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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铜戈是云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最主要的器物之一，在青铜兵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该地区的青铜戈是独立形成和发展的，而应该受到了蜀地青铜戈的影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资料，从青铜戈形制、年代及种类等方面来试图说明云南地区青铜戈是在蜀人南迁中受其影响而形成的。
关键词：铜戈；蜀人南迁；战国晚期
作者简介：史忞（1991-），男，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商周考古。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2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国早在夏商时期就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并延续上千年，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文化高地”。战国中后期，蜀國与巴国连年战争，内耗不断，而北面的秦国不断强大和扩张，终于在公元前316年南下灭了蜀国，此后巴蜀文化因素在该地区迅速减少，中原文化因素不断增强，最终被中原汉文化同化。蜀灭国后，除了继续留在蜀地的人以外，其中的一支选择向南迁徙，这一观点已经获得了较多人的认同，四川南部地区不断发现的包括蜀戈在内的蜀人遗存也证实了南迁的史实。
云南地区青铜戈是该地区土著青铜文化最重要的青铜兵器之一，广泛分布于各类遗存，据不完全统计考古发现的至少有700余件。关于云南青铜戈和蜀式戈的关系已有多位学者展开论述，如今新的资料不断发现，相关遗存的研究也取得不断进展，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新资料，从青铜戈形制、年代及种类等方面来试图说明云南地区青铜戈是在蜀人南迁中受其影响而形成的。
从形制上看，云南出土的青铜戈类型丰富，装饰艺术突出，可分为无胡戈、有胡戈、橫銎戈三类，其中每一类又可根据援部及内部的综合特征分为许多型别。其实我们仔细观察来看的话，云南地区无胡戈的援部大都呈三角形，即使是狭长条形的援在援后部也向阑两侧弯转形成援本宽于援身的形式，而三角援戈正是蜀式戈最具特征的地方，三角援戈早在商代晚期就在该地出现，经过发展在战国时期成为典型的蜀式戈，此外内部凹缺呈“W”形的特征也见于蜀式戈。云南地区有胡戈的形制也明显来源于巴蜀地区有胡戈，其援内之间有张开的双翼以及援刃近阑处弯转等特征亦是巴蜀有胡戈不同于别处的所在。橫銎戈援部与无胡戈援部基本一致，只是纳柲方式从以内以及纳柲改为以銎纳柲。综上所述，我们可得知云南地区的青铜戈在形制上受到了巴蜀地区的影响，而非独立发展。
从年代上看，青铜戈在云南地区出土多分布广，青铜戈出现的年代基本等同于青铜文化的年代，关于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下限是东汉初期这一点是学界达成共识的，而对于上限则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滇地及附近区域的青铜遗存在发掘数量、青铜器出土种类和数量、青铜铸造和装饰技术以及实物资料所展现出的社会发展水平在云南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晋宁石寨山遗址和江川李家山遗址是滇池地区发掘最早最具代表性的遗址，在石寨山的前两次发掘和李家山的第一次发掘后，发掘报告从有明确年代的汉五铢钱出发，再根据层位关系以及随葬品组合和演变，认为石寨山和李家山最早的墓葬大概在战国末年至西汉初[1]，这一编年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不过此后有学者根据李家山的个别碳-14数据认为墓葬可早至春秋晚期，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云贵地区许多的青铜文化遗存的编年研究，碳-14测年数据直接或间接成为了许多遗址的断代标尺，石寨山遗址第五次发掘报告中更是把该次发掘的小墓年代提到了春秋时期。[2]我们认为滇池地区青铜文化总体而言阶段性不是很突出，随葬品形制和种类发展演变现象不突出，早期墓葬中一些器物也能在附近地区战国晚至西汉时期的遗址中见到。一些被认为年代较早的小墓之间也有打破关系，且有被打破的较早的墓葬出有铜器而打破它的较晚的墓葬只随葬陶罐的情况。小墓的随葬品组合较少除了可能和年代因素早晚有关系外也可能和社会等级和族群结构有关[3]。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滇池地区青铜文化上限应是战国晚期左右。
滇西地区的代表性遗存是楚雄万家坝墓地，发掘者依据碳-14数据认为其年代在西周至战国时期，被认为是比滇池地区文化更早的遗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年代应该在西汉[4]。值得一提的是剑川海门口遗址，学界长期以来都认为它是云南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是云南青铜制造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前后经历了三次发掘，前两次发掘因种种原因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2008年对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收获颇丰，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晚期的遗存。[5]发掘区域地层经过统一后共划分为10层，其中第6层以下只见石器不见青铜器，发掘者认为是新石器时代遗存，第6层开始出现铜器，器型较小，认为是青铜时代早期，依据碳-14测年认为年代距今约3700～3200年，第5、4层被认为是青铜时代中晚期，距今约2600～2400年。但是在对其出土的20件铜器做成分分析的和显微组织观察的时候发现其中3件为人工制造的铁器，其中2件出土于被认为是青铜时代早期的第6层，该层也是青铜器出现的最早地层。[6]依据原先的碳-14数据，该层年代可以早到中原地区的商代，目前为止中原地区还没有发现商代的人工制造的铁器，不仅如此，春秋时期发现的铁器也不超过100件，铁器是战国时期才在中原地区慢慢普及的，在西南地区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巴蜀地区，也是在战国晚期铁器才开始普及。根据云贵地区青铜时代的滞后性，铁器当不会太早出现，事实上目前云贵地区出土的铁器或铜铁制品，大多数在西汉以后，最早不超过战国晚期，笔者认为剑川海门口的第六层上限当在战国晚期，又根据该地出土的不少青铜器在附近的青铜文化中也能找到，所以滇西地区其他青铜文化年代也不会早于战国晚期。
云南出土青铜戈的其他遗存都多少受有滇池区域滇文化的影响，年代相差不远。综上所述，青铜戈在云南地区出现的时间在战国晚期左右。
战国晚期也正是蜀国灭国的时期，公元前316年蜀国被秦所灭，《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遯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乡，被杀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关于秦灭蜀后蜀人的去向，自古以来就有其南迁的记载，《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蜀王者 ，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正义》说：“蚕丛国破， 子孙居姚巂处。”按姚州即今云南姚安， 巂州即今四川西昌，正是处于汉长安之西南。除此之外，《水经·叶榆水注》引《 交州外城记 》还记载了蜀人南迁至越南建立瓯雒国并自称安阳王的传说。蒙文通先生考据认为“安阳”就是蜀王开明氏的“开明”，只是音读之殊的缘故[7]。目前为止，云南地区明确发掘出土的青铜戈中，没有一件可以确定能早得过战国中期的，滇东北地区昭鲁盆地的“红营盘类型”青铜遗存是目前云南地区所确定的能早得过战国中期的遗存，该遗存青铜器中也不见有青铜戈。而战国晚期也就是在蜀国灭国蜀人南迁的时候，云南地区青铜戈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大量爆发性的出现，其各种类型的青铜戈几乎同时出现，且也很难看出他们之间的演变关系和发展序列，这不符合青铜戈的发展规律。当然可能是因为较早的青铜文化现在还有待发现，不过以目前的资料看，云南青铜戈的出现和蜀人南迁是有必然聯系的。 關于其南迁的路线有学者考证认为先从成都平原沿岷江南下，到达宜宾附近接着沿金沙江向西南到达今云南姚安、大姚一带，也褚先生说的蜀王居住的地方，然后再向南进入洱海或滇池地区，最后沿着红河上游礼社江和元江南下到达越南。[8]如这一推断属实我们可以发现这和云南地区青铜戈出土的地点是吻合的。此外，云南地区出土的青铜戈多为无胡戈，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而有胡戈数量较少，这和蜀人南迁前巴蜀地区普遍流行三角援无胡戈的情况也相符合，蜀人南迁后巴蜀地区基本不见无胡戈，而带有中原因素发有胡戈数量迅速增加。
综上所述，云南地区流行的青铜戈形制上无疑是受蜀戈影响而产生，这不仅是简单的文化交流，更与蜀人南迁有关，青铜戈在云南地区出现的時间与蜀人南迁的时间契合，分布的范围和蜀人南迁的线路重合，普遍流行无胡戈而少见有胡戈的情况也和蜀人南迁前所在成都平原青铜戈的情况相同，正是蜀人的南迁刺激了该地青铜戈的产生。当然，他们不是盲目接受而是有所改造和创新，融入了自己的装饰风格，并且还吸收了北方草原因素的有銎器物，创造了装饰华丽的具有仪式性的橫銎戈。此外，该地区青铜戈种类丰富，不同地点各具特色的情况也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云南地区自古就是民族迁移的重要通道，再加上地理环境复杂多变，直线距离较近的两地常属于不同的地理单元，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该地区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族群，每一族群又有着不同的传统习俗和装饰特点，正是将这些特点融入青铜制造中，所以才创造出了造型丰富的青铜戈。
注释：
[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6.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
[3]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
[4]徐学书.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年代的再探讨.考古.1963年第9期.
[5]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剑川县文物管理所.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8期.
[6]李晓岑、闵锐.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铜铁器的分析及其年代.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3期.
[7]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
[8]孙华.蜀人南迁考.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期.
关键词：铜戈；蜀人南迁；战国晚期
作者简介：史忞（1991-），男，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商周考古。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2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国早在夏商时期就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并延续上千年，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文化高地”。战国中后期，蜀國与巴国连年战争，内耗不断，而北面的秦国不断强大和扩张，终于在公元前316年南下灭了蜀国，此后巴蜀文化因素在该地区迅速减少，中原文化因素不断增强，最终被中原汉文化同化。蜀灭国后，除了继续留在蜀地的人以外，其中的一支选择向南迁徙，这一观点已经获得了较多人的认同，四川南部地区不断发现的包括蜀戈在内的蜀人遗存也证实了南迁的史实。
云南地区青铜戈是该地区土著青铜文化最重要的青铜兵器之一，广泛分布于各类遗存，据不完全统计考古发现的至少有700余件。关于云南青铜戈和蜀式戈的关系已有多位学者展开论述，如今新的资料不断发现，相关遗存的研究也取得不断进展，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新资料，从青铜戈形制、年代及种类等方面来试图说明云南地区青铜戈是在蜀人南迁中受其影响而形成的。
从形制上看，云南出土的青铜戈类型丰富，装饰艺术突出，可分为无胡戈、有胡戈、橫銎戈三类，其中每一类又可根据援部及内部的综合特征分为许多型别。其实我们仔细观察来看的话，云南地区无胡戈的援部大都呈三角形，即使是狭长条形的援在援后部也向阑两侧弯转形成援本宽于援身的形式，而三角援戈正是蜀式戈最具特征的地方，三角援戈早在商代晚期就在该地出现，经过发展在战国时期成为典型的蜀式戈，此外内部凹缺呈“W”形的特征也见于蜀式戈。云南地区有胡戈的形制也明显来源于巴蜀地区有胡戈，其援内之间有张开的双翼以及援刃近阑处弯转等特征亦是巴蜀有胡戈不同于别处的所在。橫銎戈援部与无胡戈援部基本一致，只是纳柲方式从以内以及纳柲改为以銎纳柲。综上所述，我们可得知云南地区的青铜戈在形制上受到了巴蜀地区的影响，而非独立发展。
从年代上看，青铜戈在云南地区出土多分布广，青铜戈出现的年代基本等同于青铜文化的年代，关于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下限是东汉初期这一点是学界达成共识的，而对于上限则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滇地及附近区域的青铜遗存在发掘数量、青铜器出土种类和数量、青铜铸造和装饰技术以及实物资料所展现出的社会发展水平在云南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晋宁石寨山遗址和江川李家山遗址是滇池地区发掘最早最具代表性的遗址，在石寨山的前两次发掘和李家山的第一次发掘后，发掘报告从有明确年代的汉五铢钱出发，再根据层位关系以及随葬品组合和演变，认为石寨山和李家山最早的墓葬大概在战国末年至西汉初[1]，这一编年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不过此后有学者根据李家山的个别碳-14数据认为墓葬可早至春秋晚期，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云贵地区许多的青铜文化遗存的编年研究，碳-14测年数据直接或间接成为了许多遗址的断代标尺，石寨山遗址第五次发掘报告中更是把该次发掘的小墓年代提到了春秋时期。[2]我们认为滇池地区青铜文化总体而言阶段性不是很突出，随葬品形制和种类发展演变现象不突出，早期墓葬中一些器物也能在附近地区战国晚至西汉时期的遗址中见到。一些被认为年代较早的小墓之间也有打破关系，且有被打破的较早的墓葬出有铜器而打破它的较晚的墓葬只随葬陶罐的情况。小墓的随葬品组合较少除了可能和年代因素早晚有关系外也可能和社会等级和族群结构有关[3]。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滇池地区青铜文化上限应是战国晚期左右。
滇西地区的代表性遗存是楚雄万家坝墓地，发掘者依据碳-14数据认为其年代在西周至战国时期，被认为是比滇池地区文化更早的遗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年代应该在西汉[4]。值得一提的是剑川海门口遗址，学界长期以来都认为它是云南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是云南青铜制造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前后经历了三次发掘，前两次发掘因种种原因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2008年对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收获颇丰，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晚期的遗存。[5]发掘区域地层经过统一后共划分为10层，其中第6层以下只见石器不见青铜器，发掘者认为是新石器时代遗存，第6层开始出现铜器，器型较小，认为是青铜时代早期，依据碳-14测年认为年代距今约3700～3200年，第5、4层被认为是青铜时代中晚期，距今约2600～2400年。但是在对其出土的20件铜器做成分分析的和显微组织观察的时候发现其中3件为人工制造的铁器，其中2件出土于被认为是青铜时代早期的第6层，该层也是青铜器出现的最早地层。[6]依据原先的碳-14数据，该层年代可以早到中原地区的商代，目前为止中原地区还没有发现商代的人工制造的铁器，不仅如此，春秋时期发现的铁器也不超过100件，铁器是战国时期才在中原地区慢慢普及的，在西南地区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巴蜀地区，也是在战国晚期铁器才开始普及。根据云贵地区青铜时代的滞后性，铁器当不会太早出现，事实上目前云贵地区出土的铁器或铜铁制品，大多数在西汉以后，最早不超过战国晚期，笔者认为剑川海门口的第六层上限当在战国晚期，又根据该地出土的不少青铜器在附近的青铜文化中也能找到，所以滇西地区其他青铜文化年代也不会早于战国晚期。
云南出土青铜戈的其他遗存都多少受有滇池区域滇文化的影响，年代相差不远。综上所述，青铜戈在云南地区出现的时间在战国晚期左右。
战国晚期也正是蜀国灭国的时期，公元前316年蜀国被秦所灭，《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遯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乡，被杀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关于秦灭蜀后蜀人的去向，自古以来就有其南迁的记载，《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蜀王者 ，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正义》说：“蚕丛国破， 子孙居姚巂处。”按姚州即今云南姚安， 巂州即今四川西昌，正是处于汉长安之西南。除此之外，《水经·叶榆水注》引《 交州外城记 》还记载了蜀人南迁至越南建立瓯雒国并自称安阳王的传说。蒙文通先生考据认为“安阳”就是蜀王开明氏的“开明”，只是音读之殊的缘故[7]。目前为止，云南地区明确发掘出土的青铜戈中，没有一件可以确定能早得过战国中期的，滇东北地区昭鲁盆地的“红营盘类型”青铜遗存是目前云南地区所确定的能早得过战国中期的遗存，该遗存青铜器中也不见有青铜戈。而战国晚期也就是在蜀国灭国蜀人南迁的时候，云南地区青铜戈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大量爆发性的出现，其各种类型的青铜戈几乎同时出现，且也很难看出他们之间的演变关系和发展序列，这不符合青铜戈的发展规律。当然可能是因为较早的青铜文化现在还有待发现，不过以目前的资料看，云南青铜戈的出现和蜀人南迁是有必然聯系的。 關于其南迁的路线有学者考证认为先从成都平原沿岷江南下，到达宜宾附近接着沿金沙江向西南到达今云南姚安、大姚一带，也褚先生说的蜀王居住的地方，然后再向南进入洱海或滇池地区，最后沿着红河上游礼社江和元江南下到达越南。[8]如这一推断属实我们可以发现这和云南地区青铜戈出土的地点是吻合的。此外，云南地区出土的青铜戈多为无胡戈，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而有胡戈数量较少，这和蜀人南迁前巴蜀地区普遍流行三角援无胡戈的情况也相符合，蜀人南迁后巴蜀地区基本不见无胡戈，而带有中原因素发有胡戈数量迅速增加。
综上所述，云南地区流行的青铜戈形制上无疑是受蜀戈影响而产生，这不仅是简单的文化交流，更与蜀人南迁有关，青铜戈在云南地区出现的時间与蜀人南迁的时间契合，分布的范围和蜀人南迁的线路重合，普遍流行无胡戈而少见有胡戈的情况也和蜀人南迁前所在成都平原青铜戈的情况相同，正是蜀人的南迁刺激了该地青铜戈的产生。当然，他们不是盲目接受而是有所改造和创新，融入了自己的装饰风格，并且还吸收了北方草原因素的有銎器物，创造了装饰华丽的具有仪式性的橫銎戈。此外，该地区青铜戈种类丰富，不同地点各具特色的情况也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云南地区自古就是民族迁移的重要通道，再加上地理环境复杂多变，直线距离较近的两地常属于不同的地理单元，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该地区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族群，每一族群又有着不同的传统习俗和装饰特点，正是将这些特点融入青铜制造中，所以才创造出了造型丰富的青铜戈。
注释：
[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6.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
[3]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
[4]徐学书.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年代的再探讨.考古.1963年第9期.
[5]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剑川县文物管理所.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8期.
[6]李晓岑、闵锐.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铜铁器的分析及其年代.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3期.
[7]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
[8]孙华.蜀人南迁考.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