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世时，每个年三十的晚上，我们都在火塘边度过，“守岁”是名副其实的。
　　天刚擦黑，就给每个房间点上灯，猪栏屋、牛栏屋，也都点上。煤油灯照明的时代，一般人家里，也就有两三盏灯，供日常照明用。年三十灯不够，就用空墨水瓶，或是补鞋匠用过的铁皮空胶水罐，洗净，倒入一些煤油或柴油，罩上打了孔的润肤膏盒盖子，穿一根棉索，点上火。后来有了电，牛栏屋、猪栏屋等没舍得装电灯的地方，年三十晚上依然点煤油或柴油灯。
　　除夕的晚上，照例要洗个大澡。那时的农村，没热水器，更没空调。严冬腊月，湘北地区，天寒地冻，甚至滴水成冰，平时实在难得洗个澡。除夕夜，在火塘边洗个大澡，真是享受！
　　火是一清早就烧起的，即使平时家里用的是煤炉，除夕煮年饭也用大锅大灶（因为饭菜要用甑蒸），还要在火塘烧起火。燃料是早就准备好的干透的硕大的树蔸和粗壮的树枝（父母把这种放在堂屋倒楼上的手臂般粗的干透了的树枝叫凉刀棍）。洗澡时，火烧得熊熊的，火苗蹿得一两尺高。满屋子洋溢着红光，让人很兴奋，寒意跑得无影无踪。就着大火，慢慢地洗，父母决不会怪你磨蹭。洗完澡，父母递来早已就着火烘得暖暖的新衣，新衣透出那特有的怡人的香气，缝合处还能看到裁缝师傅留下的画粉，耳边甚或回响起前几天做衣时缝纫机嗡嗡的声音。这时，惬意与满足，油然从心底升起。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身新衣服无疑是孩子们最为奢侈的新年礼物。
　　洗完澡，就开始吃年货。花根、雪枣、柿饼、姜糖，河沙炸的豌豆、炒米，有时还会有又香又脆的油炸苕片子，摆在筛子或瓜瓤里，就着火，随兴吃。这些都是平时难得享受到的美食，尤其是花根、雪枣、柿饼，平日里何曾见得到身影？吃零食的时候，父母还会趁你不注意，突然拿出一张新票子，说是压岁钱。记得有一年，父母给了一元压岁钱，是张崭新的一元纸币，挺括，还有一股清香。我和妹妹很高兴，轮流闻着，把玩着，不料那纸币太新，弹性很好，一不小心，竟然蹦到了火塘里。及至抢出来，长方形的钱已被烧成了椭圆形，周围一圈黑黑的，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的快乐就被这元残币夺走了。
　　母亲不习惯熬夜，还不到半夜，就禁不住左摇右摆打瞌睡了，但总是坚持再三，才去睡觉。随即妹妹也撑不住了，跟着去睡。火塘里就只坐着父亲和我。父亲总是以平缓的语调，耐心地和我说着一年的收入和开支，并预期着来年的家庭情势，尽管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记忆中的好多年，都是“超支”，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父亲的叹息。岁月艰难，父亲却总是充满希冀，期待着未来。当我成年经历过一些困厄后，越发体会到父亲的那种坚韧与乐观是难得的境界。
　　鸡叫过后，远远近近，鞭炮开始频繁地炸响。母亲就会问：“你爹呀，是么子（什么）开印呀？”据说，年三十定更之后，动物就都不叫了，是为“封印”。“开印”是指年三十半夜过后动物最早的鸣叫。老人们说，猫干狗湿。意谓年三十夜如果是猫儿先叫，则来年天旱；狗儿先叫，则来年雨水多。父辈们总是把一年的年成挂在心上，并以“开印”作为窥探的窗口。
　　鸡叫几遍，天快放亮了。父亲说，肚子饿了吧？来，烧个糍粑吃。我就从水缸内捞出两块糍粑，擦干水。父亲把它放在火钳上，慢慢烤。直到扁平的糍粑变得圆鼓鼓的，成了一个圆筒，再在中空处灌入白糖，交给我。记忆中的守岁，都是以吃糍粑结束的。
　　末了，将那烧剩的树蔸上的明火用火钳一点一点剔除，浇点水，彻底灭去火星，放在火塘。除夕日烧剩的这个树蔸，叫作火种。初一早上，母亲将它放在鸡笼上。据说，能使新的一年六畜兴旺。
　　留好火种，就去接年。在堂屋内放一挂响亮的“千子鞭”，炸两个爆竹，预示着接到了幸福的新年。洗洗手脸，我们就去睡觉。
　　父亲去世后，温暖的守岁被喧闹的春晚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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