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坚强的后盾，政治资金也不会十分充足，不知道他滥用职权的经济犯罪是不是与此有关联
　　
　　长达19年的记者生涯里，令我最痛心的事发生在八年前红山茶花盛开的冬天。
　　那天下午，东京地方检察院负责搜查滥用职权和经济犯罪案的特别搜查部，决定逮捕某国会议员。 当时国会正在开会，逮捕国会议员必须得到国会的同意，于是东京地方检察院开始办理逮捕手续。理由是这位议员违反了证券交易法，即以他人名义将自己的钱存在一家证券公司，并强迫这家公司在股票交易中确保得益、从而得到了2900万元的非法收益。那家证券公司的负责人也承认了这项指控。
　　但是，正当报道“今晚逮捕”的晚报还在印刷之中，就传来“议员自杀”的消息。警察说他在饭店喝了大量酒之后，上吊自杀的。听到此消息后，脑海里闪过了“是我写的新闻导致了他自杀”的念头。因为，当时我负责采访政治腐败，两个月前，正是我第一个报道这位议员的犯罪嫌疑，造成了其他媒体铺天盖地的后续报道。议员原本是在日韩国人，也就是“二战”时被强征到日本来，战后不得不留在日本的朝鲜人的后代。现在住在日本的200万外国人中，在日朝鲜人就占了近三分之一。在日本社会中，由于他们在就业和晋升上遭遇到一些不利，每年大约有一万人左右申请加入日本国籍。
　　这位议员在上大学之前就加入日本国籍，从国立东京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大藏省(即现在的财务省)，平步青云，可以说是日本的精英阶层。在1986年的大选中初次当选国会议员。那次选举中，尽管“在日”经历被他的竞选对手曝光，也因此受到了诽谤和中伤，尝尽了屈辱。但最终他还是以年轻、清新的形象获得了众多选民的支持。当选后，他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表示要改革现状，因而成为很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
　　没有坚强的后盾，政治资金也不会十分充足，不知道他滥用职权的经济犯罪是不是与此有关联。我在进行采访时，尽最大可能获得每一个可靠的证据，一步一步非常谨慎，报道没有任何错误。第一篇稿子见报之后，议员自己在记者招待会上作了一番辩解，后来，他打电话，找到我说：“想详细解释。”我回答，“刚才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再听你的辩解”，拒绝了他的要求。
　　听到他自杀的消息时，耳边响起了那个时候从电话听筒那头传来的声音。作为记者，经常会遇到自杀，可是我还很少经历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当事人”的情况。我一边自责，一边考虑，这个报道是否就这样完了?也许是出于“对死者不能再抽鞭子”的同情，议员自杀后，有关他的报道一下子都从新闻媒体上销声匿迹。但我想，即便是被报道的当事者去世，也无损于报道滥用职权犯罪的意义。就此沉默的话，迄今为止的努力就会白费。还有很多“题外话”没有报道给读者。比如，他为什么介入违法行为?为什么搞政治要花钱?证券界本身有什么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给予明确的回答。
　　我横了横心，对当时的同事建议搞一个“连载报道”。他们都以为我疯了。但是，最终我的决心打动了他们，也得到了上司的理解。一个月后，有关探讨事件背景的报道分五次在报纸上连载出来。没有来自跟事件有关人员或读者的抗议。其他新闻机构的记者还称赞说：“非常出色的报道”。
　　议员自杀后的首次周年祭时，我想去他家里，向家属表示悼念之意，但是，他夫人通过对话机对我说“请你回去”，拒绝我参加悼念。于是我只好面对他家合掌以表示我的哀悼心情。我十分理解家属的心情，但也不会因此来动摇作为一名记者所持有的信念。
　　当时，议员住宅庭院里美丽的红山茶花正盛开。“我期盼有一天，在看到山茶花时，我们能共享一分美丽的心情。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互相会理解。”写下这样的字句，我把信投进他家的邮箱，离开了。那以后，每当山茶花盛开时，我总是要回想起当年的这件事，愈发感到记者职责的重大。
　　
　　(加藤隆则：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日本读卖新闻社负责司法、皇室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