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中国红十字会，2012年底有一则新闻被大家当作笑话来阅读：在“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2012排行榜”上，它获得满分，和另外16家基金会并列第一名。新浪网针对这一结果发起网络调查，高达95%的网民对红会的排名表示质疑。
后来，中国红十字会回应称，尽管在排名中得了满分，但这个满分只能说是“一个及格分”。为了应对“郭美美事件”以来的形象危机，中国红十字会刚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目的是机制化解决社会监督问题，推动透明慈善，挽回公信力。
事实证明，社会监督有多重要。与拿到“及格分”几乎同时，成都红十字会募捐箱善款发霉事件再给人们心中添堵。社会监督监督委员会出动，目前得到的结论是，调查结果与成都红十字会的自我辩解有出入。
此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刚刚制造了荒唐“笔误”，重挫公众对中国公益基金会的信任。有人检举，在2011年的账目上，一项“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为48.4亿元，远远高于当年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8000多万元。该基金会回应称，工作人员错将账目中一项本应为4.75亿元的金额，写成了47.5亿元，“多输入了一个零”。
一本糊涂账揭露了这家基金会形容虚设的财务监管体系。中国公众还要被忽悠到什么时候？“郭美美事件”还不足让公益基金会们警醒吗？
不改不行
旁的不说，我们看到，作为“郭美美事件”的受害者，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启动改革。改革者们拿出的改革策略是，“老树结新枝”，就像当初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路数。
“新枝”就是社会监督委员会。由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出任主任，委员有白岩松、王振耀、杨团、俞可平、袁岳、邓国胜等16位社会知名人士。这份名单显示了一些“组委逻辑”：包含精英、专业、多元、影响力等要素。于是有人质疑，是否过于强调“名人效应”？中国红十字会的回答是，选择这些成员主要是“侧重专业性和影响力”。
有人注意到，中国红十字会用的是“选择”这个词，而不是“选拔”，这才是本届社会监督委员会留有遗憾之处。选一堆名人来当监委，效用如何，仍需观察。不过，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创新研究院发起人、壹基金发起理事、前执行主席周惟彦对《新民周刊》表示：“我个人不太建议用名人，名人效应虽然好，可以用名人去给做广告去做推广。但监督这件事，首先要懂，不然他发现不了问题，另外得有时间，愿意为红十字会贡献时间。”
在周惟彦看来，红十字会在选人的时候应该先公布一个标准，怎么选，标准是什么，谁来选，然后如何一步一步选到符合这个标准的人，“现在我看到很多的慈善机构，理事会里都是名流，到最后很多事情都落不了地，或者执行的时候容易走偏，徒有虚名。”周惟彦与红十字会有几年的合作经验，算是比较了解这家“百年老店”，乐见它迈出改革的步伐。
迟福林对记者说，红十字会的转型改革是中共十八大后推进社会组织改革的重要信号。周惟彦认为，大家对公信力和透明度要求非常高，其实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必须要改，红十字会早和晚一定要走出这一步，“民政部在做很多的尝试和探索，包括组织结构、透明度，鼓励更多‘民非’的出现，用了很大的力度。民政部做出这些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大幅度调整的姿态，挺好。”
从红十字会的角度看，它希望监委会是一个可信任的、有公信力的、紧密合作的“第三方机构”。为了保证监委会的公信力，红十字会没有派人兼任主任或秘书长。
周惟彦提醒公众注意，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官方色彩很浓的组织，它寻求突变的这个精神是很可嘉的，是很好的一个信号。当然，要把这个突变落到实处，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
迟福林亦直陈，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组织存在很多问题：官办行政化色彩太突出，很难反映社会公众利益；公信力不够，透明度不高，社会对其缺乏广泛了解。“如不能代表公众利益，就会失去自身活力，红十字会监委会成立目的之一，就是联系社会各个方面，更进一步参与社会事业。”
迟福林提出了社会组织代表公众利益的核心观点，并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方向是“去行政化，实现社会性的回归”。迟福林认为，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性组织需要具备三要素——运行机制社会化，而非行政化和官僚化；广泛的社会参与平台；运作坚持公开性和独立性。
中国红十字会往哪里改，这三要素就是答案，但知易行难，一个百年老店的转型、革新需有耐心和韧劲。
去行政化
环顾华人地区的红十字会，台湾红十字会的转型可以为中国大陆红十字会的改革提供参照。
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台湾红十字会属于官办性质，这段时期的会务与工作表现相对停滞。转折点出现在1976年，总会理事会改组，新任理事大幅增加了工商企业、医学界、妇女界的民间领导人，由官办转向“社会共同举办”，随后各分、支会完成改选、改组、立案、推派代表等事项。1992年，顺势举办了首次全台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任理事，迈向民主化之路。如今在台湾，红十字会虽然不是最大的慈善团体，但公信力和影响力均首屈一指。
摩纳哥红十字会的蝶变亦值得中国学习。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1958年，摩纳哥王妃、美国好莱坞明星格雷丝·凯利被任命担任摩纳哥红十字会主席，她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福利上，关心老年人和穷人，为他们修建住宅，还为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四处筹款，参加重大的国际互助活动，大大地改善了摩纳哥王室在世人面前的形象，也为摩纳哥的发展赢得了机会。
我们很好奇，格雷丝·凯利也代表官方背景，为什么她领导的摩纳哥红十字会能够获得如此成功？周惟彦的答案是，关键要看摩纳哥红十字会组织系统怎样去运作，它不是一个官僚化的机构，而是类似公司的高效运作组织，再加上摩纳哥王妃的强大力量，她用政府的力量结合非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这样发力，成功是必然的。“今天中国政府，如果跟民间机构能够合力，举国上下协作，肯定也能提高整个中国的国际形象。”周惟彦如是说。
当前中国红十字会的问题，要害在于过于官僚化，导致运作低效，缺乏透明度。“中国红十字会的流程过于复杂，做一个事情要请示领导，感觉是一个衙门，不像是一个公益机构，这是最大的一个感触。”周惟彦感慨，相比而言，她接触其他国家的红十字会，都是比较国际化的基金会管理流程，“内部的分工很明确，做决策也非常清楚，整体感觉像公司化的管理。”
在周惟彦看来，中国红十字会危机不断，就危在“体制落后”4个字上。
“什么叫非政府組织，就是不能按照政府体制来运作。非政府机构，公益慈善机构它一定是补充政府职能的，如果你在政府的系统里面你怎么补充？”周惟彦反问。
中国红十字，就是一个不尴不尬的角色。“红十字会的运行应该社会化，不能太依靠政府机制，体制上的问题不解决，别的都很难真正突破。就像当初国营机构改制，改制的结果是市场一片繁荣，民间组织也是一样，社会化运作是第一要突破的，只有这个突破了别的才有可能。中国民间机构实际上都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之下，社会化运作之后，政府监管依然存在。”
不过，对于红十字会改革，也不能太心急，改革需要一个过程。
让中国红十字会由官办转向“社会共同举办”，时机也许还没有到，但周惟彦认为，它的运作机制，应该可以做到“公司化”：“我们都晓得政府的效率其实很低，全世界都一样，不光是中国。非营利性机构要想成为一支很有活力的力量，如果它的运作依然像政府流程一样复杂，那就很可惜了。”
后来，中国红十字会回应称，尽管在排名中得了满分，但这个满分只能说是“一个及格分”。为了应对“郭美美事件”以来的形象危机，中国红十字会刚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目的是机制化解决社会监督问题，推动透明慈善，挽回公信力。
事实证明，社会监督有多重要。与拿到“及格分”几乎同时，成都红十字会募捐箱善款发霉事件再给人们心中添堵。社会监督监督委员会出动，目前得到的结论是，调查结果与成都红十字会的自我辩解有出入。
此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刚刚制造了荒唐“笔误”，重挫公众对中国公益基金会的信任。有人检举，在2011年的账目上，一项“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为48.4亿元，远远高于当年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8000多万元。该基金会回应称，工作人员错将账目中一项本应为4.75亿元的金额，写成了47.5亿元，“多输入了一个零”。
一本糊涂账揭露了这家基金会形容虚设的财务监管体系。中国公众还要被忽悠到什么时候？“郭美美事件”还不足让公益基金会们警醒吗？
不改不行
旁的不说，我们看到，作为“郭美美事件”的受害者，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启动改革。改革者们拿出的改革策略是，“老树结新枝”，就像当初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路数。
“新枝”就是社会监督委员会。由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出任主任，委员有白岩松、王振耀、杨团、俞可平、袁岳、邓国胜等16位社会知名人士。这份名单显示了一些“组委逻辑”：包含精英、专业、多元、影响力等要素。于是有人质疑，是否过于强调“名人效应”？中国红十字会的回答是，选择这些成员主要是“侧重专业性和影响力”。
有人注意到，中国红十字会用的是“选择”这个词，而不是“选拔”，这才是本届社会监督委员会留有遗憾之处。选一堆名人来当监委，效用如何，仍需观察。不过，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创新研究院发起人、壹基金发起理事、前执行主席周惟彦对《新民周刊》表示：“我个人不太建议用名人，名人效应虽然好，可以用名人去给做广告去做推广。但监督这件事，首先要懂，不然他发现不了问题，另外得有时间，愿意为红十字会贡献时间。”
在周惟彦看来，红十字会在选人的时候应该先公布一个标准，怎么选，标准是什么，谁来选，然后如何一步一步选到符合这个标准的人，“现在我看到很多的慈善机构，理事会里都是名流，到最后很多事情都落不了地，或者执行的时候容易走偏，徒有虚名。”周惟彦与红十字会有几年的合作经验，算是比较了解这家“百年老店”，乐见它迈出改革的步伐。
迟福林对记者说，红十字会的转型改革是中共十八大后推进社会组织改革的重要信号。周惟彦认为，大家对公信力和透明度要求非常高，其实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必须要改，红十字会早和晚一定要走出这一步，“民政部在做很多的尝试和探索，包括组织结构、透明度，鼓励更多‘民非’的出现，用了很大的力度。民政部做出这些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大幅度调整的姿态，挺好。”
从红十字会的角度看，它希望监委会是一个可信任的、有公信力的、紧密合作的“第三方机构”。为了保证监委会的公信力，红十字会没有派人兼任主任或秘书长。
周惟彦提醒公众注意，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官方色彩很浓的组织，它寻求突变的这个精神是很可嘉的，是很好的一个信号。当然，要把这个突变落到实处，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
迟福林亦直陈，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组织存在很多问题：官办行政化色彩太突出，很难反映社会公众利益；公信力不够，透明度不高，社会对其缺乏广泛了解。“如不能代表公众利益，就会失去自身活力，红十字会监委会成立目的之一，就是联系社会各个方面，更进一步参与社会事业。”
迟福林提出了社会组织代表公众利益的核心观点，并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方向是“去行政化，实现社会性的回归”。迟福林认为，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性组织需要具备三要素——运行机制社会化，而非行政化和官僚化；广泛的社会参与平台；运作坚持公开性和独立性。
中国红十字会往哪里改，这三要素就是答案，但知易行难，一个百年老店的转型、革新需有耐心和韧劲。
去行政化
环顾华人地区的红十字会，台湾红十字会的转型可以为中国大陆红十字会的改革提供参照。
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台湾红十字会属于官办性质，这段时期的会务与工作表现相对停滞。转折点出现在1976年，总会理事会改组，新任理事大幅增加了工商企业、医学界、妇女界的民间领导人，由官办转向“社会共同举办”，随后各分、支会完成改选、改组、立案、推派代表等事项。1992年，顺势举办了首次全台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任理事，迈向民主化之路。如今在台湾，红十字会虽然不是最大的慈善团体，但公信力和影响力均首屈一指。
摩纳哥红十字会的蝶变亦值得中国学习。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1958年，摩纳哥王妃、美国好莱坞明星格雷丝·凯利被任命担任摩纳哥红十字会主席，她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福利上，关心老年人和穷人，为他们修建住宅，还为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四处筹款，参加重大的国际互助活动，大大地改善了摩纳哥王室在世人面前的形象，也为摩纳哥的发展赢得了机会。
我们很好奇，格雷丝·凯利也代表官方背景，为什么她领导的摩纳哥红十字会能够获得如此成功？周惟彦的答案是，关键要看摩纳哥红十字会组织系统怎样去运作，它不是一个官僚化的机构，而是类似公司的高效运作组织，再加上摩纳哥王妃的强大力量，她用政府的力量结合非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这样发力，成功是必然的。“今天中国政府，如果跟民间机构能够合力，举国上下协作，肯定也能提高整个中国的国际形象。”周惟彦如是说。
当前中国红十字会的问题，要害在于过于官僚化，导致运作低效，缺乏透明度。“中国红十字会的流程过于复杂，做一个事情要请示领导，感觉是一个衙门，不像是一个公益机构，这是最大的一个感触。”周惟彦感慨，相比而言，她接触其他国家的红十字会，都是比较国际化的基金会管理流程，“内部的分工很明确，做决策也非常清楚，整体感觉像公司化的管理。”
在周惟彦看来，中国红十字会危机不断，就危在“体制落后”4个字上。
“什么叫非政府組织，就是不能按照政府体制来运作。非政府机构，公益慈善机构它一定是补充政府职能的，如果你在政府的系统里面你怎么补充？”周惟彦反问。
中国红十字，就是一个不尴不尬的角色。“红十字会的运行应该社会化，不能太依靠政府机制，体制上的问题不解决，别的都很难真正突破。就像当初国营机构改制，改制的结果是市场一片繁荣，民间组织也是一样，社会化运作是第一要突破的，只有这个突破了别的才有可能。中国民间机构实际上都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之下，社会化运作之后，政府监管依然存在。”
不过，对于红十字会改革，也不能太心急，改革需要一个过程。
让中国红十字会由官办转向“社会共同举办”，时机也许还没有到，但周惟彦认为，它的运作机制，应该可以做到“公司化”：“我们都晓得政府的效率其实很低，全世界都一样，不光是中国。非营利性机构要想成为一支很有活力的力量，如果它的运作依然像政府流程一样复杂，那就很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