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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翻阅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所著《余时书话》一书，忽然发现：七君子之一、著名爱国志士李公朴先生曾于1945年将大后方出版的刊物《民主生活》创刊号赠予我的父母：徐盈、彭子冈。
姜先生写道：“在这刊物的封面上，有烈士李公朴先生的亲笔签名，他用钢笔写在封面的顶端——徐盈子冈先生 公朴赠。”
《民主生活》可能出版于1945年6月，这也是李公朴被国民党暗杀之前所编的最后一本刊物，所刊发文章政治观点极其鲜明，如《国民党六全大会透视》《重庆——特务的世界》《重庆政府反民主、反人民的新措施》，这些像枪炮一样的文字，让国民党当局看了心惊肉跳。
“李先生与闻一多先后倒在争取民主的血泊之中，看到他的墨迹油然而生一种崇敬的感情……”姜先生充满感情地写道。
而对于徐盈、子冈，姜先生这样说：“徐盈是我常常有所请教的前辈，子冈是我一度同过事的大姐，自有一种亲切之感。”
姜先生的文字，勾起了我对父母的回忆，使我想到，他们的早期生活确与七君子有许多关联。
1935年后，沈钧儒是著名群众团体“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后来的“七君子”之首。母亲子冈那时是“救国会”影响下的生活书店里的一名职员，沈兹九女士主编《妇女生活》刊物的助理编辑。上海沦陷后，沈先生来武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常常通过《大公报》宣传自己的思想，很自然就与《大公报》的新秀——能干的外勤记者子冈、徐盈（子冈的丈夫，后为《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关系密切起来，到重庆后，沈老得知我父母的住所被敌人轰炸后，主动让他们住进了自己良庄的住所。
良庄所在马鞍山28号是一个三层小楼，一层为两名银行职员居住，二层住着沈钧儒及王炳南两家，三楼很小，如上海的亭子间，抗战中却是重要的活动场所，熟客来访晚了可在此临时居住。良庄后是漱庐，那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机构。漱庐前的平房中居住着七君子中的另外一位邹韬奋先生，他家很小，房门后的小书桌则是他工作的地方，而此房后的大楼里住着陈果夫、陈立夫。
我父母搬入良庄后，有了更多机会接触、了解七君子及其他爱国志士，如邹韬奋、黄炎培、史东山等。这对他俩的工作及思想进步，起了很大的影响。在良庄，母亲子冈不仅能常常接触到沈钧儒，了解他对抗战的思想、看法，还几乎天天去邹韬奋家，邹韬奋也常常带着各种抗战消息来沈老处交流、评析，当时沈老的家已成为各种进步力量的聚合点。在这可贵的环境中，我父母采写出大量政治、文化新闻，并通过两人在《大公报》的合法地位登出。有些不宜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他们就发给战时的桂林《大公报》，1941年至1944年间，他们二人以《重庆百笺》为总题，登出不少讽刺国民党腐败、关注时局、关注百姓民生的文章，受到大后方读者称赞。
记述鲁迅葬礼的《伟大的伴送》及后来写史良等七君子被囚苏州监狱的文章，就是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写《伟大的伴送》时，母亲仅仅是一名年轻的编辑，不大自信，在邹韬奋的鼓励下，她参加了悼念鲁迅的各种活动，细心观察各种人的神情、内心活动，最终稿件完成后得到邹韬奋盛赞，安排全文发表。
在《伟大的伴送》一文中，母亲这样写道：“哀悼鲁迅先生，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他是新时代的号声……”“太阳在深秋应该是温暖的，但今天感到有些燥热，每人脸上是一层油，有的掺着泪，在心头呢，只有阴冷和凄愁。”“望着前面的路，人们记起了这是送鲁迅去‘安息’的，像将要失掉什么似的勾起恋念，‘路’还远着，要迈过多少阻挠和艰险……大家不自觉地把手臂挽得更紧，失了父母的孩子不是会更亲热的吗……”
这一时期，母亲在思想上也力争使自己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早在1933年，她就曾独闯苏州反省院，探望因宣传进步思想在上海被捕的左联战士汪金丁。汪与我父亲都是左联战士，并共同创办进步刊物《尖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母亲手拿一客冰淇淋，向狱吏谎称来看望表兄，竟在简单登记后进入会见室，他们像兄妹一样攀谈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父母还多次前往苏州反省院给汪金丁寄书、寄信，使汪金丁及狱友受到极大鼓舞……
1937年，史良等七君子被囚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母亲化名“小梅”，谎称堂妹进去探监，写出受人关注的《堂姐史良会见记》。文中写道：“七人中史良是我的堂姐，为了一点私情和不太明了的罪名，更使我期望这公审快些到来……”“怨我自己太孤陋寡闻了，在苏州的黄包车夫把我拖过地方法院看守所时，我误以为是良姐所住的地方了，我在门前的‘众目睽睽’之下等着时间，在苏州这个古老的地方是不常看见‘旗袍阶级’的女学生式的人出入看守所或监狱的，好像罪恶会和读书人绝缘……”“我的堂姐是个勤奋的学生，是个肯尽天良维护正义的律师，是个在国难危急时不忘记国民天责而出来向侵略者反抗的老百姓……”
随着抗战的逐步深入，我父母逐渐成为在《大公报》上发表“反贪文章”的尖兵。在当时，两人除了发表各种报道、专访外，还发表了大量坚决抗日、反腐反贪的文章，如调查通讯集《抗战中的西北》《北方工业》《烽火十城》;反映国民党当局摧残民族工业的《四川的四川》，综述性通讯《迎春篇》《路与变》《死亡线上的喘息》及《笼城听降记》《北方风王画》等文，都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腐败现象及问题。
我想，正是由于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停止内战的理想及对穷苦大众的热爱，才使七君子和我父母在那个时候成为默契的朋友及知音吧！因而才有了李公朴送书给我父母一事。（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徐盈、彭子冈之女）
姜先生写道：“在这刊物的封面上，有烈士李公朴先生的亲笔签名，他用钢笔写在封面的顶端——徐盈子冈先生 公朴赠。”
《民主生活》可能出版于1945年6月，这也是李公朴被国民党暗杀之前所编的最后一本刊物，所刊发文章政治观点极其鲜明，如《国民党六全大会透视》《重庆——特务的世界》《重庆政府反民主、反人民的新措施》，这些像枪炮一样的文字，让国民党当局看了心惊肉跳。
“李先生与闻一多先后倒在争取民主的血泊之中，看到他的墨迹油然而生一种崇敬的感情……”姜先生充满感情地写道。
而对于徐盈、子冈，姜先生这样说：“徐盈是我常常有所请教的前辈，子冈是我一度同过事的大姐，自有一种亲切之感。”
姜先生的文字，勾起了我对父母的回忆，使我想到，他们的早期生活确与七君子有许多关联。
1935年后，沈钧儒是著名群众团体“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后来的“七君子”之首。母亲子冈那时是“救国会”影响下的生活书店里的一名职员，沈兹九女士主编《妇女生活》刊物的助理编辑。上海沦陷后，沈先生来武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常常通过《大公报》宣传自己的思想，很自然就与《大公报》的新秀——能干的外勤记者子冈、徐盈（子冈的丈夫，后为《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关系密切起来，到重庆后，沈老得知我父母的住所被敌人轰炸后，主动让他们住进了自己良庄的住所。
良庄所在马鞍山28号是一个三层小楼，一层为两名银行职员居住，二层住着沈钧儒及王炳南两家，三楼很小，如上海的亭子间，抗战中却是重要的活动场所，熟客来访晚了可在此临时居住。良庄后是漱庐，那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机构。漱庐前的平房中居住着七君子中的另外一位邹韬奋先生，他家很小，房门后的小书桌则是他工作的地方，而此房后的大楼里住着陈果夫、陈立夫。
我父母搬入良庄后，有了更多机会接触、了解七君子及其他爱国志士，如邹韬奋、黄炎培、史东山等。这对他俩的工作及思想进步，起了很大的影响。在良庄，母亲子冈不仅能常常接触到沈钧儒，了解他对抗战的思想、看法，还几乎天天去邹韬奋家，邹韬奋也常常带着各种抗战消息来沈老处交流、评析，当时沈老的家已成为各种进步力量的聚合点。在这可贵的环境中，我父母采写出大量政治、文化新闻，并通过两人在《大公报》的合法地位登出。有些不宜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他们就发给战时的桂林《大公报》，1941年至1944年间，他们二人以《重庆百笺》为总题，登出不少讽刺国民党腐败、关注时局、关注百姓民生的文章，受到大后方读者称赞。
记述鲁迅葬礼的《伟大的伴送》及后来写史良等七君子被囚苏州监狱的文章，就是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写《伟大的伴送》时，母亲仅仅是一名年轻的编辑，不大自信，在邹韬奋的鼓励下，她参加了悼念鲁迅的各种活动，细心观察各种人的神情、内心活动，最终稿件完成后得到邹韬奋盛赞，安排全文发表。
在《伟大的伴送》一文中，母亲这样写道：“哀悼鲁迅先生，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他是新时代的号声……”“太阳在深秋应该是温暖的，但今天感到有些燥热，每人脸上是一层油，有的掺着泪，在心头呢，只有阴冷和凄愁。”“望着前面的路，人们记起了这是送鲁迅去‘安息’的，像将要失掉什么似的勾起恋念，‘路’还远着，要迈过多少阻挠和艰险……大家不自觉地把手臂挽得更紧，失了父母的孩子不是会更亲热的吗……”
这一时期，母亲在思想上也力争使自己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早在1933年，她就曾独闯苏州反省院，探望因宣传进步思想在上海被捕的左联战士汪金丁。汪与我父亲都是左联战士，并共同创办进步刊物《尖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母亲手拿一客冰淇淋，向狱吏谎称来看望表兄，竟在简单登记后进入会见室，他们像兄妹一样攀谈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父母还多次前往苏州反省院给汪金丁寄书、寄信，使汪金丁及狱友受到极大鼓舞……
1937年，史良等七君子被囚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母亲化名“小梅”，谎称堂妹进去探监，写出受人关注的《堂姐史良会见记》。文中写道：“七人中史良是我的堂姐，为了一点私情和不太明了的罪名，更使我期望这公审快些到来……”“怨我自己太孤陋寡闻了，在苏州的黄包车夫把我拖过地方法院看守所时，我误以为是良姐所住的地方了，我在门前的‘众目睽睽’之下等着时间，在苏州这个古老的地方是不常看见‘旗袍阶级’的女学生式的人出入看守所或监狱的，好像罪恶会和读书人绝缘……”“我的堂姐是个勤奋的学生，是个肯尽天良维护正义的律师，是个在国难危急时不忘记国民天责而出来向侵略者反抗的老百姓……”
随着抗战的逐步深入，我父母逐渐成为在《大公报》上发表“反贪文章”的尖兵。在当时，两人除了发表各种报道、专访外，还发表了大量坚决抗日、反腐反贪的文章，如调查通讯集《抗战中的西北》《北方工业》《烽火十城》;反映国民党当局摧残民族工业的《四川的四川》，综述性通讯《迎春篇》《路与变》《死亡线上的喘息》及《笼城听降记》《北方风王画》等文，都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腐败现象及问题。
我想，正是由于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停止内战的理想及对穷苦大众的热爱，才使七君子和我父母在那个时候成为默契的朋友及知音吧！因而才有了李公朴送书给我父母一事。（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徐盈、彭子冈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