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尔图到里斯本之间，火车缓缓驶入又一个车站，停靠在站台边。我从笔记本电脑上短暂地抬起视线，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再次聚焦，我看见了站台上紧紧相拥的两个男人。
　　身材较矮的那一个看上去怎么也快70岁了，满头白发，穿一件褪了色、粉白条纹相间的短袖衬衣。他把头倚在个儿稍高的那人肩上，满脸的悲伤。高个儿男人的肩膀没有规律地抽搐、颤抖着。我想，他肯定在哭。
　　高个儿男人的脚边是一只破旧的大行李箱、一个坑坑洼洼的金属衣箱。两人分开后，我看到他们都有高高的额头、挺直的鼻梁。很明显，这是一对父子。也许，在最后说一声再见。
　　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是，我敢打赌，我知道他们的故事。高个儿的儿子厌倦了拒绝信，担心交不上拖欠的房租，找到父亲说：“爸爸，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我不想离开你，但是，我要到安哥拉去找工作了。”
　　当然了，也许他要去的地方是莫桑比克或者巴西。不过，葡萄牙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士正在离开祖国、祈求从前的殖民地给一份工作。
　　“母亲去世了”
　　波尔图签证办理处的马西奥告诉我说：“去年受理的签证申请增加了60%。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头5个月又增加了45%。工程师、建筑师、老师，都要走。”
　　附近的郊区，33岁的建筑师弗洛尔带我去参观她父亲的土木工程公司。明亮、整洁的办公室内摆放着一尘不染的木制办公桌，“收文待办”格空空如也。注意到办公室内非常安静，我问她，人们是不是都去吃午饭了。
　　她好像不相信我的问题，反问一句：“午饭？人都被裁退了。”
　　我们站在一幅铅笔素描画前，画上是弗洛尔父母的婚礼日。父亲穿着西装、很严肃，母亲很自信、非常漂亮，梳着上世纪60年代流行的蜂窝头。
　　弗洛尔失业已经将近3年了，长期失眠，她眼圈黑黑的。过去一年，弗洛尔找到过6份工作，其中5份根本不付报酬，另外一份，工资只是象征性的，每月150欧元。
　　有机会找到工作的地方，可能只有建筑行业蓬勃发展的巴西。但是，弗洛尔的母亲非常不愿意和唯一的女儿分开，祈求她不要离开。弗洛尔轻声说：“母亲3个星期前去世了。我知道，现在到时候了。”
　　弗洛尔不仅要为自己找工作，去了以后还要想法给哥哥佩德罗找工作。父亲不会和姐弟俩同行。弗洛尔悲伤地说：“我不想离开父亲。我不想去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工作。巴西的暴力让我害怕，再说，我孤身一人。但是，我还能怎么办呢？”
　　“脸谱上不能拥抱”
　　葡萄牙人向前殖民地不情愿地大逃亡留下了巨大的社会烙印。紧密的家庭结构出现了裂痕，父母与孩子、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许被永远打断。
　　30岁的克劳迪娅也是一位失业的土木工程师。她和姐姐葆拉的另外一位兄长先走了，克劳迪娅已经申请了去巴西的签证。如果批不下来，她还要申请莫桑比克。克劳迪娅一头深色的长发，带着绿框眼镜，看上去很聪明、能干。但是，在葆拉眼里，她还只是自己的小妹妹。
　　克劳迪娅勇敢地笑了笑，说：“我要走了，我想让家里人能适应这个变化。所以，我告诉了小外甥。他正在看电视，抬起头看了看我，眼泪汪汪的。他说，你也要走了？过不了多久，可能整个葡萄牙就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克劳迪娅看了姐姐一眼，微笑着安慰道：“至少我们有脸谱。”
　　葆拉回报了一个微笑，不过，她的下巴颤抖着，回答说：“脸谱上不能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