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由一个农民，而跻身中南海，的的确确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候需要。而其时的大寨已不是生产典型，而是政治典型，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原本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小山村。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1963年夏天大寨遭遇洪灾后，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不向国家伸手等待救济，而是与天斗与地斗，三战狼窝掌，展示了大寨人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英雄主义气概，使大寨一举成名。1959年国庆10周年，陈永贵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泽东；1960年，山西省委发出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的号召；196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大寨之路》的文章。中央最高机关报浓墨重彩的报道，感染了无数中国人。
　　1964年5月，毛泽东郑重地提出农业要发扬大寨精神。他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从此，大寨就作为中国农业的样板树立起来。而陈永贵也走入政坛：1967年2月，陈永贵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其后还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核心小组成员。1969年中共九大，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中共十大，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陈永贵当选为副总理。
　　陈永贵由一个农民，而跻身中南海，的的确确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候需要，而其时的大寨已是政治典型，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
　　随着陈永贵官位升高，在山西也产生了“两个凡是”：“凡是陈永贵说的都一律照办；凡是大寨、昔阳做的也都一切照搬。”陈永贵所主持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马的。
　　“西水东调”工程的计划，是从昔阳西边，把向西流入黄河的萧河水，东调到昔阳东边的海河水系。废弃西边原有的三十多万亩水浇地而保东边的九万亩水浇地，破坏了原有的水利设施，制造了新的水害。因此，工程计划提出时，就遭到北京和山西很多水利工程技术专家的反对。但是，山西省委的领导则以“宁肯把山西所有水利项目抹掉，也要保证昔阳这项西水东调项目”的态度，坚决上马。结果，投资由原来的2000万一直追加到9000万，干了三四年，才完成原计划的三分之一。到“文革”结束后，这项“为大寨为昔阳争光”的工程才停止。
　　“四人帮”垮台以后，批评揭露这项工程的来信，纷纷送到山西省委和党中央、国务院。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的通讯《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揭开了这个荒唐工程的盖子。该报并配发了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社论尖锐地揭示了这桩“蠢事”产生的根源：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技术人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做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陈永贵这时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所以《人民日报》还不敢直呼其名，只是在社论中提到这个错误工程的重要教训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报道发表后，《人民日报》收到了雪片似的来信。
　　稍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些记者成立联合调查组深入山西，同山西新闻媒体合作，进行了四十多天的采访，写成了两组内参稿。一组披露了十年来大寨的真实情况，一组则从陈永贵所奉行的“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和“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的观念出发，披露其在干部任用上的家长作风及帮派路线。这两组内参稿件，为中央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提供了资料。
　　对“西水东调”工程的揭露，为“农业学大寨”奏响了哀歌，也给多年来所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生产的“政治模式”敲响了丧钟。
　　(作者为《炎黄春秋》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