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会召开,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就一些热点问题发表立法建议。然而像慈善事业涉及的立法和合理制度设计等问题却少有人问津。这大概是因为慈善事业所起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其实尽管作用有限,也应努力筹谋。我国慈善事业年年有进展,然而我国的慈善捐助同美国相比,仍缺少普遍性、群众性和不间断性。人们逐渐有了共识:转变政府职能,才能为社会组织让出空间。换言之,政府难以完全履行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让社会组织承担起来。当今,美国的非营利慈善组织达150多万家。2009年,美国各类民间慈善组织获得的捐赠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17%。近数年来,媒体关注“软实力”问题。软实力,一般认为是可以内化为精神力量的实力。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中国外交政策问题专家季北慈就软实力问题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对中国来说,软实力还必须包括吸引其他国家的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和行为体的能力。我想强调,这一点非常关键,尤其是在民主社会里,公民社会组织和行为体在影响政府决策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经验不多,或者说在处理其他国家的公民社会行为体或组织上不是很顺畅。因此,为了将来更有效力地运用实力,我认为需要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和行为体的接触以及有效地说服和吸引它们的能力。”他的话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我国民间慈善组织少。这有不少原因,但官员和民众对慈善理念缺少应有的认识是首要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要靠长期的、不懈的慈善教化,启发人们对慈善的信仰。只有达到信仰的程度,才能将慈善视为自己的生命力,将慈善理念贯穿于自己的整个生命历程。
　　慈善信仰有不同的类型。在美国,许多慈善家、乃至百姓,其对慈善的信仰是皈依基督教后的自觉行为。耶稣说,“你如果不爱那看不见的弟兄,怎么能爱那看不见的天父呢?”他们对耶稣的博爱思想深信不疑,将慈善捐助和慈善服务视为耶稣的召唤。自己的使命,愿意为之而做贡献。刘炳森先生最近在《中国社会报》发表的《经济低迷,美国人慷慨为慈善事业捐款》的文章中写道:“应该说宗教对美国青少年的‘品德教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良好的道德价值观。”他讲的道理是实际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如统计资料所指出的,“2009年美国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平民家庭,有65%的家庭向慈善事业捐款。”“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于2007年向环保事业捐款8亿美元,推动他这样做的也是因为他笃信基督教。”其他正统宗教差不多都倡导博爱精神,也有着类似于基督教的财产观,即有产者只是上帝财产的保管者,或者只是暂时借用上帝的财产,自然不敢恣意挥霍。对正统宗教的信仰会使一个人由“小我”转变为“大我”,即由个人自私的“小我”转变成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视为自我,而成“大我”。这种“大我”可称之为“博爱”。不过“大我”中还是有“我”。在美国,许多基督教信徒虽然“我”的范围大了,自信心也随之大大提高了,但实际上优越感和骄慢心也大大增强,乃至变得狂妄。美国的信仰基督教的政治领导人往往大多是这方面的典型。无论布什,抑或奥巴马无不如此。当他们把基督教文化以及同基督教文化有渊源的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强调到极致,以为是世界上唯一最完美的东西时,就向世界许多国家输出美国的基督教文化和美国政治制度等,并以此来主宰全球,并为此不惜付诸武力,而难以同其他民族、国家的思想和观念以及其他正统宗教相沟通、融通和互补。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慈善事业大国,在进行对外援助时,对非基督教国家往往就相当吝啬。慈善讲的是“应该”的问题,美国的政治领导人经常不一定去做“应该”做的事。
　　我国历来许多慈善家对慈善的信仰往往源于对孔孟学说、道家学说和佛家学说的理解和体悟。儒、释、道原本不是宗教,而是孔孟的教育、老子的教育和佛陀的教育。孔孟或老子或佛陀与信仰者的关系是师生关系。这不同于基督教。在基督教内上帝与信徒的关系是父子关系,上帝被称为“天父”。儒家讲的是“天下为公”。《礼记》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也讲“以天下为家……以中国为一人。”追求的大道是大同世界。要实现大同世界,就得有“立人之道”。《周易·系辞传》讲“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什么是“仁”?回答是“仁者爱人”,而且“仁民而爱物”,不仅仁爱百姓,而且进而爱万物。这是何等的博爱情怀。“义”是什么?“义者宜也”,是合宜的意思、应该的意思,应该为世间的公正而奋斗。儒家非常强调责任感。孟子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所以要“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民”。有这样宽阔胸怀自然可以任天下的重担。为此,儒家非常重视教化。《大学》讲“修道之谓教”。“修道”就是教化。孔孟具体讲仁爱讲得很多。譬如,要求大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孔孟讲教化,是强调通过教育达到“变化”,仁爱的道理化为内在的品格。
　　道家和佛家的慈善理念则境界更高,具有超越俗世的终极关怀。道家、佛家知道人生为“欲”所累,所以主张一念清明,淡然无欲。《老子》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意思是,我献出的爱越多,自己的爱越宽广、越深厚,无有边际。佛家主张慈善捐赠和服务要做到“三轮体空”,即施者、受者和所施之物如同飞鸟从室中飞过,不留痕迹。换言之,达到“无我”境界。这是基督教的博爱所不能媲美的。儒释道都主张“和”,崇尚和平。“和”了,才能“平等”。
　　在怎样对待中华慈善文化的问题上,有些学者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有的学者在对比中西哲学的差别时,认为中国哲学教化的目标是求“善”,并且以“诚意正心”之类的自我道德修炼为手段。认为这样的认识使中国哲学将求真从属于求善,而西方哲学教化的目标是求“真”,并认为这样的认识使得西方哲学将求善从属于求真。笔者对这种看法不敢苟同。孔孟学说是求真的。《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明德”指的是人生及其生存环境的真相。第一个“明”是知晓的意思。“明明德”就是知晓人生及其生存环境的真相。“亲民”意为“新民”,指的是不断去除各种思想上的污染,不断修正自己,并能成为榜样。“止于至善”意为达到完美的程度并保持不变。“止”后一步一步达到“定”,“定”以后一步一步达到“静”,“静”以后一步一步达到“安”。“安而后能虑”,其意思笔者赞同国学大师和佛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解释。他说,“‘虑’好像是思想、思虑,那就错了。虑就是佛学讲的智慧般若,能虑就是能够生起智慧来,由定生慧。虑而后呢?工夫做到了,则‘能得’,得个什么?是倒过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得到明德了。”《大学》中这段话是儒家学说的纲领。可见,儒家学说是求真。懂得了“真”,懂得了人生及其生存环境的真相,自然会产生仁爱之心。同样的,孔孟学说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是革除心中的杂念,特别是邪念,才能“致知”,即求到“真”,知晓天地与人生的真相。而“诚意、正心”同“格物、致知”是相一致的。这样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的训练内容是“戒、定、慧”三学。第一是持戒。戒除一切可能伤害众生(包括一切物种)和自身的不良生活方式;第二是修定。这是排除一切杂念,修清净心,面对外界财、色等的诱惑而不动心,所以“制心一处,无事不办”;第三是修慧。定能生慧,正确了解宇宙和人生的真相,生出智慧(不同于“聪明”的概念),更正对世间人、我的对立的看法。而人、我对立正是人类的冲突和痛苦的根源。由慧生慈悲。换言之,真正的慈悲行必从真正净慧产生。慈悲是利他的,同智慧的抉择力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没有智慧引导的慈悲行会有所偏差。盲目的爱心不是慈悲。“慈悲”就是“慈者予乐,悲者拔苦”,要拔除众生的苦难,给予众生安乐。道家讲“致虚极,守静笃”。“致虚极”意思是对人类在物质文明中产生的种种欲望要加以分辨、控制。“守静笃”。“静”是复归本性,返归本原,即回到那未受物质文明的财色名利污染的原生态,即清净心。因为财色名利会使人本来的清净心杂乱浮动起来,成为污染心。因此面对各种诱惑能笃守“静”,守住清净心。这样,没有了诸如财色名利的有色眼镜,就能看清天地与人生的真相,就能体悟到如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与我是同一个存在,从而“无为”,无我,而“无所不为”,全身心地献身于全人类的利益。《老子》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不兴起贪欲,而趋归于静,保持清净心,以智慧处理事务和人际关系,这样,天下自然安定。总而言之,儒释道的修道是求真和求善并重。世界上许多地方比较乱。究其原因,就是缺少对宇宙和人生真相的理解,缺少仁爱,缺少礼让,缺少宽容。倘若坚信,我与全人类同体,合而为一。在这个客观的立场上观察一切,就会把人、我矛盾和对立的观点打消。大家都能共赢,就可成就和谐社会。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上,我们需要以中华的慈善文化同西方慈善文化对话,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总要将我们的慈善观植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母体,建立我们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中华的优秀慈善文化是值得我们信仰的。
　　中华慈善文化强调慈善来自真知。西方哲学也认为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人具备了有关慈善的知识就能做善事了。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柏拉图提出将“善”作为理念的“理念论”。不过,中华慈善文化更强调“解行并重”,即理解与实践并重,一方面以观念的理解来疏导,另一方面要用实践的方法来修持,譬如儒家讲的“格物、致知”,佛家讲的“戒、定、慧”三学。日常生活中的修持又是很具体的。古贤说,“无事,便思有闲杂念想否?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气否?得意,便思有骄矜辞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怀否?时时检点,得以‘从多入少’,‘从有入无’处,才是学问的真消息。”佛家讲,人生祸福皆念想造成,“利欲炽然,即是火坑,贪爱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净,烈焰成池;一念警觉,航登彼岸。”念头稍异,境界顿殊,可不慎哉?必只一念贪私,便会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当代物质文明的诱惑太多,使许多人(包括官员)远离正道,远离慈善。所以即使追求功名利禄(功勋、钱财、声望和官位)也要合情、合理、合法。凡事不要太过于自我膨胀。否则“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在佛家的持戒、修定和修慧过程中,常用惭愧心的镜子反照自己。知惭愧,必然能打开心胸,面对自己,痛加鞭策,精进道业;常用忏悔的净水来洗净自己。能忏悔,也定会是学着谦虚的人,会淡化自我,勤苦献身;以菩提心(救援众生之心)的力量来关怀众生,以精进的力量成就自己。一个人有了求真、求善的大愿,就会有终极关怀,整个生命会焕然一新,做善事不讲任何条件。对慈善的信仰就是将慈善的理念,将儒释道的求真、求善精神内化为一种自我要求。如果达不到标准,就会良心不安。笔者十分赞赏两位记者年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中山慈善万人行缘何长盛不衰》的文章。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孙先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深入人心。有了这样的融入当地人骨髓的博爱思想,自然会设计出符合人心的科学管理制度。记者简练地概括说:“广东省中山市的慈善万人行的持久的生命力正是源于博爱精神与制度设计的完美融合。”
　　中华民族慈善论中还有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易经》上有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是对一个家族未来的历史价值的判断。我国的先贤有许多深刻的阐释。笔者很赞同演培先生讲的深入浅出的道理。他说:“因果法则决非有些人所斥责的迷信,而实是对于人类行为价值的肯定。是确信自己身心行为的价值,从合于因果整理的身心活动中,净化自己的身心,使自己的合理行为成为改善过去、开拓未来的力量。不可以有不良行为表现,我们的生命就可以逐渐向上升华,而终于完成最高最圆满的人格。”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春节团拜会上讲话时强调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说得太好了。尊严的生活是建立在人人自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然而要求人人做到自尊和相互尊重是很难的。在当代这个物欲横流、自我中心、人性异化的世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有彰显慈善信仰的必要。倘若连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而奢谈“博爱”和“责任感”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太多的对他人尊严的伤害。我们许多人的自由观、民主观是从西方学来的。然而却不了解西方自由观、民主观的历史发展。德国著名学者西默尔曾说,“然而真正的理解是从对历史事实及历史发展的认识中产生出来的,可今天许多人都缺乏这种理解。”诚哉斯言。西方自启蒙运动以后,人从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未经多少时日又成了绝对自我主义的信徒,只强调自身的利益而不顾及他人的要求和尊严,只关注自己族群的快乐和富庶而不思虑其他族群的生存。西方存在着其体系和价值观上的缺陷,是我们千万不能效仿的。西方有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需要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的长处,以摆脱自身的危机。我们作为中华儿女理应珍惜我们的优秀文化。倘若我们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慈善文化,确立对慈善的信仰,就会多一点关爱他人的利益、他人的人权、他人的尊严的愿望。特别是官员包括央企的高管,更应反省。国家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说,“中国公务员人均办公面积世界第一。”那么官员能不能关爱一点“蜗居”状态下的民众。然而教育不是万能的,教育不是绝对的命令。《老子》讲“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也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上等有知识的人听到了道,就勤勉地实行;中等有知识的人听到了道,有时记起,有时忘了;下等有知识的人听到了道,大加讥笑。不笑,就不足以为道了。)官员是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是社会精英。他们的言行举止影响很大。我们老百姓只希望官员中“上士”和“中士”多一点,而那种自身有着高官厚禄与精神侏儒强烈反差的“下士”少一点,能超越自我,回归于更大的整体,感悟自己与其他人的生命具有共通性,有对民众人权和尊严的尊重,使不易做到的“为民、务实、清廉”能够做到,从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就是大慈善,是奠定社会和谐的大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