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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人帕斯卡有一句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自从书籍诞生后,读书就成了一种能够对人这根“芦苇”的思想產生影响的重要方式。
关于读书对思想的启蒙作用,在中国近代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清末民初之际,民族危机毕现,如何唤醒民众,打破封建制度的枷锁,向西方学习,改变现状,就成了中国人首要解决的问题。开明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认定,书籍将在开启民智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康有为总结当时的社会状态是“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而梁启超曾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讲过,小说具有 “熏”、“浸”、“刺”、“提” 四种“神力”。他认为小说通于俗,“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小说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固然有夸大其词之处,而且有过于强调 “文以载道”或者说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之嫌,但是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尤其是在五四以后,启蒙和救亡并重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如同鲁迅先生的信念,以文学来疗救国人的灵魂,的确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不二选择,并且事实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19世纪末的中国,译书和写书都出现了一种狂潮。读者从西方小说中得以开眼望世界,莫泊桑、孟德斯鸠、易卜生、达尔文等名家的作品纷纷译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和各种思潮的读物也纷纷涌入,读者从中增长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启蒙了思想,促进了独立人格的觉醒。从此,民主、科学、自由、独立、权利等先进的观念开始渐渐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
当时的这一历史现象反映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书籍启迪思想的作用巨大,这种作用在变革社会、移风易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二是读书要有所选择,中国人如果拒绝世界上现代文明思潮的引入,不吸收不学习,食古不化,就会极大地影响中华民族近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经济全球化、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面对社会上汗牛充栋、琳琅满目的书籍,选择阅读什么样的书成了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在于明确读书的目的,目的明确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当代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为了习得一技之长以谋生,为了管理社会事务,为了兴趣爱好,为了怡情养性等,都可以成为读书的动力。但是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社会里都担当着不同的角色,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承担着一份责任;人作为能够思想的“芦苇”,除了满足生存条件外,还有精神上的需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宋人张载的一段名言,这段令世世代代的读书人感动不已的话,在今天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换言之,在今天,读书的目的应该是“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坚持学术、造福社会”。
读书的“功用性” 即“学以致用”,必须给予肯定;但是读书绝对不可以只剩下“功利性”。有的人仅仅为了获得文凭而读书,仅仅关注书中的“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把读书当成敲门砖,当成获取高官厚禄的机会,而当官又不是为了干事创业,而是为了博取特权和利益。对于这种读书目的不纯甚至心术不正的人而言,什么书到他那里都不过是“明珠暗投”,不会形成推动社会进步使命感的思想。这样的人做官定是贪官,经商必是奸商,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都不会有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所以读书学习首要一条便是要正心,也就是古人讲的要正心诚义。
要想通过读书启迪思想,必须讲究方法。鲁迅先生对读书方法有过一番论述,他说,“有的人读的书不算少,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糟,但蹄迹当然是有些存留的,这就是所谓有所得。”还有一些“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得不到”。鲁迅先生说的这些读书者的毛病的确大量存在,读书人在思路不明晰,方法不得当的时候,可能常常犯这样的错误。不能笼统地讲“开卷有益”,因为人生苦短,就算“秉烛夜读”,又能读多少本书呢?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即使读书再多,如果不用脑思考,就会犯“学而不思则惘”的毛病。因此,读书最重要的方法是要把读书与思考相结合。读书人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有批判、分析、比较、鉴别的能力,不能完全被动地 “熏浸刺提”,被“牵着鼻子走”;读书的角度可以不同,可以“杂”,也可以“专”,但必须深入研究思考,既要能进入书中,又要能跳出书外;既要能深入挖掘,又要能开阔视野,这样才能有所启发,有所创获。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全面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我们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就需要广大领导干部善于读书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指出:“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也强调:“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因此,广大领导干部要带头倡导读书学习的风气,要在全党形成浓厚的读书学习氛围,使每一个党员都成为学习型党员,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成为学习型干部,每一个党的组织都成为学习型组织。
党员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范围非常宽泛,但是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是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此外,还要努力学习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人民群众及其创造的新鲜经验,以及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与此同时,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不但要端正学习态度、拓宽学习领域,更要善于在学习中研究现实问题,在学习中形成科学决策,在学习中统一思想认识。这样的读书学习,可以确保我们获得正确的思想,可以切实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
作者单位:学习时报社
(责编/赵哲)
关于读书对思想的启蒙作用,在中国近代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清末民初之际,民族危机毕现,如何唤醒民众,打破封建制度的枷锁,向西方学习,改变现状,就成了中国人首要解决的问题。开明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认定,书籍将在开启民智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康有为总结当时的社会状态是“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而梁启超曾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讲过,小说具有 “熏”、“浸”、“刺”、“提” 四种“神力”。他认为小说通于俗,“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小说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固然有夸大其词之处,而且有过于强调 “文以载道”或者说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之嫌,但是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尤其是在五四以后,启蒙和救亡并重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如同鲁迅先生的信念,以文学来疗救国人的灵魂,的确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不二选择,并且事实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19世纪末的中国,译书和写书都出现了一种狂潮。读者从西方小说中得以开眼望世界,莫泊桑、孟德斯鸠、易卜生、达尔文等名家的作品纷纷译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和各种思潮的读物也纷纷涌入,读者从中增长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启蒙了思想,促进了独立人格的觉醒。从此,民主、科学、自由、独立、权利等先进的观念开始渐渐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
当时的这一历史现象反映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书籍启迪思想的作用巨大,这种作用在变革社会、移风易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二是读书要有所选择,中国人如果拒绝世界上现代文明思潮的引入,不吸收不学习,食古不化,就会极大地影响中华民族近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经济全球化、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面对社会上汗牛充栋、琳琅满目的书籍,选择阅读什么样的书成了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在于明确读书的目的,目的明确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当代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为了习得一技之长以谋生,为了管理社会事务,为了兴趣爱好,为了怡情养性等,都可以成为读书的动力。但是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社会里都担当着不同的角色,对社会的文明进步承担着一份责任;人作为能够思想的“芦苇”,除了满足生存条件外,还有精神上的需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宋人张载的一段名言,这段令世世代代的读书人感动不已的话,在今天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换言之,在今天,读书的目的应该是“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坚持学术、造福社会”。
读书的“功用性” 即“学以致用”,必须给予肯定;但是读书绝对不可以只剩下“功利性”。有的人仅仅为了获得文凭而读书,仅仅关注书中的“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把读书当成敲门砖,当成获取高官厚禄的机会,而当官又不是为了干事创业,而是为了博取特权和利益。对于这种读书目的不纯甚至心术不正的人而言,什么书到他那里都不过是“明珠暗投”,不会形成推动社会进步使命感的思想。这样的人做官定是贪官,经商必是奸商,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都不会有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所以读书学习首要一条便是要正心,也就是古人讲的要正心诚义。
要想通过读书启迪思想,必须讲究方法。鲁迅先生对读书方法有过一番论述,他说,“有的人读的书不算少,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糟,但蹄迹当然是有些存留的,这就是所谓有所得。”还有一些“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得不到”。鲁迅先生说的这些读书者的毛病的确大量存在,读书人在思路不明晰,方法不得当的时候,可能常常犯这样的错误。不能笼统地讲“开卷有益”,因为人生苦短,就算“秉烛夜读”,又能读多少本书呢?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即使读书再多,如果不用脑思考,就会犯“学而不思则惘”的毛病。因此,读书最重要的方法是要把读书与思考相结合。读书人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有批判、分析、比较、鉴别的能力,不能完全被动地 “熏浸刺提”,被“牵着鼻子走”;读书的角度可以不同,可以“杂”,也可以“专”,但必须深入研究思考,既要能进入书中,又要能跳出书外;既要能深入挖掘,又要能开阔视野,这样才能有所启发,有所创获。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全面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我们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就需要广大领导干部善于读书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指出:“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也强调:“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因此,广大领导干部要带头倡导读书学习的风气,要在全党形成浓厚的读书学习氛围,使每一个党员都成为学习型党员,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成为学习型干部,每一个党的组织都成为学习型组织。
党员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范围非常宽泛,但是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是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此外,还要努力学习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人民群众及其创造的新鲜经验,以及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与此同时,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不但要端正学习态度、拓宽学习领域,更要善于在学习中研究现实问题,在学习中形成科学决策,在学习中统一思想认识。这样的读书学习,可以确保我们获得正确的思想,可以切实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
作者单位:学习时报社
(责编/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