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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著名散曲家贯云石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是元朝的开国大将军，父亲也在军中担任要职。本来将门只应出虎子，贯云石却是鱼和熊掌兼得——他不仅遗传了父亲的武将本领，还继承了出身于维吾尔族文人世家的母亲的基因。
20岁时，他就开始世袭官爵。但他没有坐享其成，而是常常“日省三身”，除了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学识外，还思考着如何博采众家之长，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一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当时的元朝等级制度森严，蒙古族位列第一等，其次是回族、维吾尔族等，而汉族人地位低下。但贯云石不理会这些，他喜欢汉族文化，也喜欢与汉族人交朋友，只是身在官场，他有很多力不从心之处。
贯云石当时统领7000名士兵，管辖着十多万户百姓，每天需要训练士兵、处理琐碎之事，因此他只有极少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和思考。当学习与名利起冲突时，贯云石做出了一个令世人皆惊的举动：把世袭官职让给弟弟，自己拜师学习去了。
有个汉族人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大家，贯云石放低身段前去向他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贯云石接触到许多汉族精英，有杂剧家张可久、散曲家徐再思等，这些人的学识让他眼界大开。
贯云石沉浸在汉族文化里，对名利根本不感冒，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他骨子里崇尚汉族文化并乐意结交汉族朋友，结果他被同族朋友拉黑了，其他地位高的少数民族的圈子也将他摒弃在外，但贯云石我行我素，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和平鸽，穿梭在各民族中间。
虽然贯云石对做官不感兴趣，但他认为身边的很多汉族朋友都是贤明之士，就想推荐他们入朝为官，同时也希望元朝廷能够摒弃民族之别，广纳贤士。贯云石洋洋洒洒写下万言举荐信，呈给元仁宗，可仁宗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只欣赏贯云石的才华，让他人了翰林院，并成为第一位维吾尔族籍的翰林学士，对其他汉族人则不重用。
贯云石对此很不爽，干脆干了一年就辞职了。有福同享、有官同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如此霸道的交友条款，让贯云石失去了朝廷对他的青睐，朝廷之后再有好差事几乎不再考虑他了。
恢复自由之身的贯云石常常约上三五个好友，一起饮美酒、论古今，一边游山玩水，一边顺道访友。此前，贯云石和一些朋友只是诗词唱和而从不曾谋面，这次他们终于可以见面了，而贯云石所到之处，汉族朋友们对这位维吾尔族朋友也是极尽地主之谊。
在钱塘江畔，张可久陪他观赏潮起潮落。二人在湖边饮酒唱和，贯云石乘兴写下散曲，让张可久欣赏点评。贯云石的散曲豪放之中又透着缕缕柔情，既有西域的奔放，也有江南的婉约，令张可久频频拍手叫好。
贯云石不仅写得好，唱功也很了得，他和一位生活在海盐（今属浙江嘉兴）的朋友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海盐腔”（一种汉族戏曲声腔）进行研究创新，经过去粗取精的整理，使海盐腔的唱法得以广泛传播，为海盐腔日后演变成昆曲奠定了基础。
在散曲创作领域，贯云石与汉人徐再思齐名，但两人之间没有嫉妒，只有惺惺相惜。贯云石的作品诙谐有趣，曲意俊雅，于是自号为“酸斋”；而徐再思的作品甜美清丽，不流于俗，于是自号为“甜斋”。后来，世人又把他们的作品集合在一起，很幽默地取名为《酸甜乐府》。在汉族堆里混得好的贯云石有些乐不思“蜀”了，但最终还得回到大都。
人缘好，在外吃得开，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贯云石却陷入困境：没工作也就沒薪酬，没薪酬，生活就难以维持。虽然贯云石家境优越，但因为总是做些违背家族意愿之事，他也不好意思伸手向家里要钱。然后，他就开始卖药了。
贯云石之所以选择以卖药为生，与他爱交友的个性有关。他喜欢与汉族人打交道，不问出身、不计较职业，即使是平民百姓，他也同样谈得来，正是在与平民百姓接触的过程中，贯云石才萌生出卖药的想法。当时的药店垄断在蒙古族统治者的手里，药价极高，许多贫穷百姓无钱买药，贯云石就打算开一家良心药店。
药店开张后，贯云石不打广告、不搞促销，而是先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笔名“易服”。单从字面上解释，可能是他不想穿蒙古袍了，改穿汉服以示友好，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时人评价他的“出身富贵，不以奢靡为时尚，爱与布衣交往”。这是贯云石作为浊世佳公子的可贵之处，并深得世人点赞。
而贯云石的为人处世也的确平易近人。有一次，他外出访友，走到河边，看到一名渔翁正在晒用芦花做成的被子，就想买下那床芦花被。渔翁本来不想卖，得知要买的人是贯云石后，就说不用给钱，但是要写首诗来换。
于是，贯云石略微沉吟便吟出一首诗来：“采得芦花不浣尘，翠蓑聊复藉为茵。”以诗换芦花被，这可能是史上最奇葩的一桩交易。贯云石语音刚落，渔翁拍手成交。
贯云石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缘好到如此程度，于是又给自己取了一个“芦花道人”的称号。元朝不信道，而贯云石此举无异于向元朝统治者宣布，自己彻底与朝廷、名利断绝关系了。
此后，翩翩公子贯云石“如天马脱羁”，混迹于尘世间，虽然看似卑微且被世俗所不容，他的才华却得到世人认可，每每外出访友或卖药，所到之处“士大夫从之若云”。为他点赞的文人墨客更是数不胜数。人们除了对他的艺术作品评价很高，也对出身高贵的他能够摒弃民族与传统偏见，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给予了高度赞扬。基于此，后人即使封他为“文化交流大使”也不为过。
编辑/夏涵
20岁时，他就开始世袭官爵。但他没有坐享其成，而是常常“日省三身”，除了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学识外，还思考着如何博采众家之长，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一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当时的元朝等级制度森严，蒙古族位列第一等，其次是回族、维吾尔族等，而汉族人地位低下。但贯云石不理会这些，他喜欢汉族文化，也喜欢与汉族人交朋友，只是身在官场，他有很多力不从心之处。
贯云石当时统领7000名士兵，管辖着十多万户百姓，每天需要训练士兵、处理琐碎之事，因此他只有极少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和思考。当学习与名利起冲突时，贯云石做出了一个令世人皆惊的举动：把世袭官职让给弟弟，自己拜师学习去了。
有个汉族人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大家，贯云石放低身段前去向他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贯云石接触到许多汉族精英，有杂剧家张可久、散曲家徐再思等，这些人的学识让他眼界大开。
贯云石沉浸在汉族文化里，对名利根本不感冒，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他骨子里崇尚汉族文化并乐意结交汉族朋友，结果他被同族朋友拉黑了，其他地位高的少数民族的圈子也将他摒弃在外，但贯云石我行我素，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和平鸽，穿梭在各民族中间。
虽然贯云石对做官不感兴趣，但他认为身边的很多汉族朋友都是贤明之士，就想推荐他们入朝为官，同时也希望元朝廷能够摒弃民族之别，广纳贤士。贯云石洋洋洒洒写下万言举荐信，呈给元仁宗，可仁宗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只欣赏贯云石的才华，让他人了翰林院，并成为第一位维吾尔族籍的翰林学士，对其他汉族人则不重用。
贯云石对此很不爽，干脆干了一年就辞职了。有福同享、有官同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如此霸道的交友条款，让贯云石失去了朝廷对他的青睐，朝廷之后再有好差事几乎不再考虑他了。
恢复自由之身的贯云石常常约上三五个好友，一起饮美酒、论古今，一边游山玩水，一边顺道访友。此前，贯云石和一些朋友只是诗词唱和而从不曾谋面，这次他们终于可以见面了，而贯云石所到之处，汉族朋友们对这位维吾尔族朋友也是极尽地主之谊。
在钱塘江畔，张可久陪他观赏潮起潮落。二人在湖边饮酒唱和，贯云石乘兴写下散曲，让张可久欣赏点评。贯云石的散曲豪放之中又透着缕缕柔情，既有西域的奔放，也有江南的婉约，令张可久频频拍手叫好。
贯云石不仅写得好，唱功也很了得，他和一位生活在海盐（今属浙江嘉兴）的朋友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海盐腔”（一种汉族戏曲声腔）进行研究创新，经过去粗取精的整理，使海盐腔的唱法得以广泛传播，为海盐腔日后演变成昆曲奠定了基础。
在散曲创作领域，贯云石与汉人徐再思齐名，但两人之间没有嫉妒，只有惺惺相惜。贯云石的作品诙谐有趣，曲意俊雅，于是自号为“酸斋”；而徐再思的作品甜美清丽，不流于俗，于是自号为“甜斋”。后来，世人又把他们的作品集合在一起，很幽默地取名为《酸甜乐府》。在汉族堆里混得好的贯云石有些乐不思“蜀”了，但最终还得回到大都。
人缘好，在外吃得开，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贯云石却陷入困境：没工作也就沒薪酬，没薪酬，生活就难以维持。虽然贯云石家境优越，但因为总是做些违背家族意愿之事，他也不好意思伸手向家里要钱。然后，他就开始卖药了。
贯云石之所以选择以卖药为生，与他爱交友的个性有关。他喜欢与汉族人打交道，不问出身、不计较职业，即使是平民百姓，他也同样谈得来，正是在与平民百姓接触的过程中，贯云石才萌生出卖药的想法。当时的药店垄断在蒙古族统治者的手里，药价极高，许多贫穷百姓无钱买药，贯云石就打算开一家良心药店。
药店开张后，贯云石不打广告、不搞促销，而是先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笔名“易服”。单从字面上解释，可能是他不想穿蒙古袍了，改穿汉服以示友好，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时人评价他的“出身富贵，不以奢靡为时尚，爱与布衣交往”。这是贯云石作为浊世佳公子的可贵之处，并深得世人点赞。
而贯云石的为人处世也的确平易近人。有一次，他外出访友，走到河边，看到一名渔翁正在晒用芦花做成的被子，就想买下那床芦花被。渔翁本来不想卖，得知要买的人是贯云石后，就说不用给钱，但是要写首诗来换。
于是，贯云石略微沉吟便吟出一首诗来：“采得芦花不浣尘，翠蓑聊复藉为茵。”以诗换芦花被，这可能是史上最奇葩的一桩交易。贯云石语音刚落，渔翁拍手成交。
贯云石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缘好到如此程度，于是又给自己取了一个“芦花道人”的称号。元朝不信道，而贯云石此举无异于向元朝统治者宣布，自己彻底与朝廷、名利断绝关系了。
此后，翩翩公子贯云石“如天马脱羁”，混迹于尘世间，虽然看似卑微且被世俗所不容，他的才华却得到世人认可，每每外出访友或卖药，所到之处“士大夫从之若云”。为他点赞的文人墨客更是数不胜数。人们除了对他的艺术作品评价很高，也对出身高贵的他能够摒弃民族与传统偏见，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给予了高度赞扬。基于此，后人即使封他为“文化交流大使”也不为过。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