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两年了,他曾以一本《丑陋的中国人》震惊海内外。实际上,在100多年来的对外开放和社会转型中,言说国人丑陋的并非柏杨先生一人,他属于集大成者之一。关于某些国民性问题,中外学者都多少有与柏杨先生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其中洋人中的“中国通”们关于中国人丑陋的观感值得我们深思。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1907—1991)认为,千年皇权专制体制导致的官僚主义流弊甚深。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官本位意识、等级观念以及顺民意识,自私保守,习惯人治,迷信天命,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思维,而且手脑分家,散漫,缺乏公民意识。费正清指出,2000多年来,孔孟之道主导地位造成的思想惯性根深蒂固,因此,中国人热衷于琢磨人,不善于琢磨事,治学一直以研究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思维定势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1813—1860)认为,中国人表面上傲慢自大,实际上处世谨小慎微,为人胆小怕事,遇事软弱无力。另外,中国人(小市民)很“商业性”,富于心计,聪明伶俐,投机钻营,功利,圆滑,狡诈。小商贩的商业欺诈比较普遍,但大商号比较讲信用。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1859—1962)认为,中国人的“无为”容易变为消极地服从,保守容易变为习故安常,变为恐惧及不喜变化。最严重的问题是,不知个人权利为何物,蔑视个人权利。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1845—1932)认为,中国人粉饰虚伪,假意殷勤,遇事投机,奴颜婢膝,顺而不从,不求正确,有私无公,无恻隐之心,言而无信,尔虞我诈,死爱面子活受罪;中国人耐性好但麻木,知足但保守,顽固坚持过去的风俗习惯,喜欢走老路,感觉按老规矩做事保险。
　　德国地理学家、近代早期中国地学研究专家李希霍芬(1833—1905)认为,中国人老奸巨猾,利欲之念是中国人的普遍属性,讨论钱财、算计“买卖”是他们生活的最大乐趣。中国人对外国人既有好奇心,又存在極大的偏见。中国读书人爱面子,不务实,知足但墨守成规,重视家庭和祖先,但漠视公共事务。
　　20世纪初,来中国考察的法国军医勒津德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中国人创造能力薄弱,反应迟钝,缺乏先见之明,感觉迟钝麻木,注意力分散,缺乏肉体活动力,忽视推理能力,缺乏进取精神和科学好奇心,自负,利己,无情,报复心强,缺少抱负,迷信,无信仰,食言且伪瞒,言不由衷,顺从且没有主体意识。
　　日本学者大谷孝太郎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矛盾性有深刻认识,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人妄自尊大且脆弱,亲切(对熟人)又残忍(对陌生人),易轻信却多疑,日常节俭遇事却铺张浪费,孤独却喜欢群居,拉帮结派却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利欲强且好面子,在苦恼中残喘却对之微笑,常识的、实际的想法与理想的、想像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老外说的虽有中西方文化视角差异、信息量和个人认识的局限,但我们回头看,基本符合历史事实,至少说准了某些方面的特征。特别是假、大、空、多疑、嫉妒、势利、狭隘、守旧、内耗等,我们都曾切身感受其苦。虽然说历史在进步,国人也在社会发展中纠正着某些国民性格中的缺陷,但是,回看这些批评,依然使人警觉。自我批评使人进步,国人当自省,树立“礼仪之邦”之形象。
　　(摘自《西安晚报》2009年10月19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