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书法家赵孟頫是赵匡胤的后代，祖上几辈都是宋朝重臣。他14岁时袭了父亲的官爵，宋朝却很快覆亡，于是他回到故乡，潜心于诗文书画。
　　至元二十三年（1 2 8 6年），行台御史程钜夫奉忽必烈之命到江南寻访“遗逸” （避世的大才），发现赵孟頫后如获至宝，将他带到京师面见忽必烈。忽必烈见赵孟頫谈吐不俗、气宇不凡，也是喜出望外，当即授予官职。
　　有人劝忽必烈，赵孟烦是宋朝宗室，恐有异心，不宜重用。但忽必烈不以为然，其实他统治中原后也曾对汉人施行过严酷的高压政策，还将蒙古语言定为“国字”，强制民众学习，然而他很快发现汉文化的坚不可摧，也在潜移默化中渐通翰墨，所以这次提拔儒士是他迈出的很重要的一步。忽必烈让赵孟烦草拟颁布天下的诏文，看后高兴地说：“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此后他对赵孟烦一直很敬重，后继的成宗、武宗、仁宗等也都对赵孟頫委以重任。
　　对于赵孟頫入仕元朝，后世文人颇有微词，认为他有失气节，同时贬斥他的书法软媚无骨，骂为“奴书”。其实赵孟烦并非软骨头，面对元朝权贵也无奴颜婢膝之态，反而正直敢言、为政清廉。
　　当时朝中有个权臣叫桑哥，嚣张跋扈，只要他在官署中升堂落座，凡是后到的官员都要处以鞭笞。赵孟頫偶然迟到了一次，断事官就强硬地命他受刑。赵孟烦不肯屈就，当场反驳道： “古人说‘刑不上大夫’，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廉耻之心，从而让他们懂得节义。如今你们公然羞辱士大夫，其实也是对朝廷的羞辱。”桑哥被他的气势震住，从此有所收敛。
　　至元二十七年，北京发生强烈地震，死伤数十万人。在当时看来，这是上天对统治者缺少德政的警告。忽必烈非常忧虑，召集官员询问灾祸产生的缘由。當时，桑哥派人强征百姓的钱粮，致使民不聊生，被逼自尽者众多。在场官员惧怕桑哥的权势，都不敢言及时政，只用五行灾异的理论来敷衍。只有赵孟頫奏请忽必烈减轻赋税，以弥补天变，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桑哥眼看丢了肥差，恼怒地对赵孟頫说： “都是你蛊惑圣心！”赵孟烦坦然地说： “百姓枉死甚多，那些没能征来的钱粮从何获取？如果赋税不及时免除，将来有人把失征钱粮的罪名扣给你，你又该如何应对？”桑哥这才意识到自己差点惹祸上身，不敢再找事。
　　赵孟頫很清楚自己在朝中的尴尬处境，所以一直为官谨慎。他久在君侧，难免招人嫉恨，于是极力奏请到外地任职，后来终于在济南做了数年的地方官，留下很多书坛佳话。他在晚年辞官还乡后，曾作诗道： “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一生难言的苦衷，尽在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