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劳代”，壮族语言“不怕死”之语，在土地革命尤其是百色起义时期，是百色地区人民对共产党员的由衷赞誉，在右江一带广为流行。
　　“只有牺牲，没有叛变”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这一天，中共广西前委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经正书院隆重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有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等5个城镇选出的工人代表，百色、恩阳、奉议（后奉议、恩阳两县并为田阳县）、恩隆（今田东县）、思林（后改名平治，今田东县）、果德（后并入平果县）、隆安、向都（今属天等县）、镇结（今属天等县）、东兰、凤山等11个县的农民协会代表，以及红七军士兵委员会的士兵代表等80多人。大会讨论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扩大红军、组织地方工农赤卫军、肃清反革命分子等问题，一致通过红七军施政纲领，实行土地革命等决议案，选举产生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人，主席雷经天，政府委员韦拔群，军事委员韦玉梅（东兰瑶民代表），财政委员蒋再兴（红七军士兵代表），土地委员刘伟谋（恩隆农民代表），委员有罗文佳、黄大权、滕德甫，秘书长李铁南等11人。其中壮族、瑶族的委员6名。
　　短短的两个月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壮族聚居的广西右江地区出现了一块有16个县连成一片、拥有近100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全国瞩目。
　　1945年，中共中央委托陈毅、邓发等领导人在延安召开原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干部座谈会，会上，由原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执笔的报告《广西苏维埃运动》，不无感慨和自豪地指出：“在右江党政领导机关的干部，除雷经天是南宁人外，其他就是右江各县的地方干部。县级的党政机关，也有外来的干部参加工作，徐逖生是广东海丰人，张震球是广西北流人，歐定贵是广西贵县人。干部的政治水平虽不甚高，但一般阶级认识是很明确的。这些干部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只有牺牲，没有叛变。”
　　与此相似的，是1946年9月1日，新桂系巨头白崇禧在桂林各界欢迎会上说，1939年敌寇侵犯广西，广西数百万武装及徒手民众动员起来，协同国军作战，不断打击敌人，因此在桂南沦陷的11个月中，邕龙一带无伪军，无伪组织，亦无伪币流行，敌人只能集结在南宁，导致敌军粮食补给困难，不得不知难而退。
　　抗战中的广西没有伪军，这反映了广西民众的忠勇和对民族的忠诚。而有着崇高理想信念的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党政主要骨干不怕流血牺牲的忠诚，充分体现在为民族、为共产党、为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上，深深地展现出忠诚的纯粹、深邃与彻底。
　　牺牲的右江特委和苏维埃委员
　　雷经天在《广西苏维埃运动》中提到，广西尤其是右江地区的干部，包括右江苏维埃委员、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代理右江特委书记兼苏维埃主席陈洪涛、右江特委组织部部长陆浩仁、右江苏维埃土地委员刘伟谋等，都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韦拔群（1894—1932），广西农民运动先驱和领袖，壮族人民优秀儿女，革命事迹闻名遐迩。他出身富家，本可以过富裕安逸的生活，却放着县长不当，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带领群众和农军闹革命，为广大穷苦百姓打天下。1929年百色起义，他派出经过训练和考验、有经验的农军加入红军队伍，自己将新参加人员编为红七军第三纵队。百色起义当天，已是红七军前委委员的他当选为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红七军主力小长征，他又把第三纵队子弟送到河池，整编为第十九师一部，自己仅留下红二十一师1个师的番号以及少量的指战员和伤病员，人数不足百人。1931年1月上旬，他迅速将赤卫军组建为红七军第二十一师，任师长，全师3000余人。同月，师党委成立，书记陈洪涛，常委韦拔群、黄松坚，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率部顽强反击国民党桂军的“围剿”。韦拔群将大革命失败前后几年生的孩子，分别起名为“革命”“坚持”“到底”。1927年夏，他的二弟韦茎在反“清乡”斗争中被叛徒杀害。1931年冬，根据地面临严峻困境，急需上级党组织给予指示和支持，韦拔群派大弟韦菁（红军团长）和内弟陈庆锷（红军营长）突破重围，到香港向党汇报工作，二人在返回途中被敌人杀害。不久，他又派刚满16岁的次子韦述宗随右江革委会委员白汉云前去香港寻找中共党组织，也在途中被敌人抓捕。敌人妄图以韦述宗作为人质、以升官作诱饵劝说韦拔群下山投降，但这动摇不了韦拔群革命到底的决心，韦述宗也被敌人杀害。1932年春，为了摆脱困境，保存革命力量，韦拔群在中共右江特委和红军独立师党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向外发展、开辟新区的意见，会议决定由副师长黄松坚、参谋长黄大权率20余名干部到右江下游，由右江革委会主席黄举平率15名干部到黔桂边区，由师政治部主任陆浩仁带领部分干部到都安，韦拔群和陈洪涛则坚守西山。8月，桂系军阀调集上万兵力对东凤根据地实行空前残酷的“围剿”，韦拔群生母黄祖妹、嫡母王的纪、庶母陈的姣、三子韦革命、四子韦坚持、女儿韦美鸾等相继被敌人围困，饿死于西山；妻子黄秀梅为了保护韦拔群，故意把敌人引开，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二妹韦的壮也被敌人抓走。韦拔群始终坚守西山根据地，直到不幸被叛徒出卖牺牲。他一家20余口人，有17人为革命献出生命，连收养的流浪女双凤、飞来也惨遭残害。
　　韦拔群的亲密战友和助手陈洪涛（1905—1932），壮族，东兰县人。1924年考上在百色的省立第五中学，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秋，韦拔群保送他进梧州宣传员养成所深造，次年，陈洪涛在该所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回东兰跟韦拔群开展农民革命运动。1930年10月，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随红七军主力北上中央苏区，特委改组，陈洪涛接任特委书记兼右江苏维埃主席。红七军整编，前委任命他为红二十一师政治委员，同师长韦拔群一起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陈洪涛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引导全家走上革命道路，献身革命，父亲被害，母亲饿死，妹妹牺牲，妻子被捕，出生才4个月的儿子也被凶残的敌人活活摔死。险恶的斗争环境并没有吓倒他，反而更激起他对敌人的愤慨，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1932年12月，因叛徒出卖，陈洪涛被捕后被押解到伪百色团管区司令部，匪司令谢宗铿对他威迫利诱，厚颜无耻地劝他说：“你是个有才干的人，只要回心转意，前途是无量的。我愿你爱惜自己的黄金时代！”陈洪涛铿锵回答：“革命就是我的黄金时代！我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劝说不通，谢匪又让陈洪涛的妻子潘秀梅探监去软化他，陈洪涛识破敌人的诡计，临别时摘下自己胸前一个扣子递给妻子，意味深长地说：“这个扣子，是我留下的党费，你要好好地保存，等到革命胜利了，就把它交给党。”（《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12月22日，他被敌人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