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现在不搞经济建设不行，靠那500多亩地，是养不活大寨人的，必须走企业化的路子。不管是干集体的还是干个体的，我们每天都在大寨精神的指领下，辛苦工作。不能把大寨精神规定为仍然趴在土坡上，面朝黄土背朝天。”
上午，在等待了4天之后，记者在大寨宾馆4楼郭凤莲的办公室里采访了她。对于自己不愿提及的事，郭凤莲均一言带过，自己喜欢的话题则滔滔不绝。
在谈话中，郭凤莲的很多话是针对社会上的一些指责有感而发的。她最爱用的一个词汇是“整合”。
“我得办我的事”
《南风窗》：听说你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了，但我从网上看到，8月30日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就结束了。
郭风莲：会议一结束我就回来了，但我得办我的事。我要老是在村里，想给村里办的事就办不成。外面抢注了好多“大寨”品牌，牌子乱了，影响市场，好产品也做不成了。我得亲自过问此事，其他人干不了。咱们通过律师，到国家工商总局去反映。如果是自然村抢注，咱就不管了——也不是只有我们叫“大寨”，光山西省就有5个“大寨”村。
有人不理解，说郭凤莲怎么老是不在家?就是县里的部门，我也得去跑，不能老是打电话叫人家过来，让人家说郭凤莲怎么架子这么大?还有环保、污水治理等，中央、地方都在大检查，我们要主动征求地方环保部门的意见，比如煤矿怎么改造?水泥厂怎么改造?郭凤莲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哩，执行环保政策不能落后。
为什么我要在宾馆办公?外面找我的人太多，参观的、合影的、开会的，我要在村里办公，会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有人说，郭凤莲在前面(指村庄前)一个占一个大办公室。这里原来是个工厂，我给改造成宾馆了。如果没有这个大办公室，比如今天要来十几个人，我往哪儿放他们?要是放在村里，街上放着VCD，吵得很，会也开不成。
另外，快入秋了，气候干燥了，山上的树木、花草也都要整合一下，怎么防止火灾隐患?怎么安排防火隔离带?这些都是大事，不办不行。
(这时，郭风莲给村主任贾春生打电话：“村里白天少进拉煤的车!刚才我看见3辆50吨的拉煤车，把泥土、煤渣都带进来了，路也不能走了，他们运起来什么也不顾了……”)
《南风窗》：很多人都知道有个“大寨核桃露”，来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大寨核桃露”就在大寨，没想到却在阳泉；也是来了之后，才听说大寨有个“经济发展总公司”，请问总公司跟大寨村是什么关系?
郭凤莲：大寨的企业都是合作企业，不是独立的，双方共同投资。核桃露厂原来只用大寨的品牌，现在我们也投资了，占40％股仇人家阳泉那边投资多，当然要控股，咱得尊重事实。煤矿是咱们的，水泥厂也是。煤矿再有5年采空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再整合，毕竟当地人搞运煤、采煤有这个条f‰
总公司跟村里是一个关系。设立总公司是为了对外联系方便。总公司的领导班子跟村两委班子是一套人马。比如我是村支书，也是总公司董事长；村主任是公司副董事长。总公司的人员不多。要那么多人干啥?闲着没事看电脑?
总公司现在有8个企业，有的小企业关掉了，再建新的。有几个企业前途还不错，比如农牧开发公司，搞养殖、沼气、玉米加工。还建了个不起5万头的猪场。
《南风窗》：前一段凤凰卫视关于大寨建普乐寺的报道，听说你看了不太高兴?
郭凤莲：普乐寺是私人投资建的，跟大寨没关系。我没看他的报道，也没什么不高兴的。让他报道吧，不报道人们不知道。
社会上对我们不理解，有些歪曲事实的报道。我当Y43年党员，跟党走了这么多年，对党有什么高兴的?我一个女人，尽我的能力来办事。外面的穷百姓来找我，从来没有空手回去的，大寨能支持的大寨支持他，大寨不能支持的，我个人掏腰包支持他。县里其他地方有人请我一起去跑政策，我也去，尽量利用我的名声。我的名声哪里来的?不是自己挣来的，是党给的，人民给的，现在是不是也要为了人民而付出?有的地方贷款难，我跟他一起去找银行行长。大寨不是山西的大寨，也不是昔阳的大寨，是党中央的大寨、中国政府的大寨、全国人民的大寨，大寨的地位是毛主席给的，人民的事办不好，我没脸去见党中央。
来自社会的不实报道，给我们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从干部到群众都有压力。面对那些歧视性、不公正的评论感到忧虑。社会不应该用浅薄的眼光。—直把大寨故到过去那个时代，让我们总在那个环境中去生活，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不过，我们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也不怕这些议论，大寨人心宽着呢。
“靠那500多亩地，养不活大寨人”
《南风窗》：很多人都在问：究竟大寨现在还有没有大寨精神?
郭风莲：大寨精神还有没有?我认为还有。但是时代变了。我们不可能还是“白天修地，晚上修房”，现在不搞经济建设不行了，靠那500多亩地，是养不活大寨人的，必须走企业化的路子。但我感觉，不管是干集体的还是干个体的，我们每天都在大寨精神的指领下，辛苦工作。
我的光景过得都是兢兢业业的，一个钱当十个花。我在大寨干了50年，—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从来没有不当个光景过过。
大寨是太行山区的一个小村庄，跟江苏华西村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办的那些企业，水泥厂年产10万吨，煤矿年产20万吨，按照宏观调控政策，都快该关闭了，我们也愿意搞关闭。以前大寨建的很多企业，现在早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当时没资源，没资金，只能从小的建起，起步就低。我们到别的地方征地、租地建企业，都需要大笔的资金。国家政策变化很快，今天土地是这个价，明年就是另一个价了。办一次手续得好几年，等到办完已经晚一步了了。
我们不能老吃大锅饭。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的也不能让他穷死。我们对老人有补助，孩子上学免费——1993年，国家还没让免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免了。我还准备把补助金逐步提高：从今年10月1日起，大寨村民想投资搞农业、养殖方面企业的，集体为他承担60％投资。老年养老金的标准也准备翻一番。老人老了，后半生还剩几年呀?我不盼他们走，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几百倍，能多活一年是一年，村里谁要能活到100岁，我们就奖励他10万元。
我们又养老，又养小，责无旁贷。谁家孩子考上大学，村里—定要补助，最低2000元，但上的得是真正的大学。孩子们毕业了，愿意在村里工作的，我尽量给他安排。
最近，我们准备给每户村民订一份《农业科技报》，让大家从报纸上捕捉科技信息，自己创业也行，台作搞创业也行。
大寨经济转轨后，群众靠旅游吃饭的多了，但旅游市场时好时不好，单靠这个发财不现实。我们必须先把大寨建好。大寨建好了，旅游者自然就都来了。
80年代那十来年，大寨破破败败，不能 看，我们经过十多年的整合，老百姓吃的、住的都好了，中央领导人也来了。旧窑洞我们也不愿意多拆，它是一道历史风景线，作为大寨的历史背景，有存在的价值。但现在是新时代，我们要建设新农村。旧房子由集体出钱整合，新房子由集体出50％～60％，个人只出5.5万元，就能住上190平方米的小楼，这样的好事中国哪里找?该集体办的事，我—定会出钱办，但村集体也不能空。老百姓家里要有个金山，集体也要有个金山。
有人说，郭凤莲现在怎么啥都要?我要什么了?我要的是党的政策。党的政策让我们建设新农村，我也得享受这个政策。我掌管这个家不容易。没有哪个当家人不想过好光景，但我不愿意把企业挣的钱—下子花出去，假如再遇上自然灾害怎么办?1996年大寨遭灾，我们发扬1963年遭灾时的精神，把别人的赞助全退回了，自己动手修整土地。
大寨人要不创造，不艰苦奋斗，就生活不下去。大寨精神渗透在大寨每个角落里，闪烁着光芒。宋立英78岁了，她就是不干活了，集体也要养活她。但她摆个卖旅游纪念品的摊子，给游客签字，想办法为家里挣钱，不给家里、村集体增加麻烦。
不能—说大寨人，就一点自己的生活空间也不能有，那也太夸张了。他想今天挣钱，明天休息，有这个自由。你不能一见他休息，就说“大寨人没活干了”。为什么大寨人就不能休息休息?
现在大寨人的生活非常好。家里来了客人，都要炒几个菜，有肉有蛋，以前根本没想到。那个时候，每家吃的饭都是一大碗糠面糊糊，谁能想到几十年后会变化成这样?
抓住每一天，培养好年轻人
《南风窗》：自从1980年你离开大寨后。十几年间，没有一位中央领导到大寨来，但1991年底，你回大寨重新担任村支书后，从1992年～1993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4位副总理(田纪云、朱镕基、邹家华、李岚清)到大寨来过，后来又有其他中央、省、市领导人相继来了，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郭风莲：国家领导^对大寨都很关心、鼓励我们好好做。田纪云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他第一次踏上大寨的土地，给我们题词：“解放思想，拓宽路子，齐心协力奔小康。”他跟村干部座谈的时候说：“凤莲呀，我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是看现在大寨人的思想并没有解放；我让你们拓宽路子，是大寨人还太保守；我让你们齐心协力奔小康，是说你们班子里的人太老了。大寨要办企业，光靠农业富不起来。老的小的都要努力。像梁便良、宋立英这些劳模年纪大了，该让路了，要让年轻人上来。”梁便良、宋立英那时候的岁数，就是我现在的岁数。田纪云说，你们要把大寨搞起来，需要我帮忙的就跟我说，我作为副总理，一定要把大寨扶上马，送一程。田副总理不是说说算了。他帮我们引进外资搞水泥厂，又让他山东老家的沂蒙地区派人帮助我们设计，还亲自参加了水泥厂的开业典礼。
山西的几任省委书记、省长也都很关心大寨。市委、市政府也支持我们。
田纪云走后几个月，朱镕基来了。他是掉着眼泪看大寨的。他看到大寨的梯田是一块、一块垒起来的，他说这是中国农村的万里长城。虎头山原来光秃秃的，我们—棵一棵地把树栽起来，新房也一排、一排建起来了。朱镕基说，你们不容易啊，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花费了多少心血!他说，大寨要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让我们的省长帮助大寨开发旅游，让大家都来学习大寨精神。
现在年轻人说看不到大寨精神了，太让人伤心。如果没有大寨精神，我们在这块地方根本生存不下去。只不过，现在与过去的大寨精神形式不一样，实质还是一样的。如果大寨不搞经济开发，就一步也走不下去了。为什么80年代到90年代初，大寨有十来年没发展?就是因为党的政策是开放的，但大寨没有抓住机遇。1991年底我回来时，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找我谈话，说凤莲呀，你回去—定要吃大苦，—定要继续发扬大寨精神。但我们不能把大寨精神规定为仍然趴在土坡上，面朝黄土背朝天。
《南风窗》：你现在有什么烦恼，或者有什么后顾之比吗?
郭风莲：烦恼?我会有什么烦恼?人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悲喜交加，你说你天天喜什么呀?我今年60周岁，花甲之年了，这几年—直在想办法，怎么让孩子们起来，在我搞的这个基础上，把这面旗帜扛起来?就像陈永贵说的：要想红旗红万代，就得培养下一代。李铁映来大寨，跟我说：凤莲呀，大寨这面红旗—定要举下去，世世代代举下去!
另外，我也考虑：当今党的政策，是有史以来对农村最好的，如何在这个时代，发挥好党的作用，把老百姓生活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大寨虽然人口不多，但影响面很大，如何在大寨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南风窗》：但是，很多人也怀疑，郭凤莲离开大寨领导岗位后，大寨会不会再一次衰落?
郭凤莲：我的生命是有限的。在这期间，即使我退居二线，也会积极主动地扶持年轻人，责无旁贷。退是正常的，谁没有个七灾七难?到时候再退，把孩子们都闪了。当然我现在身体很好，但不可能老不出毛病。要抓住每一天，培养好年轻人。
上午，在等待了4天之后，记者在大寨宾馆4楼郭凤莲的办公室里采访了她。对于自己不愿提及的事，郭凤莲均一言带过，自己喜欢的话题则滔滔不绝。
在谈话中，郭凤莲的很多话是针对社会上的一些指责有感而发的。她最爱用的一个词汇是“整合”。
“我得办我的事”
《南风窗》：听说你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了，但我从网上看到，8月30日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就结束了。
郭风莲：会议一结束我就回来了，但我得办我的事。我要老是在村里，想给村里办的事就办不成。外面抢注了好多“大寨”品牌，牌子乱了，影响市场，好产品也做不成了。我得亲自过问此事，其他人干不了。咱们通过律师，到国家工商总局去反映。如果是自然村抢注，咱就不管了——也不是只有我们叫“大寨”，光山西省就有5个“大寨”村。
有人不理解，说郭凤莲怎么老是不在家?就是县里的部门，我也得去跑，不能老是打电话叫人家过来，让人家说郭凤莲怎么架子这么大?还有环保、污水治理等，中央、地方都在大检查，我们要主动征求地方环保部门的意见，比如煤矿怎么改造?水泥厂怎么改造?郭凤莲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哩，执行环保政策不能落后。
为什么我要在宾馆办公?外面找我的人太多，参观的、合影的、开会的，我要在村里办公，会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有人说，郭凤莲在前面(指村庄前)一个占一个大办公室。这里原来是个工厂，我给改造成宾馆了。如果没有这个大办公室，比如今天要来十几个人，我往哪儿放他们?要是放在村里，街上放着VCD，吵得很，会也开不成。
另外，快入秋了，气候干燥了，山上的树木、花草也都要整合一下，怎么防止火灾隐患?怎么安排防火隔离带?这些都是大事，不办不行。
(这时，郭风莲给村主任贾春生打电话：“村里白天少进拉煤的车!刚才我看见3辆50吨的拉煤车，把泥土、煤渣都带进来了，路也不能走了，他们运起来什么也不顾了……”)
《南风窗》：很多人都知道有个“大寨核桃露”，来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大寨核桃露”就在大寨，没想到却在阳泉；也是来了之后，才听说大寨有个“经济发展总公司”，请问总公司跟大寨村是什么关系?
郭凤莲：大寨的企业都是合作企业，不是独立的，双方共同投资。核桃露厂原来只用大寨的品牌，现在我们也投资了，占40％股仇人家阳泉那边投资多，当然要控股，咱得尊重事实。煤矿是咱们的，水泥厂也是。煤矿再有5年采空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再整合，毕竟当地人搞运煤、采煤有这个条f‰
总公司跟村里是一个关系。设立总公司是为了对外联系方便。总公司的领导班子跟村两委班子是一套人马。比如我是村支书，也是总公司董事长；村主任是公司副董事长。总公司的人员不多。要那么多人干啥?闲着没事看电脑?
总公司现在有8个企业，有的小企业关掉了，再建新的。有几个企业前途还不错，比如农牧开发公司，搞养殖、沼气、玉米加工。还建了个不起5万头的猪场。
《南风窗》：前一段凤凰卫视关于大寨建普乐寺的报道，听说你看了不太高兴?
郭凤莲：普乐寺是私人投资建的，跟大寨没关系。我没看他的报道，也没什么不高兴的。让他报道吧，不报道人们不知道。
社会上对我们不理解，有些歪曲事实的报道。我当Y43年党员，跟党走了这么多年，对党有什么高兴的?我一个女人，尽我的能力来办事。外面的穷百姓来找我，从来没有空手回去的，大寨能支持的大寨支持他，大寨不能支持的，我个人掏腰包支持他。县里其他地方有人请我一起去跑政策，我也去，尽量利用我的名声。我的名声哪里来的?不是自己挣来的，是党给的，人民给的，现在是不是也要为了人民而付出?有的地方贷款难，我跟他一起去找银行行长。大寨不是山西的大寨，也不是昔阳的大寨，是党中央的大寨、中国政府的大寨、全国人民的大寨，大寨的地位是毛主席给的，人民的事办不好，我没脸去见党中央。
来自社会的不实报道，给我们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从干部到群众都有压力。面对那些歧视性、不公正的评论感到忧虑。社会不应该用浅薄的眼光。—直把大寨故到过去那个时代，让我们总在那个环境中去生活，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不过，我们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也不怕这些议论，大寨人心宽着呢。
“靠那500多亩地，养不活大寨人”
《南风窗》：很多人都在问：究竟大寨现在还有没有大寨精神?
郭风莲：大寨精神还有没有?我认为还有。但是时代变了。我们不可能还是“白天修地，晚上修房”，现在不搞经济建设不行了，靠那500多亩地，是养不活大寨人的，必须走企业化的路子。但我感觉，不管是干集体的还是干个体的，我们每天都在大寨精神的指领下，辛苦工作。
我的光景过得都是兢兢业业的，一个钱当十个花。我在大寨干了50年，—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从来没有不当个光景过过。
大寨是太行山区的一个小村庄，跟江苏华西村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办的那些企业，水泥厂年产10万吨，煤矿年产20万吨，按照宏观调控政策，都快该关闭了，我们也愿意搞关闭。以前大寨建的很多企业，现在早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当时没资源，没资金，只能从小的建起，起步就低。我们到别的地方征地、租地建企业，都需要大笔的资金。国家政策变化很快，今天土地是这个价，明年就是另一个价了。办一次手续得好几年，等到办完已经晚一步了了。
我们不能老吃大锅饭。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的也不能让他穷死。我们对老人有补助，孩子上学免费——1993年，国家还没让免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免了。我还准备把补助金逐步提高：从今年10月1日起，大寨村民想投资搞农业、养殖方面企业的，集体为他承担60％投资。老年养老金的标准也准备翻一番。老人老了，后半生还剩几年呀?我不盼他们走，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几百倍，能多活一年是一年，村里谁要能活到100岁，我们就奖励他10万元。
我们又养老，又养小，责无旁贷。谁家孩子考上大学，村里—定要补助，最低2000元，但上的得是真正的大学。孩子们毕业了，愿意在村里工作的，我尽量给他安排。
最近，我们准备给每户村民订一份《农业科技报》，让大家从报纸上捕捉科技信息，自己创业也行，台作搞创业也行。
大寨经济转轨后，群众靠旅游吃饭的多了，但旅游市场时好时不好，单靠这个发财不现实。我们必须先把大寨建好。大寨建好了，旅游者自然就都来了。
80年代那十来年，大寨破破败败，不能 看，我们经过十多年的整合，老百姓吃的、住的都好了，中央领导人也来了。旧窑洞我们也不愿意多拆，它是一道历史风景线，作为大寨的历史背景，有存在的价值。但现在是新时代，我们要建设新农村。旧房子由集体出钱整合，新房子由集体出50％～60％，个人只出5.5万元，就能住上190平方米的小楼，这样的好事中国哪里找?该集体办的事，我—定会出钱办，但村集体也不能空。老百姓家里要有个金山，集体也要有个金山。
有人说，郭凤莲现在怎么啥都要?我要什么了?我要的是党的政策。党的政策让我们建设新农村，我也得享受这个政策。我掌管这个家不容易。没有哪个当家人不想过好光景，但我不愿意把企业挣的钱—下子花出去，假如再遇上自然灾害怎么办?1996年大寨遭灾，我们发扬1963年遭灾时的精神，把别人的赞助全退回了，自己动手修整土地。
大寨人要不创造，不艰苦奋斗，就生活不下去。大寨精神渗透在大寨每个角落里，闪烁着光芒。宋立英78岁了，她就是不干活了，集体也要养活她。但她摆个卖旅游纪念品的摊子，给游客签字，想办法为家里挣钱，不给家里、村集体增加麻烦。
不能—说大寨人，就一点自己的生活空间也不能有，那也太夸张了。他想今天挣钱，明天休息，有这个自由。你不能一见他休息，就说“大寨人没活干了”。为什么大寨人就不能休息休息?
现在大寨人的生活非常好。家里来了客人，都要炒几个菜，有肉有蛋，以前根本没想到。那个时候，每家吃的饭都是一大碗糠面糊糊，谁能想到几十年后会变化成这样?
抓住每一天，培养好年轻人
《南风窗》：自从1980年你离开大寨后。十几年间，没有一位中央领导到大寨来，但1991年底，你回大寨重新担任村支书后，从1992年～1993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4位副总理(田纪云、朱镕基、邹家华、李岚清)到大寨来过，后来又有其他中央、省、市领导人相继来了，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郭风莲：国家领导^对大寨都很关心、鼓励我们好好做。田纪云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他第一次踏上大寨的土地，给我们题词：“解放思想，拓宽路子，齐心协力奔小康。”他跟村干部座谈的时候说：“凤莲呀，我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是看现在大寨人的思想并没有解放；我让你们拓宽路子，是大寨人还太保守；我让你们齐心协力奔小康，是说你们班子里的人太老了。大寨要办企业，光靠农业富不起来。老的小的都要努力。像梁便良、宋立英这些劳模年纪大了，该让路了，要让年轻人上来。”梁便良、宋立英那时候的岁数，就是我现在的岁数。田纪云说，你们要把大寨搞起来，需要我帮忙的就跟我说，我作为副总理，一定要把大寨扶上马，送一程。田副总理不是说说算了。他帮我们引进外资搞水泥厂，又让他山东老家的沂蒙地区派人帮助我们设计，还亲自参加了水泥厂的开业典礼。
山西的几任省委书记、省长也都很关心大寨。市委、市政府也支持我们。
田纪云走后几个月，朱镕基来了。他是掉着眼泪看大寨的。他看到大寨的梯田是一块、一块垒起来的，他说这是中国农村的万里长城。虎头山原来光秃秃的，我们—棵一棵地把树栽起来，新房也一排、一排建起来了。朱镕基说，你们不容易啊，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花费了多少心血!他说，大寨要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让我们的省长帮助大寨开发旅游，让大家都来学习大寨精神。
现在年轻人说看不到大寨精神了，太让人伤心。如果没有大寨精神，我们在这块地方根本生存不下去。只不过，现在与过去的大寨精神形式不一样，实质还是一样的。如果大寨不搞经济开发，就一步也走不下去了。为什么80年代到90年代初，大寨有十来年没发展?就是因为党的政策是开放的，但大寨没有抓住机遇。1991年底我回来时，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找我谈话，说凤莲呀，你回去—定要吃大苦，—定要继续发扬大寨精神。但我们不能把大寨精神规定为仍然趴在土坡上，面朝黄土背朝天。
《南风窗》：你现在有什么烦恼，或者有什么后顾之比吗?
郭风莲：烦恼?我会有什么烦恼?人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悲喜交加，你说你天天喜什么呀?我今年60周岁，花甲之年了，这几年—直在想办法，怎么让孩子们起来，在我搞的这个基础上，把这面旗帜扛起来?就像陈永贵说的：要想红旗红万代，就得培养下一代。李铁映来大寨，跟我说：凤莲呀，大寨这面红旗—定要举下去，世世代代举下去!
另外，我也考虑：当今党的政策，是有史以来对农村最好的，如何在这个时代，发挥好党的作用，把老百姓生活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大寨虽然人口不多，但影响面很大，如何在大寨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南风窗》：但是，很多人也怀疑，郭凤莲离开大寨领导岗位后，大寨会不会再一次衰落?
郭凤莲：我的生命是有限的。在这期间，即使我退居二线，也会积极主动地扶持年轻人，责无旁贷。退是正常的，谁没有个七灾七难?到时候再退，把孩子们都闪了。当然我现在身体很好，但不可能老不出毛病。要抓住每一天，培养好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