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屈原创作《離骚》，宋玉转而叙物，以赋命篇，开启汉赋，大赋就成为汉代文章的主导。班固《两都赋序》说：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礼乐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乐府“礼乐协律”与“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大赋创制同兴，后者作为“大汉文章”的盛况起于“润色鸿业”的时代需要。然而“赋者古诗之流”的假设将汉赋纳入“雅颂之亚”的《诗》学流变系统，从而要求赋体创作发挥“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的《诗》学讽喻功用，这反映了赋学批评的“《诗》学本位”，实际上就是汉儒说《诗》的经学立场，深刻影响了魏晋以降的赋论（参见拙文《论汉魏六朝的赋体源流批评》）。在新近的赋学研究中，易闻晓持有上述基本观点，连同魏晋以降赋的“诗化”所表现的题材趋小、篇幅缩短、造语骈化、声律讲求以及述情、体物、描写、用事的讲求，直到唐代律赋铺陈丧失所导致的“赋亡”，凡此等等，见于易闻晓《汉赋“凭虚”论》《“赋亡”：铺陈的丧失》《论汉代赋颂文体的交越互用》等论文及《诗赋研究的语用本位》等著作中。就如班固论赋之于《两都赋》的鸿篇创制，学术与创作相得益彰。易闻晓将其历年创作的文言辞赋、诗文等诸体创制，汇于一编，名为《会山堂初集》，其中的大赋创作在当代再次证明了这一道理。
　　《会山堂初集》采用竖排繁体，书名由作者题写，看来易闻晓有意炮制了一部当代人的古典文集，在文言废除百年之后，这具有桀骜不党的当代意义。其书分为八卷，是作者从二○○七年以来所作辞赋和诗词文的结集，卷一《海口赋》，卷二《相如盛览问对赋》，卷三《临邛赋》，都是三千字以上的大赋，卷四辞赋四篇，篇幅为短；卷五诗、词、联，包括绝句、五七律、古体、词；卷六序跋，卷七记、解、碑铭、祭文、书；卷八稗说。首赋的编选因仍《文选》的体例，几篇大赋的巨制耗费了作者最多的心力。《海口赋》一出，好评潮涌，由此奠定了作者在当代赋坛的地位，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此书出版后，易闻晓又创作了《孔学堂赋》《巴蜀全书赋》等大赋，在这一偏僻的领域，作者持续耕耘。

二

　　不妨从当代辞赋的“复兴”切入易闻晓的大赋创作。事实上，当代作赋者和赋作众多已经远过汉代，尽管这不能被视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规律的隔世显现，甚至当代文学批评并不承认古代文体的再现可以视为“文学”的现象。短短几年我们目睹了“百城赋”“千城赋”的宏大操作，以及“中华辞赋协会”“辞赋研究院”和《辞赋》《中华辞赋报》等等机构、报刊“雨后春笋”的呈现。考虑到近代以来对于传统文学和文化的批判，在新时期文学和文化寻根递相竞演之后，所谓“回归传统”或“复兴国学”业已不止于口号的呼吁，尽管其呼吁本身自始就遭到质疑和反击，但没有力量能够阻止“坊间”对于祖先文化传统的偏执热爱。辞赋、诗词、楹联的“沉渣泛起”一定有其“群众的基础”，例如贴春联的习俗并不听从教科书对于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界定，否则狭窄的门楹不足容纳散漫的自由诗行。不必说这是传统文化或文学的“复兴”，毋宁说是几千年文化或文学的当代回响，本来应该是不绝如缕地代代相传，却由于近代以来的“文化断层”才导致“复兴”的呼吁和“倒退”的棒喝。也许断层之后的“回响”或“相传”聊当承乏，而易闻晓的大赋创作，或如众人所议不逊古人，但也并不承担“当代文学”的意义，同时易闻晓自己也不愿参与“辞赋复兴”的鼓噪。无论是严谨的创制或空浮的口号，只有在风平浪静的时代沉淀之后才有客观的评判，我并不在易闻晓的大赋创制与当代“辞赋繁荣”现象之间画等号。
　　繁荣与危机共存，根源于体制与内容、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的扞格，在实际写作中主要就是文言表现与当代生活的龃龉和隔膜。所谓当代辞赋的繁荣，简单地说就是赋作为古代文体的当代运用，一方面是文体的“复兴”，一方面是文体由于当代运用所导致的沦降。既谓文体的“复兴”，就假定了“尊体”的前提，只要命名为“赋”，就必然依照赋体的本质要求付诸操作，那么当代人能否达到赋体的写作要求，以及赋体在当代人手中能否灵便地表现当代生活的内容，这就是问题。古代文论对于创作的首要规定就是“尊体”，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明胡应麟《诗薮》亦谓“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赋为一体的本质要求就是铺陈，《说文·贝部》谓“赋，敛也，从贝，武声”，段玉裁注谓“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诗·大雅·烝民》“明命使赋”，毛传谓“赋，布也”，并归铺陈之义。
　　《西京杂记》假托司马相如答盛览所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反映了大赋虚廓铺陈的广阔空间和恢弘气度，包览宇宙间纷繁的物类，大多原自典籍的取用。对此，易闻晓概括为汉赋“凭虚”铺陈的本质特点。清代程廷祚《骚赋论》也说“赋家之用，自朝廷郊庙以及山川草木，靡不摅写”，同代王芑孙《读赋卮言》则谓“赋者，铺也，抑云富也，裘一腋其弗温，钟万石而可撞”，都坚持大赋宏阔铺陈的基本观点。明谢榛《四溟诗话》从赋家创作的祖述取用指出“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盖以“《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取于《离骚》诸书则多识名物以为铺陈，精于六书则用字之备，盖大赋多用难僻之字，显示博学，追求古雅厚重。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论曰：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源，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
　　章学诚也在强调大赋铺陈之于典籍学问的积备，这是赋体铺陈的体制要求，只有读书万卷，博闻强记，多识名物，深于文字，才能成就大赋的创制，汉代如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张衡，两晋如陆机、潘岳、左思、郭璞、木华作赋，无不根于广博的学问。
　　可以大略估价当代辞赋创作的“合体”情况，实际上并不多见，不用说根本在于读书少，学识不足支持辞赋的创作，铺天盖地的是当代白话俗语或标语口号的不烦罗列，其中无物，苍白空洞，难以符合赋体铺陈的要求，尽管命名为赋者林林总总、汗牛充栋，但真正堪称“合体”者寥寥，不尽可当“辞赋复兴”的正大宣扬。有趣的是易闻晓《相如盛览问对赋》假托司马相如对学生盛览的训示表明了大赋铺陈资于学养的观点：
　　方吾之赋物也，则惟《离骚》之博，《高唐》之虚，《山海》之诞，《老》《庄》之无，物类假藉，才藻沾濡，蕙茝辟芷，飞龙望舒，鸾凰鸩鸟，县圃苍梧，假楚王之问对，托庄子之吹嘘，茫乎不核，宕兮无拘，以为铺敷，奚以斤斤于六义也哉！
　　对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的名物语词祖述取用的考察表明，《楚辞》最多，《山海经》其次，而“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所以赋文的假托不无根据，取用名物如“蕙茝辟芷，飞龙望舒”等等也确实出自屈原《离骚》《九歌》等。赋文又假相如之口写道：
　　子虚乌有之辞，不亦寓言假设者乎？奢言侈靡之施，不亦荒唐谬悠者乎？且赋资于学，必乃富而可为者也，非以盈盈衍衍，怪怪奇奇，煌煌扈扈，郁郁离离，穷天地之所有，竭中心之所知，嘘噏风雨，吹拂云霓，而孰能为之者也！凡天地之所有，物类之所闻，襄羊无极，消摇无垠，辽邈冥漠，繁缛纷纶，诞漫旷漾，蘛缊，悉可类合以藻，荟萃以敷芬。盖赋本夸诞，谅非刻镂以实、胶柱以真而可为之者也。
　　这可以看作当代“赋家之心”对司马相如赋作的正解和“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之说的注脚。这种赋学观念的演绎是通过大赋的虚廓铺陈来表达的，是否达到作者悬诸赋体的铺陈定位以上溯古人，相信读者具有自己的判断。

三

　　如果我们坚持赋应当写得像赋、依循赋体夸诞铺陈并资学问的本质特点，那么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古代的赋体能否和如何表现当代生活的问题，这实际上关系赋体在当代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假定赋体能够表现当代生活，则辞赋创作在当代就有存在的根本理由，否则所谓辞赋复兴不过是夸张的形容了。诚然当代不断涌现的赋作鲜有不是表达当代生活者，无论是“百城赋”“千城赋”的城市赞美，还是一省、一地、一县的辞赋歌颂，抑或一事、一物的赋写，都确切承载着当代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物产、风俗等等各个方面。问题是当代的内容是否符合赋体创作的种种要求，而作者是否具有资于典籍学问的“凭虚”赋写，进而言之，是否符合古代各种赋体如散体大赋、骚体赋、骈赋乃至律赋的体式、造语、用字的规律？诚如元人《文章欧冶·序》所谓“不知体制，不知用字之法，失于文体，去道远也”，这也是胡应麟所谓“当行”“本色”的切要所指，一体文学的存在，就是基于体制特点规范操作。体制的意义，就是方圆之于规矩，否则一体文学的创制无从谈起。从易闻晓的研究如《“赋亡”：铺陈的丧失》，可知他对大赋、骚体、魏晋和唐赋各体的切要理解。该文的提要对于辞赋诸体的特点给出了简略的论断：
　　屈《骚》以大题巨制抒发怨怼激怒，广托名物，多称虚无，在《诗》外别立一体。宋赋承之，弃情主物，直开汉赋，大题巨篇，苞涵广博，假设陈辞，凭虚构象，多致异物，不为征实，四言一顺，铺陈名物，堆砌形容，用字联边相从，多致难僻，极度发挥赋以铺陈的体制功能。魏晋南朝乃至唐代律赋，賦题愈小，篇幅益短，牵合骈偶，巧构属对，致使语势顿断，愈减铺陈，体物为多，主于描写，略于名物，寓情托物，辑比事类，愈近诗境，乃至律赋定型，卒以命题限韵、字句联对、篇幅章法种种限定表明铺陈的丧失与赋义的销亡。
　　关于大赋，除了上述“凭虚”铺陈和资于学问的特点，造语则“四言一顺”，用字难僻；魏晋南朝直至唐代律赋渐趋“诗化”，在赋题、篇幅、对偶、抒情、体物、用事、描写各个方面迥异汉代大赋。尽管该文作者以汉大赋为宗而对魏晋以降的赋体变化持批评的态度，但却客观揭示了赋体的变异以及赋之诸体的基本特征，也是辞赋诸体创作的体制要求。
　　让我们看看好古尊体的作者如何表现当代生活的内容，通过例证的展示，我们可以说辞赋在尊体的同时完全可以表达当代的生活内容，这关键在于赋的体制包括形式、语言等具体的要求，体制一定，则语言的问题尤其突出。赋体能否表现当代生活，在实际的创作中就是语言的表现。如果都用白话俗语，则非有其资于典籍的凭虚铺写，而且丧失赋体本身的古雅厚重，赋体表现当代，就是要将当代的生活借用古雅的语言表现，这是黄庭坚所坚持的化俗为雅，《答洪驹父书》云：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黄庭坚说出了古人创作的真实情形，对此，易闻晓的诗法学研究也不断进行强调性的阐释，在《诗道高雅的语用阐述》一文中，他申说道：
　　作为古代汉语书面语的文言语汇系统，虽然不断吸纳历代作者的言辞贡献，但是作者的言辞却多半属于成辞的化用，语汇系统的形成及其丰富和发展，就始终处于沿袭与化用的双向互动中……这使文言语汇稳定地保持着典雅的基本品质。尽管其中亦或收存历代俗语，但也多经“化俗为雅”的改造，而成为文言的成分。文言语汇系统的既有存在，乃是诗之语言运用的先决条件。任何时代的任何作者，必定身处一定的语境中才有可能开始诗的创作，正是历代经久积累的语汇系统形成其创作的言语环境，这是诗之沿用成辞的客观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