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文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三大学科视野统合了“身份认同”研究概况.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连接点.在心理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强调独特的个体认同与鲜明的群体认同.在政治学学科应用中身份认同先是表现为族群文化身份,而后在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公民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张力,又在全球化浪潮中遭遇多重身份困境.在社会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重视“身份”这一外在化标识,进而从制度安排与社会流动两个角度探讨面对社会身份系统的剧烈变化,群体如何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回应身份归属问题.
【机 构】
：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上海200237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三大学科视野统合了“身份认同”研究概况.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连接点.在心理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强调独特的个体认同与鲜明的群体认同.在政治学学科应用中身份认同先是表现为族群文化身份,而后在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公民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张力,又在全球化浪潮中遭遇多重身份困境.在社会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重视“身份”这一外在化标识,进而从制度安排与社会流动两个角度探讨面对社会身份系统的剧烈变化,群体如何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回应身份归属问题.
其他文献
作为建构良序社会方式的发展,本身内生治理功能.只有片面的发展模式,才形成发展与治理的两分.使治理回归发展本身,需要消解以经济可持续高增长为主题的“快发展与浅治理”之内在矛盾,因为这种“快发展”事实上成为加速环境破坏的显性力量.并且,以“快发展”为导向的浅治理,也构成环境破坏的隐性方式.消解这一环境破坏的隐显方式,需要通过“发展行为主体”和“发展方式”的改变来带动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合治理.其基本方式是遵从边界、尊重规律,探索“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力,构建上下会通治理的社会方法,恢复性重建回归常
传统文化的精神影响在新诗之中仍然内在有力,深入骨髓.诗骚以降的介入情结和史传传统,使新世纪诗歌的“及物”意识逐渐觉醒与强化;“悲悯”情怀与新世纪大悲大喜的事件洗礼遇合,造成新世纪诗歌写作伦理的大面积复苏;受古典文化中存在型诗人的艺术态度和人格建构启迪,新世纪诗歌确立了一种清洁的诗歌精神.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福建事变”过程中,由于涉及与十九路军的关系,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不统一,这就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其次,“福建事变”失败后,共产国际不断总结经验,并不排斥与广州方面谈判,但驻华代表还是发生争执,中共中央也没有采取行动.最后,随着反“围剿”严峻形势的逼迫,中央红军突围在即,机遇稍纵即逝,中共中央比较积极主动地与陈济棠进行接洽;共产国际在得知后,明确表示支持且对谈判的尺度、条件等给予指示,最终促成了和谈的成功.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贯穿全国红军长征从酝酿、出发到胜利的全过程;他们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探索长征路线,即选择在哪里创建新的根据地作为落脚点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分别起到先行探路和掩护主力、开创新区和战略策应、推动北上和维护统一等无可替代的作用,是夺取全国红军长征最终胜利的重要生力军;他们的胜利与重要作用的发挥,既得益于他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及强烈的大局意识,也是基于其全体将士的团结奋战和领导核心的坚强有力,更是受益于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正确指挥;遵义会议正确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贯彻,瓦窑堡会议改变政
作为格言和警句的孩子,诗歌与民间智慧的关联历史久远而又鲜活.从文字之前口耳相传的歌谣,到信息科技时代的新媒体诗歌写作,民间智慧从未缺席.而“民间”“民间智慧”这些概念本身却又含混模糊,其中既有隐秘的一致性,也包含着不同甚至相反的涵义.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艺术等不同的视域,可以对照性地考察诗歌创作与民间智慧关系问题在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以及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媒体时代几个典型时期的衍变,从中勘见民间智慧在当代诗歌表达中的核心价值:底层民众创造性地以诗歌方式表达其本能性生存与价值诉求.
政府应急征用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经建立了层级较为完备的应急征用法律体系,但通过法规检索与案例梳理发现,应急征用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不足.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顶层理念,在征用阶段遵循约束与激励并重,厘定征用主体、完善征用程序、补足激励措施.在补偿阶段恪守效率与公平兼顾,确定补偿主体与利益范围、保障补偿程序公正高效、公平协商制定补偿标准.在保障措施中坚持权力与责任均衡,强化行政主体的责任配置、建立多元征用监督机制、设计梯次征用救济程序.
日军为侵占中国东北编造了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其实为虚假谎言.在日本军部的引导和严密控制下,日本主流媒体为配合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实施军事占领,刊发了大量支持对华侵略的言论,其中《读卖新闻》的表现最为突出.一方面,该报通过社论的形式,为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野蛮行径辩护,号召日本国民理解和支持日军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另一方面有选择地报道日本军界、政界、金融工商界、社会团体以及日本普通民众支持对华侵略的言行,极力煽动对华战争情绪.《读卖新闻》的相关报道固然有迎合军部及民众参战热情的趋向,亦说明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
诗歌的形式特征是其音乐性特征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的体现.传统诗歌确立形式规范的最大意义在于“文体构建”,即将诗歌和其他文体区别开来,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从而为诗歌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初,由庞德发起的意象主义运动打破了传统诗歌的形式规范,为诗人赋予了更多的创作自由,以便创造出更为优秀的诗歌作品.事实证明,现代诗歌的自由形式依然能够创造出诗性的音乐美,而且是与传统不同的、比传统更为丰富的音乐美.不过,尽管现代诗歌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形式规范,然而它根本上还是在传统诗歌所开创的“诗歌”这一文体领域存
20世纪30年代,服务于战时教育与社会动员的儿童剧团应运而生,其中以活跃在国统区的上海孩子剧团与远赴东南亚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最具代表性.从儿童剧团的组织到儿童剧场的开拓,均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同时伴随着抗战不同阶段情势的变奏,创造出儿童投身民众动员的新局面,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国共政争的隐秘因素、海外华侨的乡土情谊和爱国援助,无不关涉到儿童剧团的生存境遇.儿童演剧与抗战救亡相结合的独特路径,成为理解战时中国儿童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维度.
本文基于失地农民与水库移民的比较个案,尝试建立“政策性合约”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政府对于政策目标群体的内部差异化治理.研究发现,国家基于不同目标与失地农民和水库移民分别建立了普遍异质型和特殊(类)同质型政策性合约.在宏观政策性合约的规制下,地方政府细化政策性合约内容与失地农民和水库移民产生具体的交换,并通过长期执行政策性合约,使这两个群体呈现出差异化的治理结果与发展轨迹:前者面临市民化挑战,而后者则某种程度延续了乡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