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隐喻”以及“寓言”来讲，其属于中西文学共有的两个较为古老的修辞方式。在实际进行中西文学比较时，以往这两个修辞方式属于探讨“共同诗学”的一个较为理想的切入点，然而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修辞方式开始逐渐转变为分析中西文学异同之处的焦点话题，能够涉及到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定位、方法或者是相关策略。基于此，本文便针对隐喻、寓言的定义做出分析，同时围绕两者共性与区别对中西比较文学做出探讨。
　　关键词：隐喻;寓言;文学研究;中西比较
　　一、隐喻、寓言在中西方文学当中的定义研究
　　（一）隐喻概述
　　对于“隐喻”来讲，其主要来源于对希腊文，即对“metaphor”做出的翻译，“隐喻”的本义原本指的是“迁移”。基于这一解释，亚里士多德给予了隐喻这样一个定义：“对于隐喻而言，其是为某物其一个本应该属于“他物”的名字。属于一种迁移活动，而这种迁移活动可以是从种到类、可以是从类到种，也可以是以类别作为主要依据。”
　　如果细分的化，隐喻可以说是比喻的一个类别，比喻能够划分为两大类：首先是“明喻”，其能够明确指出比喻的双方。其次是“隐喻”，并没有将比喻双方或者某一方进行明确指出。
　　（二）寓言概述
　　“寓言”以及“allegory”，两者在中西寓言当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意义较为相似。对于汉语来讲，“寓”的本义主要指的是“寄托”，所以在《汉语大辞典》当中强调“寓言”主要指的是“有所寄托之言”。而想要有所寄托，便需要依靠他物。所以，同隐喻一样，对于寓言来讲，也必须要借助两物之间的有效比附才能够进行运作。在希腊文当中，对于“allegory”一词能够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是“allos”也就是“other”，主要指的是“他物”。二是“agoreuein”也就是“to speak”，主要指的是“言说”，所以同样属于“凭借他物开展言说”。而对于西方文学来讲，寓言通常被定义为“隐喻的进一步延伸”：如果隐含的比喻被从相应的文本的局部有效扩展到全部或者是统摄全篇时，其已经从隐喻逐渐发展为寓言。
　　二、隐喻、寓言共性的中西比较文学分析
　　通过对隐喻以及寓言两者的定义分析，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点，也就是以“此”言“彼”。对于“此”来讲，属于一种文字载体，而对于“彼”而言才是想要表现的真正意义。比如：在莎士比亚作品《麦克白斯》当中曾出现这样一句话“对于人生而言，是一个白痴所讲述的故事”，作者的主要意图是要借助“人生”以及“白痴所讲述的故事”两者之间的比附来有效阐明人生的荒唐无稽，也就是说其“充满了嚣张与愤怒，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与此相同的是苏轼的两句诗词“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作者明确地将“人生”以及“飞鸿踏雪泥”做出了比较，以此来表明自身的漂泊无定。从这两个例子当中，能够发现前者为隐喻，后者为明喻，虽然有所差别，但是都是借助某种比附来有效阐明相应的道理。除此之外，由于两者皆对所采用的比喻展开了进一步的延伸以及解说，所以也可以将两者都看作是微型寓言。如果想要深入挖掘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也许仅能从两个作者所采用的比喻或者是喻依充分展现了各自对人生的一系列不同观察、理解以及艺术趣味，原因在于“白痴讲故事”以及“飞鸿踏雪泥”两者呈现出的艺术形象以及境界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所以一定会使得读者的想象中产生一些不同的联想，进而得到一些不同结论。然而因为两个例子皆是借助比喻来有效阐明作者各自对人生的观察以及认识，所以，站在比较诗学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更为吸引比较者的目光，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存在的区别反倒成为了一些枝节性的问题，原因在于这些差异是完全能够出现在统一文学传统中的一些不同作者笔下的。
　　三、隐喻、寓言区别的中西比较文学分析
　　进入到20世纪后期，美国学者余宝琳曾经强调过，隐喻以及寓言两者均体现了西方的宇宙观、认识论还有形上哲学，其本质上与中国传统诗歌当中经常用到的比兴以及意象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同时基于此得出了“对于中国诗歌而言，其中并不存在西方式的寓言以及隐喻”这一结论。对于此论点一时间在英美汉学以及比较文学界有效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
　　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到过，在修辞方面“最大的成就便是能够成为一位隐喻能手。由于我们无法从其他人那里学到这一点，所以其还属于天才的标志，原因在于一个优秀的隐喻涉及到了从差异当中有效识别类同的本能感受。”而学者余宝琳认为，基于上述文字能够得知“隐喻其本身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其还属于一种认知模式，借助赋予某一个无名之物相应的某个名称，促使其传达出“新”的知识，从而使得我们能够从中进行学习”。也正是基于此，学者余宝琳认为，如果单纯地从语言以及修辞学角度来分析和探讨中国诗歌当中的意象以及隐喻，很难有效解释为什么在西方的隐喻当中“一个具体的意象往往需要与某个未曾提到过的相应抽象观念进行联系。”所以余宝琳认为，这一点属于区别西方隐喻以及中国比兴意象的一个根本之处，原因在与中国诗歌当中，往往一个意象强调的不是形上的抽象概念或者是虚构世界，主要是此间的具体物像以及历史情境。所以，如果想要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的这一区别，还需要将“隐喻看作是一种思维方式以及求知途径，站在更大的文化以及哲学成见角度来对其进行考量”，如此，才可以“超越人们通常只考虑到的表面语言现象”。也正是基于此，余宝琳将中国意象以及西方隐喻之间的差异上升到了不同的文学观、认识论以及宇宙观。
　　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隐喻、寓言中西比较文学来讲，很多学者都有各自的理解和观点，其中存在共性也存在区别。本文通过对众多学者的研究分析认为，在比较中西隐喻以及寓言过程中，所要说明以及强调的，不应该是中国传统当中究竟是否存在西方式的隐喻或者是寓言，也不应该是西方传统当中究竟是否存在中国式的隐喻或者是寓言，而需要说明的是中西隐喻以及寓言的表现或者是解读方式究竟存在哪些相同之处或者是不同之处，同时对于这些异同之处又究竟向人们展现了中西文学或者是文化存在的哪些特色。站在这个方向一路研究下去，能够发现，隐喻以及寓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以及修辞手法，其在中国以及西方文学传统当中皆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存在的差异是中国传统的寓言解读一般都带有明显的道德以及历史倾向，但西方则比较关注道德以及宗教方面的含义，正如钱钟书所讲的那样，“一诗而史，一詩而玄”，对于“史”来说即历史，对玄而言，即宗教，两者之间的差异，便属于中西文学以及文化各自的基本特征。所以通过对中西隐喻以及寓言之间比较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各自文学或者是文化传统的认识，借助这种互相阐发的方式，也许才是真正开展中西比较文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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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珠扎汪佩（1994年生人），男，藏族，籍贯：西藏拉萨，本科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