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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诗歌的身体书写，以身体作为一种考察的角度，侧重考察90年代诗歌在具体书写中对“身体”的各具特色的呈现、理解和阐发，进而对其在90年代的诗学诗艺、文化想象和现实介入等诸多方面所作的各具特色的努力及其努力的结果，作一番尽可能详尽的梳理与考辨。在90年代诗歌文献与史料梳理的基础上，认真梳理其有关身体书写的种种有价值的探索及其探索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失；这种种书写也体现出90年代诗歌与90年代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断揭示诗歌背后的种种文化意识。
一、知识分子/民间立场
自90年代末“盘峰诗会”的论争以后，诗歌界把“90年代诗歌”写作归为两条路径：一是以“知识分子写作”为代表的“神话写作”，他们在精神上继承“朦胧诗”精神气质，并在诗艺、思想上不断深化，推动当代诗歌的发展；另一部分是以“民间写作”为代表的“反神话写作”，他们主要以日常的、凡俗的、欲望的书写关注个体存在状态，以此去消解、颠覆80年代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抒情话语。从学理层面看，这两种归纳多少还欠合理，但是能整体描述90年代诗歌的生长图景，也更能从话语角度呈现两种书写不同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倾向。
90年代诗歌有关身体书写的探索，成绩不少，但也误区重重。“知识分子写作”追求“身体”的超越性、审美性等精神维度，但时常存有抒情、隐喻失效的情形，部分诗歌仍旧纠缠于“政治形态”，导致诗歌审美的缺席与艺术性的减弱；相比之下，“民间写作”更擅长的用“身体”颠覆、解构“朦胧诗”高蹈化、精英化的精神立场，介入现实返回生活，对“朦胧诗”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与纠偏作用，但也出现审丑化、滥用身体的趋势。这些无疑让90年代诗歌的发展走向了一种写作的误区。
90年代种种书写的诗学趣味、文化意识，既生动地反映了90年代文学/文化的景观，同时也道出了当代诗歌探索的种种可能。我们无意对其中一种书写加以贬抑，但我们也更关注看到的误区，更关注当代诗歌语言本体意义上的探索对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意义。
90年代文化的消费化、物质化、欲望化、市场化的转型，身体不断承受来自现实境遇的挤压，而身体也变成一种消费的形式，这就使得90年代诗歌的身体书写表面呈现出一种紧张的、虚无的文化意识。
90年代以来的叙事（再现）、叙事性解构了朦胧诗的抒情（表现）、审美性，但是，发展中也同样呈现了口语化、琐碎化、复制化、单一化的趋势。其中“表现”的功能愈来愈淡薄，许多诗作弃离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诗体旨趣。诗意与诗性则成为表现的表征，也是文学性的重要尺度，当下的诗歌出现了疲软与消极的创作态势。显然，从诗学来讲，非诗的写作倾向走向极端化的口语策略，过分强调叙事式的再现，从而误导了当代诗歌的写作，远离了表现的推动与艺术上、审美自身属于文学精神的积极影响。
90年代诗歌仍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一条线索，就是对精英文学、文化的认同态度，这在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书写作等坚持的“神话写作”可以清晰呈现，同时，这些作品的文学性、经典化的过程，也构成90年代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如果没有诗，我说，他们甚至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哲学的民族。”[1]不断建构诗人的文化身份，从多种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的身份选择中，确立自我的清醒身份，这也是当代诗人必然作出的选择之一。“现代人面临持久的自我危机：文化的各种表意活动，对身份的要求过多，过于复杂，身份集合不再能建构自我，它们非但不能帮助建构稳定的自我，相反，把自我抛入焦虑之中。”[2]回归语言，重视精神，这无疑是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诗写作的重要话语实践与探索，他们不断整合汉语经验，融入生命意识。
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诗写作的书写，集中了反映了90年代诗歌写作的整体特征。这里面也时有交错、相互影响，而且这些写作显不出不同精神气质、诗学指向。但这里面仍旧有一种非常清晰的线索，即语言作为本体，精神作为指向的诗歌写作追求，在推动着当代诗歌的探索、发展的进程，表现出90年代诗歌自觉的诗体意识。
通过差异性、多元化的身体书写，民间写作在纠缠于消费意识形态主导的大众文化的同时，也不断通过极端化、粗俗化的身体书写抵抗官方主导的消费文化、政治文化，身体成为消费景观，也成为以解构政治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文化武器。知识分子维护精神性的话语，不断修补朦胧诗以来的精英话语，加以叙事性、经验性，丰富、修补了90年代以来的诗歌进程，其身体的书写趋向精神性、艺术性的思考，表现为启蒙为主导的文学话语，传承与担当的精英文化。神性写作则是诗歌哲学宗教结合、破除种种人为边界的诗歌话语，其身体走向了直觉的、灵感的、感官的、超验的艺术创造，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更具有文学探索上的难度、高度，它是艺术、文化、宗教同一的精英文化。“真理有如一种植物，在岩石石堆中发芽，然而仍是向着阳光生长，钻隙迂回地，伛偻、苍白、委屈，——然而还是向着阳光生长。”[3]大诗写作，又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性、神性写作的超验性向前发展的趋向“诗与真理、民族与人类合一”的大抒情，它成为90年代诗歌写作的某种典范，也成为世界现代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
“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它真正的意思是每一个词语都渴望成为诗。诗人的职责就在于响应词语的这一要求，并以自己全部的才智和心灵服务于词语的这一要求。而口语从本质上说，是与词语的这一要求背道而驰的，它仅仅是以功利的方式对语言的使用，属于人类消费行为的一种，在性质上是对词语诗性的消耗。在一种从80年代逐渐流行起来的‘口语写作’的诗歌写作倾向中，词语的诗性消耗殆尽。”[4]“口语”解构了“书面语”，但是诗学的建构的虚无主义倾向，却是对诗歌本体的一种伤害，“朦胧诗在一个非人的世界里发现了人，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新生代’诗人则剥落普通人的诗意和神圣感，人在诗中成了一个不断分裂无法确定意义和价值的存在。”[5]这样的“语言论转向”理解是粗浅的，也是粗暴的，“由于西方当代的结构主义与解构观（后结构主义）都从语言观入手，进行哲学理论的革新，和反西方传统玄学，自80年代以后我们的诗歌界也兴起诗歌语言热。但由于缺乏对当代语言理论严肃认真的研究，有些‘先锋’作品肆意扭曲语言，这种以自己的意志任意玩弄语言的创作恰恰违反了结构与解构的语言观。……这绝非什么后现代主义，而是极大的误会。”[6]诗歌话语还在于“诗性语言”与“日常语言”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平衡，而不是舍弃其一。对语言整体与结合的理解，却一直从来没有被当代诗歌史研究学者与诗歌评论家关注。显然，当代诗歌话语的“语言”也是这两者的结合，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话语整体，唯有这样的诗歌话语实践，才有可能构成完整的“艺术话语”。 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显然参与了90年代文化的发展，它们在互相影响与表现中推动90年代以来的文化上的理论建构。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两个“路径”，最终必然在“诗体”这种意义上才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作品，从而导引、推动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化积极、健康地发展。
二、诗/非诗
20世纪90年代诗歌承继了80年代诗歌写作的两种主要趋势：一种是第三代诗中后朦胧诗的诗体的写作，在诗体意识下，自觉进行诗的语言、技巧的探索，重视象征、隐喻等修辞技巧。另一种是第三代诗中口语写作，这类诗歌拒绝隐喻、重视日常口语、语感，在写作中逐渐表现出非诗的倾向。正如曾方荣认为，“这的确不是诗的年代，似乎也是一个不需要诗人的年代。一切都物质化、市场化了，商品就是上帝。精英与大众失去了界限，精英文化的荣光不再。对于曾具有独特个人深度和个人魅力，曾属于社会精英、顶尖知识分子的诗人，大众悄然拒绝，至多保持一种疏离、漠视、敬而远之的态度。”[7]
非/非诗，这两种书写表现出话语的差异性，它们体现出不同的诗歌理念与生命态度。“诗歌不是没有时间性的，诚然，它要求成为永恒，它寻找，它穿过并把握时代——是穿过，而不是跳过。”[8]重视诗体的写作，尤为重视隐喻等修辞策略、重视诗性、诗意的写作，坚持孤寂式诗学与话语层面的探索。按新美国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理论，隐喻的思维则指向了“神话写作”，在诗体意识上表现为“诗”的写作，隐喻、象征成为“诗”的重要策略。而关注日常叙事的写作，纠缠于消费性，旨在通过日常的、凡俗的叙事话语颠覆隐喻的、象征的神话写作，我们将其称为“反神话写作”，表现出“非诗”的写作倾向。
诗评家陈仲义在他的《日常主义诗歌》一文中说：“诗歌进入九十年代，在存在这一主题层面上，呈现两种引人注目的相貌，一种是充满泛宗教情怀，在人性与神性合部，指向人的精神结构光的照耀，大鸟飞翔、天籁、金属，如同稍早的村庄、麦地，一起汇合成灵魂的施洗；另一种是于琐碎的日常事物，发散私我的生命情怀，从随处可见的形而下事物表象，挖掘遮蔽的诗意。” [9]
由此，“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两种书写构成了90年代诗歌发展的主要路径与倾向。在一部分论者看来，90年代诗歌的整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叙事为特征的非诗的反神话写作倾向。这是当代诗歌史已经勾勒出来的话语特征，我们将其称为“明”的书写。而另一种则是如前文分析的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诗写作等话语表现出重视隐喻、象征的神话写作，这部分相对于喧嚣、吵闹的诗坛，显得更为边缘、孤独，但这条书写线索依然始于80年代的后朦胧诗写作，这是一条被忽略、潜在的、“暗”的思想轨迹。
非诗的反神话写作显然受到90年代消费文化、物质主义的潜在影响，这种非诗的写作成为90年代文化的重要表征。因此，90年代诗歌的身体书写与同期文化互渗值得我们反思。以世俗、审丑为特征的“肉身”指向了“消费话语”，与市场化所导致的文化虚无主义合流；而重视隐喻、象征的神话写作追求“身体”的“精神性”、“审美性”建构诗体意义上的“审美话语”，以此抗衡、修复90年代文化中的虚无主义倾向，走向了文化上的忧患与担当意识。
当代诗歌语言研究非常重要，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是在语言之外来写作，特别多年来由于受到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加上读者对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技巧缺少了解，导致了当代诗歌的写作非常混乱，把诗歌等同于大众文化的部分，把诗歌与再现论、反映论的文艺观等同起来。这就使得我们今天的诗歌写作出现了许多误区；低俗化、娱乐化，忽略了诗歌作为精英中最为精英的艺术地位，忽视了诗歌对当代文化与人文精神建构的积极影响。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诗坛与学界不断抛出诗歌语言问题，如“朦胧与晦涩”、“拒绝隐喻”、“口语化”、“语言本体”、“诗歌叙事”、“及物写作”等等，这些问题至今还在发酵，其诗学意义也愈显重大，越来越成为中国当代诗学建设中的重要命题。我们将中国新诗看作是世界现代诗歌的一部分，这个“当代”并非文学史分期的当代诗歌，更接近于现代诗歌的语言的研究。当代诗歌语言研究是中国当代诗学建设的基础，同时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诗歌正是触摸我们内心的精神钥匙。在精神贫困的年代，神话写作让我们找回生命最初的感动、温暖、诗意与亲切。孤寂书写既要注重语言的诗性，也关注思想的智性，这是两者之间不断调节与平衡的过程，也是让诗凭借语言成为艺术，让诗成为介质关联诗人与更深的生命体验、成为与读者对话与共鸣的艺术触媒，诗歌就是这么一种诗性、智性的艺术，慰藉生命，触摸灵魂。坚持孤寂书写，虽然带来生活与精神冲突的矛盾，但在对艺术与思想的双重敬畏上，诗人修炼成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有道义感与深度意识的艺术家。生活与感情是私我的，是局部的，而艺术、思想是属于大我的、普适的，孤寂书写成为触摸无力、焦虑内心的必然通道，成为当代犬儒化、大众化、口语化、非诗年代的另一种坚实、果决的诗学本体追求与信念。
90年代的神话写作，在幻想、孤寂的语言状态下实现了诗体、哲学、神性的融合，丰富了当代诗歌写作和文化建构，为积极健康的诗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写作路径。
三、“诗歌”作为“文化”
90年代诗歌在经历了喧哗、吵闹之后，也愈加淡潜、自觉，开始越来越重视语言为体的书写，表现出某种自觉的诗体意识。身体成为非诗的反神话写作的表现内容，但其往往忽略诗性、诗意的关注。而以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诗写作的神话写作群体他们则更加重视身体的在场体验，充分调动感知的精神感应，深入到当代诗歌的语言深处，为90年代诗歌提供了一条极其重要的书写路径。“我对于自己的意志的认识，虽然是直接的，却是和我对于自己身体的认识分不开的。”[10]90年代诗歌既是一种受到同期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口语写作）的文化样式与内容，同时，也更尊重、探索诗歌的语言本体，积极有效地融合现代生存经验与诗体转换可能之间的平衡，让身体不再仅仅成为一种再现的理论武器，刻意向不合理的现实境遇开战，而是一个深度直觉、灵感的感官，在诗体意义上不断进行裂变、生成新的思想可能，同时也融入现代社会、现代意识、现代经验、现代人格的全面转型。 彭富春从身体美学的角度提出了研究身体的重要意义：“伴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身体问题在思想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理所当然地关涉到作为感性美学或者感觉学的美学，因为身体不仅是感性世界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而且还具有感觉的机能。”[11]显然，作为艺术美学重要样式的诗歌更是美学所要重要考察的对象，这里面诗歌的差异书写的身体也指向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它既是从身体出发，也是由身体作为起点关于非身体化的理解与可能，打破身体一直受心灵支配的理性主义的身体道德观念。在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进程中，身体显然被符号学、不断受到规训，并位于精神、心灵的附属地位。同时，身体又在某些时刻被刻意地神学化、政治化，一个只有神灵庇护的身体才能走向死亡，各种主义、观念指导人生选择的身体很大程度上被政治的各种形式灌输、归顺、服从、依赖。而政治化的身体往往以隐形的、遮蔽的方式去对社会进行规训、意志化。这一点在90年代诗歌的发展中显得较为明显。
90年代诗歌体现了同期文化的局部特征，当成为中心化、秩序化的非诗的反神话写作成为整体特征时，这也意味着同期文化发展的问题所在。“现代社会作为消费社会主要推动以人的身体为中心的消费。不仅一切物是为了满足人的消费，而且身体自身也是为了满足人的身体消费。消费社会流行的大众文化在主体上就是身体的消费文化，它所奉行的娱乐至上原则在根本上是让身体快乐起来。”[12]虽然，我们践行的、追求的是消费主义的文化形态，从80年代过于思想化、政治化的理念热情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物质主义的经济拜物教，而90年代消费话语要引导的正是这种发财梦、金钱梦，而身体的种种乐趣、娱玩自然成为消费主义浪潮的重要表现，身体成为消费文化所关注的重要对象。“身体本身也是供以消费的（色情化的身体）。它是社会关系场域，自然也是消费关系的场域，但是，它异常非凡，它既是消费者，又是被消费者，它是消费行为，同时也是消费关系，因而身体和消费政治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后现代景观中，消费政治是主导一切的力量，它主导身体行为、身体伦理、政治身份的建构以及认同，在这个层面，身体是被塑造、被建构起来的；但是，它在某种层面上，消费政治又是极其身体化的，它又遵从着肉身需要（欲望）的逻辑，这一点上，后现代消费政治和启蒙、革命时代都不一样，在启蒙和革命时代，身体话语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它是政治话语的需要压抑和消灭的对象，而后现代消费政治对身体话语则是鼓励的，它甚至主动从身体话语中寻求突破、发散、多元杂糅和狂欢的力量。”[13]显然，深受文化影响的90年代诗歌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的书写，都呈现了90年代文化对心灵的影响所形成的两种结果：一种极度夸大身体的享受，一种表现为物质对身体的现实挤压。这两种结果均说明了大众文化倡导消费主义、物质享受主义所形成的消费主义文化的某种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书写，也变成一种知性化、思想性的文化话语，它影响与参与了当代文化的重构与生成。“一个话语的形成不能完全占据它的对象、陈述、概念等诸种序列有权利提供的一切可能的空间，它基本上是空白的，而这个空白是由话语的策略选择的形成序列所造成。”[14]“话语，作为特殊的实践，又将这些规则现时代。因此，我们并不没法从本文进入思、从闲聊转而沉默、由表及里、从空间扩散到瞬间的纯粹默想，从表面的多样性到深层的同一性。我们将始终停留在话语的范围中。”[15]当代诗歌的话语受到90年代末影视传媒、电子媒介过多的影响，它越来越趋向大众化、娱乐化。各种诗歌表演、朗诵、诗会、活动也被文化化、景观化、效应化、新闻化。但是90年代以来的诗歌深受第三代诗歌中口语写作的负面影响，将诗歌推向反讽与叙事的中心化、秩序化，影响了诗歌语言本体意识的创作。“反讽是语言策略，它把怀疑主义当作解释策略，把讽刺当作一种情节编排模式，把不可知论或犬儒主义当作一种道德姿态。”[16]当代诗歌各个阶段均有“先锋”，它们也以不同方式呈现了“先锋”的立场与姿态。文革前后的“地下诗歌”、“朦胧诗”传承“五四”启蒙传统，表现出批判现实的文化立场。紧接着横空出世的“第三代诗”则反其意象语言来颠覆、破解前先锋的抒情话语。而90年代的口语写作中的下半身、低诗歌，则借“身体”之名，解放政治化的身体、解放被禁锢的思想。
20世纪80年代中出现的第三代诗歌所标出的先锋诗潮以来，当代诗歌的书写渐渐被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所影响，一些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与美学著作陆续翻译到国内，更推动了先锋诗人对既有理性秩序与文化机制的质疑与批判。德里达对西方逻各斯中心话语，即理性为中心的话语提出了批判与反思，从西方的表音文字开始展开对语言的工具理性反思与理论建构，在对索绪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反思与批判中，建构了他的“延异”哲学。从语言上对语言展开的批判与反思，也构成了当代先锋诗歌重要的话语理论资源。德里达的“反讽”理论就是对这种语言工具理性的有力反叛与疏离。也就是说，语言不仅要服从一定的规则与系统，但是同时，这种一定的规则与系统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任何一个单一的用法或者定义都无法穷尽这个概念的所有方面。所以语言是一种堕落，这种堕落并不是一种颓废，或者是逃避，而是充分意识到自身的矛盾性和丰富性，并以此来获得对于事物本相的多角度描绘的“堕落”。[17]诗歌只有从语言进行断裂，诗歌书写才有可能突破，这样的诗歌话语才会呈现出新的艺术生命力。
诗歌作为艺术话语，很大程度在于对“语言”自身的认同与实践。诚如韦勒克、沃伦写道：“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儿寻找，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18] 90年代诗歌书写中的神话、隐喻写作仍然重视诗歌的语言，它们通过语言的设置与表现，推动当代诗歌的积极有效的话语建构。语言必然与孤寂、沉默相关，这也是汉语诗歌的质地与诗意生成的必然前提、因素。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写道：“我们不应该被‘被解放了’的身体（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它是作为物品/符号被解放的，而在其欲望的颠覆性真相中、在色情及体育和卫生保健中它都遭到了查禁）的物质表现所蒙骗——它仅仅表达某种已过时的、与生产系统发展不相适应且不再能保证意识之统一的、有关灵魂的意识形态，被一种更具功用性的当代意识形态所取代，这一意识形态主要保护的是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及相关的社会结构。它甚至还强化了它们，给予它们一种几乎是决定性的根据，因为它用身体的自发表现取代了完全内在的灵魂超验性。”[19] 诗歌成为文学艺术里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也是诠释社会与时代意义的重要的文化形式，它成为文学生产、意识反映的重要晴雨表，诗歌一方面以独立的诗体形式形成文本的艺术创造，一方面又以意义价值推动着文化的生成、发展。“把文化视作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一切表意行为的集合。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表意活动范围极广，从文学艺术，到风俗习惯，到权力动作，到物质生产，都带有表意能力。这个巨大的表意活动堆集在社会上周转运行，需要一个释义标准体系来控制意义的解读。释义体系的核心部分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社会表意活动的元语言，它的任务是保证社会表意得到应文化认可的‘正解’。”[20]显然，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作为同期文化的主要形式，参与了90年代文化的建构与互动，其中对身体的书写，特别是以民间的、口语的、下半身书写的身体的极端化、粗俗化的处理，使得身体的意义走向与90年代文化中倡导的消费形态中的身体景观策略不谋而合，彼此相映，因而，对这种身体书写现象，我们不得不保持某种警醒与距离。
90年代诗歌的身体对超验的身体的驱逐与忽视，也成为当代诗歌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其文化的表现意识也强化了消费的身体景观的狂欢化、色情化的走向，误导、压制90年代文化的健康与积极的生长可能。诗人与同期文化也应自觉地表现出某种疏离意识、批判意识，他们在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也时刻保持着自我反思的写作态度。“带着历史强加于个人之上的不可擦抹的创痛，迎着消费主义时代无边的诱惑，诗人（也是这个时代的个人）所经历的内心生活（或内心经验）将是暧昧的、复杂的，甚至是分裂的。而诗歌本身所关注和寻求的，是与物质的社会活动不同的精神领域，是人的内心世界，是穿过种种有限的、暂时性的因素的掩盖、束缚，去寻找人的灵魂的归属和位置，去用诗的语言建构一个与现实的生存世界相对应和对立的诗的世界……”[21]“在某种意义上说，抵抗金钱的诱惑甚至比抵抗政治权威的压迫更为艰难——后者即使失败，起码还有一种‘悲壮感’值得咀嚼回味。”[22]
谢冕说：“现在似乎是需要我们再一次发出呼吁的时候了：让诗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上来，让诗首先是诗，是情感的，是思想的，是高贵而永恒的，是作用于人的心灵的，是能够疗救人的精神而始终引导人向前方行进的！让我们再次郑重强调，诗就是诗。”[23]洪子诚也写道：“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投身’于诗，在诗中找到快乐。他们为了探索精神的提升和词语的表现力而孜孜不倦。这一切，就为新诗存在的价值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然而有力的证明。说真的，在当今这个信仰分裂、以时尚为消费目标的时代，这就足够；我们还能要求些什么呢？”[24]显然，当代诗歌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文化的重要形式、内容，参与、推动了当代文化的理论进程。
回归汉语经验的语言表现，回归诗学经验上的身体认同，回归文本经验的诗体意识，回归人类经验的文化意识，这也许是新世纪诗歌共同面对的诗学命题。这有待于更多的写作者、研究者去重新深化、重新认知、重新阐释、重新发现！
注 释
1. [德]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7页。
2.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4页。
3.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0页。
4. 西渡：《写作的权利》，《最新先锋诗论选》，陈超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2页。
5.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1页。
6. 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5页。
7. 曾方荣：《反思与重构——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批评》，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第8页。
8. [德]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芮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9. 陈仲义：《日常主义诗歌》，《诗探索》，1999年第2期。
10.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3页。
11. 彭富春：《身体美学的基本问题》，《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12. 彭富春：《身体美学的基本问题》，《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13. 葛红兵：《身体写作：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后身体的处境》，《当代文坛》，2005年第3期。
14.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2页。
15.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3页
16.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17. Claire Colebrook， Irony. London： Routledge， 2004. p.16.
18.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86页。
19.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20.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页。
21. 周瓒：《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22. 陈平原：《当代中国人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23. 谢冕：《世纪反思——新世纪诗歌随想》，《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4. 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6页。
一、知识分子/民间立场
自90年代末“盘峰诗会”的论争以后，诗歌界把“90年代诗歌”写作归为两条路径：一是以“知识分子写作”为代表的“神话写作”，他们在精神上继承“朦胧诗”精神气质，并在诗艺、思想上不断深化，推动当代诗歌的发展；另一部分是以“民间写作”为代表的“反神话写作”，他们主要以日常的、凡俗的、欲望的书写关注个体存在状态，以此去消解、颠覆80年代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抒情话语。从学理层面看，这两种归纳多少还欠合理，但是能整体描述90年代诗歌的生长图景，也更能从话语角度呈现两种书写不同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倾向。
90年代诗歌有关身体书写的探索，成绩不少，但也误区重重。“知识分子写作”追求“身体”的超越性、审美性等精神维度，但时常存有抒情、隐喻失效的情形，部分诗歌仍旧纠缠于“政治形态”，导致诗歌审美的缺席与艺术性的减弱；相比之下，“民间写作”更擅长的用“身体”颠覆、解构“朦胧诗”高蹈化、精英化的精神立场，介入现实返回生活，对“朦胧诗”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与纠偏作用，但也出现审丑化、滥用身体的趋势。这些无疑让90年代诗歌的发展走向了一种写作的误区。
90年代种种书写的诗学趣味、文化意识，既生动地反映了90年代文学/文化的景观，同时也道出了当代诗歌探索的种种可能。我们无意对其中一种书写加以贬抑，但我们也更关注看到的误区，更关注当代诗歌语言本体意义上的探索对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意义。
90年代文化的消费化、物质化、欲望化、市场化的转型，身体不断承受来自现实境遇的挤压，而身体也变成一种消费的形式，这就使得90年代诗歌的身体书写表面呈现出一种紧张的、虚无的文化意识。
90年代以来的叙事（再现）、叙事性解构了朦胧诗的抒情（表现）、审美性，但是，发展中也同样呈现了口语化、琐碎化、复制化、单一化的趋势。其中“表现”的功能愈来愈淡薄，许多诗作弃离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诗体旨趣。诗意与诗性则成为表现的表征，也是文学性的重要尺度，当下的诗歌出现了疲软与消极的创作态势。显然，从诗学来讲，非诗的写作倾向走向极端化的口语策略，过分强调叙事式的再现，从而误导了当代诗歌的写作，远离了表现的推动与艺术上、审美自身属于文学精神的积极影响。
90年代诗歌仍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一条线索，就是对精英文学、文化的认同态度，这在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书写作等坚持的“神话写作”可以清晰呈现，同时，这些作品的文学性、经典化的过程，也构成90年代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如果没有诗，我说，他们甚至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哲学的民族。”[1]不断建构诗人的文化身份，从多种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的身份选择中，确立自我的清醒身份，这也是当代诗人必然作出的选择之一。“现代人面临持久的自我危机：文化的各种表意活动，对身份的要求过多，过于复杂，身份集合不再能建构自我，它们非但不能帮助建构稳定的自我，相反，把自我抛入焦虑之中。”[2]回归语言，重视精神，这无疑是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诗写作的重要话语实践与探索，他们不断整合汉语经验，融入生命意识。
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诗写作的书写，集中了反映了90年代诗歌写作的整体特征。这里面也时有交错、相互影响，而且这些写作显不出不同精神气质、诗学指向。但这里面仍旧有一种非常清晰的线索，即语言作为本体，精神作为指向的诗歌写作追求，在推动着当代诗歌的探索、发展的进程，表现出90年代诗歌自觉的诗体意识。
通过差异性、多元化的身体书写，民间写作在纠缠于消费意识形态主导的大众文化的同时，也不断通过极端化、粗俗化的身体书写抵抗官方主导的消费文化、政治文化，身体成为消费景观，也成为以解构政治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文化武器。知识分子维护精神性的话语，不断修补朦胧诗以来的精英话语，加以叙事性、经验性，丰富、修补了90年代以来的诗歌进程，其身体的书写趋向精神性、艺术性的思考，表现为启蒙为主导的文学话语，传承与担当的精英文化。神性写作则是诗歌哲学宗教结合、破除种种人为边界的诗歌话语，其身体走向了直觉的、灵感的、感官的、超验的艺术创造，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更具有文学探索上的难度、高度，它是艺术、文化、宗教同一的精英文化。“真理有如一种植物，在岩石石堆中发芽，然而仍是向着阳光生长，钻隙迂回地，伛偻、苍白、委屈，——然而还是向着阳光生长。”[3]大诗写作，又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性、神性写作的超验性向前发展的趋向“诗与真理、民族与人类合一”的大抒情，它成为90年代诗歌写作的某种典范，也成为世界现代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
“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它真正的意思是每一个词语都渴望成为诗。诗人的职责就在于响应词语的这一要求，并以自己全部的才智和心灵服务于词语的这一要求。而口语从本质上说，是与词语的这一要求背道而驰的，它仅仅是以功利的方式对语言的使用，属于人类消费行为的一种，在性质上是对词语诗性的消耗。在一种从80年代逐渐流行起来的‘口语写作’的诗歌写作倾向中，词语的诗性消耗殆尽。”[4]“口语”解构了“书面语”，但是诗学的建构的虚无主义倾向，却是对诗歌本体的一种伤害，“朦胧诗在一个非人的世界里发现了人，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新生代’诗人则剥落普通人的诗意和神圣感，人在诗中成了一个不断分裂无法确定意义和价值的存在。”[5]这样的“语言论转向”理解是粗浅的，也是粗暴的，“由于西方当代的结构主义与解构观（后结构主义）都从语言观入手，进行哲学理论的革新，和反西方传统玄学，自80年代以后我们的诗歌界也兴起诗歌语言热。但由于缺乏对当代语言理论严肃认真的研究，有些‘先锋’作品肆意扭曲语言，这种以自己的意志任意玩弄语言的创作恰恰违反了结构与解构的语言观。……这绝非什么后现代主义，而是极大的误会。”[6]诗歌话语还在于“诗性语言”与“日常语言”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平衡，而不是舍弃其一。对语言整体与结合的理解，却一直从来没有被当代诗歌史研究学者与诗歌评论家关注。显然，当代诗歌话语的“语言”也是这两者的结合，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话语整体，唯有这样的诗歌话语实践，才有可能构成完整的“艺术话语”。 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显然参与了90年代文化的发展，它们在互相影响与表现中推动90年代以来的文化上的理论建构。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两个“路径”，最终必然在“诗体”这种意义上才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作品，从而导引、推动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化积极、健康地发展。
二、诗/非诗
20世纪90年代诗歌承继了80年代诗歌写作的两种主要趋势：一种是第三代诗中后朦胧诗的诗体的写作，在诗体意识下，自觉进行诗的语言、技巧的探索，重视象征、隐喻等修辞技巧。另一种是第三代诗中口语写作，这类诗歌拒绝隐喻、重视日常口语、语感，在写作中逐渐表现出非诗的倾向。正如曾方荣认为，“这的确不是诗的年代，似乎也是一个不需要诗人的年代。一切都物质化、市场化了，商品就是上帝。精英与大众失去了界限，精英文化的荣光不再。对于曾具有独特个人深度和个人魅力，曾属于社会精英、顶尖知识分子的诗人，大众悄然拒绝，至多保持一种疏离、漠视、敬而远之的态度。”[7]
非/非诗，这两种书写表现出话语的差异性，它们体现出不同的诗歌理念与生命态度。“诗歌不是没有时间性的，诚然，它要求成为永恒，它寻找，它穿过并把握时代——是穿过，而不是跳过。”[8]重视诗体的写作，尤为重视隐喻等修辞策略、重视诗性、诗意的写作，坚持孤寂式诗学与话语层面的探索。按新美国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理论，隐喻的思维则指向了“神话写作”，在诗体意识上表现为“诗”的写作，隐喻、象征成为“诗”的重要策略。而关注日常叙事的写作，纠缠于消费性，旨在通过日常的、凡俗的叙事话语颠覆隐喻的、象征的神话写作，我们将其称为“反神话写作”，表现出“非诗”的写作倾向。
诗评家陈仲义在他的《日常主义诗歌》一文中说：“诗歌进入九十年代，在存在这一主题层面上，呈现两种引人注目的相貌，一种是充满泛宗教情怀，在人性与神性合部，指向人的精神结构光的照耀，大鸟飞翔、天籁、金属，如同稍早的村庄、麦地，一起汇合成灵魂的施洗；另一种是于琐碎的日常事物，发散私我的生命情怀，从随处可见的形而下事物表象，挖掘遮蔽的诗意。” [9]
由此，“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两种书写构成了90年代诗歌发展的主要路径与倾向。在一部分论者看来，90年代诗歌的整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叙事为特征的非诗的反神话写作倾向。这是当代诗歌史已经勾勒出来的话语特征，我们将其称为“明”的书写。而另一种则是如前文分析的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诗写作等话语表现出重视隐喻、象征的神话写作，这部分相对于喧嚣、吵闹的诗坛，显得更为边缘、孤独，但这条书写线索依然始于80年代的后朦胧诗写作，这是一条被忽略、潜在的、“暗”的思想轨迹。
非诗的反神话写作显然受到90年代消费文化、物质主义的潜在影响，这种非诗的写作成为90年代文化的重要表征。因此，90年代诗歌的身体书写与同期文化互渗值得我们反思。以世俗、审丑为特征的“肉身”指向了“消费话语”，与市场化所导致的文化虚无主义合流；而重视隐喻、象征的神话写作追求“身体”的“精神性”、“审美性”建构诗体意义上的“审美话语”，以此抗衡、修复90年代文化中的虚无主义倾向，走向了文化上的忧患与担当意识。
当代诗歌语言研究非常重要，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是在语言之外来写作，特别多年来由于受到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加上读者对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技巧缺少了解，导致了当代诗歌的写作非常混乱，把诗歌等同于大众文化的部分，把诗歌与再现论、反映论的文艺观等同起来。这就使得我们今天的诗歌写作出现了许多误区；低俗化、娱乐化，忽略了诗歌作为精英中最为精英的艺术地位，忽视了诗歌对当代文化与人文精神建构的积极影响。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诗坛与学界不断抛出诗歌语言问题，如“朦胧与晦涩”、“拒绝隐喻”、“口语化”、“语言本体”、“诗歌叙事”、“及物写作”等等，这些问题至今还在发酵，其诗学意义也愈显重大，越来越成为中国当代诗学建设中的重要命题。我们将中国新诗看作是世界现代诗歌的一部分，这个“当代”并非文学史分期的当代诗歌，更接近于现代诗歌的语言的研究。当代诗歌语言研究是中国当代诗学建设的基础，同时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诗歌正是触摸我们内心的精神钥匙。在精神贫困的年代，神话写作让我们找回生命最初的感动、温暖、诗意与亲切。孤寂书写既要注重语言的诗性，也关注思想的智性，这是两者之间不断调节与平衡的过程，也是让诗凭借语言成为艺术，让诗成为介质关联诗人与更深的生命体验、成为与读者对话与共鸣的艺术触媒，诗歌就是这么一种诗性、智性的艺术，慰藉生命，触摸灵魂。坚持孤寂书写，虽然带来生活与精神冲突的矛盾，但在对艺术与思想的双重敬畏上，诗人修炼成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有道义感与深度意识的艺术家。生活与感情是私我的，是局部的，而艺术、思想是属于大我的、普适的，孤寂书写成为触摸无力、焦虑内心的必然通道，成为当代犬儒化、大众化、口语化、非诗年代的另一种坚实、果决的诗学本体追求与信念。
90年代的神话写作，在幻想、孤寂的语言状态下实现了诗体、哲学、神性的融合，丰富了当代诗歌写作和文化建构，为积极健康的诗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写作路径。
三、“诗歌”作为“文化”
90年代诗歌在经历了喧哗、吵闹之后，也愈加淡潜、自觉，开始越来越重视语言为体的书写，表现出某种自觉的诗体意识。身体成为非诗的反神话写作的表现内容，但其往往忽略诗性、诗意的关注。而以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诗写作的神话写作群体他们则更加重视身体的在场体验，充分调动感知的精神感应，深入到当代诗歌的语言深处，为90年代诗歌提供了一条极其重要的书写路径。“我对于自己的意志的认识，虽然是直接的，却是和我对于自己身体的认识分不开的。”[10]90年代诗歌既是一种受到同期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口语写作）的文化样式与内容，同时，也更尊重、探索诗歌的语言本体，积极有效地融合现代生存经验与诗体转换可能之间的平衡，让身体不再仅仅成为一种再现的理论武器，刻意向不合理的现实境遇开战，而是一个深度直觉、灵感的感官，在诗体意义上不断进行裂变、生成新的思想可能，同时也融入现代社会、现代意识、现代经验、现代人格的全面转型。 彭富春从身体美学的角度提出了研究身体的重要意义：“伴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身体问题在思想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理所当然地关涉到作为感性美学或者感觉学的美学，因为身体不仅是感性世界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而且还具有感觉的机能。”[11]显然，作为艺术美学重要样式的诗歌更是美学所要重要考察的对象，这里面诗歌的差异书写的身体也指向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它既是从身体出发，也是由身体作为起点关于非身体化的理解与可能，打破身体一直受心灵支配的理性主义的身体道德观念。在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进程中，身体显然被符号学、不断受到规训，并位于精神、心灵的附属地位。同时，身体又在某些时刻被刻意地神学化、政治化，一个只有神灵庇护的身体才能走向死亡，各种主义、观念指导人生选择的身体很大程度上被政治的各种形式灌输、归顺、服从、依赖。而政治化的身体往往以隐形的、遮蔽的方式去对社会进行规训、意志化。这一点在90年代诗歌的发展中显得较为明显。
90年代诗歌体现了同期文化的局部特征，当成为中心化、秩序化的非诗的反神话写作成为整体特征时，这也意味着同期文化发展的问题所在。“现代社会作为消费社会主要推动以人的身体为中心的消费。不仅一切物是为了满足人的消费，而且身体自身也是为了满足人的身体消费。消费社会流行的大众文化在主体上就是身体的消费文化，它所奉行的娱乐至上原则在根本上是让身体快乐起来。”[12]虽然，我们践行的、追求的是消费主义的文化形态，从80年代过于思想化、政治化的理念热情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物质主义的经济拜物教，而90年代消费话语要引导的正是这种发财梦、金钱梦，而身体的种种乐趣、娱玩自然成为消费主义浪潮的重要表现，身体成为消费文化所关注的重要对象。“身体本身也是供以消费的（色情化的身体）。它是社会关系场域，自然也是消费关系的场域，但是，它异常非凡，它既是消费者，又是被消费者，它是消费行为，同时也是消费关系，因而身体和消费政治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后现代景观中，消费政治是主导一切的力量，它主导身体行为、身体伦理、政治身份的建构以及认同，在这个层面，身体是被塑造、被建构起来的；但是，它在某种层面上，消费政治又是极其身体化的，它又遵从着肉身需要（欲望）的逻辑，这一点上，后现代消费政治和启蒙、革命时代都不一样，在启蒙和革命时代，身体话语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它是政治话语的需要压抑和消灭的对象，而后现代消费政治对身体话语则是鼓励的，它甚至主动从身体话语中寻求突破、发散、多元杂糅和狂欢的力量。”[13]显然，深受文化影响的90年代诗歌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的书写，都呈现了90年代文化对心灵的影响所形成的两种结果：一种极度夸大身体的享受，一种表现为物质对身体的现实挤压。这两种结果均说明了大众文化倡导消费主义、物质享受主义所形成的消费主义文化的某种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书写，也变成一种知性化、思想性的文化话语，它影响与参与了当代文化的重构与生成。“一个话语的形成不能完全占据它的对象、陈述、概念等诸种序列有权利提供的一切可能的空间，它基本上是空白的，而这个空白是由话语的策略选择的形成序列所造成。”[14]“话语，作为特殊的实践，又将这些规则现时代。因此，我们并不没法从本文进入思、从闲聊转而沉默、由表及里、从空间扩散到瞬间的纯粹默想，从表面的多样性到深层的同一性。我们将始终停留在话语的范围中。”[15]当代诗歌的话语受到90年代末影视传媒、电子媒介过多的影响，它越来越趋向大众化、娱乐化。各种诗歌表演、朗诵、诗会、活动也被文化化、景观化、效应化、新闻化。但是90年代以来的诗歌深受第三代诗歌中口语写作的负面影响，将诗歌推向反讽与叙事的中心化、秩序化，影响了诗歌语言本体意识的创作。“反讽是语言策略，它把怀疑主义当作解释策略，把讽刺当作一种情节编排模式，把不可知论或犬儒主义当作一种道德姿态。”[16]当代诗歌各个阶段均有“先锋”，它们也以不同方式呈现了“先锋”的立场与姿态。文革前后的“地下诗歌”、“朦胧诗”传承“五四”启蒙传统，表现出批判现实的文化立场。紧接着横空出世的“第三代诗”则反其意象语言来颠覆、破解前先锋的抒情话语。而90年代的口语写作中的下半身、低诗歌，则借“身体”之名，解放政治化的身体、解放被禁锢的思想。
20世纪80年代中出现的第三代诗歌所标出的先锋诗潮以来，当代诗歌的书写渐渐被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所影响，一些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与美学著作陆续翻译到国内，更推动了先锋诗人对既有理性秩序与文化机制的质疑与批判。德里达对西方逻各斯中心话语，即理性为中心的话语提出了批判与反思，从西方的表音文字开始展开对语言的工具理性反思与理论建构，在对索绪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反思与批判中，建构了他的“延异”哲学。从语言上对语言展开的批判与反思，也构成了当代先锋诗歌重要的话语理论资源。德里达的“反讽”理论就是对这种语言工具理性的有力反叛与疏离。也就是说，语言不仅要服从一定的规则与系统，但是同时，这种一定的规则与系统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任何一个单一的用法或者定义都无法穷尽这个概念的所有方面。所以语言是一种堕落，这种堕落并不是一种颓废，或者是逃避，而是充分意识到自身的矛盾性和丰富性，并以此来获得对于事物本相的多角度描绘的“堕落”。[17]诗歌只有从语言进行断裂，诗歌书写才有可能突破，这样的诗歌话语才会呈现出新的艺术生命力。
诗歌作为艺术话语，很大程度在于对“语言”自身的认同与实践。诚如韦勒克、沃伦写道：“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儿寻找，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18] 90年代诗歌书写中的神话、隐喻写作仍然重视诗歌的语言，它们通过语言的设置与表现，推动当代诗歌的积极有效的话语建构。语言必然与孤寂、沉默相关，这也是汉语诗歌的质地与诗意生成的必然前提、因素。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写道：“我们不应该被‘被解放了’的身体（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它是作为物品/符号被解放的，而在其欲望的颠覆性真相中、在色情及体育和卫生保健中它都遭到了查禁）的物质表现所蒙骗——它仅仅表达某种已过时的、与生产系统发展不相适应且不再能保证意识之统一的、有关灵魂的意识形态，被一种更具功用性的当代意识形态所取代，这一意识形态主要保护的是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及相关的社会结构。它甚至还强化了它们，给予它们一种几乎是决定性的根据，因为它用身体的自发表现取代了完全内在的灵魂超验性。”[19] 诗歌成为文学艺术里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也是诠释社会与时代意义的重要的文化形式，它成为文学生产、意识反映的重要晴雨表，诗歌一方面以独立的诗体形式形成文本的艺术创造，一方面又以意义价值推动着文化的生成、发展。“把文化视作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一切表意行为的集合。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表意活动范围极广，从文学艺术，到风俗习惯，到权力动作，到物质生产，都带有表意能力。这个巨大的表意活动堆集在社会上周转运行，需要一个释义标准体系来控制意义的解读。释义体系的核心部分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社会表意活动的元语言，它的任务是保证社会表意得到应文化认可的‘正解’。”[20]显然，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作为同期文化的主要形式，参与了90年代文化的建构与互动，其中对身体的书写，特别是以民间的、口语的、下半身书写的身体的极端化、粗俗化的处理，使得身体的意义走向与90年代文化中倡导的消费形态中的身体景观策略不谋而合，彼此相映，因而，对这种身体书写现象，我们不得不保持某种警醒与距离。
90年代诗歌的身体对超验的身体的驱逐与忽视，也成为当代诗歌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其文化的表现意识也强化了消费的身体景观的狂欢化、色情化的走向，误导、压制90年代文化的健康与积极的生长可能。诗人与同期文化也应自觉地表现出某种疏离意识、批判意识，他们在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也时刻保持着自我反思的写作态度。“带着历史强加于个人之上的不可擦抹的创痛，迎着消费主义时代无边的诱惑，诗人（也是这个时代的个人）所经历的内心生活（或内心经验）将是暧昧的、复杂的，甚至是分裂的。而诗歌本身所关注和寻求的，是与物质的社会活动不同的精神领域，是人的内心世界，是穿过种种有限的、暂时性的因素的掩盖、束缚，去寻找人的灵魂的归属和位置，去用诗的语言建构一个与现实的生存世界相对应和对立的诗的世界……”[21]“在某种意义上说，抵抗金钱的诱惑甚至比抵抗政治权威的压迫更为艰难——后者即使失败，起码还有一种‘悲壮感’值得咀嚼回味。”[22]
谢冕说：“现在似乎是需要我们再一次发出呼吁的时候了：让诗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上来，让诗首先是诗，是情感的，是思想的，是高贵而永恒的，是作用于人的心灵的，是能够疗救人的精神而始终引导人向前方行进的！让我们再次郑重强调，诗就是诗。”[23]洪子诚也写道：“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投身’于诗，在诗中找到快乐。他们为了探索精神的提升和词语的表现力而孜孜不倦。这一切，就为新诗存在的价值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然而有力的证明。说真的，在当今这个信仰分裂、以时尚为消费目标的时代，这就足够；我们还能要求些什么呢？”[24]显然，当代诗歌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文化的重要形式、内容，参与、推动了当代文化的理论进程。
回归汉语经验的语言表现，回归诗学经验上的身体认同，回归文本经验的诗体意识，回归人类经验的文化意识，这也许是新世纪诗歌共同面对的诗学命题。这有待于更多的写作者、研究者去重新深化、重新认知、重新阐释、重新发现！
注 释
1. [德]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7页。
2.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4页。
3.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0页。
4. 西渡：《写作的权利》，《最新先锋诗论选》，陈超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2页。
5.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1页。
6. 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5页。
7. 曾方荣：《反思与重构——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批评》，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第8页。
8. [德]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芮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7页。
9. 陈仲义：《日常主义诗歌》，《诗探索》，1999年第2期。
10.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3页。
11. 彭富春：《身体美学的基本问题》，《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12. 彭富春：《身体美学的基本问题》，《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13. 葛红兵：《身体写作：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后身体的处境》，《当代文坛》，2005年第3期。
14.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2页。
15.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3页
16.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17. Claire Colebrook， Irony. London： Routledge， 2004. p.16.
18.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86页。
19.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20.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页。
21. 周瓒：《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22. 陈平原：《当代中国人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23. 谢冕：《世纪反思——新世纪诗歌随想》，《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4. 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