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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电话中，陈红不愿多谈家族往事，“我们都是很普通、过着平常日子的人。”
陈红，原名陈祯荣，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生物学教授，她父亲陈鹤年是陈独秀的幼子。
“家族里的人吃过很多苦，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她颇为动容。
缺失的父爱
陈独秀自幼丧父，由脾气暴躁的祖父抚养长大，从不知父爱为何物。待到几个子女出生，他又长年在外留学、闹革命，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到家后又忙着和友人联络，父子之间非常陌生。
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相爱，私奔结合。这对原配高晓岚伤害很深。子女们“即受母氏先入之言，对父颇少感情”。母亲的不幸，直接影响了陈延年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长大后他埋头于工作，不愿恋爱，不想结婚。
陈延年和陈乔年初到上海时，和父亲一家住在一起，但是很快两人就搬出来住了。
陈独秀的教育理念非常新奇：兄弟俩晚上睡在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外出工作，以饼为食，喝自来水，冬着单衣，夏日无被，“颜色憔枯，人多惜之”。
高君曼怕人说闲话，加之对姐姐心存愧疚，想让两个孩子到家中食宿。她找潘赞化哭诉，央他向陈独秀说情。陈独秀的回答是：“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良，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也。”
兄弟俩后来考上震旦大学法语系，勤工俭学，度过艰难时日。因为父子间长期疏离，陈独秀对兄弟俩思想上几乎没有影响。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并成为吴稚晖的门徒。
兄弟俩当时想赴法勤工俭学，没有保证金。吴稚晖不但给他们提供了保证金，还帮助解决了船票。陈氏兄弟赴法前，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潘赞化在街上遇到陈延年，说起他父亲被捕一事。潘赞化问陈延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言外之意，陈独秀的脑袋可能随时不保。
让潘赞化非常震惊的是，陈延年的回答是：“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嘛，当然可惜。”神情非常淡漠，好像谈论的是一个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
兄弟俩在法国时，陈独秀曾托陈公培带给他们一封信，劝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陈延年看完信后对陈公培说：“独秀这个人，你别理他。”陈公培非常惊诧，他没想到陈独秀在国内振臂一呼、地动山摇，他儿子却直呼其名，言谈间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
然而，陈氏兄弟最后还是转向马克思主义。在留法学生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团结争取下，他们抛弃无政府主义，与吴稚晖分道扬镳。
“ 一门三中委”
1924年秋到1925春，因国共合作需要，陈氏兄弟陆续回国。陈延年到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被派往广东工作，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则被派往北京，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和李大钊、赵世炎一起工作。
据长期跟随陈独秀的郑超麟回忆，有一次他陪陈延年去见总书记。原以为相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感人，但爷俩见了面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开始谈工作。
1927年春，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3人，创造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次当选总书记，父子3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上海的中共组织遭严重破坏。陈延年受命重建党组织。因一名交通员被捕叛变，不久，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
叛变的交通员并不认识陈延年。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写信，请他想办法营救。汪孟邹认出了陈延年的字迹，立刻去找胡适帮忙。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谁知，胡适的“好心”反而坏了大事。吴稚晖得知陈延年被捕，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说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竭力催促杨虎立即将其杀害。
7月4日，陈延年被押往上海龙华刑场，因为不肯下跪，被强按在地上，乱刀砍死。
次年，陈乔年和其他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因为他没暴露真实身份，党组织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一同入狱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周之楚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
不料，周之楚的父亲也四处托人营救他。陈乔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他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他而费心，不必再为他花钱。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畔被枪杀，年仅26岁。陈乔年结过婚，有一女，至今下落不明。
1936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南京监狱，陈独秀托人买酒打菜，对狱友说：我平生不喝酒，今天要好好喝上一杯。当把第二杯酒洒在地上，祭给两个儿子，喊着“延年，乔年”时，他不禁失声痛哭。
安庆仅存的血脉
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时，陈松年17岁。他和姐姐陈玉莹到上海处理后事。国民党当局既不让他们收尸，也不允许他们看大哥最后一眼。姐弟二人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痛哭了一场。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害。松年和姐姐再赴上海处理后事。国民政府仍然不让收尸。兄妹二人亲眼目睹了乔年倒在血泊中的惨状，悲痛过度的玉莹，随即因血崩住进上海的医院，不久也随二哥去了，死时年仅28岁。
日本侵略者占领安庆时，陈家财物几乎被洗劫一空。
1947年，陈松年依照父亲遗嘱，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归乡途中，他担心“陈独秀”三字会带来麻烦，在棺木上写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没有立碑。这使陈独秀的墓得以躲过“文革”浩劫。
解放后，陈松年在窑场当工人，全家隐忍度日。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领导登舰陪同。谈话间，毛泽东忽然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得知陈独秀还有一个儿子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他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政府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给家属颁发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生活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陈松年性格温润隐忍，与世无争，没有像父兄一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他的一家是陈独秀在安庆仅存的血脉。
陈松年育有三女一子，在家族中，女儿陈长璞是为陈独秀研究和历史问题解决付出最多的一个。早在“文革”末期，她就不顾父亲警告，偷偷收集各种关于祖父的资料。在她和家人近三十年的执着下，杂草丛中的土坟包终于扩建为一个占地1.37平方公里的“独秀园”，陈独秀纪念馆也终于落成。
墓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历史在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
沉重的遗产
高君曼和陈独秀分手后，带着孩子居住在南京，因为身弱多疾，加之经济窘迫，境遇凄苦。她育有一子一女：陈红的父亲陈鹤年，以及陈子美。
陈独秀入狱时，陈鹤年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政法系就读，并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他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后勤工作。但由于父亲是陈独秀等各种复杂原因，陈鹤年后远避香港，更名陈哲民，在报界工作过，一直低调度日，2000年在香港去世。
陈红同胞姐弟共4人，因为祖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内的多顶“帽子”，加之父亲又在香港，他们的命运都很曲折。
大女儿陈祯祥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二女儿陈红在汇报思想时，因为说了句对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三女儿祯庆到商店买毛主席像章，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成了“反革命”；小儿子祯祺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
陈红的姑姑陈子美的命运更为坎坷。“文革”期间，陈子美被打成“牛鬼蛇神”。1970年，她带着孩子，身系5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偷渡到香港。到香港后，她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来不及见弟弟鹤年，又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2008年4月，她在纽约寂寞离世。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陈红说，“我们的故事不重要。”
她更在意祖父的思想遗产：“他当年高举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他自己又吃过斯大林的很多苦。所以，他对政治的思考和分析也更深入了。他当初说的，很多都变成了现实。”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37期
陈红，原名陈祯荣，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生物学教授，她父亲陈鹤年是陈独秀的幼子。
“家族里的人吃过很多苦，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她颇为动容。
缺失的父爱
陈独秀自幼丧父，由脾气暴躁的祖父抚养长大，从不知父爱为何物。待到几个子女出生，他又长年在外留学、闹革命，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到家后又忙着和友人联络，父子之间非常陌生。
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相爱，私奔结合。这对原配高晓岚伤害很深。子女们“即受母氏先入之言，对父颇少感情”。母亲的不幸，直接影响了陈延年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长大后他埋头于工作，不愿恋爱，不想结婚。
陈延年和陈乔年初到上海时，和父亲一家住在一起，但是很快两人就搬出来住了。
陈独秀的教育理念非常新奇：兄弟俩晚上睡在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外出工作，以饼为食，喝自来水，冬着单衣，夏日无被，“颜色憔枯，人多惜之”。
高君曼怕人说闲话，加之对姐姐心存愧疚，想让两个孩子到家中食宿。她找潘赞化哭诉，央他向陈独秀说情。陈独秀的回答是：“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良，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也。”
兄弟俩后来考上震旦大学法语系，勤工俭学，度过艰难时日。因为父子间长期疏离，陈独秀对兄弟俩思想上几乎没有影响。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并成为吴稚晖的门徒。
兄弟俩当时想赴法勤工俭学，没有保证金。吴稚晖不但给他们提供了保证金，还帮助解决了船票。陈氏兄弟赴法前，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潘赞化在街上遇到陈延年，说起他父亲被捕一事。潘赞化问陈延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言外之意，陈独秀的脑袋可能随时不保。
让潘赞化非常震惊的是，陈延年的回答是：“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嘛，当然可惜。”神情非常淡漠，好像谈论的是一个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
兄弟俩在法国时，陈独秀曾托陈公培带给他们一封信，劝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陈延年看完信后对陈公培说：“独秀这个人，你别理他。”陈公培非常惊诧，他没想到陈独秀在国内振臂一呼、地动山摇，他儿子却直呼其名，言谈间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
然而，陈氏兄弟最后还是转向马克思主义。在留法学生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团结争取下，他们抛弃无政府主义，与吴稚晖分道扬镳。
“ 一门三中委”
1924年秋到1925春，因国共合作需要，陈氏兄弟陆续回国。陈延年到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被派往广东工作，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则被派往北京，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和李大钊、赵世炎一起工作。
据长期跟随陈独秀的郑超麟回忆，有一次他陪陈延年去见总书记。原以为相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感人，但爷俩见了面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开始谈工作。
1927年春，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3人，创造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次当选总书记，父子3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上海的中共组织遭严重破坏。陈延年受命重建党组织。因一名交通员被捕叛变，不久，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
叛变的交通员并不认识陈延年。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写信，请他想办法营救。汪孟邹认出了陈延年的字迹，立刻去找胡适帮忙。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谁知，胡适的“好心”反而坏了大事。吴稚晖得知陈延年被捕，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说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竭力催促杨虎立即将其杀害。
7月4日，陈延年被押往上海龙华刑场，因为不肯下跪，被强按在地上，乱刀砍死。
次年，陈乔年和其他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因为他没暴露真实身份，党组织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一同入狱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周之楚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
不料，周之楚的父亲也四处托人营救他。陈乔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他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他而费心，不必再为他花钱。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畔被枪杀，年仅26岁。陈乔年结过婚，有一女，至今下落不明。
1936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南京监狱，陈独秀托人买酒打菜，对狱友说：我平生不喝酒，今天要好好喝上一杯。当把第二杯酒洒在地上，祭给两个儿子，喊着“延年，乔年”时，他不禁失声痛哭。
安庆仅存的血脉
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时，陈松年17岁。他和姐姐陈玉莹到上海处理后事。国民党当局既不让他们收尸，也不允许他们看大哥最后一眼。姐弟二人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痛哭了一场。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害。松年和姐姐再赴上海处理后事。国民政府仍然不让收尸。兄妹二人亲眼目睹了乔年倒在血泊中的惨状，悲痛过度的玉莹，随即因血崩住进上海的医院，不久也随二哥去了，死时年仅28岁。
日本侵略者占领安庆时，陈家财物几乎被洗劫一空。
1947年，陈松年依照父亲遗嘱，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归乡途中，他担心“陈独秀”三字会带来麻烦，在棺木上写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没有立碑。这使陈独秀的墓得以躲过“文革”浩劫。
解放后，陈松年在窑场当工人，全家隐忍度日。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领导登舰陪同。谈话间，毛泽东忽然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得知陈独秀还有一个儿子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他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政府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给家属颁发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生活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陈松年性格温润隐忍，与世无争，没有像父兄一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他的一家是陈独秀在安庆仅存的血脉。
陈松年育有三女一子，在家族中，女儿陈长璞是为陈独秀研究和历史问题解决付出最多的一个。早在“文革”末期，她就不顾父亲警告，偷偷收集各种关于祖父的资料。在她和家人近三十年的执着下，杂草丛中的土坟包终于扩建为一个占地1.37平方公里的“独秀园”，陈独秀纪念馆也终于落成。
墓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历史在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
沉重的遗产
高君曼和陈独秀分手后，带着孩子居住在南京，因为身弱多疾，加之经济窘迫，境遇凄苦。她育有一子一女：陈红的父亲陈鹤年，以及陈子美。
陈独秀入狱时，陈鹤年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政法系就读，并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他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后勤工作。但由于父亲是陈独秀等各种复杂原因，陈鹤年后远避香港，更名陈哲民，在报界工作过，一直低调度日，2000年在香港去世。
陈红同胞姐弟共4人，因为祖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内的多顶“帽子”，加之父亲又在香港，他们的命运都很曲折。
大女儿陈祯祥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二女儿陈红在汇报思想时，因为说了句对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三女儿祯庆到商店买毛主席像章，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成了“反革命”；小儿子祯祺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
陈红的姑姑陈子美的命运更为坎坷。“文革”期间，陈子美被打成“牛鬼蛇神”。1970年，她带着孩子，身系5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偷渡到香港。到香港后，她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来不及见弟弟鹤年，又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2008年4月，她在纽约寂寞离世。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陈红说，“我们的故事不重要。”
她更在意祖父的思想遗产：“他当年高举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他自己又吃过斯大林的很多苦。所以，他对政治的思考和分析也更深入了。他当初说的，很多都变成了现实。”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