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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中关于三国赤壁之战部分(以《赤壁之战》为题目选入高中语文课本)记载了赤壁之战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孙、刘、曹三个方面,事件繁杂,人物众多。在一般读者看来,在这一奠定了三国鼎立局面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历史转折过程中,最引人瞩目的人物当为吴都督周瑜和刘备集团的军师诸葛亮,因为诸葛亮促成了孙刘联合抗曹的局面,周瑜统帅吴军以少胜多打败了曹军。其实,根据《赤壁之战》的记载,客观地考察这一历史进程,人们就会发现,赤壁之战中至为关键的人物当非吴主孙权莫属。
一、最早提出建立孙刘“统一战线”的是东吴鲁肃,孙权是东吴的最高决策者
孙刘之所以能联合抗曹,从根本上说当然是当时的局势和双方利益目标的共同性决定的。刘备是曹操的宿敌,孙权是曹操通过官渡之战基本平定北方后必然进攻的对象。但最先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是吴方重要谋臣鲁肃,而且提出的时间是在刘表新亡,荆州尚未落于曹操之手的时刻。鲁肃建议的理由要点可以归为:第一,荆州为经济、军事要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第二,刘表新亡之后荆州局势混乱。“刘表新亡,二子不协,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如曹操乘虚而入,则对吴方大为不利。因而提出对策:利用寄寓在荆州的刘备团结刘表部下的实权派,稳住荆州局面,与东吴结盟;如果这一目的不能达到,荆州这个战略要地,为抗曹作必要的准备。鲁肃建议后,“权即遣肃行”。从这一举动看,孙权对鲁肃的建议是极为赞同的,寥寥五个字,写出了一个政治领袖的决策之果断,行动之迅速。正是孙权的这一决策,迈出了孙刘联合的关键一步。
二、在联刘抗曹的决策过程中,孙权表现出了一个政治领袖的深思熟虑和雄才大略
不少史论者以为孙权有“多谋寡断”的缺点,其实不然。“抗曹”还是“降曹”是关系到东吴集团生死存亡的大事,袁绍、袁术、吕布等集团的灭亡,说明了曹操集团无论在军事实力上还是在拥有人才方面绝对不可等闲视之,况且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荆州被曹操占领,“长江之险已与我共有之”。刘备虽坚持抗曹,并派其军师诸葛亮随鲁肃到吴共商抗曹大计,但其一路败逃到底还有多少实力?东吴武将谋臣的倾向如何?是否有坚决抗曹的决心?曹操的军事实力如何?一旦开战派何人为将?等等。这些问题不考虑定,就贸然决策开战,岂非鲁莽之举?须知知己知彼者方能百战百胜,因此孙权在决策过程中的看似“犹豫”的行为,正是其深思熟虑的表现。表现为三个考察:一是考察曹军虚实和同盟刘备的实力。为了了解曹军,立即召见诸葛亮。诸葛亮欲用激将法使孙权下决心抗曹——“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孙权则一言挑明:“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显示了其英雄气概,并进而机智的询问刘备一方还有多少实力:“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当听到诸葛亮介绍刘备尚有二万多兵,并听了曹军的种种不利因素之后,“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二是考察群下的态度。为摸清东吴谋臣武将的心态,故意将曹操的恐吓书“以示群下”。结果谋臣之首张昭吓怕了,向孙权建议“愚谓大计不如迎之”。而鲁肃则坚决主张抗曹,并建议孙权召在番阳的周瑜商讨大计。这样一试探,孙权在统兵人事安排上就有了底:后来周瑜为统兵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相当于参谋长)的安排实缘于此。其用人原则是:必须用坚决主战派来统兵。三是考察周瑜对曹兵虚实的了解和决心。孙权抗曹的决心实质上是对东吴主帅周瑜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才最后下定的。周瑜对敌军后方不巩固,不习水土,不习水战,其实能战之兵并不多等因素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并表示:“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此时孙权才最后下定了决心。
需要说明的是,孙权在决策过程中,也确实对“降”有过考虑。不过他认为的“降”是凭借实力与曹操谈判,实行“半独立式”的有限服从,并非完全投降。应当说,如果战则必败,这一谋划未尝不可。但他终于在一步步的考察中下定了“联刘抗曹”的决心,实为英雄之举。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笔下多次赞颂他:“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并非过誉之词。
三、在决策的过程中,一刻也没放松抗曹的军事准备
如果孙权在“主和”、“主战”争吵声中无所作为,那么我们也只能说孙权是在周瑜、鲁肃等主战派的推动下勉强抗曹的。但事实是,孙权在曹兵压境的形势下一直在积极地备战。当周瑜提出抗曹需要精兵五万时,孙权说:“五万兵难卒(通“猝”)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并对这场战争的进程作了最坏的打算:“卿与子敬(鲁肃)、程公(程普)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告诉周瑜,你倘若失利,就与我会合,我与曹操一决雌雄——表达了抗曹到底的坚定意志。至此,可以说,一个智谋超群、雄才大略的英雄形象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孙权实为赤壁之战中至为关键的人物。当然,其他重要人物如周瑜、诸葛亮等人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但细加分析,在吴国“全国抗战”的形势下,都督周瑜实际上是东吴“前敌总指挥”,刘备集团属于“偏军”,诸葛亮是“偏军”的军师而已;而孙刘联军的“总司令”则实为孙权。
(桑文彬,山东泰安市泰山外国语学校)
一、最早提出建立孙刘“统一战线”的是东吴鲁肃,孙权是东吴的最高决策者
孙刘之所以能联合抗曹,从根本上说当然是当时的局势和双方利益目标的共同性决定的。刘备是曹操的宿敌,孙权是曹操通过官渡之战基本平定北方后必然进攻的对象。但最先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是吴方重要谋臣鲁肃,而且提出的时间是在刘表新亡,荆州尚未落于曹操之手的时刻。鲁肃建议的理由要点可以归为:第一,荆州为经济、军事要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第二,刘表新亡之后荆州局势混乱。“刘表新亡,二子不协,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如曹操乘虚而入,则对吴方大为不利。因而提出对策:利用寄寓在荆州的刘备团结刘表部下的实权派,稳住荆州局面,与东吴结盟;如果这一目的不能达到,荆州这个战略要地,为抗曹作必要的准备。鲁肃建议后,“权即遣肃行”。从这一举动看,孙权对鲁肃的建议是极为赞同的,寥寥五个字,写出了一个政治领袖的决策之果断,行动之迅速。正是孙权的这一决策,迈出了孙刘联合的关键一步。
二、在联刘抗曹的决策过程中,孙权表现出了一个政治领袖的深思熟虑和雄才大略
不少史论者以为孙权有“多谋寡断”的缺点,其实不然。“抗曹”还是“降曹”是关系到东吴集团生死存亡的大事,袁绍、袁术、吕布等集团的灭亡,说明了曹操集团无论在军事实力上还是在拥有人才方面绝对不可等闲视之,况且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荆州被曹操占领,“长江之险已与我共有之”。刘备虽坚持抗曹,并派其军师诸葛亮随鲁肃到吴共商抗曹大计,但其一路败逃到底还有多少实力?东吴武将谋臣的倾向如何?是否有坚决抗曹的决心?曹操的军事实力如何?一旦开战派何人为将?等等。这些问题不考虑定,就贸然决策开战,岂非鲁莽之举?须知知己知彼者方能百战百胜,因此孙权在决策过程中的看似“犹豫”的行为,正是其深思熟虑的表现。表现为三个考察:一是考察曹军虚实和同盟刘备的实力。为了了解曹军,立即召见诸葛亮。诸葛亮欲用激将法使孙权下决心抗曹——“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孙权则一言挑明:“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显示了其英雄气概,并进而机智的询问刘备一方还有多少实力:“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当听到诸葛亮介绍刘备尚有二万多兵,并听了曹军的种种不利因素之后,“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二是考察群下的态度。为摸清东吴谋臣武将的心态,故意将曹操的恐吓书“以示群下”。结果谋臣之首张昭吓怕了,向孙权建议“愚谓大计不如迎之”。而鲁肃则坚决主张抗曹,并建议孙权召在番阳的周瑜商讨大计。这样一试探,孙权在统兵人事安排上就有了底:后来周瑜为统兵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相当于参谋长)的安排实缘于此。其用人原则是:必须用坚决主战派来统兵。三是考察周瑜对曹兵虚实的了解和决心。孙权抗曹的决心实质上是对东吴主帅周瑜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才最后下定的。周瑜对敌军后方不巩固,不习水土,不习水战,其实能战之兵并不多等因素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并表示:“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此时孙权才最后下定了决心。
需要说明的是,孙权在决策过程中,也确实对“降”有过考虑。不过他认为的“降”是凭借实力与曹操谈判,实行“半独立式”的有限服从,并非完全投降。应当说,如果战则必败,这一谋划未尝不可。但他终于在一步步的考察中下定了“联刘抗曹”的决心,实为英雄之举。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笔下多次赞颂他:“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并非过誉之词。
三、在决策的过程中,一刻也没放松抗曹的军事准备
如果孙权在“主和”、“主战”争吵声中无所作为,那么我们也只能说孙权是在周瑜、鲁肃等主战派的推动下勉强抗曹的。但事实是,孙权在曹兵压境的形势下一直在积极地备战。当周瑜提出抗曹需要精兵五万时,孙权说:“五万兵难卒(通“猝”)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并对这场战争的进程作了最坏的打算:“卿与子敬(鲁肃)、程公(程普)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告诉周瑜,你倘若失利,就与我会合,我与曹操一决雌雄——表达了抗曹到底的坚定意志。至此,可以说,一个智谋超群、雄才大略的英雄形象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孙权实为赤壁之战中至为关键的人物。当然,其他重要人物如周瑜、诸葛亮等人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但细加分析,在吴国“全国抗战”的形势下,都督周瑜实际上是东吴“前敌总指挥”,刘备集团属于“偏军”,诸葛亮是“偏军”的军师而已;而孙刘联军的“总司令”则实为孙权。
(桑文彬,山东泰安市泰山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