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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在福建省政协第一届二次全委会上，中共福建省委第一副书记江一真当选为省政协主席，成为福建省政协史上第二任主席（第一任为曾镜冰）。7月30日，江一真向省直机关全体党员传达第一次省党代会精神时，特别谈到统战工作。此前，不少民主人士对参政议政有过一些议论，说什么“党员能提拔，民主人士不能提拔”，“民主人士有职无权”，“调动积极性是党员干部的事，民主人士是后娘生的孩子”，等等。有人认为这是攻击党的反动言论，要给这些民主人士敲敲警钟，江一真却公开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执政党要有虚怀若谷的胸襟，对照民主人士的批评更好地改进工作。江一真团结党外干部，对他们悉心爱护，深得省政协几位党外副主席和广大民主人士的好评。
陈绍宽当过国民党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国海军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接受日军投降。因愤于蒋介石发动内战，辞职退隐故乡胪雷乡。福州解放前夕，他坚决谢绝蒋介石赴台电示，在福州解放当天，和萨镇冰等社会贤达联名发表《欢迎福州解放——敬告同胞书》，后经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数番恳请，出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而后兼任省政协副主席。
江一真对陈绍宽十分敬重。当闽侯县率先实行土改时，主持省农委工作的江一真特地交待工作组：闽侯县城门乡离福州近，人口稠密，又是党外民主人士陈绍宽先生的老家（附近），要派有经验又稳当的老同志在这里蹲点，务必打好基础。如此这般，城门乡的土改工作深得陈绍宽和各方人士的满意，成为省里的试验乡、重点乡。
城门离福州仅十来公里，坐车只需半小时路程，土改期间，江一真专门陪同张鼎丞前往陈绍宽的老家胪雷。陈绍宽出任副省长后，住到福州环城路一座雅号“宁庄”的别墅里，但每星期仍回故居小住一两次。当第一次见到江一真时，陈绍宽情难自禁地说：江书记之名像是道士尊号，想不到竟是老革命，失敬！失敬！在江一真到宁庄别墅看望时，陈绍宽为示尊敬，特意把自己珍藏的《资治通鉴》古装本相赠。江一真甚爱此版本，后来还带到北京。
陈绍宽早年丧妻，没再续弦，未有子嗣，加上持身刚正、作风严谨、清心寡欲、不嗜茶烟酒色，被人目为“仙人”。他工作之余，不是看书就是种花、赏花。爱花成癖的陈绍宽，在胪雷故里和宁庄别墅，种有许多花卉，或盆栽，或植圃，私人养花之多，在榕城首屈一指。朱德、郭沫若等来福州时，都曾到宁庄别墅拜访，观赏他栽培的花卉，对其所育兰花再三称誉。
还在副省长任上，江一真就和陈绍宽结下了很深的情谊。江一真兼任省政协主席后，彼此间的接触就更多了。江一真对陈绍宽关心有加，专门指示把陈绍宽的办公室换成大间、设备和条件尽可能配好一些。
陈绍宽虽然还兼有政府工作，但仍积极参加省政协的会议和活动。省政协每周举行一次主席、副主席办公会议和中心小组学习，即使遇上刮风下雨，也从不缺席、从不迟到。由于会前作了认真准备，会上谈认识、谈心得、提建议，显得条理清晰。江一真对此称赞有加。
党内有人曾公开说陈绍宽干不了什么事，江一真说，这怎么可能呢？陈绍宽曾当过国民党的海军总司令，指挥过千军万马，之所以给人没本事的错觉，主要因为他是作为民主人士到我党工作的，思想有顾忌，一些事情我们又没完全放手，他更感到不便抓、不便管，所以不露深浅。
有一年，陈绍宽患病住院，江一真多次前去探望，指示医生尽一切力量治愈。军人出身的陈绍宽在公开场合不苟谈笑，从不在宾馆酒楼设宴请客，但出于对江一真的感激，每当荔枝成熟时节，总要相邀江一真到城门胪雷老家赴“荔枝宴”。陈宅种有几棵好品种的荔枝树，所产荔枝甜似冰糖，同市面所见大不一样，所以他把自家的荔枝作为招待贵客或馈赠朋友的珍品。为了请贵客吃荔枝，陈绍宽头一天就先回胪雷安排，把厅、堂、花园打扫得一尘不染，交代家人次日早起，采下带露水的荔枝，因为带露水的荔枝色香味俱佳，吃起来爽口，且不带热性。陈绍宽请江一真等人来胪雷老家，当然不仅是吃荔枝，还是请他们在公务之余来农村散散心，过半天休闲的日子。
荔枝宴设在30平方米古色古香的厅堂上，堂上有联一副，写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两旁各摆古式靠背椅和茶几，地板是青石铺砌的。在厅堂前靠近天井的地方，摆上一张小桌和几张藤椅，坐在这里，既可观蓝天白云，又可闻满园花香，还可听一树蝉鸣，诗情画意油然而生。
1956年7月10日，周恩来向叶飞、江一真转达闽籍华侨领袖、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嘉庚对福建工业建设的意见。因为此前陈嘉庚思想有所波动、情绪比较低落，甚至开始写遗书安排后事，周恩来特别交待叶飞、江一真要与他多沟通和给予关心。
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后定居老家厦门集美，非常关心国事和乡梓建设，经常向中央和省里提出各项建议，福建首条出省铁路鹰厦铁路能够快速竣工，与他向中央和毛泽东的建议不无关系。对这位国宝级的民主人士，福建上下异常尊重。叶飞、江一真当即向周总理表示，眼下中共福建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尚未结束，会后他们将尽快与陈嘉庚面谈。
陈嘉庚不待叶飞、江一真来厦门，竟不顾劳顿，亲临省城座谈。他们对福建的工业建设，都有切身感受。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福建地方工业虽有长进，但由于原有基础太差，不仅在沿海各省中最为落后，而且在全国当时27个省市中，也排在倒数第七名，比全国工业水平落后十年左右。因此，尽快改变福建地方工业落后状况，不仅是陈嘉庚，也是叶飞、江一真以及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
既有共识，座谈会的气氛自是融洽。打開话题后，陈嘉庚先是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所作《论十大关系》报告，认为是高明之见。江一真和叶飞在1956年4月曾一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聆听了毛泽东会上所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们告诉陈嘉庚，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后，福建省委闻风而动，准备举全省之力搞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决定在全国各地招兵买马，张罗建设人才，着手工业基地的上马问题。陈嘉庚听罢频频点头，提出工业基地可以考虑放在厦门杏林，今后福建要大量发展纸厂、水泥厂、煤矿、铁矿。后来，工业基地虽然定在三明，但厦门杏林并没遭冷落，也搞成了一个工业区。杏林工业区的创设和发展，为改革开放初厦门跻身全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次谈话中，陈嘉庚还提出恢复集美财经学校等建议。叶飞、江一真均作了认真答复，对省里不能马上作主的问题，表示将尽快向中央报告。
接下来的叙谈中，江一真关切地问及陈嘉庚上年赴全国各地长达五个月的参观考察情况。陈嘉庚兴致勃勃地谈了自己参观15省的见闻，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是，开始认识了土改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农民走向富裕的正确道路。过去，他不清楚何为农业合作化，在考察数省时听到农业社年年增产的生动例子，大为震惊，开始动摇他过去一贯认同的西方学者马尔萨斯所谓“生产跟不上人口发展”的观点。为了帮助陈嘉庚提高和巩固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认识，叶飞、江一真还简明扼要介绍了福建农业合作化的情况。
陈嘉庚对福建的一些政策措施和变化给予了赞扬，但也提出了问题：全国各省都在发展，有的地方一日千里，唯独福建落后，没工厂，没建设，是不是福建这些人不会做事？
继叶飞耐心解释后，江一真接着说：这次党代会上，大家干劲很大，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福建的各项事业都会取得长足发展的。
看到陈嘉庚似乎被说服了，江一真转了一个话题，含蓄地说：陈老住在集美，要多保重身体，特别要注意台湾那头的骚扰。
陈嘉庚感谢叶飞、江一真对他的关心，不过，他又说：人的生死，一半是注定的，确要死，怎样逃避都脱不了。我如果会死，早就死了，当年日本人到处抓我，我逃往爪哇后，竟与日本人住隔壁，但也没有死嘛！至于台湾蒋帮方面的骚扰，我倒不紧张，却感到厦门大学过于紧张，在室内室外大搞防空洞，搞得师生人心惶惶，我看没有必要。蒋介石为了争取华侨，我看他是不敢轻易轰炸厦大的。叶飞和江一真均认为，陈嘉庚的这个建议很重要。
陈嘉庚以诙谐的语气说：我是不怕死的，去年就已准备好棺木、墓地、墓坑，欢迎你们来厦门参观。
8月11日，叶飞、江一真向周恩来报告了与陈嘉庚在福州座谈的情况。周恩来要求他们继续关心陈嘉庚，并不定时地前往集美看望。
这次面谈后，陈嘉庚思想较为平静，回集美后，不像上年春夏间那样伤感，但他对后事仍积极准备，筑好墓基、做好棺木后，还请画师和石工为他绘画和雕刻。
据陈嘉庚秘书张其华向省委统战部汇报，陈嘉庚建的纪念碑有两道门，准备把毛泽东石雕、周恩来石雕放在第一道门上，自己的半身石雕放第二道门上。江一真接到报告后，感到这样的安排不太妥当，决定亲自去集美看一看。
陈嘉庚热情地留江一真一行在家里吃便饭，饭后还出示了自己和周恩来的来往书信。他的信件底稿中称周恩来为兄，自称弟，可见对周恩来的敬重之情。饭后，陈嘉庚拄着拐杖兴致勃勃地领着江一真，前往自己所建集美纪念碑前的小公园（鳌园）参观，这里将是他百年后的归葬处。
江一真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石雕像都很神似，看得出不管是陈嘉庚还是石工，在这上面都是花了心血和精力的。参观完，江一真委婉地说：陈老，鳌园建得很好，给厦门增添了一景，但主席这个雕像放在这里我觉得不合适。
陈嘉庚似有不悦：怎么不合适呢？我自己花钱请来石工，叫他们按着标准像练习雕刻，刻了几次做成这样子，我感觉挺满意。
江一真说：我倒不是说不像，只是请陈老想想，你把主席、总理他们的雕像放在鳌园第一排，你是表示敬重之意，可旁人会怎么想呢？怕是要误会你百年后还想让主席、总理他们给你站岗。
陈嘉庚立时愣了：别人怎么会这样想呢？
江一真点点头道：怕就怕有这误会，这样你不仅没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意，反而起了相反作用。
陈嘉庚有点犹豫了：我倒没有想到这点，那怎么办？
江一真建议说：我看趁现在鳌园还没公开开放，把中央领导的石雕像全部撤掉。
陈嘉庚连说有道理，后来就把已做好的中央领导石雕像全部撤掉。
陈嘉庚对江一真能说真话、及时提醒自己没闹出误会而深为感谢，江一真对陈嘉庚从善如流也于心赞誉。
1958年陈嘉庚生病住华东医院，江一真专门前往上海探望，告诉他福建与北京、上海同被评为全国除害灭病先进省（市），还树立了城市和农村的卫生先进典型，城市是漳州，农村是建宁县。陈嘉庚听后连连称好。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召开的有800多名党内外思想工作者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研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中央布置的这场旨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整风运动，江一真全力协助叶飞领导福建贯彻和执行。因为兼任省政协主席，江一真还具体负责省政协的整风。
5月11日，江一真来到厦门大学，邀请部分教授座谈。他在开场白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帮助省委一起推倒党群之间隔着的那堵人为的“墙”，党一定诚心听取大家意见。
整风运动开展十多天来，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突然获得自由批评的权利，感觉像是走进了一个迥异于过去的氛围，在这个政治压力稀释的新天地里，昔日夹杂的轻视、不信任、不尊重等异样神情的目光消融了，一个个可掬的笑容像和煦的阳光那般暖人心扉。如今又亲见老红军出身的省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如此开门整风，教授们更是激动。
在长达十小时的座谈会上，教授们侃侃而谈。细胞生物学家汪德耀教授说：党领导科学，要善于依靠广大科学工作者，要放手，不要外行领导内行，干涉过多或漠不关心。植物学家严楚江教授说：有人硬说党能全面地领导科学，这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中文系主任郑朝宗教授批评了党与非党之间冷冰冰的情况，教师看到支部书記很像惊弓之鸟，这种“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现象要尽早消除……
一些心里有苦水的教授，发言过激，有失偏颇，江一真表示理解，因此没有打断、中止或反驳他们的发言。他所高兴的是，通过这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助于推倒党群间隔着的那堵“墙”。
5月14日，省委决定成立由叶飞、江一真和伍洪祥等组成的省委整风领导小组，以加强对全省整风运动的领导。整风开始阶段，广大党员和绝大多数党外人士都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领导者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这对于改善党的领导工作是有益的。然而，随着《人民日报》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正在蓬勃开展的整风运动出现复杂的大转弯。 5月27日，《福建日报》配发了《继续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社论。28日至30日，省委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帮助党整风，江一真等领导到会听取意见。
形势逐渐变得复杂起来，偏激和混乱从机关、文教系统迅速向全社会扩散，全省各地出现了种种不安定的迹象。有些部门和单位，个别政治背景复杂、思想动机不纯或原本就仇视共产党的人，利用党群之间的种种矛盾，在背后挑唆群众向党发起攻击。有人还在福建医学院成立了“放鸣报编辑部”，刊发大量煽动性文章，鼓动学生于6月7日开始停课，要把党员院长赶出学校，并打电报给周恩来和卫生部长李德全，呼吁支援他们的行动。福建师范学院学生代表团13人，到福建日报社请愿，要求发表他们的鸣放文章，声称“若不发表，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江一真密切注意各地市、各部门的鸣放情况，要求有关负责人注意把握方向，不致发生过火事件。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对为什么要组织反右斗争作了说明，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运动的风向变了。7月9日，江一真在厅、局、校党组书记会上指出，反右派斗争的策略，“总的是狠狠打击少数，好好争取多数;要按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年逾古稀的省政协副主席刘通，因为有过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要被打成右派。江一真不同意，说刘通年纪大了，难免糊涂，但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
担任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的尤扬祖，是一位实业家，性格开朗，热情好客，但说的话多了，也被人抓住漏洞，欲行戴“帽”，江一真也毫不含糊地加以反對，把他给保了下来。
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江一真保护的党外著名人士，还有陈绍宽、省政协副主席练惕生、省高级法院院长傅柏翠等人，他们当年都曾是国民党阵营的高层人物。大家都说，江书记既推倒了党群之间隔着的那堵“墙”，也砌起了给党外人士遮风挡雨的另一堵墙。
虽然江一真做了大量努力，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福建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问题还是难以避免。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知识分子受冲击最厉害。江一真与许多知识分子熟悉，对此颇为忧心。在看了一批右派分子名单后，他情绪有点激动地说：名单里怎么有这么多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他们可都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江一真一向是看重的。他在兼任福建农学院领导职务时，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甚多，深感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要把知识分子工作当成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还在院党委会议上批评有些党员对知识分子看法不对头，还批评了人事部门只知政治历史不知学术历史，有了什么事就去翻档案查老账。在江一真的领导下，福建农学院在使用知识分子的工作上远远走在全省前面，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1955年12月23日，在主持讨论省委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草稿会上，江一真列举了知识分子工作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之后指出，“现在应系统地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就要犯错误”，“省委有责任全党都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他严厉批评了有些部门有些人闹宗派情绪、排挤甚至打击知识分子、不让知识分子入党等现象，还提出要采取具体措施，合理规划，解决流落在社会上失业的知识分子工作问题，“要求书记动手，排到议事日程”。他还指出，“不能以党内的标准来衡量知识分子”，不能把问题都推给知识分子，“不能只怪别人，不检查自己，有些是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应加以改变”。
当时，党内有些人特别是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一直抱有较大成见。江一真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后，为此做了积极而有成效的工作。比如，要求建立一批科学研究机构，在各高等院校设立相关专业，保证专家能获得在科研上所需要的资料等必要的条件;对失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已回国的华侨知识分子应妥善安排、合理调整，使他们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得到应有鼓舞。在一次省委会上，江一真还提出：在加强对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的同时，对为数众多的中小学教师、中西医和民间艺人，也应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定出全面规划;在党内普遍进行政策教育，统一思想认识，改变领导作风，有计划地在他们当中进行建党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鼓舞他们的政治热情，使他们觉得中国有前途，个人有前途，今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和更重要的作用。
在一次交谈中，福建农学院院长李来荣向江一真反映，莆田籍著名物理学家林兰英教授是他当年的学生，希望能早日从美国回到祖国工作。江一真为此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促其实现了愿望。林兰英回国后到福州时，江一真接见并宴请了她，高度称赞了她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挠，携带自己参与研制成功的半导体材料回国工作的壮举，并介绍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希望有更多的海外赤子回国回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江一真
1957年，看到这么多知识分子纷纷被打成右派，江一真有不同看法。他批评有的单位划右派时，“掌握政策界限还不够准确，省委整风指导小组对各单位的指导也不够具体，因此有的可以不划为右派而划为右派的也有”。他还批评了不恰当的斗争方式，提出今后要改正这些缺点，融会贯通中央的指示精神，斗争中对不同的右派分子要掌握不同的分寸：如对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般右派，“就不一定要斗得那么狠，有的还可以‘谈而不斗’”，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的问题与敌我问题混淆起来，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江一真提出要对“中右”分子划“三八线”，可以批判，但不要打成右派。这个建议得到叶飞的同意。在福建反右派运动中，“三八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杠杠，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免落泥淖。
江一真还亲自出面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
敢于担当、勇于担责的江一真，深受福建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好评，在1959年2月4日的福建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长，成为新中国继张鼎丞、叶飞之后的福建省第三任省长。他的省政协主席一职，在同期召开的省政协二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由叶飞当选接任。（编辑 叶松）
作者：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公室宣教处处长，福建省作协副主席
一、感动陈绍宽
陈绍宽当过国民党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国海军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接受日军投降。因愤于蒋介石发动内战，辞职退隐故乡胪雷乡。福州解放前夕，他坚决谢绝蒋介石赴台电示，在福州解放当天，和萨镇冰等社会贤达联名发表《欢迎福州解放——敬告同胞书》，后经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数番恳请，出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而后兼任省政协副主席。
江一真对陈绍宽十分敬重。当闽侯县率先实行土改时，主持省农委工作的江一真特地交待工作组：闽侯县城门乡离福州近，人口稠密，又是党外民主人士陈绍宽先生的老家（附近），要派有经验又稳当的老同志在这里蹲点，务必打好基础。如此这般，城门乡的土改工作深得陈绍宽和各方人士的满意，成为省里的试验乡、重点乡。
城门离福州仅十来公里，坐车只需半小时路程，土改期间，江一真专门陪同张鼎丞前往陈绍宽的老家胪雷。陈绍宽出任副省长后，住到福州环城路一座雅号“宁庄”的别墅里，但每星期仍回故居小住一两次。当第一次见到江一真时，陈绍宽情难自禁地说：江书记之名像是道士尊号，想不到竟是老革命，失敬！失敬！在江一真到宁庄别墅看望时，陈绍宽为示尊敬，特意把自己珍藏的《资治通鉴》古装本相赠。江一真甚爱此版本，后来还带到北京。
陈绍宽早年丧妻，没再续弦，未有子嗣，加上持身刚正、作风严谨、清心寡欲、不嗜茶烟酒色，被人目为“仙人”。他工作之余，不是看书就是种花、赏花。爱花成癖的陈绍宽，在胪雷故里和宁庄别墅，种有许多花卉，或盆栽，或植圃，私人养花之多，在榕城首屈一指。朱德、郭沫若等来福州时，都曾到宁庄别墅拜访，观赏他栽培的花卉，对其所育兰花再三称誉。
还在副省长任上，江一真就和陈绍宽结下了很深的情谊。江一真兼任省政协主席后，彼此间的接触就更多了。江一真对陈绍宽关心有加，专门指示把陈绍宽的办公室换成大间、设备和条件尽可能配好一些。
陈绍宽虽然还兼有政府工作，但仍积极参加省政协的会议和活动。省政协每周举行一次主席、副主席办公会议和中心小组学习，即使遇上刮风下雨，也从不缺席、从不迟到。由于会前作了认真准备，会上谈认识、谈心得、提建议，显得条理清晰。江一真对此称赞有加。
党内有人曾公开说陈绍宽干不了什么事，江一真说，这怎么可能呢？陈绍宽曾当过国民党的海军总司令，指挥过千军万马，之所以给人没本事的错觉，主要因为他是作为民主人士到我党工作的，思想有顾忌，一些事情我们又没完全放手，他更感到不便抓、不便管，所以不露深浅。
有一年，陈绍宽患病住院，江一真多次前去探望，指示医生尽一切力量治愈。军人出身的陈绍宽在公开场合不苟谈笑，从不在宾馆酒楼设宴请客，但出于对江一真的感激，每当荔枝成熟时节，总要相邀江一真到城门胪雷老家赴“荔枝宴”。陈宅种有几棵好品种的荔枝树，所产荔枝甜似冰糖，同市面所见大不一样，所以他把自家的荔枝作为招待贵客或馈赠朋友的珍品。为了请贵客吃荔枝，陈绍宽头一天就先回胪雷安排，把厅、堂、花园打扫得一尘不染，交代家人次日早起，采下带露水的荔枝，因为带露水的荔枝色香味俱佳，吃起来爽口，且不带热性。陈绍宽请江一真等人来胪雷老家，当然不仅是吃荔枝，还是请他们在公务之余来农村散散心，过半天休闲的日子。
荔枝宴设在30平方米古色古香的厅堂上，堂上有联一副，写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两旁各摆古式靠背椅和茶几，地板是青石铺砌的。在厅堂前靠近天井的地方，摆上一张小桌和几张藤椅，坐在这里，既可观蓝天白云，又可闻满园花香，还可听一树蝉鸣，诗情画意油然而生。
二、说服陈嘉庚
1956年7月10日，周恩来向叶飞、江一真转达闽籍华侨领袖、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嘉庚对福建工业建设的意见。因为此前陈嘉庚思想有所波动、情绪比较低落，甚至开始写遗书安排后事，周恩来特别交待叶飞、江一真要与他多沟通和给予关心。
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后定居老家厦门集美，非常关心国事和乡梓建设，经常向中央和省里提出各项建议，福建首条出省铁路鹰厦铁路能够快速竣工，与他向中央和毛泽东的建议不无关系。对这位国宝级的民主人士，福建上下异常尊重。叶飞、江一真当即向周总理表示，眼下中共福建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尚未结束，会后他们将尽快与陈嘉庚面谈。
陈嘉庚不待叶飞、江一真来厦门，竟不顾劳顿，亲临省城座谈。他们对福建的工业建设，都有切身感受。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福建地方工业虽有长进，但由于原有基础太差，不仅在沿海各省中最为落后，而且在全国当时27个省市中，也排在倒数第七名，比全国工业水平落后十年左右。因此，尽快改变福建地方工业落后状况，不仅是陈嘉庚，也是叶飞、江一真以及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
既有共识，座谈会的气氛自是融洽。打開话题后，陈嘉庚先是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所作《论十大关系》报告，认为是高明之见。江一真和叶飞在1956年4月曾一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聆听了毛泽东会上所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们告诉陈嘉庚，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后，福建省委闻风而动，准备举全省之力搞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决定在全国各地招兵买马，张罗建设人才，着手工业基地的上马问题。陈嘉庚听罢频频点头，提出工业基地可以考虑放在厦门杏林，今后福建要大量发展纸厂、水泥厂、煤矿、铁矿。后来，工业基地虽然定在三明，但厦门杏林并没遭冷落，也搞成了一个工业区。杏林工业区的创设和发展，为改革开放初厦门跻身全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次谈话中，陈嘉庚还提出恢复集美财经学校等建议。叶飞、江一真均作了认真答复，对省里不能马上作主的问题，表示将尽快向中央报告。
接下来的叙谈中，江一真关切地问及陈嘉庚上年赴全国各地长达五个月的参观考察情况。陈嘉庚兴致勃勃地谈了自己参观15省的见闻，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是，开始认识了土改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农民走向富裕的正确道路。过去，他不清楚何为农业合作化，在考察数省时听到农业社年年增产的生动例子，大为震惊，开始动摇他过去一贯认同的西方学者马尔萨斯所谓“生产跟不上人口发展”的观点。为了帮助陈嘉庚提高和巩固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认识，叶飞、江一真还简明扼要介绍了福建农业合作化的情况。
陈嘉庚对福建的一些政策措施和变化给予了赞扬，但也提出了问题：全国各省都在发展，有的地方一日千里，唯独福建落后，没工厂，没建设，是不是福建这些人不会做事？
继叶飞耐心解释后，江一真接着说：这次党代会上，大家干劲很大，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福建的各项事业都会取得长足发展的。
看到陈嘉庚似乎被说服了，江一真转了一个话题，含蓄地说：陈老住在集美，要多保重身体，特别要注意台湾那头的骚扰。
陈嘉庚感谢叶飞、江一真对他的关心，不过，他又说：人的生死，一半是注定的，确要死，怎样逃避都脱不了。我如果会死，早就死了，当年日本人到处抓我，我逃往爪哇后，竟与日本人住隔壁，但也没有死嘛！至于台湾蒋帮方面的骚扰，我倒不紧张，却感到厦门大学过于紧张，在室内室外大搞防空洞，搞得师生人心惶惶，我看没有必要。蒋介石为了争取华侨，我看他是不敢轻易轰炸厦大的。叶飞和江一真均认为，陈嘉庚的这个建议很重要。
陈嘉庚以诙谐的语气说：我是不怕死的，去年就已准备好棺木、墓地、墓坑，欢迎你们来厦门参观。
8月11日，叶飞、江一真向周恩来报告了与陈嘉庚在福州座谈的情况。周恩来要求他们继续关心陈嘉庚，并不定时地前往集美看望。
这次面谈后，陈嘉庚思想较为平静，回集美后，不像上年春夏间那样伤感，但他对后事仍积极准备，筑好墓基、做好棺木后，还请画师和石工为他绘画和雕刻。
据陈嘉庚秘书张其华向省委统战部汇报，陈嘉庚建的纪念碑有两道门，准备把毛泽东石雕、周恩来石雕放在第一道门上，自己的半身石雕放第二道门上。江一真接到报告后，感到这样的安排不太妥当，决定亲自去集美看一看。
陈嘉庚热情地留江一真一行在家里吃便饭，饭后还出示了自己和周恩来的来往书信。他的信件底稿中称周恩来为兄，自称弟，可见对周恩来的敬重之情。饭后，陈嘉庚拄着拐杖兴致勃勃地领着江一真，前往自己所建集美纪念碑前的小公园（鳌园）参观，这里将是他百年后的归葬处。
江一真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石雕像都很神似，看得出不管是陈嘉庚还是石工，在这上面都是花了心血和精力的。参观完，江一真委婉地说：陈老，鳌园建得很好，给厦门增添了一景，但主席这个雕像放在这里我觉得不合适。
陈嘉庚似有不悦：怎么不合适呢？我自己花钱请来石工，叫他们按着标准像练习雕刻，刻了几次做成这样子，我感觉挺满意。
江一真说：我倒不是说不像，只是请陈老想想，你把主席、总理他们的雕像放在鳌园第一排，你是表示敬重之意，可旁人会怎么想呢？怕是要误会你百年后还想让主席、总理他们给你站岗。
陈嘉庚立时愣了：别人怎么会这样想呢？
江一真点点头道：怕就怕有这误会，这样你不仅没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意，反而起了相反作用。
陈嘉庚有点犹豫了：我倒没有想到这点，那怎么办？
江一真建议说：我看趁现在鳌园还没公开开放，把中央领导的石雕像全部撤掉。
陈嘉庚连说有道理，后来就把已做好的中央领导石雕像全部撤掉。
陈嘉庚对江一真能说真话、及时提醒自己没闹出误会而深为感谢，江一真对陈嘉庚从善如流也于心赞誉。
1958年陈嘉庚生病住华东医院，江一真专门前往上海探望，告诉他福建与北京、上海同被评为全国除害灭病先进省（市），还树立了城市和农村的卫生先进典型，城市是漳州，农村是建宁县。陈嘉庚听后连连称好。
三、推倒党群之间那堵“墙”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召开的有800多名党内外思想工作者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研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中央布置的这场旨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整风运动，江一真全力协助叶飞领导福建贯彻和执行。因为兼任省政协主席，江一真还具体负责省政协的整风。
5月11日，江一真来到厦门大学，邀请部分教授座谈。他在开场白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帮助省委一起推倒党群之间隔着的那堵人为的“墙”，党一定诚心听取大家意见。
整风运动开展十多天来，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突然获得自由批评的权利，感觉像是走进了一个迥异于过去的氛围，在这个政治压力稀释的新天地里，昔日夹杂的轻视、不信任、不尊重等异样神情的目光消融了，一个个可掬的笑容像和煦的阳光那般暖人心扉。如今又亲见老红军出身的省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如此开门整风，教授们更是激动。
在长达十小时的座谈会上，教授们侃侃而谈。细胞生物学家汪德耀教授说：党领导科学，要善于依靠广大科学工作者，要放手，不要外行领导内行，干涉过多或漠不关心。植物学家严楚江教授说：有人硬说党能全面地领导科学，这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中文系主任郑朝宗教授批评了党与非党之间冷冰冰的情况，教师看到支部书記很像惊弓之鸟，这种“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现象要尽早消除……
一些心里有苦水的教授，发言过激，有失偏颇，江一真表示理解，因此没有打断、中止或反驳他们的发言。他所高兴的是，通过这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助于推倒党群间隔着的那堵“墙”。
5月14日，省委决定成立由叶飞、江一真和伍洪祥等组成的省委整风领导小组，以加强对全省整风运动的领导。整风开始阶段，广大党员和绝大多数党外人士都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领导者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这对于改善党的领导工作是有益的。然而，随着《人民日报》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正在蓬勃开展的整风运动出现复杂的大转弯。 5月27日，《福建日报》配发了《继续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社论。28日至30日，省委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帮助党整风，江一真等领导到会听取意见。
形势逐渐变得复杂起来，偏激和混乱从机关、文教系统迅速向全社会扩散，全省各地出现了种种不安定的迹象。有些部门和单位，个别政治背景复杂、思想动机不纯或原本就仇视共产党的人，利用党群之间的种种矛盾，在背后挑唆群众向党发起攻击。有人还在福建医学院成立了“放鸣报编辑部”，刊发大量煽动性文章，鼓动学生于6月7日开始停课，要把党员院长赶出学校，并打电报给周恩来和卫生部长李德全，呼吁支援他们的行动。福建师范学院学生代表团13人，到福建日报社请愿，要求发表他们的鸣放文章，声称“若不发表，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江一真密切注意各地市、各部门的鸣放情况，要求有关负责人注意把握方向，不致发生过火事件。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对为什么要组织反右斗争作了说明，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运动的风向变了。7月9日，江一真在厅、局、校党组书记会上指出，反右派斗争的策略，“总的是狠狠打击少数，好好争取多数;要按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年逾古稀的省政协副主席刘通，因为有过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要被打成右派。江一真不同意，说刘通年纪大了，难免糊涂，但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
担任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的尤扬祖，是一位实业家，性格开朗，热情好客，但说的话多了，也被人抓住漏洞，欲行戴“帽”，江一真也毫不含糊地加以反對，把他给保了下来。
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江一真保护的党外著名人士，还有陈绍宽、省政协副主席练惕生、省高级法院院长傅柏翠等人，他们当年都曾是国民党阵营的高层人物。大家都说，江书记既推倒了党群之间隔着的那堵“墙”，也砌起了给党外人士遮风挡雨的另一堵墙。
四、保护知识分子
虽然江一真做了大量努力，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福建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问题还是难以避免。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知识分子受冲击最厉害。江一真与许多知识分子熟悉，对此颇为忧心。在看了一批右派分子名单后，他情绪有点激动地说：名单里怎么有这么多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他们可都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江一真一向是看重的。他在兼任福建农学院领导职务时，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甚多，深感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要把知识分子工作当成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还在院党委会议上批评有些党员对知识分子看法不对头，还批评了人事部门只知政治历史不知学术历史，有了什么事就去翻档案查老账。在江一真的领导下，福建农学院在使用知识分子的工作上远远走在全省前面，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1955年12月23日，在主持讨论省委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草稿会上，江一真列举了知识分子工作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之后指出，“现在应系统地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就要犯错误”，“省委有责任全党都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他严厉批评了有些部门有些人闹宗派情绪、排挤甚至打击知识分子、不让知识分子入党等现象，还提出要采取具体措施，合理规划，解决流落在社会上失业的知识分子工作问题，“要求书记动手，排到议事日程”。他还指出，“不能以党内的标准来衡量知识分子”，不能把问题都推给知识分子，“不能只怪别人，不检查自己，有些是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应加以改变”。
当时，党内有些人特别是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一直抱有较大成见。江一真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后，为此做了积极而有成效的工作。比如，要求建立一批科学研究机构，在各高等院校设立相关专业，保证专家能获得在科研上所需要的资料等必要的条件;对失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已回国的华侨知识分子应妥善安排、合理调整，使他们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得到应有鼓舞。在一次省委会上，江一真还提出：在加强对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的同时，对为数众多的中小学教师、中西医和民间艺人，也应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定出全面规划;在党内普遍进行政策教育，统一思想认识，改变领导作风，有计划地在他们当中进行建党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鼓舞他们的政治热情，使他们觉得中国有前途，个人有前途，今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和更重要的作用。
在一次交谈中，福建农学院院长李来荣向江一真反映，莆田籍著名物理学家林兰英教授是他当年的学生，希望能早日从美国回到祖国工作。江一真为此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促其实现了愿望。林兰英回国后到福州时，江一真接见并宴请了她，高度称赞了她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挠，携带自己参与研制成功的半导体材料回国工作的壮举，并介绍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希望有更多的海外赤子回国回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看到这么多知识分子纷纷被打成右派，江一真有不同看法。他批评有的单位划右派时，“掌握政策界限还不够准确，省委整风指导小组对各单位的指导也不够具体，因此有的可以不划为右派而划为右派的也有”。他还批评了不恰当的斗争方式，提出今后要改正这些缺点，融会贯通中央的指示精神，斗争中对不同的右派分子要掌握不同的分寸：如对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般右派，“就不一定要斗得那么狠，有的还可以‘谈而不斗’”，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的问题与敌我问题混淆起来，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江一真提出要对“中右”分子划“三八线”，可以批判，但不要打成右派。这个建议得到叶飞的同意。在福建反右派运动中，“三八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杠杠，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免落泥淖。
江一真还亲自出面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
敢于担当、勇于担责的江一真，深受福建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好评，在1959年2月4日的福建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长，成为新中国继张鼎丞、叶飞之后的福建省第三任省长。他的省政协主席一职，在同期召开的省政协二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由叶飞当选接任。（编辑 叶松）
作者：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公室宣教处处长，福建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