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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上的文化大安：百年宅背后的家族精神谱系
在我国名胜古迹中有许多建筑，如寺庙、佛塔、亭台等经历多次强烈地震而巍然挺立、完好无损的不在少数。古代建筑历经千年风雨依旧能屹立如初更和文化态度有关。古代房子有“府邸”“陋舍”“广厦”各种称呼，但无论怎么称呼房屋，“广厦千万间，居庇天下”和“室铭”是一种文化理想、一种精神归宿。
据《谈宾录》中记载，建设汾阳王府过程中，一天郭子仪闲来无事，拄着拐杖到现场视察，要求工匠把房子造得更牢固一些。一位年老的工匠对他说：“请王爷放心，我家祖孙三代都是做泥水匠的，在长安不知盖了多少府邸，可是只见过房屋换主人，还未见过哪栋房屋倒塌了的。”郭子仪听了这番话，若有所悟，从此再也不去工地溜达了。
如果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的话，那么，从入仕为官到归隐田园的家族精神变迁，位于“胶东屋脊”栖霞市境内的牟氏庄园曾写就了一部以庄园为主要场景的家族史。
始建于清雍正年间，至1935年基本建成，牟氏庄园之所以惊人，主要在于其建筑的精致和怪异风格，而浩大的规模倒成了其次。
牟氏庄园在建筑上的奇迹数不胜数，不得不提的就是“三大怪”：一怪“穿堂门儿一线开”——每个大院的客厅、堂屋都有前后门，而且全在一条线上；二怪“炕洞设在寝室外”——这样一来可以保持室内清洁，二是仆人加燃料时不影响屋内主人的休息，三则可以防止室内火灾，可谓一举数得；三怪“烟囱立在山墙外”——纵观中国南北建筑，烟囱大都立于屋脊或檐坡上，但牟家总计近百个烟囱，却都用精致的石条托起，高高地从外墙伸出，且全以小方砖砌成，如同小小楼阁，让人称奇。
精致而实用的细节，使牟氏庄园成为一座反映中国民间建筑艺术南北结合的“百科全书”。
科举制度造就了牟氏家族的兴盛，但庄园的扩大却是缘于牟家后人“只读书不做官”的思想。栖于田园，偏又家大业大，牟氏家族在栖霞的几百年兴衰完全称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大宅门》故事。
类似的老屋深宅成为已逝岁月仅存的佐证，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沧桑和文化浩劫，它们曾经的辉煌总会为后人留下一些永远难以磨灭的印痕。那些非同寻常的庄园大院，不仅演绎着各家的悲欢世界，也被赋予很多历史承载。
从正统的四合院平房到干涩现实的筒子楼
房子，不仅承载着我们个人的成长记忆，也镌刻着国家社会的沧桑巨变。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房屋需要“正”，在汉族的建筑史中，最“正宗”的派系，还当属四合院。中国传统的住宅形式多为院落布局，四合院按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住房对称，正房朝南，东西两侧是厢房，另有耳房和小院。院中铺地砖，两旁可种树木花草，形成一个舒适宁静的居住环境。
学者于丹的童年便是在府右街四合院度过的，她回忆，这个四合院“保护了我童年所有的记忆”——院外在批封资修，院内姥姥和爸爸在讲英语，舅舅教她背大段《滕王阁序》；院外在唱样板戏，院内听着《牡丹亭》；院外是粗糙荒乱的时代，院内却可体味黛玉葬花的心情。
如今，四合院已经成为“稀罕品”，价格高昂。
1958年大跃进到来，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住房困难成为突出问题。在这一时期，人们采取降低造价，减少钢材水泥的用量，形成了一批简易楼、竹筋楼、筒子楼等具有时代特征的住宅类型。曾有无数人在这样的筒子楼里结婚生子。上班面对面的同事，下班门对门的邻居，一到吃饭时间楼道里就油盐飞溅、人声鼎沸。这样的场景和生活方式也许都成了一代人永远的记忆。
当时城镇居民解决住房停留在等、靠、要，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直到真正的房交会1986年悄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80年代中期，城市里许多人住进了单元房，相当于西方的公寓（APART-MENT），是指设施相对完备，自成体系的独立房子。单元楼对住户的生活隐私保护较好，但也有人称这种户型不鼓励邻里交往，因而促进了城市社区人际关系的冷漠。
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宣告终结，房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住宅不再仅仅是为居民遮挡风雨的头上片瓦，而成为大宗消费品。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从高层住宅区、复式楼、花园小区到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大平层，开发商新建的住宅，都追求“高端大气上档次”，连名字也透着国际范儿。
于丹说：“从四合院到今天，我越来越不关注房子，越来越重视房子里的生命和生命的关联，越来越注重亲人和亲人的感受。房子是承载生命的，生命让房子变成了家。”
缺失与复兴：老房子的价值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在意识到，自己在创造了一个繁荣的商业世界的同时，却毁掉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当下，中国房子的平均寿命仅30年。房子寿命短，就要不断地拆旧房建新房，而建房子用的钢筋、水泥、陶瓷、玻璃、塑料等建筑材料的生产都属于高耗能、重污染产业，建100平方米的住房消耗的能源相当于25吨煤炭，同时排放61吨二氧化碳，产生6吨建筑垃圾。房子寿命越短，资源消耗越多，污染排放越严重。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可现在，外国游客来中国，感受不到文明古国的迹象。在他们的印象里，在北京应该能看到《骆驼祥子》《茶馆》里的城市建筑风貌。
如果去欧洲就会发现，任何一个国家似乎都比我们更古老。天津的五大道和意大利风情区那样的景色，在欧洲是再普通不过的了，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比比皆是。
不少国家有保护老房子的法规和政策。例如，美国政府鼓励居民保留老房子，对其给予10%的房地产税减税优惠。英国政府为居民老宅的修缮负担75%的费用，德国政府亦然。日本政府对住在老房子里的居民给予多种补贴，鼓励居民留在他们的祖居当中。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克梅写道：“人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庞和城市的面貌。”老房子不但传承着历史，传承着文化，也传承着人对故乡的亲情。
历史不只是时间概念，也是空间概念。一座城市，一个村庄，都有古老的传说和历史故事，但这都是时间维度上的抽象的历史。老房子则不同，它属于空间上的具体的历史，当你看到老房子，便仿佛穿越了历史，看到历史真实的面孔，聆听历史亲口诉说，嗅到历史的味道。
这就是老房子的价值。
在我国名胜古迹中有许多建筑，如寺庙、佛塔、亭台等经历多次强烈地震而巍然挺立、完好无损的不在少数。古代建筑历经千年风雨依旧能屹立如初更和文化态度有关。古代房子有“府邸”“陋舍”“广厦”各种称呼，但无论怎么称呼房屋，“广厦千万间，居庇天下”和“室铭”是一种文化理想、一种精神归宿。
据《谈宾录》中记载，建设汾阳王府过程中，一天郭子仪闲来无事，拄着拐杖到现场视察，要求工匠把房子造得更牢固一些。一位年老的工匠对他说：“请王爷放心，我家祖孙三代都是做泥水匠的，在长安不知盖了多少府邸，可是只见过房屋换主人，还未见过哪栋房屋倒塌了的。”郭子仪听了这番话，若有所悟，从此再也不去工地溜达了。
如果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的话，那么，从入仕为官到归隐田园的家族精神变迁，位于“胶东屋脊”栖霞市境内的牟氏庄园曾写就了一部以庄园为主要场景的家族史。
始建于清雍正年间，至1935年基本建成，牟氏庄园之所以惊人，主要在于其建筑的精致和怪异风格，而浩大的规模倒成了其次。
牟氏庄园在建筑上的奇迹数不胜数，不得不提的就是“三大怪”：一怪“穿堂门儿一线开”——每个大院的客厅、堂屋都有前后门，而且全在一条线上；二怪“炕洞设在寝室外”——这样一来可以保持室内清洁，二是仆人加燃料时不影响屋内主人的休息，三则可以防止室内火灾，可谓一举数得；三怪“烟囱立在山墙外”——纵观中国南北建筑，烟囱大都立于屋脊或檐坡上，但牟家总计近百个烟囱，却都用精致的石条托起，高高地从外墙伸出，且全以小方砖砌成，如同小小楼阁，让人称奇。
精致而实用的细节，使牟氏庄园成为一座反映中国民间建筑艺术南北结合的“百科全书”。
科举制度造就了牟氏家族的兴盛，但庄园的扩大却是缘于牟家后人“只读书不做官”的思想。栖于田园，偏又家大业大，牟氏家族在栖霞的几百年兴衰完全称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大宅门》故事。
类似的老屋深宅成为已逝岁月仅存的佐证，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沧桑和文化浩劫，它们曾经的辉煌总会为后人留下一些永远难以磨灭的印痕。那些非同寻常的庄园大院，不仅演绎着各家的悲欢世界，也被赋予很多历史承载。
从正统的四合院平房到干涩现实的筒子楼
房子，不仅承载着我们个人的成长记忆，也镌刻着国家社会的沧桑巨变。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房屋需要“正”，在汉族的建筑史中，最“正宗”的派系，还当属四合院。中国传统的住宅形式多为院落布局，四合院按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住房对称，正房朝南，东西两侧是厢房，另有耳房和小院。院中铺地砖，两旁可种树木花草，形成一个舒适宁静的居住环境。
学者于丹的童年便是在府右街四合院度过的，她回忆，这个四合院“保护了我童年所有的记忆”——院外在批封资修，院内姥姥和爸爸在讲英语，舅舅教她背大段《滕王阁序》；院外在唱样板戏，院内听着《牡丹亭》；院外是粗糙荒乱的时代，院内却可体味黛玉葬花的心情。
如今，四合院已经成为“稀罕品”，价格高昂。
1958年大跃进到来，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住房困难成为突出问题。在这一时期，人们采取降低造价，减少钢材水泥的用量，形成了一批简易楼、竹筋楼、筒子楼等具有时代特征的住宅类型。曾有无数人在这样的筒子楼里结婚生子。上班面对面的同事，下班门对门的邻居，一到吃饭时间楼道里就油盐飞溅、人声鼎沸。这样的场景和生活方式也许都成了一代人永远的记忆。
当时城镇居民解决住房停留在等、靠、要，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直到真正的房交会1986年悄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80年代中期，城市里许多人住进了单元房，相当于西方的公寓（APART-MENT），是指设施相对完备，自成体系的独立房子。单元楼对住户的生活隐私保护较好，但也有人称这种户型不鼓励邻里交往，因而促进了城市社区人际关系的冷漠。
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宣告终结，房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住宅不再仅仅是为居民遮挡风雨的头上片瓦，而成为大宗消费品。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从高层住宅区、复式楼、花园小区到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大平层，开发商新建的住宅，都追求“高端大气上档次”，连名字也透着国际范儿。
于丹说：“从四合院到今天，我越来越不关注房子，越来越重视房子里的生命和生命的关联，越来越注重亲人和亲人的感受。房子是承载生命的，生命让房子变成了家。”
缺失与复兴：老房子的价值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在意识到，自己在创造了一个繁荣的商业世界的同时，却毁掉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当下，中国房子的平均寿命仅30年。房子寿命短，就要不断地拆旧房建新房，而建房子用的钢筋、水泥、陶瓷、玻璃、塑料等建筑材料的生产都属于高耗能、重污染产业，建100平方米的住房消耗的能源相当于25吨煤炭，同时排放61吨二氧化碳，产生6吨建筑垃圾。房子寿命越短，资源消耗越多，污染排放越严重。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可现在，外国游客来中国，感受不到文明古国的迹象。在他们的印象里，在北京应该能看到《骆驼祥子》《茶馆》里的城市建筑风貌。
如果去欧洲就会发现，任何一个国家似乎都比我们更古老。天津的五大道和意大利风情区那样的景色，在欧洲是再普通不过的了，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比比皆是。
不少国家有保护老房子的法规和政策。例如，美国政府鼓励居民保留老房子，对其给予10%的房地产税减税优惠。英国政府为居民老宅的修缮负担75%的费用，德国政府亦然。日本政府对住在老房子里的居民给予多种补贴，鼓励居民留在他们的祖居当中。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克梅写道：“人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庞和城市的面貌。”老房子不但传承着历史，传承着文化，也传承着人对故乡的亲情。
历史不只是时间概念，也是空间概念。一座城市，一个村庄，都有古老的传说和历史故事，但这都是时间维度上的抽象的历史。老房子则不同，它属于空间上的具体的历史，当你看到老房子，便仿佛穿越了历史，看到历史真实的面孔，聆听历史亲口诉说，嗅到历史的味道。
这就是老房子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