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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不甘。
“不甘”什么？既是一种混沌的感觉，又是一种走神、恍惚的里子被镇定、果敢的面子遮蔽的事实;是看得见又说不出，或者说看不见，又猜不准，着急、上火，六神无主，却又漫不经心，就是窒息，也要面带微笑装镇定的事实。
——看不出来的虚弱，就是一个作家的日常。心有不甘。
大地上人来人往，早场、中场、夜场，场场皆有悲欢。但是，遍插茱萸，就是少一人。这个人也许就是我。
心有不甘，确实不该是“我”，这个作家的日常。
这是不好的事情，我心生倦意已久。对着自家七楼窗外的晨昏，我常常陷入怀想，流水一样的日子过于寡淡，时代在门外边吵闹，隐约听得到，看得到，但真相尽失。广西多雨，那一年我在右江边一个茅草屋下躲雨，那雨下得好大，偏偏右江边又生长着很多阔叶植物，大颗大颗的雨水打在叶子上面，声音像子弹打在铁皮上面那么吓人，当时我就想，要把广西写好，绕不过这些雨水。谁能将广西的雨水写好，谁才是真正的王者。当然，仅有雨水是不够的，写作者最大的敌人不是雨水，而是人脸。想起来惭愧，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去仔细端详一张人脸，人脸上的晨昏，肯定比大雨落在阔叶植物上面惊心动魄。
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就这样到来。
之前的2017，整整一年，我读索尔·仁尼琴、凯安·波特、茨·威格、罗伯·格里耶、赫·拉巴尔、远藤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雷厄姆·格林、奥兹、伯恩·哈德、马龙·詹姆斯、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米兰·昆德拉、何塞·塞拉、米洛拉得·帕维奇、莫迪亚诺、舍伍德·安德森等作家的作品，惊喜多于沮丧。接下来的2018，我将怎样？
2017读书，2018行走。
现在想来，这也许是最好的安排。但是最初我内心又有一点抵触。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单位的扶贫点，位于崇左市大新县五山乡三合村，下乡扶贫人员两年一换，2018是换人的年份，说老实话，我没想到单位领导会派我下去。那天，我们的主编覃瑞强匆匆来到我办公室，说文联领导找他谈话，打算派我去三合村扶贫。覃主编脸上的表情非常凝重，我们单位人手少，我负责的小说栏目是杂志的重头，如果离开，多多少少会受些影响。覃主编说，你不要答应，人事部征求你的意见，你千万不要答应。我对覃主编说，如果单位真要派我去，我怎么好拒绝呢？覃主编说，组织部有文件，下乡扶贫以自愿为原则。我说，如果我拒绝，那可能不太好。
很快，征求意见的短信来了，农历腊月二十三，我回乡下老家送“灶王”，开车在兰海高速路上，行至武鸣区，手机响了一声，是人事部小龙的短信，大意是你愿不愿意下乡扶贫。我拐进服务区，回复：愿意。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群发的短信，除了我，其他人都回复不愿意。
后来我才知道，即使其他人和我都回复不愿意，领导最终也会派我下去。
就这样，我捡了一个自愿下乡扶贫的“便宜”。
怎么说呢？我是喜忧参半吧。喜的是这回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人群，而且一去两年，文章开头说的心有不甘，也许会有所缓解。忧的是生活规律会被打乱，跑步、看书、写作的习惯，将被另一种忙碌所代替，这可不是平时下乡采风，各种情况都有人打点，这可是真正的“深扎”，我一时半会肯定不适应。
2018年3月19日，带着复杂的心情，我来到五山乡三合村。
五山乡三合村离中越边境70多公里，全村10个自然屯，人口264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269户。这269户，每户人均收入每年要达到3600元以上，且吃穿不愁，有稳固的住房保障，孩子九年义务教育有保障、人人医疗有保障，才算脱贫。
这“两不愁三保障”，就是我们这些扶贫队员工作的重点。
到三合的第一晚，我还是出差在外的感觉，还是那种即将来去匆匆的外来客的感觉。在三合的第一晚，我眼睛适应不了眼前的黑。三月，残冬犹在，天还黑得早，七点不到，眼前就什么都看不见，像一张纸，被墨水浸透，黑得很新鲜。以前我的夜晚太亮，眼前的这种黑让人不舒服，我心里有点发慌。
蛙鸣声从楼下传来，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青蛙的叫声了，三月的蛙鸣嫩声嫩气，多么陌生的声音，像来自另一个星球。在城里我住在快环边，每天都是车流的声音。现在，熟悉的声音被蛙鸣代替，就像听到车流的声音时我不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一样，在乡下听蛙鸣，我也没能听出诗意。每种声音都有属于自己的地盘，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它都会按时响起来。这个时候，青蛙的叫声提醒我，我真的要开始乡居生活了。从今天起，我将要面对各种各样来自乡村的“响声”。
我住在乡卫生院宿舍楼五楼（从住的地方到村部开车只要五分钟），楼下就是田垄和病房。后来其他工作队员跟我开玩笑，吴书记（我在三合村任第一书记），你住在卫生院宿舍，可以看到女护士。我说，女护士一般都戴着口罩，我只能看到病人。总之，田垄和病房，是很有意思的组合，人生一世，无非生和死，这田垄和病房，真是寓意深长啊。接下来的七百多个夜晚，大部分时间，我将一个人，独自在这里。
回忆这一年多的时光，我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忙，太忙了。大新县2018年要脱贫摘帽，上上下下，围绕“两不愁三保障”这个中心，各种会议，各种检查纷至沓来。控辍保学，给贫困户发放各种奖补，填扶贫手册，钉扶贫联系卡，查看搬迁移民户到新家的入住率，等等，每一样工作，都需要进村入户，让我这个坐惯了办公室的人应接不暇。
我算是真正进入人群了。
这一年多时间，我在乡下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记住很多张面孔和面孔后面的故事，而一个村庄的气质，也慢慢在我心中沉淀。老实讲，我是带着慈悲而来，多年的从业经历，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你要柔软，你要關注每一个个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那些让人内心一颤的人和事，你不要轻易放过。但是，我乡下的日常，却是忙碌和机械的。至少是这一年多来，因为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在他们眼里，我只是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吴书记”（即使不能，他们也希望我尽快能），他们除了自身的利益诉求，是不跟我讲掏心话的。只要我出现在村口，就有好多人围上来，诉苦。记得有好几次，我走在村道上，突然就有人把我拦住，不是摘下帽子，就是掀开衣襟。摘掉帽子，是给我看凹下去的头颅，一次意外的工伤，让这个人变成现在这样;掀开衣襟，是让我看看他身上动手术留下的疤痕。他们拦住我，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都这样了，还“当”不上贫困户。因为贫困户会有各种补贴，在看得见的利益面前，不分城乡，每一个人都很现实。当初建档立卡，有严格的“准入”机制，那就是打分，家里的各种情况用分数代替，各种分数加起来，76分以下就是贫困户，77分以上，就不是贫困户。在村里，经常把我拦住的，就是那些被打了77分、78分的户主，你说，76、77、78，这些分数接近的人家，他们家中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吗，有的只是住房多了一两平方米，就跟贫困户“失之交臂”。规则的冰冷就这样显现出来。我走在村里，经常被77分、78分、79分的户主指责，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不光非贫户，就是贫困户，也是有很多的问题跟我诉说，我仔细地倾听和分辨，哪些是真实的成分，哪些是虚假的成分，所以我要做到面不改色，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我不能松弛下来，跟他们平等交流，身份使我在他们眼里变成一个需要不停解决问题的人，他们看我的眼光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热切地期盼、一种是失望，一种是幽怨。这三种眼光照在我身上，而他们的内心拒绝向我敞开，这是我最难受的地方。所以，我的日常是，走村入户，每家每户收入、孩子入学、生病能不能报销等等情况，很快就变成工作报表上的数字，他们真实的生活，被数字替换了。这又是另一种心有不甘。 尽管这样，我一个作家的脾性会久不久冒出来，让当地的人感到匪夷所思。
比如有一天，贫困户老赵给我打电话，他一上来就直呼其名，吴小刚，你怎么搞的，我没有米吃了。要说这个老赵，还真的让人同情，他老伴过世早，他独自一人把女儿拉扯大，女儿招了上门女婿，生了两个男孩。前几年，女儿患病去世，平时他跟女婿的关系不好，女儿在世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矛盾由女儿调和，女儿死后，女婿就不怎么回家了，到大新、崇左打工，一年也就回来三五次，两个孙子由他照顾。接了他的电话，我心想，没有米吃的事情，在这个地方，肯定不会有。如果是别人，肯定会揭穿他，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到乡里的超市买了一袋米，送到他家。路上，看到我提着一袋米，村干部问，你去哪里？我如实告知。村干部说，只有你相信他，他家种田，不可能没有米吃。我笑着说，我也知道不可能没有米吃，但是他既然开得了口，我就相信他一回。来到他家，他毫不客气就接过这袋米。为了证明家里真的没有米，他带我到储藏粮食的房间，让我看他家的空米桶。为了我手中的这袋米，他可谓是用心良苦。我心里想，跟他遭到的苦难比起来，他“骗”我这袋米真的是不值一提，这个孤苦的老人，丧偶、丧女，和女婿的矛盾已没有调和的余地。我曾给他的女婿打电话，女婿这样称呼他：这个老猫。自从送了这袋米，他就以我的朋友自居，经常给我带路，喝醉了就给我打电话，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要对我好一点，不要像某某一样。某某，是他的女婿。在这里，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小的欺骗，我的经验是，你最好不要戳穿，内心愁苦的人，想得到更多的安慰，会使一些小伎俩，我们“上当受骗”，或许能缓解他们的焦虑。我把这个心得跟当地的人说，他们哈哈哈都笑出声来。意思是这个吴书记真是奇怪得很。
是的，焦虑无处不在。我的焦虑，是如何完成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情。
控辍保学就是让很多扶贫干部感到最棘手的事情。当地要求，只要有一个适龄儿童辍学在家，那脱贫任务就不能算完成。我所在的乡，一共有二十多个孩子小学、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有些已经去了广东打工。县里要求，无论如何，一定要动员他们返校。还好，我们三合村辍学的孩子，都没有去广东。邻村有孩子辍学在广东打工，控辍保学的会议刚开完，劝返工作组就连夜出发了，他们在工作群“直播”，什么时候出了广西地界，什么时候到达广州城，什么时候到达孩子打工的地方。整整一天，我们时不时就去看手机上他们工作的进展，这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事情，只要一个乡有一名辍学的孩子，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当他们劝返成功，带着辍学的孩子回乡，我们后方的所有人都欢呼起来，就像奥运申办成功那样。我们三合村工作组虽然没有像邻村的工作组那样长途奔波，但是也不省心，我们村有三名辍学的孩子，小玲、小炎、小安。其中小玲，最让人揪心，她是个女孩，在县城读初中，上个学期就辍学了，和另一个邻村的女孩一起，没有回家，她们在县城，住在跟她们一起辍学的男同学家里。三个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待在一起，非常让人担心。我和乡里的人大主席林森业赶往县城，学校老师带我们去那位男同学的家。小玲是个漂亮的小女孩，化了妆，染了指甲，他们同学三个，低头玩手机。男孩的妈妈在我们的面前哀求两个女孩离开她的家，两个女孩住在家里，邻居的风言风语已经让她受够了。她的儿子拿眼瞪他，她赶紧噤声。两个女孩也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关键时刻，我做了自我介绍，南宁来的作家的身份这时候起作用了。他们三个抬头看着我。乡里的人大主席林森业赶紧说，你们听这位伯伯的，会有很多的好处。我说小玲，刚才老师打你手机，你手机不通了，是不是欠费了啊。这时候她才开口说话，她说是的，我的手机欠费。我当场就给她的手机冲了五十元话费，林森业说的好处，五十元话费算是第一个吧。小玲的父母在广东打工，平时根本顾不上她，跟父母缺少交流，同学之间的感情显得尤为重要（后来她微信不停问我要钱，总是要双份，另一份给另一个女孩）。我问她为什么不想读书，她说她想读中职，想学美容美发专业。我说，你先去现在的学校注册，读中职的事我负责帮你们联系。接下来我把自己说成神通广大的人物，只要听伯伯的，以后前途无量。一番话说得她心动，终于答应三月三长假之后回学校注册。临走时，我加了她的微信。回到乡里，我不放心，用微信把在她面前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她也答复说长假过后一定回校。我同时跟南宁的朋友联系有关读中职的手续该怎么办，得知只有初中毕业，才能上中职。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小玲，怕她知道读中职无望，不会履约上学。我最担心她去广东，她虽然只是初二，但是个头已经是成人的模样。后来小玲去注册了，在微信里也没有再提去读中职的事情，只是久不久会微信问我要零花钱，特别是过节的时候，她会微信给我，今天过节，伯伯你难道没有什么表示？可怜的孩子，正是跟父母撒娇的年纪啊。说小玲揪心，比小玲还要揪心的是小媛。小玲和小安、小炎是去年我们工作组劝学成功返校就读的孩子，小媛是今年的劝学对象，她更加难办，刚读初二的她，跟同班男同学谈恋爱，然后双双辍学在外面租房子，后来因为经济原因，两人回到男孩的家，住在一起。今年春节假期刚过，我借去县里开会的时机，叫知情人带我去男孩的家，男孩的家在郊外，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男孩的父母一脸愁苦，因为之前，乡里已经叫派出所的人上门去跟他们发最后的通牒，说如果不动员他们的孩子上学，就要采取措施。男孩的父母也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这对小情侣下楼来见我，男孩瘦、高，像根豆芽，女孩面黄肌瘦，一看就是营养不良。跟小玲一样，她父母也是在广东打工，她的各种状况，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去找小媛之前，我先去找小媛的父母聊（这时候是大年初八，她父母还没有外出），知道小媛跟父母的关系很紧张，春节都没有回家。怎么动员她返校呢？小媛是因为在学校里得到男孩的帮助，而喜欢上他的，派出所的人来的时候，她对他们说，你们抓他去坐牢，我会等他出来嫁给他。我只好跟他们说，你们最好要拿到初中毕业证书，以后成家，没有钱肯定不行，有初中畢业文凭，打工挣钱会方便很多，现在在学校，你们也可以互相照顾。我的口气，不像是动员两个初中生返校上课，而是像动员一对贫困的夫妻以后怎么去打工挣钱安家。相同的话我重复了很多次。后来，这对小情侣又回学校了。不知道是派出所的警告起作用还是我的动员起作用。应该是派出所的警告起作用吧。 在三合村，人群中发生的事，每隔一段时间，会撞击我的心。
六月的一个周末，我回城休息，坐在朋友的车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老人，哇啦哇啦朝我喊。是方言，我听不懂。我心一沉，肯定村里出什么事了，我也大声跟老人说，你有什么事情。老人听得懂，但是不会说普通话，只是哇啦哇啦地喊，后来电话就断了。我赶紧打电话给村里，嘱咐村里值班的村委了解一下，是不是谁家发生了什么。晚上，村委给我回话，是老黄两岁的孙子，玩切猪菜的机器，右手拇指、食指、中指被切断了，由于老黄不懂医学知识，断指没有带去医院，孩子从此残疾。原来给我打电话的是老黄。我脑子里马上浮现他的样子，很慈祥，脸上很多的皱纹，一见到我总是面带微笑，吃碗粥再走吧，每次他都这样跟我说话，低声下气地，很难跟那个电话里朝我喊话的人联系在一起。周一我回村，赶到老黄家，家中的血迹还很醒目，老黄一个人在家，以前他见我，都是很热情地跟我说话，现在他坐在家中发呆，很冷漠地看着我，大概他认为关键的时候我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报我以这样的眼神，这是我在三合村遇到的第四种眼神。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入户，老黄的孙子出院回家了，他的妈妈背着他，他的三只手指伤口已经缝合，搭在妈妈肩上。我问了孩子的一些情况，孩子的妈妈说，医生说要等孩子长到十八岁，再从他的身上取骨头，植成三根指头。这个可怜的小孩，还要等上十几年才能重新拥有三根指头。离开他家，他妈妈叫他跟我说再见，这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刚刚学会摇着右手，跟人说再见，一时还不习惯用左手跟人说再见。此时，他举着右手，由于没有了三根指头，像举着一个拳头，朝我摇。后来我以小孩受伤这件事为素材，创作了一个短篇小说《村庄、绍永和我》，发表在2019年第3期《雨花》杂志上。
到了七月，村里就死人了。不是死在村上，而是死在南宁。秀英的好日子刚刚到来，就死在南宁。那是一场车祸。秀英的两个孩子集资在南宁开了一个洗涤加工场，承包洗涤各个医院的床单、病号服的业务，请了十几个人，秀英负责买菜做饭。她总是在晚上去超市买菜，因为晚上超市的菜会便宜很多。七月十八日，农历六月初六，晚上，秀英去出租房附近的超市买菜，从此一去不回。超市十点关门，她十一点还没到家，孩子们出门寻找，找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于是报警。后来在医院的太平间他们见到了妈妈。这个城市的一起车祸，带走了他们的妈妈。秀英八点出门，在超市附近，一辆泥头车将她碾轧。她的孩子们，这些五山乡三合村岜度屯的孩子，勤劳、忍韧，不喜欢围观，八点多的时候，孩子们曾看到他们家的附近，警灯闪烁，那是交通警察来处理交通事故，他们看到很多人都去现场围观，他们没有去，就是他们十一点出门找妈妈，都没有跟那起车祸联系在一起，他们打死都想不到，在他们眼前的这起车祸，死者就是他们的妈妈。
在屯里，瑞深说，秀英命苦，人老实，平时话也不多，就知道干活干活干活，现在日子刚刚好一点，都还来不及享福，就走了。
瑞青说，我们岜度风水不好，事情出得太多了。
瑞青的话一语成谶，十个月之后，今年五月，秀英的大伯，开农用车在屯里拉砂石，倒车的时候又碰倒本村一位开摩托车的青年，把青年拖了好几米，当场毙命……这一年多的时间，小小的三合村，类似的事情就发生了五起。除了五月的这起，四月，前面说到的辍学女孩小媛的母亲，回家过三月三，在村里，也被一辆卡车撞成重伤，抢救好多天才醒过来……
伤痛刻骨铭心。
这一年多，我记得最多的，是那些愁苦的脸庞。
意外事件和病痛使一个个家庭风雨飘摇。
眼下在中国，富裕和幸运已进入大多数家庭，这是事实。但需要扶持的人仍然不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存在。我下乡这一年多，感觉一点都不轻松，我也知道网上每天都会有不幸的事情發生，但是在网上阅读，不比得在人群中目睹更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下乡这一年多，我沉重多于喜悦。
（文中老赵、小玲、小炎、小安、小媛、老黄、秀英等均为化名）
“不甘”什么？既是一种混沌的感觉，又是一种走神、恍惚的里子被镇定、果敢的面子遮蔽的事实;是看得见又说不出，或者说看不见，又猜不准，着急、上火，六神无主，却又漫不经心，就是窒息，也要面带微笑装镇定的事实。
——看不出来的虚弱，就是一个作家的日常。心有不甘。
大地上人来人往，早场、中场、夜场，场场皆有悲欢。但是，遍插茱萸，就是少一人。这个人也许就是我。
心有不甘，确实不该是“我”，这个作家的日常。
这是不好的事情，我心生倦意已久。对着自家七楼窗外的晨昏，我常常陷入怀想，流水一样的日子过于寡淡，时代在门外边吵闹，隐约听得到，看得到，但真相尽失。广西多雨，那一年我在右江边一个茅草屋下躲雨，那雨下得好大，偏偏右江边又生长着很多阔叶植物，大颗大颗的雨水打在叶子上面，声音像子弹打在铁皮上面那么吓人，当时我就想，要把广西写好，绕不过这些雨水。谁能将广西的雨水写好，谁才是真正的王者。当然，仅有雨水是不够的，写作者最大的敌人不是雨水，而是人脸。想起来惭愧，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去仔细端详一张人脸，人脸上的晨昏，肯定比大雨落在阔叶植物上面惊心动魄。
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就这样到来。
之前的2017，整整一年，我读索尔·仁尼琴、凯安·波特、茨·威格、罗伯·格里耶、赫·拉巴尔、远藤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雷厄姆·格林、奥兹、伯恩·哈德、马龙·詹姆斯、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米兰·昆德拉、何塞·塞拉、米洛拉得·帕维奇、莫迪亚诺、舍伍德·安德森等作家的作品，惊喜多于沮丧。接下来的2018，我将怎样？
2017读书，2018行走。
现在想来，这也许是最好的安排。但是最初我内心又有一点抵触。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单位的扶贫点，位于崇左市大新县五山乡三合村，下乡扶贫人员两年一换，2018是换人的年份，说老实话，我没想到单位领导会派我下去。那天，我们的主编覃瑞强匆匆来到我办公室，说文联领导找他谈话，打算派我去三合村扶贫。覃主编脸上的表情非常凝重，我们单位人手少，我负责的小说栏目是杂志的重头，如果离开，多多少少会受些影响。覃主编说，你不要答应，人事部征求你的意见，你千万不要答应。我对覃主编说，如果单位真要派我去，我怎么好拒绝呢？覃主编说，组织部有文件，下乡扶贫以自愿为原则。我说，如果我拒绝，那可能不太好。
很快，征求意见的短信来了，农历腊月二十三，我回乡下老家送“灶王”，开车在兰海高速路上，行至武鸣区，手机响了一声，是人事部小龙的短信，大意是你愿不愿意下乡扶贫。我拐进服务区，回复：愿意。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群发的短信，除了我，其他人都回复不愿意。
后来我才知道，即使其他人和我都回复不愿意，领导最终也会派我下去。
就这样，我捡了一个自愿下乡扶贫的“便宜”。
怎么说呢？我是喜忧参半吧。喜的是这回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人群，而且一去两年，文章开头说的心有不甘，也许会有所缓解。忧的是生活规律会被打乱，跑步、看书、写作的习惯，将被另一种忙碌所代替，这可不是平时下乡采风，各种情况都有人打点，这可是真正的“深扎”，我一时半会肯定不适应。
2018年3月19日，带着复杂的心情，我来到五山乡三合村。
五山乡三合村离中越边境70多公里，全村10个自然屯，人口264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269户。这269户，每户人均收入每年要达到3600元以上，且吃穿不愁，有稳固的住房保障，孩子九年义务教育有保障、人人医疗有保障，才算脱贫。
这“两不愁三保障”，就是我们这些扶贫队员工作的重点。
到三合的第一晚，我还是出差在外的感觉，还是那种即将来去匆匆的外来客的感觉。在三合的第一晚，我眼睛适应不了眼前的黑。三月，残冬犹在，天还黑得早，七点不到，眼前就什么都看不见，像一张纸，被墨水浸透，黑得很新鲜。以前我的夜晚太亮，眼前的这种黑让人不舒服，我心里有点发慌。
蛙鸣声从楼下传来，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青蛙的叫声了，三月的蛙鸣嫩声嫩气，多么陌生的声音，像来自另一个星球。在城里我住在快环边，每天都是车流的声音。现在，熟悉的声音被蛙鸣代替，就像听到车流的声音时我不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一样，在乡下听蛙鸣，我也没能听出诗意。每种声音都有属于自己的地盘，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它都会按时响起来。这个时候，青蛙的叫声提醒我，我真的要开始乡居生活了。从今天起，我将要面对各种各样来自乡村的“响声”。
我住在乡卫生院宿舍楼五楼（从住的地方到村部开车只要五分钟），楼下就是田垄和病房。后来其他工作队员跟我开玩笑，吴书记（我在三合村任第一书记），你住在卫生院宿舍，可以看到女护士。我说，女护士一般都戴着口罩，我只能看到病人。总之，田垄和病房，是很有意思的组合，人生一世，无非生和死，这田垄和病房，真是寓意深长啊。接下来的七百多个夜晚，大部分时间，我将一个人，独自在这里。
回忆这一年多的时光，我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忙，太忙了。大新县2018年要脱贫摘帽，上上下下，围绕“两不愁三保障”这个中心，各种会议，各种检查纷至沓来。控辍保学，给贫困户发放各种奖补，填扶贫手册，钉扶贫联系卡，查看搬迁移民户到新家的入住率，等等，每一样工作，都需要进村入户，让我这个坐惯了办公室的人应接不暇。
我算是真正进入人群了。
这一年多时间，我在乡下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记住很多张面孔和面孔后面的故事，而一个村庄的气质，也慢慢在我心中沉淀。老实讲，我是带着慈悲而来，多年的从业经历，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你要柔软，你要關注每一个个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那些让人内心一颤的人和事，你不要轻易放过。但是，我乡下的日常，却是忙碌和机械的。至少是这一年多来，因为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在他们眼里，我只是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吴书记”（即使不能，他们也希望我尽快能），他们除了自身的利益诉求，是不跟我讲掏心话的。只要我出现在村口，就有好多人围上来，诉苦。记得有好几次，我走在村道上，突然就有人把我拦住，不是摘下帽子，就是掀开衣襟。摘掉帽子，是给我看凹下去的头颅，一次意外的工伤，让这个人变成现在这样;掀开衣襟，是让我看看他身上动手术留下的疤痕。他们拦住我，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都这样了，还“当”不上贫困户。因为贫困户会有各种补贴，在看得见的利益面前，不分城乡，每一个人都很现实。当初建档立卡，有严格的“准入”机制，那就是打分，家里的各种情况用分数代替，各种分数加起来，76分以下就是贫困户，77分以上，就不是贫困户。在村里，经常把我拦住的，就是那些被打了77分、78分的户主，你说，76、77、78，这些分数接近的人家，他们家中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吗，有的只是住房多了一两平方米，就跟贫困户“失之交臂”。规则的冰冷就这样显现出来。我走在村里，经常被77分、78分、79分的户主指责，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不光非贫户，就是贫困户，也是有很多的问题跟我诉说，我仔细地倾听和分辨，哪些是真实的成分，哪些是虚假的成分，所以我要做到面不改色，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我不能松弛下来，跟他们平等交流，身份使我在他们眼里变成一个需要不停解决问题的人，他们看我的眼光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热切地期盼、一种是失望，一种是幽怨。这三种眼光照在我身上，而他们的内心拒绝向我敞开，这是我最难受的地方。所以，我的日常是，走村入户，每家每户收入、孩子入学、生病能不能报销等等情况，很快就变成工作报表上的数字，他们真实的生活，被数字替换了。这又是另一种心有不甘。 尽管这样，我一个作家的脾性会久不久冒出来，让当地的人感到匪夷所思。
比如有一天，贫困户老赵给我打电话，他一上来就直呼其名，吴小刚，你怎么搞的，我没有米吃了。要说这个老赵，还真的让人同情，他老伴过世早，他独自一人把女儿拉扯大，女儿招了上门女婿，生了两个男孩。前几年，女儿患病去世，平时他跟女婿的关系不好，女儿在世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矛盾由女儿调和，女儿死后，女婿就不怎么回家了，到大新、崇左打工，一年也就回来三五次，两个孙子由他照顾。接了他的电话，我心想，没有米吃的事情，在这个地方，肯定不会有。如果是别人，肯定会揭穿他，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到乡里的超市买了一袋米，送到他家。路上，看到我提着一袋米，村干部问，你去哪里？我如实告知。村干部说，只有你相信他，他家种田，不可能没有米吃。我笑着说，我也知道不可能没有米吃，但是他既然开得了口，我就相信他一回。来到他家，他毫不客气就接过这袋米。为了证明家里真的没有米，他带我到储藏粮食的房间，让我看他家的空米桶。为了我手中的这袋米，他可谓是用心良苦。我心里想，跟他遭到的苦难比起来，他“骗”我这袋米真的是不值一提，这个孤苦的老人，丧偶、丧女，和女婿的矛盾已没有调和的余地。我曾给他的女婿打电话，女婿这样称呼他：这个老猫。自从送了这袋米，他就以我的朋友自居，经常给我带路，喝醉了就给我打电话，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要对我好一点，不要像某某一样。某某，是他的女婿。在这里，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小的欺骗，我的经验是，你最好不要戳穿，内心愁苦的人，想得到更多的安慰，会使一些小伎俩，我们“上当受骗”，或许能缓解他们的焦虑。我把这个心得跟当地的人说，他们哈哈哈都笑出声来。意思是这个吴书记真是奇怪得很。
是的，焦虑无处不在。我的焦虑，是如何完成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情。
控辍保学就是让很多扶贫干部感到最棘手的事情。当地要求，只要有一个适龄儿童辍学在家，那脱贫任务就不能算完成。我所在的乡，一共有二十多个孩子小学、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有些已经去了广东打工。县里要求，无论如何，一定要动员他们返校。还好，我们三合村辍学的孩子，都没有去广东。邻村有孩子辍学在广东打工，控辍保学的会议刚开完，劝返工作组就连夜出发了，他们在工作群“直播”，什么时候出了广西地界，什么时候到达广州城，什么时候到达孩子打工的地方。整整一天，我们时不时就去看手机上他们工作的进展，这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事情，只要一个乡有一名辍学的孩子，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当他们劝返成功，带着辍学的孩子回乡，我们后方的所有人都欢呼起来，就像奥运申办成功那样。我们三合村工作组虽然没有像邻村的工作组那样长途奔波，但是也不省心，我们村有三名辍学的孩子，小玲、小炎、小安。其中小玲，最让人揪心，她是个女孩，在县城读初中，上个学期就辍学了，和另一个邻村的女孩一起，没有回家，她们在县城，住在跟她们一起辍学的男同学家里。三个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待在一起，非常让人担心。我和乡里的人大主席林森业赶往县城，学校老师带我们去那位男同学的家。小玲是个漂亮的小女孩，化了妆，染了指甲，他们同学三个，低头玩手机。男孩的妈妈在我们的面前哀求两个女孩离开她的家，两个女孩住在家里，邻居的风言风语已经让她受够了。她的儿子拿眼瞪他，她赶紧噤声。两个女孩也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关键时刻，我做了自我介绍，南宁来的作家的身份这时候起作用了。他们三个抬头看着我。乡里的人大主席林森业赶紧说，你们听这位伯伯的，会有很多的好处。我说小玲，刚才老师打你手机，你手机不通了，是不是欠费了啊。这时候她才开口说话，她说是的，我的手机欠费。我当场就给她的手机冲了五十元话费，林森业说的好处，五十元话费算是第一个吧。小玲的父母在广东打工，平时根本顾不上她，跟父母缺少交流，同学之间的感情显得尤为重要（后来她微信不停问我要钱，总是要双份，另一份给另一个女孩）。我问她为什么不想读书，她说她想读中职，想学美容美发专业。我说，你先去现在的学校注册，读中职的事我负责帮你们联系。接下来我把自己说成神通广大的人物，只要听伯伯的，以后前途无量。一番话说得她心动，终于答应三月三长假之后回学校注册。临走时，我加了她的微信。回到乡里，我不放心，用微信把在她面前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她也答复说长假过后一定回校。我同时跟南宁的朋友联系有关读中职的手续该怎么办，得知只有初中毕业，才能上中职。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小玲，怕她知道读中职无望，不会履约上学。我最担心她去广东，她虽然只是初二，但是个头已经是成人的模样。后来小玲去注册了，在微信里也没有再提去读中职的事情，只是久不久会微信问我要零花钱，特别是过节的时候，她会微信给我，今天过节，伯伯你难道没有什么表示？可怜的孩子，正是跟父母撒娇的年纪啊。说小玲揪心，比小玲还要揪心的是小媛。小玲和小安、小炎是去年我们工作组劝学成功返校就读的孩子，小媛是今年的劝学对象，她更加难办，刚读初二的她，跟同班男同学谈恋爱，然后双双辍学在外面租房子，后来因为经济原因，两人回到男孩的家，住在一起。今年春节假期刚过，我借去县里开会的时机，叫知情人带我去男孩的家，男孩的家在郊外，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男孩的父母一脸愁苦，因为之前，乡里已经叫派出所的人上门去跟他们发最后的通牒，说如果不动员他们的孩子上学，就要采取措施。男孩的父母也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这对小情侣下楼来见我，男孩瘦、高，像根豆芽，女孩面黄肌瘦，一看就是营养不良。跟小玲一样，她父母也是在广东打工，她的各种状况，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去找小媛之前，我先去找小媛的父母聊（这时候是大年初八，她父母还没有外出），知道小媛跟父母的关系很紧张，春节都没有回家。怎么动员她返校呢？小媛是因为在学校里得到男孩的帮助，而喜欢上他的，派出所的人来的时候，她对他们说，你们抓他去坐牢，我会等他出来嫁给他。我只好跟他们说，你们最好要拿到初中毕业证书，以后成家，没有钱肯定不行，有初中畢业文凭，打工挣钱会方便很多，现在在学校，你们也可以互相照顾。我的口气，不像是动员两个初中生返校上课，而是像动员一对贫困的夫妻以后怎么去打工挣钱安家。相同的话我重复了很多次。后来，这对小情侣又回学校了。不知道是派出所的警告起作用还是我的动员起作用。应该是派出所的警告起作用吧。 在三合村，人群中发生的事，每隔一段时间，会撞击我的心。
六月的一个周末，我回城休息，坐在朋友的车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老人，哇啦哇啦朝我喊。是方言，我听不懂。我心一沉，肯定村里出什么事了，我也大声跟老人说，你有什么事情。老人听得懂，但是不会说普通话，只是哇啦哇啦地喊，后来电话就断了。我赶紧打电话给村里，嘱咐村里值班的村委了解一下，是不是谁家发生了什么。晚上，村委给我回话，是老黄两岁的孙子，玩切猪菜的机器，右手拇指、食指、中指被切断了，由于老黄不懂医学知识，断指没有带去医院，孩子从此残疾。原来给我打电话的是老黄。我脑子里马上浮现他的样子，很慈祥，脸上很多的皱纹，一见到我总是面带微笑，吃碗粥再走吧，每次他都这样跟我说话，低声下气地，很难跟那个电话里朝我喊话的人联系在一起。周一我回村，赶到老黄家，家中的血迹还很醒目，老黄一个人在家，以前他见我，都是很热情地跟我说话，现在他坐在家中发呆，很冷漠地看着我，大概他认为关键的时候我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报我以这样的眼神，这是我在三合村遇到的第四种眼神。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入户，老黄的孙子出院回家了，他的妈妈背着他，他的三只手指伤口已经缝合，搭在妈妈肩上。我问了孩子的一些情况，孩子的妈妈说，医生说要等孩子长到十八岁，再从他的身上取骨头，植成三根指头。这个可怜的小孩，还要等上十几年才能重新拥有三根指头。离开他家，他妈妈叫他跟我说再见，这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刚刚学会摇着右手，跟人说再见，一时还不习惯用左手跟人说再见。此时，他举着右手，由于没有了三根指头，像举着一个拳头，朝我摇。后来我以小孩受伤这件事为素材，创作了一个短篇小说《村庄、绍永和我》，发表在2019年第3期《雨花》杂志上。
到了七月，村里就死人了。不是死在村上，而是死在南宁。秀英的好日子刚刚到来，就死在南宁。那是一场车祸。秀英的两个孩子集资在南宁开了一个洗涤加工场，承包洗涤各个医院的床单、病号服的业务，请了十几个人，秀英负责买菜做饭。她总是在晚上去超市买菜，因为晚上超市的菜会便宜很多。七月十八日，农历六月初六，晚上，秀英去出租房附近的超市买菜，从此一去不回。超市十点关门，她十一点还没到家，孩子们出门寻找，找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于是报警。后来在医院的太平间他们见到了妈妈。这个城市的一起车祸，带走了他们的妈妈。秀英八点出门，在超市附近，一辆泥头车将她碾轧。她的孩子们，这些五山乡三合村岜度屯的孩子，勤劳、忍韧，不喜欢围观，八点多的时候，孩子们曾看到他们家的附近，警灯闪烁，那是交通警察来处理交通事故，他们看到很多人都去现场围观，他们没有去，就是他们十一点出门找妈妈，都没有跟那起车祸联系在一起，他们打死都想不到，在他们眼前的这起车祸，死者就是他们的妈妈。
在屯里，瑞深说，秀英命苦，人老实，平时话也不多，就知道干活干活干活，现在日子刚刚好一点，都还来不及享福，就走了。
瑞青说，我们岜度风水不好，事情出得太多了。
瑞青的话一语成谶，十个月之后，今年五月，秀英的大伯，开农用车在屯里拉砂石，倒车的时候又碰倒本村一位开摩托车的青年，把青年拖了好几米，当场毙命……这一年多的时间，小小的三合村，类似的事情就发生了五起。除了五月的这起，四月，前面说到的辍学女孩小媛的母亲，回家过三月三，在村里，也被一辆卡车撞成重伤，抢救好多天才醒过来……
伤痛刻骨铭心。
这一年多，我记得最多的，是那些愁苦的脸庞。
意外事件和病痛使一个个家庭风雨飘摇。
眼下在中国，富裕和幸运已进入大多数家庭，这是事实。但需要扶持的人仍然不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存在。我下乡这一年多，感觉一点都不轻松，我也知道网上每天都会有不幸的事情發生，但是在网上阅读，不比得在人群中目睹更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下乡这一年多，我沉重多于喜悦。
（文中老赵、小玲、小炎、小安、小媛、老黄、秀英等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