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2年5月11—14日，适值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之际，“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四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在太原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史学会、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省历史学会主办，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承办。来自海内外的学者120余人参会，提交论文97篇。大会在开闭幕式的主题发言环节中，特邀田居俭、宋德金等20位中国社会史学界老中青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自由发言，精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思考，激发了大家在分组讨论的热情，创新了社会史年会的办会形式。
一、围绕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讨论与创新
会议最大的热点是对三十年中国社会史成就的反思。回顾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成果显著，有目共睹。但仍存在缺乏理论创新的缺陷，加强理论建设成为社会史发展的当务之急。首要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的关系。田居俭认为，社会史研究者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同时应借鉴年鉴学派的治史经验，坚持为我所用。夏明方提倡要重读马克思理论经典，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服务于现代化建设。针对学者提出的中国社会史依赖年鉴学派理论的观点，安介生提出疑问：中国学术界是否需要年鉴学派的引领和我们是否真的读懂年鉴学派？他认为，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资料，所有的问题会在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展开。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受学界诟病最多的“碎片化”问题再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李金铮提倡用整体史观的方法对待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存在与学者的学术素养有关，真正的学术研究基本不存在碎片化。钱杭认为“碎片”是宝贵的，不等同于“碎片化”。学者们一致认同“碎片化”是社会史研究深化的表现，社会史是研究普通民众的一切历史，研究者要站在整体史的角度，把这方方面面的历史“碎片”串联起来，展现丰富多彩的历史场景。
张佩国、刘平、黄国信围绕历史人类学的对话则反映了学界对于社会史是否做到跨学科的不同声音。张佩国认为历史人类学是跨学科整合之后新的知识形态，对研究历史是很有作用的。刘平认为作为史学三大坐标之一的历史人类学，其化解史学危机的作用只停留在表面。黄国信提倡应掌握其他学科的学科脉络，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迎接来自文化史、环境史、生态史和人类学的挑战，实现新的综合。
会议期间，围绕宗族问题的讨论显示了社会史研究极高的理论水平。其中，杜靖和钱杭就能不能把五服作为判定家族与宗族范围的依据展开了讨论。杜靖以山东闵村的人类学研究为基础，提出“喷泉社会”和“九族连环”理论，认为本村与村外的五服群体通过婚姻形成“五服-姻亲”结构。本宗五服之上为宗族，本宗五服之下（包括本宗五服）为家族，“五服九族”应包括本家九族和姻亲九族。钱杭从经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五服的概念并不能构成宗族，用覆盖的范围来讲这就是一个宗族，于理不合。“五服九族”只包含父宗，是否包含姻亲还有待商榷。钱杭和杜靖的争论代表着来自历史学和人类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激烈的交锋与碰撞，这对于传统优势领域的宗族研究，有望实现更大的理论突破。与此相关，饭山知保、陈爽、邱源媛关于宗族碑刻、丁册、家谱资料的发掘与解读亦体现了宗族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围绕史料运用的讨论并不限于宗族领域。胡英泽发现“太湖模式”研究所用鱼鳞册的部分错误，指出精细严密的考辨是研究的关键。赖惠敏利用蒙古共和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还原出清代山西商人在恰克图茶叶贸易的盛况，认为在讨论社会史的同时不可忽略国家的存在。王广义对近代中国东北社会外文文献的述评，运用了俄、满、日、蒙等多种资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钞晓鸿通过对关中明清水利文献的解读，发现这些史料在经过今人整理后，增加了整理者的判断，埋没了原始资料的信息。黄国信认为社会史的发展要有“侵略性”，把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入侵”到其他研究领域中，在他对清代盐政的研究中，认为应把历史时期数字的解读放到历史场景中去理解当时官方的决策。姚力、卫崇文提倡应重视口述资料在研究中的运用，为开展口述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社会史专题研究的新突破
区域社会史研究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它既注重区域特征，更寓于整体史关怀，显示出区域史与整体史、小传统与大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会议期间，主办方推出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行龙主编的田野·社会系列丛书，郝平、胡英泽、张俊峰、韩晓莉四位青年学者的新著集体亮相，展示了该中心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
行龙主张将社会史研究引入现当代，积极开展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响应田居俭、朱佳木等人大力倡导的当代社会史研究，使得当代社会史研究成为今后社会史学界努力深入的一个新领域。郝平立足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资料，主张开展集体化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研究。马维强、常利兵分别从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乡村实践和生活变革角度探讨了国家政策与地方社会民众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水利社会史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新热点，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张俊峰提倡从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开展不同类型、地域性的水利社会史研究，丰富“泉域社会”概念和理论，对话祭祀圈、市场圈和宗族圈理论。周亚和王长命分别以晋南龙子祠灌区和平遥官沟河为例，论述了建国前后国家干预下的乡村水利组织和清代以降乡村的洪灌水利社会问题，展示了制度与权力背后乡村社会的运行实态。井黑忍注意到水利碑刻上的水权买卖契约文书资料，并运用这一资料讨论水权转让的问题。谢氵是考察了16世纪太湖流域水资源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之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是当前社会史发展中一个最前沿的领域。夏明方在《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一文中，对环境史的发展作了历史的、辩证的思考。侯甬坚从县域范围出发，结合当地群众的实际生活来探讨区域性的人类如何适应环境的问题，填补了以往只注重大范围而忽略县域范围的空白。安介生将历史地理学与社会史紧密结合，探讨明清时期北湖地区的世族历史和景观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极富启发性。
此外，近代乡村社会和社会团体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唐力行和廖大伟对同乡会的关注引起了学者的共鸣，二人分别对民国徽州、湖州两地同乡会的变迁作了阐释，引发了大家对像同乡会这样的社会团体在当代存在的价值和应以怎样的社会形态存在的思考。婚姻、娱乐、信仰依然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且不乏新颖的选题。梁景和、苏智良、李禹阶分别考察了“两性研究”角度的婚姻文化、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历史和晚清彩票，令人耳目一新。温春来站在少数民族的角度研究民国时期西南非汉族群的“夷族”意识，引发了学者关于“族群”和“民族”概念的讨论。
总体而言，本次会议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理论探讨更加深入，学科发展愈加成熟。多位学者提出要加强学科理论的建设并纷纷尝试把各自领域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总结，形成本土化的社会史理论。
二、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既有从理论、宏观的方面去回顾和展望，也有个案、实证的方法去探讨，更有田野调查与村庄研究风气的盛行，促使研究者去搜集第一手材料。
三、研究领域更加多元。社会经济史、水利社会史、生态环境史、医疗史、心态史等多门前沿性受到学者关注，越来越重视资料积累和实证性研究，问题意识越来越明确，跨学科对话更加突出。这些都有利于今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社会史年会会议质量、学术品味的提升。
【作者简介】郭宇， 女，1988年生，山西省交城县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张瑜，女，1988年生，山西省太原市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吴丹】
一、围绕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讨论与创新
会议最大的热点是对三十年中国社会史成就的反思。回顾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成果显著，有目共睹。但仍存在缺乏理论创新的缺陷，加强理论建设成为社会史发展的当务之急。首要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的关系。田居俭认为，社会史研究者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同时应借鉴年鉴学派的治史经验，坚持为我所用。夏明方提倡要重读马克思理论经典，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服务于现代化建设。针对学者提出的中国社会史依赖年鉴学派理论的观点，安介生提出疑问：中国学术界是否需要年鉴学派的引领和我们是否真的读懂年鉴学派？他认为，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资料，所有的问题会在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展开。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受学界诟病最多的“碎片化”问题再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李金铮提倡用整体史观的方法对待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存在与学者的学术素养有关，真正的学术研究基本不存在碎片化。钱杭认为“碎片”是宝贵的，不等同于“碎片化”。学者们一致认同“碎片化”是社会史研究深化的表现，社会史是研究普通民众的一切历史，研究者要站在整体史的角度，把这方方面面的历史“碎片”串联起来，展现丰富多彩的历史场景。
张佩国、刘平、黄国信围绕历史人类学的对话则反映了学界对于社会史是否做到跨学科的不同声音。张佩国认为历史人类学是跨学科整合之后新的知识形态，对研究历史是很有作用的。刘平认为作为史学三大坐标之一的历史人类学，其化解史学危机的作用只停留在表面。黄国信提倡应掌握其他学科的学科脉络，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迎接来自文化史、环境史、生态史和人类学的挑战，实现新的综合。
会议期间，围绕宗族问题的讨论显示了社会史研究极高的理论水平。其中，杜靖和钱杭就能不能把五服作为判定家族与宗族范围的依据展开了讨论。杜靖以山东闵村的人类学研究为基础，提出“喷泉社会”和“九族连环”理论，认为本村与村外的五服群体通过婚姻形成“五服-姻亲”结构。本宗五服之上为宗族，本宗五服之下（包括本宗五服）为家族，“五服九族”应包括本家九族和姻亲九族。钱杭从经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五服的概念并不能构成宗族，用覆盖的范围来讲这就是一个宗族，于理不合。“五服九族”只包含父宗，是否包含姻亲还有待商榷。钱杭和杜靖的争论代表着来自历史学和人类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激烈的交锋与碰撞，这对于传统优势领域的宗族研究，有望实现更大的理论突破。与此相关，饭山知保、陈爽、邱源媛关于宗族碑刻、丁册、家谱资料的发掘与解读亦体现了宗族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围绕史料运用的讨论并不限于宗族领域。胡英泽发现“太湖模式”研究所用鱼鳞册的部分错误，指出精细严密的考辨是研究的关键。赖惠敏利用蒙古共和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还原出清代山西商人在恰克图茶叶贸易的盛况，认为在讨论社会史的同时不可忽略国家的存在。王广义对近代中国东北社会外文文献的述评，运用了俄、满、日、蒙等多种资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钞晓鸿通过对关中明清水利文献的解读，发现这些史料在经过今人整理后，增加了整理者的判断，埋没了原始资料的信息。黄国信认为社会史的发展要有“侵略性”，把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入侵”到其他研究领域中，在他对清代盐政的研究中，认为应把历史时期数字的解读放到历史场景中去理解当时官方的决策。姚力、卫崇文提倡应重视口述资料在研究中的运用，为开展口述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社会史专题研究的新突破
区域社会史研究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它既注重区域特征，更寓于整体史关怀，显示出区域史与整体史、小传统与大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会议期间，主办方推出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行龙主编的田野·社会系列丛书，郝平、胡英泽、张俊峰、韩晓莉四位青年学者的新著集体亮相，展示了该中心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
行龙主张将社会史研究引入现当代，积极开展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响应田居俭、朱佳木等人大力倡导的当代社会史研究，使得当代社会史研究成为今后社会史学界努力深入的一个新领域。郝平立足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资料，主张开展集体化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研究。马维强、常利兵分别从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乡村实践和生活变革角度探讨了国家政策与地方社会民众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水利社会史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新热点，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张俊峰提倡从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开展不同类型、地域性的水利社会史研究，丰富“泉域社会”概念和理论，对话祭祀圈、市场圈和宗族圈理论。周亚和王长命分别以晋南龙子祠灌区和平遥官沟河为例，论述了建国前后国家干预下的乡村水利组织和清代以降乡村的洪灌水利社会问题，展示了制度与权力背后乡村社会的运行实态。井黑忍注意到水利碑刻上的水权买卖契约文书资料，并运用这一资料讨论水权转让的问题。谢氵是考察了16世纪太湖流域水资源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之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是当前社会史发展中一个最前沿的领域。夏明方在《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一文中，对环境史的发展作了历史的、辩证的思考。侯甬坚从县域范围出发，结合当地群众的实际生活来探讨区域性的人类如何适应环境的问题，填补了以往只注重大范围而忽略县域范围的空白。安介生将历史地理学与社会史紧密结合，探讨明清时期北湖地区的世族历史和景观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极富启发性。
此外，近代乡村社会和社会团体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唐力行和廖大伟对同乡会的关注引起了学者的共鸣，二人分别对民国徽州、湖州两地同乡会的变迁作了阐释，引发了大家对像同乡会这样的社会团体在当代存在的价值和应以怎样的社会形态存在的思考。婚姻、娱乐、信仰依然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且不乏新颖的选题。梁景和、苏智良、李禹阶分别考察了“两性研究”角度的婚姻文化、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历史和晚清彩票，令人耳目一新。温春来站在少数民族的角度研究民国时期西南非汉族群的“夷族”意识，引发了学者关于“族群”和“民族”概念的讨论。
总体而言，本次会议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理论探讨更加深入，学科发展愈加成熟。多位学者提出要加强学科理论的建设并纷纷尝试把各自领域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总结，形成本土化的社会史理论。
二、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既有从理论、宏观的方面去回顾和展望，也有个案、实证的方法去探讨，更有田野调查与村庄研究风气的盛行，促使研究者去搜集第一手材料。
三、研究领域更加多元。社会经济史、水利社会史、生态环境史、医疗史、心态史等多门前沿性受到学者关注，越来越重视资料积累和实证性研究，问题意识越来越明确，跨学科对话更加突出。这些都有利于今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社会史年会会议质量、学术品味的提升。
【作者简介】郭宇， 女，1988年生，山西省交城县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张瑜，女，1988年生，山西省太原市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