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个角色叫瑞德，他在监狱里被关了四十年，每过十年，就有一个政府官员来问他，你改过自新了吗？到四十年的时候，他被问烦了，他說，我不明白什么叫改过？你是问我后悔了吗？官员说，你后悔了吗？瑞德回答，每天都在后悔。我想和那个当年犯罪的小伙子谈谈，谈一些做人的道理，可那小伙子已经无影无踪，只剩下我这么个老家伙。
　　在这段台词中，瑞德使用了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把年轻时的自我当作是另一个独立的个体。当年犯罪的小伙子就是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年轻的自我陌生化了，像是另外一个人。这种体验大概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有吧。
　　这种修辞手法有时也会变成一种虚构手段。我们来看看卡波蒂的小说《米丽亚姆》，大概情节是这样的。米勒太太六十一岁，独居，给自己做饭，偶尔抽支烟。有一个下雪天，她出门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里遇见了一个叫米丽亚姆的小女孩，银白色的头发，淡褐色的眼睛。米勒太太对这个小女孩有亲近之感，因为她的闺名也叫米丽亚姆。一周后，夜晚十一点，米勒太太听到有人敲门，小女孩米丽亚姆不请自来，她在米勒太太的房间里检视一番，吃了份三明治，然后离去。两天后，小女孩又来敲米勒太太的门，这一次她带了一个大纸箱子，她说，要搬到米勒太太的公寓里来。米勒太太被这个小女孩惹恼了，他去叫看门人，要把小女孩赶出去，看门人来到米勒太太的公寓，发现屋里并没有别的人。小女孩米丽亚姆不过是米勒太太的幻觉，那是她年少时的样子，或者是她幻想中的她年少时的样子。
　　小说会将这种与年轻自我的相遇变成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景，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并不会像米勒太太那样出现幻觉，而是在一瞬间，轻松地不无伤感地看到那个年轻的自己。诗人辛波斯卡是这样说的——“我也做过小姑娘，我当然认识她。我有几张她的照片，我对她的一两首诗，感到又逗又可怜。”
　　文学中另一个很常见的说法是，作家与诗人，大多是长不大的小孩，他们本来就有孩子气的一面。关于这一点，诗人泰德·休斯是这样说的，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构建起一个“第二自我”来应对外部的冲击，保护那个“孩子”，然而，人生的风雨袭来，“第二自我”溃不成军，“内心的小孩”毫无防备地被推向前线。我们的孤独与无助，都是内心那个小孩在受苦。
　　泰德·休斯这个说法太矫情了，人總是要成长的，总是会变成一个负责的大人，不许再哭闹。一个孩子变成一个青年的过程，就是他不断抛弃孩子气的过程。一个青年也会慢慢变成中年人，所谓青春永驻不过是个没意义的说辞。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曾经描述过，他与年轻时的自我相会的一个瞬间。一个沧桑的中年人，在一个自由舒展的环境下，追溯昔日梦想，而此时的菲茨杰拉德也去日无多，我把这段文字抄录到下面，希望你也能体会到生活如梦如幻的时刻——
　　20年代中期的某个凌晨，我在熹微的天光中驾车沿滨海崖路行驶，整个里维埃拉都在脚下的大海上熠熠闪光。极目远眺，我能看到蒙特卡洛，但那时并不是旅游旺季，也没有俄国大公在蒙特卡洛赌钱——我在眺望的其实不是蒙特卡洛。我的目光径直回望到了那个鞋底垫着硬纸板、踯躅在纽约街头的小伙子的心里。我又成了他——在那一瞬间，这个早已没有梦的我居然有幸能分享到他的梦，时不时地，在某个纽约的秋天早晨或者卡罗来纳的春夜，四周静得能听到邻村的犬吠，我也能静悄悄地靠近他，让他好不诧异。然而，只有在那个唯一的，转瞬即逝的时刻，我和他才合二为一，志得意满的未来和风尘仆仆的过去才能彼此交缠——在那个绚烂无双的时刻，生活确乎成了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