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上海非常之遥远。小时候住在一个贫穷省份的贫民区里，听大人们说起上海，就像在说外国。十里洋场，冒险家乐园，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让人恐惧又让人神往。上海的一切：从手表到袜子、从糖果到雪花膏、从发型到裤腿……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最高级的。有家人上海有远亲，便成了巷子里最显赫的人家，连一个坐“上海”牌小轿车上下班的大官都要时常上门，托他们在上海带东带西。至于像我这样交学费都很困难的穷小子，上海则是传说，是幻想。
　　第一次到上海是在1967年。农场的造反派要打倒一个“走资派”，派了一个外调小组去那个“走资派”的东北老家“挖他的老底”，让我做记录。到了地方，人家不买账，只能灰溜溜返回。在大连码头排了一星期队，在海上颠簸了三天，中间还遇到一次台风。到上海，几个人差不多都半死不活。那是一个傍晚，斜阳中的上海笼罩在一片橙色的雾霭里，若隐若现。我们在十六铺好不容易找到一问可以过夜的浴室，交了宿费，买了回家的船票，连饭钱也没有了。那几位因为晕船，呕吐了几天，倒下就不想动弹，我只得负起照顾的责任。抽个空子跑到外面，远远地看了一眼外滩，心想，跟照片上差不多，也就罢了。
　　上海的遥远，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初到上海，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在一切外地人面前，一切上海人几乎都是贵族。很多年后，我对此有了一次更切实的感受。
　　1980年我在北京进修，有一个节假日，很荣幸地能跟随几位当时如日中天的文坛明星春游。等车的时候，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很新奇我穿的一件新衣服。我也很得意。那件衣服是我结婚的礼服，一件很挺刮的蓝色中山装，面料是我所在的县城很时兴的“快巴”。我当时所在的县文化馆有个人的妻子是上海知青，探亲时，我鼓足勇气请她带的。我一向最怕的就是麻烦人，更莫说麻烦上海人。但因为结婚，更因为对上海的膜拜，这才万不得已。我和妻子以及双方的家没有任何积蓄。结婚只是把两个单身的行李凑到一块了事，没有喜酒也没有仪式，惟一称得上奢侈品的就是上海带来的这件礼服和一件妻子的小棉袄。在县里，几乎所有看到这件礼服的人，没有不羡慕的。我在北京、在节日、在我敬仰的名人中穿上它，自有希望它能对得起人的意思。但我忘记了我并不是在一个老区县城里。当时，听到动静的一位上海作家走过来，朝我打量了一眼，忠告似的用普通话说：“这种衣服我们上海人是不要穿的。”
　　我知道这位上海作家的好意，他是出于同情并为我惋惜，他希望我更有见识，更懂得什么才是体面，不要这么阿乡，这么老土。我也因此更加深刻地知道了一个外地人与上海的距离。那是一种永远不可以企及的遥远。为了记住这一点，我把那件衣服穿到实在不能再穿还依然留着。此后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有几次路过上海。仅仅就是路过，不逛街也尽可能不惊扰任何人。上海对于我，就像它的那些巍峨森严的楼群，是高不可攀的。
　　使我对上海生出一点新的认识的，是我最近的一次去上海的经历。年轻的出租车司机很健谈，听出我是外地人，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最近这些年，外地人怎样在上海疯了似地买房置业，末了叹了口气说：“而今的上海都要让外地人占光了，上海人倒要给挤出去了。”
　　我为之一怔：什么时候开始，上海人也有了对外地人的心态失衡了呢?
　　随后我一面郑重声明我不是一个有能力来占上海人地盘的外地人；另一方面，我又劝慰说，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对上海、对外地、对全中国，乃至对全世界，都是。上海的光荣，正因为它是中国的上海，东方的上海，世界的上海，而不止是“上海”的上海。
　　上海作为“东方巴黎”的崛起，并不是因为老贵族式的傲慢和封闭，更不是因为小男人式的狭隘和浅薄，而是因为它的海纳百川般的开放，哪怕是被动的开放。若永远只有先前散落在东海沿岸的那些破落的小渔村，若没有带着财富、智慧和力气的宁波人、“江北人”以及从中国和世界的四面八方涌入的正当甚至不那么正当的“外地人”，上海会有什么自负可言?今日上海的世家，往上数几代，又有几个是那些小渔村的原住民的后裔?上海的睥睨万方的优越感，本来就是多种文化融会激荡的结果。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海派文化之所以是海派文化，就因为它并不具备多么深厚的本土根基。移民造成了暂时的波动，却带去了长久的活力。世界上凡移民城市和移民国家，相对于其所在的国家和区域，都是最优秀的城市和最优秀的国家。上海正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而当代移民对上海的涌入，反映的还有更加广袤的国土上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同时也就是上海的历史性巨变。
　　当然，纵使有了这样的巨变，对于上海之外的人们来说，上海依旧是遥远的，但这遥远不是因为它对外部世界的排斥造成的隔膜，而是因为它引领着会使它自己也更加壮大辉煌起来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