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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于华裔女作家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芳华》，因为导演冯小刚的巨大号召力以及特定的历史内容和时代徽记，使该片产生了广泛的艺术影响，并成为2017年国产电影的重要事象。纵观电影《芳华》的叙事设置，创作者用文工团的故事将青春叙事、历史叙事、英雄叙事等叙事形态联结起来，把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融汇为形式和内容的多元集合，形成复杂多重的叙事装置，开启了青春、革命、时代等元素相互融合的艺术创制与审美形态，让影片凸显出别样的艺术魅力。
一、 飞扬与搁置交织的青春叙事
青春叙事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作为一道独具品质的文化流脉，先后诞生了《青春之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青春派》等优秀影片，这些影片均将青春形塑为关于身体、年龄、奋斗等主题的审美向度，也因此获得了观影者的青睐。从《芳华》来看，无论作为小说作者的严歌苓还是作为电影导演的冯小刚，均将《芳华》的创作视为自己青春生涯的回顾与反思，严歌苓曾在西部地区进入部队文工团并成为舞蹈演员。冯小刚曾经是文工团的一员：“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我马上60岁的时候，开始要拍这样的一部电影。非常非常的向往，向往走进这样的一个记忆的院子。”[1]严歌苓最先就将小说标题设置为《你触摸了我》，在一次参访中严歌苓谈道：“这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有很多我对那个时代的自责、反思。”“写这个故事所有的细节不用去想象、不用去创造，全是真实的，我写这座楼，就回忆这里的地形地貌，哪里是排练厅，哪里是练功房，脑子里马上还原当时的生态环境。”[2]“非常非常向往”的和“最诚实”的成为冯严二人对文工团生活进行艺术创造的情感基础，因为走进了“记忆的院子”，电影文本的青春叙事也就覆盖了一层回忆、留恋的情感特质。
《芳华》直击人心的叙事设置之一就是将青春与革命话语相互融合，在众多观影者心中构建起了强烈的审美期待。军旅题材本身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更多地被赋予了严肃、残酷的血与火的价值能指，冯小刚也有《集结号》等类似作品问世。但是《芳华》却将镜头对准了部队的特殊群体——文工团，用冯小刚自己的话说，就是“相对来说别人不太管我们，我们比较自由，部队是晚上10点以后熄灯号，但是文工团是没有的，文工团我画画可以画到早上也没人管，在部队里头是特别特殊的一个群体，挺自由的。”[3]按照这样的叙述理路，《芳华》中将萧穗子、林丁丁、郝淑雯等人的文工团时光熔铸为身体、舞美、音乐与欢乐为一体的青春叙事。在革命歌曲的萦绕中，年轻男女挺拔优美的身姿与翩翩舞步渲染出一个以严肃、庄重甚至刻板著称的时代中独有的青春风景，导演冯小刚也有意在影片中对文工团从排练到演出进行细微演绎，刻画出青春的飞扬姿态。与林丁丁等人相反，影片主人公刘峰与何小萍的青春却被无情地搁置起来，在一个充满“芳华”的青春群体中遭遇放逐与边缘化。刘峰在文工团揽下了所有的脏活、累活、苦活，被誉为活雷锋，却因对林丁丁的“触摸事件”被下放到一线连队。何小萍则因为自己的家庭出生和自卑孤僻的个性被文工团特别是寝室成员排斥，最终故意犯错被转到一线医疗队，成为一名随军护士。很多论者都认为刘何二人的青春是被遗弃的，美好的“芳华”对于他们而言并没有得到铺展。所以，文工团的青春生活于林丁丁、萧穗子等人而言是飞扬的，而对刘峰和何小萍而言却是搁置的。“飞扬”与“搁置”的青春故事，何者更为符合创作者的叙事内蕴要求，这需要从严冯二人的创作路线来考察。从媒体对于严歌苓和冯小刚的采访可以看出，严歌苓更多地将《芳华》的题旨引向了“自责、反思”，而冯小刚则是“以一种‘任性’的方式打开了‘记忆的院子’”，甚至是满足“心理上对青春美少女的本能感觉”[4]。从而还原一种青春记忆。美好的与失去的共同揉碎在一个叙事进程里，两位创作者不同的创作旨趣合二为一，共同营构出《芳华》的情感基调和叙述底色，某种意义上说，“自责、反思”比“青春还原”更富有灵魂深度与艺术思考力。进一步言，林丁丁他们的“芳华”岁月究竟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占据多大比例，拥有多少历史发展的真正情势，这值得思考，可能反而是刘峰和何小萍的命运周转更能体现出个人的微小生命在历史褶皱处的坚挺与活力。因此，飞扬与搁置交织的青春话语既是一种艺术的创新尝试，也可能会承担艺术的创造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芳华》用文工团成员萧穗子的回忆来讲述整个故事，如此的叙事视角让刘峰、何小萍等人的故事始终处于“被看”的角度，这就让故事推进增加了客观、冷静的色彩。但是同时萧穗子作为文工团的一员，她自己也参与了其中的故事演绎，因为“青少年时代向来被认为是一个突变、‘再生’和新质生成的时代，而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发现‘自我’的时代。”[5]因此，萧穗子的讲述具有自我回忆、自我反思、自我发现的叙事品质，这与前述严歌苓与冯小刚的采访问答形成了同构性质，凸显出隐含作者对于叙事进程的话语操控作用。
二、 个人與集体相互纠结的历史叙事
刘峰与何小萍是《芳华》中创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但是，他们的青春芳华却溢出了文工团所意指的叙事逻辑，因为靓丽多姿而又单纯明快的青春才应该是文工团青年男女的芬芳年华，这也涉及到个体话语与集体话语，与历史惯性之间的复杂关联。
没有独特的个体就没有艺术，个体话语也是叙事伦理中最为活跃最为生动的因素，同时“历史记忆本身的信息有局限性，它是特定时空的产物”[6]。文工团作为《芳华》中重要的叙事载体，承担了全片最多的故事讲述，林丁丁、萧穗子、郝淑雯等人的故事均在文工团得到阐释，这个独特的群体也成为特定时空的组成部分，创作者通过流光溢彩的声画语言予以铺陈，使得文工团成为《芳华》中集体性的话语释放。但是，光彩的背后却隐现着对于历史时空的迷惘和无力感，作为一个一定程度独立于社会情势之外的群体，尽管创作者塑造了不同性格特质的青春人物，他们却集体性地自失于光彩生活之中，因为其集体话语并没有承担起历史主体的价值能动。反而是被文工团所放逐的刘峰、何小萍却成为了具有质感的个体，在历史褶皱处坚挺站立并获得了自我生命的体认，也让《芳华》的叙事在集体话语之外获得了艺术创造的历史真实。影片对于何小萍的塑造是极为饱满的，父亲劳改母亲改嫁，这样一个缺乏家庭爱抚的女孩来到文工团又遭到大家的歧视和挤压，身体的馊味、军装照事件、海绵内衣事件、男团员拒绝合作等等与何小萍家庭的种种境遇融合汇聚，立体地建构起何小萍文工团独特一员的叙事个体。好人刘峰尽管有活雷锋的美誉，因为对林丁丁的暧昧之举让其彻底丧失掉命运的光彩，其性格与生命的夺目色彩反而是从一线的战争开始，是残酷血腥的战场让刘峰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而不是作为某种标签而存在，包括后来身陷生活的困境仍旧忘不了一起参加战斗的战友这样的故事设置。因此，刘峰的个体话语也是充足而丰满的。这样看来，刘峰和何小萍以个体话语的生动性支撑起了《芳华》历史叙述的深刻内蕴，而其中集体性的叙事铺排，更多地作为叙事的底色而存在，至多是告诉了我们特殊时代的一个浪漫多彩的角落而已。据此我们认为，《芳华》中关于文工团的集体叙事尽管显得优美浪漫，但却缺乏深入打捞的潜质，只有将刘峰、何小萍的故事连缀起来，才能表征出历史灿烂处隐隐灼疼的生命痕迹，以及看似烂漫的表层叙事之下的真实的个体生命。纵观冯小刚的电影作品，“放逐”是其一直挥之不去的叙事情怀，《集结号》中的除连长谷子地外，全连46名兄弟全部牺牲，但却因为部队番号的改变而无法被确认为烈士;《唐山大地震》中女儿在地震中面临自己与弟弟谁能获救之时被母亲遗弃;《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为纠正前夫的一句话四处告状却毫无结果，一次次跌倒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失去了“我之为我”的存在意义。但是，“放逐”并不意味着生命意义的丢失，谷子地、李雪莲、刘峰、何小萍等人反而是在被社会、家庭、组织等放逐的挣扎中获得了存在的价值呈现，成为独具意义的生命个体。 稍显遗憾的是，《芳华》中关于刘峰的故事讲述，更多的是处于现在时态，对于其家庭、过去等因素影片并没有予以交代，使得刘峰的故事推演具有“凌空虚蹈”的意味，缺乏应有现实根基，而何小萍的故事则因为家庭因素的渗入显得丰满而充实，历史的无常在何小萍身上得到了全然体现，因此相比较而言，何小萍的故事比刘峰的更加富有叙事的逻辑性。
三、 时代与现实相互磨蚀的英雄叙事
英雄叙事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文学艺术最为重要的叙事模式之一，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话语建构的需要，书写英雄成为小说、戏曲、影视等文艺作品的自然追求。但是，在宏大叙事和国家话语的强大合力中，英雄常常被塑造为能人、完人，容不下半点瑕疵，这也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大众化的审美倾向，当然也带来了英雄形象的同质化问题。
与既往的英雄形象相比，《芳华》中的英雄刘峰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在《芳华》中，刘峰是被作为英雄来进行叙事构置的，从表层看，文工团的时光给予了刘峰“活雷锋”的人物标记，也使得刘峰本人获得了众多荣耀。但是刘峰的“活雷锋”言行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其种种利他的行为不但缺乏叙事的逻辑性，也难以获得人的本然品质的支持，亦很难在道德伦理上得到超越。进一步言，刘峰内在心性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中铸就的。战场上生与死、离开与留下的抉择让曾经承揽脏活、累活、苦活的好人将外在的社会标签褪去，让其光辉色彩和神性理想逐渐远离，刘峰也藉此获得了心灵的洗礼和人格的升华。创作者在战争场景的设置中，将一度盛行的民族主义、革命主义等叙事话语悬置起来，从生命、生存的角度来将刘峰从活雷锋的集体样本中抽离出来，赋予其大义、崇高的个性品质，将个体生命、视死如归等精神形态合构起来，引向个体精神的高地。同样，何小萍在文工团尽管一再被冷落和漠视，但也是在战地临时救助点的帐篷里面对一个小战士时才将原来因家庭、集体等负载而来的心理阴影褪去，也才有了很多年后与刘峰结伴去墓地凭吊战友的举动。冯小刚导演的这种叙述路径在《集结号》中也有极为类似的呈现，《集结号》的叙事重心并没有放在谷子地所在连的英勇善战，惨烈战场方面，所谓的宏大叙事似乎成为“假象”，真正的叙事进程被带入谷子地如何寻找被遗弃的46名兄弟，這样的安排把战争叙事引入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地带，也凸显出创作者历史思考的纵深维度。
《芳华》后期叙述了刘峰退伍之后的种种境遇以及与何小萍的相逢相知相惜，一个曾经浴血沙场的英雄最后落到了妻子离去、出外打工的艰难境遇。从“雷锋”到“英雄”到“平民”的身份转换让刘峰的叙事推进充溢着真实性，也彰显了创作者对于时代、历史以及现实的“诚实”表达。在特定的集体或者年代，一名活雷锋的浮出可以照见历史的真实面容，一名真正的“英雄”则需要更多的内心的锤炼与挣扎，而“英雄”演变为“平民”又表征出时代的无常、现实的无赖，时代、现实的相互砥砺、磨蚀让刘峰回归平常，也显现了个体生命的坚韧。影片中刘峰与何小萍的相互温暖令故事讲述者萧穗子充满敬意，可以说创作者的叙事安排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意味，因为经由过去的种种“芳华”的流转，在烟花与烂漫一一逝去之后，唯有平淡与坚守才能维持生命的温度。
参考文献：
[1][3][4]冯小刚.《芳华》才是“我的”电影骨子里是热的[EB/OL].（2018-05-14）[2018-06-01]http：//ent.163.com/17/1214/17/
D5KPD06J00038FO9.2018-05-14.
[2]严歌苓.《芳华》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新华网[EB/OL].（2018-05-14）[2018-06-01]http：//www.xinhuanet.com/book/
2017-05/02/c_129584041.
[5]徐岱，李娟.自我之舞——20世纪青春叙事的一种解读[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8）：66.
[6]盛周丽，许锬.中国记忆与华裔的身份追寻——散居认同理论下的《喜福会》释读[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138.
一、 飞扬与搁置交织的青春叙事
青春叙事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作为一道独具品质的文化流脉，先后诞生了《青春之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青春派》等优秀影片，这些影片均将青春形塑为关于身体、年龄、奋斗等主题的审美向度，也因此获得了观影者的青睐。从《芳华》来看，无论作为小说作者的严歌苓还是作为电影导演的冯小刚，均将《芳华》的创作视为自己青春生涯的回顾与反思，严歌苓曾在西部地区进入部队文工团并成为舞蹈演员。冯小刚曾经是文工团的一员：“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我马上60岁的时候，开始要拍这样的一部电影。非常非常的向往，向往走进这样的一个记忆的院子。”[1]严歌苓最先就将小说标题设置为《你触摸了我》，在一次参访中严歌苓谈道：“这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有很多我对那个时代的自责、反思。”“写这个故事所有的细节不用去想象、不用去创造，全是真实的，我写这座楼，就回忆这里的地形地貌，哪里是排练厅，哪里是练功房，脑子里马上还原当时的生态环境。”[2]“非常非常向往”的和“最诚实”的成为冯严二人对文工团生活进行艺术创造的情感基础，因为走进了“记忆的院子”，电影文本的青春叙事也就覆盖了一层回忆、留恋的情感特质。
《芳华》直击人心的叙事设置之一就是将青春与革命话语相互融合，在众多观影者心中构建起了强烈的审美期待。军旅题材本身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更多地被赋予了严肃、残酷的血与火的价值能指，冯小刚也有《集结号》等类似作品问世。但是《芳华》却将镜头对准了部队的特殊群体——文工团，用冯小刚自己的话说，就是“相对来说别人不太管我们，我们比较自由，部队是晚上10点以后熄灯号，但是文工团是没有的，文工团我画画可以画到早上也没人管，在部队里头是特别特殊的一个群体，挺自由的。”[3]按照这样的叙述理路，《芳华》中将萧穗子、林丁丁、郝淑雯等人的文工团时光熔铸为身体、舞美、音乐与欢乐为一体的青春叙事。在革命歌曲的萦绕中，年轻男女挺拔优美的身姿与翩翩舞步渲染出一个以严肃、庄重甚至刻板著称的时代中独有的青春风景，导演冯小刚也有意在影片中对文工团从排练到演出进行细微演绎，刻画出青春的飞扬姿态。与林丁丁等人相反，影片主人公刘峰与何小萍的青春却被无情地搁置起来，在一个充满“芳华”的青春群体中遭遇放逐与边缘化。刘峰在文工团揽下了所有的脏活、累活、苦活，被誉为活雷锋，却因对林丁丁的“触摸事件”被下放到一线连队。何小萍则因为自己的家庭出生和自卑孤僻的个性被文工团特别是寝室成员排斥，最终故意犯错被转到一线医疗队，成为一名随军护士。很多论者都认为刘何二人的青春是被遗弃的，美好的“芳华”对于他们而言并没有得到铺展。所以，文工团的青春生活于林丁丁、萧穗子等人而言是飞扬的，而对刘峰和何小萍而言却是搁置的。“飞扬”与“搁置”的青春故事，何者更为符合创作者的叙事内蕴要求，这需要从严冯二人的创作路线来考察。从媒体对于严歌苓和冯小刚的采访可以看出，严歌苓更多地将《芳华》的题旨引向了“自责、反思”，而冯小刚则是“以一种‘任性’的方式打开了‘记忆的院子’”，甚至是满足“心理上对青春美少女的本能感觉”[4]。从而还原一种青春记忆。美好的与失去的共同揉碎在一个叙事进程里，两位创作者不同的创作旨趣合二为一，共同营构出《芳华》的情感基调和叙述底色，某种意义上说，“自责、反思”比“青春还原”更富有灵魂深度与艺术思考力。进一步言，林丁丁他们的“芳华”岁月究竟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占据多大比例，拥有多少历史发展的真正情势，这值得思考，可能反而是刘峰和何小萍的命运周转更能体现出个人的微小生命在历史褶皱处的坚挺与活力。因此，飞扬与搁置交织的青春话语既是一种艺术的创新尝试，也可能会承担艺术的创造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芳华》用文工团成员萧穗子的回忆来讲述整个故事，如此的叙事视角让刘峰、何小萍等人的故事始终处于“被看”的角度，这就让故事推进增加了客观、冷静的色彩。但是同时萧穗子作为文工团的一员，她自己也参与了其中的故事演绎，因为“青少年时代向来被认为是一个突变、‘再生’和新质生成的时代，而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发现‘自我’的时代。”[5]因此，萧穗子的讲述具有自我回忆、自我反思、自我发现的叙事品质，这与前述严歌苓与冯小刚的采访问答形成了同构性质，凸显出隐含作者对于叙事进程的话语操控作用。
二、 个人與集体相互纠结的历史叙事
刘峰与何小萍是《芳华》中创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但是，他们的青春芳华却溢出了文工团所意指的叙事逻辑，因为靓丽多姿而又单纯明快的青春才应该是文工团青年男女的芬芳年华，这也涉及到个体话语与集体话语，与历史惯性之间的复杂关联。
没有独特的个体就没有艺术，个体话语也是叙事伦理中最为活跃最为生动的因素，同时“历史记忆本身的信息有局限性，它是特定时空的产物”[6]。文工团作为《芳华》中重要的叙事载体，承担了全片最多的故事讲述，林丁丁、萧穗子、郝淑雯等人的故事均在文工团得到阐释，这个独特的群体也成为特定时空的组成部分，创作者通过流光溢彩的声画语言予以铺陈，使得文工团成为《芳华》中集体性的话语释放。但是，光彩的背后却隐现着对于历史时空的迷惘和无力感，作为一个一定程度独立于社会情势之外的群体，尽管创作者塑造了不同性格特质的青春人物，他们却集体性地自失于光彩生活之中，因为其集体话语并没有承担起历史主体的价值能动。反而是被文工团所放逐的刘峰、何小萍却成为了具有质感的个体，在历史褶皱处坚挺站立并获得了自我生命的体认，也让《芳华》的叙事在集体话语之外获得了艺术创造的历史真实。影片对于何小萍的塑造是极为饱满的，父亲劳改母亲改嫁，这样一个缺乏家庭爱抚的女孩来到文工团又遭到大家的歧视和挤压，身体的馊味、军装照事件、海绵内衣事件、男团员拒绝合作等等与何小萍家庭的种种境遇融合汇聚，立体地建构起何小萍文工团独特一员的叙事个体。好人刘峰尽管有活雷锋的美誉，因为对林丁丁的暧昧之举让其彻底丧失掉命运的光彩，其性格与生命的夺目色彩反而是从一线的战争开始，是残酷血腥的战场让刘峰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而不是作为某种标签而存在，包括后来身陷生活的困境仍旧忘不了一起参加战斗的战友这样的故事设置。因此，刘峰的个体话语也是充足而丰满的。这样看来，刘峰和何小萍以个体话语的生动性支撑起了《芳华》历史叙述的深刻内蕴，而其中集体性的叙事铺排，更多地作为叙事的底色而存在，至多是告诉了我们特殊时代的一个浪漫多彩的角落而已。据此我们认为，《芳华》中关于文工团的集体叙事尽管显得优美浪漫，但却缺乏深入打捞的潜质，只有将刘峰、何小萍的故事连缀起来，才能表征出历史灿烂处隐隐灼疼的生命痕迹，以及看似烂漫的表层叙事之下的真实的个体生命。纵观冯小刚的电影作品，“放逐”是其一直挥之不去的叙事情怀，《集结号》中的除连长谷子地外，全连46名兄弟全部牺牲，但却因为部队番号的改变而无法被确认为烈士;《唐山大地震》中女儿在地震中面临自己与弟弟谁能获救之时被母亲遗弃;《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为纠正前夫的一句话四处告状却毫无结果，一次次跌倒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失去了“我之为我”的存在意义。但是，“放逐”并不意味着生命意义的丢失，谷子地、李雪莲、刘峰、何小萍等人反而是在被社会、家庭、组织等放逐的挣扎中获得了存在的价值呈现，成为独具意义的生命个体。 稍显遗憾的是，《芳华》中关于刘峰的故事讲述，更多的是处于现在时态，对于其家庭、过去等因素影片并没有予以交代，使得刘峰的故事推演具有“凌空虚蹈”的意味，缺乏应有现实根基，而何小萍的故事则因为家庭因素的渗入显得丰满而充实，历史的无常在何小萍身上得到了全然体现，因此相比较而言，何小萍的故事比刘峰的更加富有叙事的逻辑性。
三、 时代与现实相互磨蚀的英雄叙事
英雄叙事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文学艺术最为重要的叙事模式之一，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话语建构的需要，书写英雄成为小说、戏曲、影视等文艺作品的自然追求。但是，在宏大叙事和国家话语的强大合力中，英雄常常被塑造为能人、完人，容不下半点瑕疵，这也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大众化的审美倾向，当然也带来了英雄形象的同质化问题。
与既往的英雄形象相比，《芳华》中的英雄刘峰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在《芳华》中，刘峰是被作为英雄来进行叙事构置的，从表层看，文工团的时光给予了刘峰“活雷锋”的人物标记，也使得刘峰本人获得了众多荣耀。但是刘峰的“活雷锋”言行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其种种利他的行为不但缺乏叙事的逻辑性，也难以获得人的本然品质的支持，亦很难在道德伦理上得到超越。进一步言，刘峰内在心性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中铸就的。战场上生与死、离开与留下的抉择让曾经承揽脏活、累活、苦活的好人将外在的社会标签褪去，让其光辉色彩和神性理想逐渐远离，刘峰也藉此获得了心灵的洗礼和人格的升华。创作者在战争场景的设置中，将一度盛行的民族主义、革命主义等叙事话语悬置起来，从生命、生存的角度来将刘峰从活雷锋的集体样本中抽离出来，赋予其大义、崇高的个性品质，将个体生命、视死如归等精神形态合构起来，引向个体精神的高地。同样，何小萍在文工团尽管一再被冷落和漠视，但也是在战地临时救助点的帐篷里面对一个小战士时才将原来因家庭、集体等负载而来的心理阴影褪去，也才有了很多年后与刘峰结伴去墓地凭吊战友的举动。冯小刚导演的这种叙述路径在《集结号》中也有极为类似的呈现，《集结号》的叙事重心并没有放在谷子地所在连的英勇善战，惨烈战场方面，所谓的宏大叙事似乎成为“假象”，真正的叙事进程被带入谷子地如何寻找被遗弃的46名兄弟，這样的安排把战争叙事引入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地带，也凸显出创作者历史思考的纵深维度。
《芳华》后期叙述了刘峰退伍之后的种种境遇以及与何小萍的相逢相知相惜，一个曾经浴血沙场的英雄最后落到了妻子离去、出外打工的艰难境遇。从“雷锋”到“英雄”到“平民”的身份转换让刘峰的叙事推进充溢着真实性，也彰显了创作者对于时代、历史以及现实的“诚实”表达。在特定的集体或者年代，一名活雷锋的浮出可以照见历史的真实面容，一名真正的“英雄”则需要更多的内心的锤炼与挣扎，而“英雄”演变为“平民”又表征出时代的无常、现实的无赖，时代、现实的相互砥砺、磨蚀让刘峰回归平常，也显现了个体生命的坚韧。影片中刘峰与何小萍的相互温暖令故事讲述者萧穗子充满敬意，可以说创作者的叙事安排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意味，因为经由过去的种种“芳华”的流转，在烟花与烂漫一一逝去之后，唯有平淡与坚守才能维持生命的温度。
参考文献：
[1][3][4]冯小刚.《芳华》才是“我的”电影骨子里是热的[EB/OL].（2018-05-14）[2018-06-01]http：//ent.163.com/17/1214/17/
D5KPD06J00038FO9.2018-05-14.
[2]严歌苓.《芳华》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新华网[EB/OL].（2018-05-14）[2018-06-01]http：//www.xinhuanet.com/book/
2017-05/02/c_129584041.
[5]徐岱，李娟.自我之舞——20世纪青春叙事的一种解读[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8）：66.
[6]盛周丽，许锬.中国记忆与华裔的身份追寻——散居认同理论下的《喜福会》释读[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