮黄文学。吴新苗的整理前言指出：
《皮黄文学研究》是第一部系统讨论京剧文学内在组织体制、音节特色、雅俗风格的研究著作，其主旨是要纠正文学研究者认为京剧不是文学的偏见。徐凌霄认为皮黄文学乃是“声术化的社会文学”“戏台上的立体文学”，前者是针对文辞一方面下的定义，皮黄文学文辞包括歌曲念白两部分，皆由声音表达出来；后者是就整个戏剧所有表现方法而下的定义，即认为舞台上的动作、穿插、音乐都是戏剧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
这一前言提要钩玄，大有助于读者准确认识该书的价值所在，这也反映出“民国卷”整理者的学术水准以及整理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以上种种，虽然内容不同，层次有异，但都是从事京剧研究的基础材料，该书编者并不作出主观的挑选和归类，而是大体以时代先后为序排列，呈现于不同读者之前，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挑选可能性。
识珠自有慧眼人，文献的价值是要学者去发现的，这里举一个例子。民国卷第二卷中的《演唱戏目次数调查表》，是谷曙光教授在查阅戏曲文献过程中，于国家图书馆发现的石印小册子，题“孙百璋编”，既无版权页，也没有出版地、出版时间等具体信息，常见的几种戏曲研究书目未提及此书，亦未见学者的研究论著引用，但此书实为民国五年3—12月北京剧坛演出戏目次数的详尽调查列表，分为戏目、男女（同一戏目男伶女伶演出次数分别列出）、所演次数（总次数）、月份四栏，全部列表而出，一目了然。谷曙光依据此表统计出，1916年3—12月北京剧坛共计演出不同戏目481个。进一步统计发现，其间演出最多的戏目是两出生旦对儿戏《桑园会》347次，《大登殿》344次。考虑到《大登殿》只是全部《红鬃烈马》的最后一折，前面还有《武家坡》116次、《算粮》137次、《回龙鸽》108次、《彩楼配》98次等，综合来看，10个月里北京演出次数最多的真正冠军无疑是《红鬃烈马》。此外演出次数在200次—300次之间者的还有《三娘教子》《汾河湾》《南天门》等几出生旦对儿戏，可见生旦合作戏是当时最叫座的一类戏。总之，《演唱戏目次数调查表》系统地记载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演出戏目，是一份珍贵的京剧戏目著录的原始资料。
时代进步，学术日新。经验告诉我们，从文献到研究，有一个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过程，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同一种文献在不同研究者那里会得到不同的利用，做出手眼不同、特色有异的成果，而同一研究者对于文献也可以长期研讨利用，得出新的发现和认识，这里的可能性也许是无限的，这是研究工作的乐趣所在，也正是文献基础工程的价值所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的成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民国卷的成果也将证明这一点。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戏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