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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的身躯套着灰色的军装,稚嫩的脸盘顶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纤弱的双手紧握木头步枪……这是红军小学中最常见的一幕。眼下,全国的红军小学数量达到127所,遍布80多年前红军战斗过的所有省份。
2009年7月31日,贵州娄山关红军希望小学建成开学,“红军小学”诞生。此后几年中,在一些老将军、老领导和全国关工委等部委的推动下,红军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每年的六一、七一、国庆节,媒体上红军小学的孩子们身穿军装举办活动、表演节目的新闻成为一道景观。让孩子从小就穿军装、拿武器,在刀光剑影中亮相登场,在全世界除了朝鲜之外绝无仅有。每当看到这样的镜头,未经历过战争的笔者总是恍如回到“文革”年代。有点搞不清楚的是,从小就让孩子穿上军装,舞刀弄枪,到底想把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红军小学发起者的初衷很简单,是一部分老红军、老革命深感当年曾养育红军的革命老区当今之落后、孩子上学之困难,从而产生类似建设希望小学的想法。其主旨是感恩革命老区做出的历史贡献、改善革命老区落后的教育条件、发扬和传承红军精神,将革命老区的孩子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
很显然,红军小学是集中社会资源解决革命老区孩子教育问题的一项善举,成为了继希望工程后又一项广得人心的基础教育建设的大好事。“红军小学”,公众理解应该只是该工程的特定名称而已,最根本的功能是让当地孩子有学可上。
可现实中,红军小学似乎变了味儿。上了红军小学,学生已不是学生,俨然成了小红军。让孩子们穿上军装自比潘冬子、红孩儿,小小年纪就扛起刀枪、英勇杀敌。可问题产生了:当他们挥舞刀枪,冲锋陷阵的时候,敌人在哪里?大刀要向谁的头上砍去?
红军产生的年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的敌人是国民党军队及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说到底,是政权间争夺的内战。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但凡内战都是同胞之间的相互残杀,很难用正义与非正义来界定。可要让刚步入校门的小学生了解这一复杂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的意识中,穿上军装就是战士,拿起武器就要消灭敌人。谁是敌人?反映红军时期的儿童片给他们提供了很清晰的原型,那就是胡汉三、白狗子。学习潘冬子,就是要将柴刀狠狠地向胡汉三头上砍去,报仇雪恨。于是,孩子们踏进学校的第一课,有可能就是仇恨教育、敌对教育,是不用通过任何司法程序就可以对认定的仇人进行砍杀的启蒙教育。
在几十年的“文革”反思中,当年静坐在校园教室中的红卫兵为何一夜间变成了破坏秩序的急先锋,变成了对昔日尊敬的老师、长辈、领导挥拳相向、无情折磨的凶神恶煞?许多学者认为,这跟我们多年以来的阶级教育、仇恨教育有着直接关系,甚至有学者将新中国成立后对孩子的教育斥之为“喝狼奶长大”。以至于今天还有人判断,滋生“文革”的土壤并没有完全消除,那种渴望再以“文革”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的呼声依然此起彼伏。在最近发生公共场所的几起恶性杀人案件中,凶手都是二十来岁的年青人。當他们无厘头地将尖刀捅向无辜弱者、因一点争执就给同学下毒时,仅用“心理变态”是很难解释的。
我们不否认用“红军小学”对学校进行命名,有着期待孩子们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坚定理想、艰苦奋斗、吃苦耐劳、逆境成才等方面的深层意义。但要做到这一点,绝不是靠对红军的角色化模仿可以实现的。井冈山上的“朱德挑粮小道”,如今汇聚了不少旅游者,他们穿着租来或买来的军装,挑两个小箩筐,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上山去,能说他们感悟到了什么?当深厚的传统被娱乐化之后,崇敬早已随风而去。
笔者双手赞成集社会资源在革命老区建设红军小学的善举,更拥护对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感恩之心。只是觉得,无论什么地方的孩子,进入学校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学业,而不是小小就去“从军”。
责任编辑 王海
2009年7月31日,贵州娄山关红军希望小学建成开学,“红军小学”诞生。此后几年中,在一些老将军、老领导和全国关工委等部委的推动下,红军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每年的六一、七一、国庆节,媒体上红军小学的孩子们身穿军装举办活动、表演节目的新闻成为一道景观。让孩子从小就穿军装、拿武器,在刀光剑影中亮相登场,在全世界除了朝鲜之外绝无仅有。每当看到这样的镜头,未经历过战争的笔者总是恍如回到“文革”年代。有点搞不清楚的是,从小就让孩子穿上军装,舞刀弄枪,到底想把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红军小学发起者的初衷很简单,是一部分老红军、老革命深感当年曾养育红军的革命老区当今之落后、孩子上学之困难,从而产生类似建设希望小学的想法。其主旨是感恩革命老区做出的历史贡献、改善革命老区落后的教育条件、发扬和传承红军精神,将革命老区的孩子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
很显然,红军小学是集中社会资源解决革命老区孩子教育问题的一项善举,成为了继希望工程后又一项广得人心的基础教育建设的大好事。“红军小学”,公众理解应该只是该工程的特定名称而已,最根本的功能是让当地孩子有学可上。
可现实中,红军小学似乎变了味儿。上了红军小学,学生已不是学生,俨然成了小红军。让孩子们穿上军装自比潘冬子、红孩儿,小小年纪就扛起刀枪、英勇杀敌。可问题产生了:当他们挥舞刀枪,冲锋陷阵的时候,敌人在哪里?大刀要向谁的头上砍去?
红军产生的年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的敌人是国民党军队及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说到底,是政权间争夺的内战。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但凡内战都是同胞之间的相互残杀,很难用正义与非正义来界定。可要让刚步入校门的小学生了解这一复杂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的意识中,穿上军装就是战士,拿起武器就要消灭敌人。谁是敌人?反映红军时期的儿童片给他们提供了很清晰的原型,那就是胡汉三、白狗子。学习潘冬子,就是要将柴刀狠狠地向胡汉三头上砍去,报仇雪恨。于是,孩子们踏进学校的第一课,有可能就是仇恨教育、敌对教育,是不用通过任何司法程序就可以对认定的仇人进行砍杀的启蒙教育。
在几十年的“文革”反思中,当年静坐在校园教室中的红卫兵为何一夜间变成了破坏秩序的急先锋,变成了对昔日尊敬的老师、长辈、领导挥拳相向、无情折磨的凶神恶煞?许多学者认为,这跟我们多年以来的阶级教育、仇恨教育有着直接关系,甚至有学者将新中国成立后对孩子的教育斥之为“喝狼奶长大”。以至于今天还有人判断,滋生“文革”的土壤并没有完全消除,那种渴望再以“文革”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的呼声依然此起彼伏。在最近发生公共场所的几起恶性杀人案件中,凶手都是二十来岁的年青人。當他们无厘头地将尖刀捅向无辜弱者、因一点争执就给同学下毒时,仅用“心理变态”是很难解释的。
我们不否认用“红军小学”对学校进行命名,有着期待孩子们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坚定理想、艰苦奋斗、吃苦耐劳、逆境成才等方面的深层意义。但要做到这一点,绝不是靠对红军的角色化模仿可以实现的。井冈山上的“朱德挑粮小道”,如今汇聚了不少旅游者,他们穿着租来或买来的军装,挑两个小箩筐,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上山去,能说他们感悟到了什么?当深厚的传统被娱乐化之后,崇敬早已随风而去。
笔者双手赞成集社会资源在革命老区建设红军小学的善举,更拥护对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感恩之心。只是觉得,无论什么地方的孩子,进入学校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学业,而不是小小就去“从军”。
责任编辑 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