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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瞬间历史的记录，是历史记忆的载体，是历史细节的佐证。但往往照片的拍摄者未及时记录拍摄照片的时间、地点、人物姓名以及拍摄照片的缘由，时间一久，就给后人审读这些照片时带来一些困难，甚至误读误解。
彭雪枫一生留有很多照片，现已出版的两部《彭雪枫将军》画传（长城出版社1997年3月版和2007年8月版）共收录有103张（包括合影）照片。据我所知，除彭雪枫在开封训政学院求学时与同学路庭训等的两张合影遗漏外（照片中彭雪枫所穿的毛线背心，据说就是他的女友李桂敏亲手所织），可以说是搜罗净尽了。遗憾的是，画传的编者对其中几张照片的说明不当，没有准确而完整地说明照片所反映的历史。这使得翻阅画传的读者难以正确了解彭雪枫的革命实践。
现不揣冒昧，谨就彭雪枫几张照片的说明作一简述，以补不足，借纠其误。
彭雪枫和彭德怀、徐海东、郭述申的合影
一张照片反映了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张合影，摄于1935年10月，反映了中央红军和已由豫南大别山转移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的重大历史记忆。正如毛泽东所说，陕北根据地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红军的家。因此，这一历史记忆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应大书特书。从照片中彭雪枫、彭德怀两人当时的神色和衣着上看，可窥见中央红军历经万里长征时的千辛万苦以及到达陕北亦尚远未得到恢复和改善的状况。因此这一合影所包含的红色历史深刻记忆及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更加宝贵，值得珍惜。可是，彭雪枫画传的编者没有用四人合影，而是分割为彭德怀、彭雪枫的单人照；或彭德怀和彭雪枫两人的合影。尽管由于当时彭雪枫和彭德怀没有留下单人照和他们的合影，必要时偶尔这样借用一下虽无不可，但这样使用的结果，这张照片原来的历史记忆就模糊不清了。
彭雪枫在一湖边的坐照
一张照片记录了一个革命者人生经历的一个阶段。这张彭雪枫在一湖边的坐照，是画传中最为倩丽的照片之一。这张照片，曾经首次发表在1937年10月26日出版的上海《良友》战时画报第14期上。在《良友》发表此照时，彭雪枫还在此照上亲自题有“送良友”三个字。这说明，彭雪枫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时的对外交往已经相当广泛，不仅在政界和军界而且在文化知识界也都有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良友》发表这张照片时编者并未说明此照拍于何处。前后两部彭雪枫画传都认为这张照片是彭雪枫1937年5月由太原到华北巡视时在北平中南海拍摄的。从时令和彭雪枫当时的衣着上看，这个判断是可信的。而画传编者未能点明这张照片在彭雪枫经历中的意义，也就显不出这张照片的历史记忆。
彭雪枫和张爱萍的合影
一张照片留下革命者的一个足迹。彭雪枫和张爱萍曾是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发现他们两张合影。一张是在陕北红大，另一张是在抗战时的豫皖苏边区。在陕北红大的合影，是国际友人斯诺访问红大时拍摄的，并首次发表在《西行漫记》上。而在豫皖苏边区的这张合影，拍摄的时间地点，据《彭雪枫将军》画传编者判断，是张爱萍任中共豫皖边工委书记的时间。这是个模糊概念，是张爱萍任工委书记的这天，还是任工委书记期间？地点又在哪里？从彭雪枫和张爱萍这张合影的背景上看，应是拍摄于1938年1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地河南省鹿邑县南白马驿。2002年春，笔者在随《彭雪枫传》编写组实地考察此地时，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地那栋高大的房舍不仅尚存完好，就是那突出的屋檐和那高高的台阶也都和这张合影的背景酷似。经查史料，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是在1938年12月中旬由河南睢杞太地区进驻豫东鹿（邑）南白马驿（现属郸城），并于1939年1月8日由白马驿经皖西北进驻永（城）南书案店的。因此，彭雪枫和张爱萍的这张合影，应是摄于1938年12月中旬至移驻书案店之前。而不是张爱萍被任命为中共豫皖边工委书记的1938年11月20日。因为那时彭雪枫正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向豫东挺进途中，张爱萍那时亦刚由浙江奉命到达河南确山，还没有到达鹿南白马驿。出现彭雪枫和张爱萍这张合影拍摄时间上的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因为《彭雪枫将军》画传的编者对彭雪枫和张爱萍的革命行程和豫皖苏边的创建历程不太熟悉的缘故。
彭、邓、刘、张、吴五人的合影
一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历史事件。这张彭雪枫和邓子恢、刘瑞龙、张震、吴芝圃5人合影，是彭雪枫画传中最具影响和流行最广的照片之一。但是，画传编者未能说明这张合影拍摄时间、地点和事由。如长城出版社1997年3月版的解说是：“邓子恢为彭雪枫送行时的合影。”读者不禁要问：邓子恢因何为彭雪枫送行？是什么时候送行？在什么地方送行？又如长城出版社2007年8月版的解说是：“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和邓子恢政委与彭雪枫等的合影。”同样，读者不禁要问：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为了什么合影的？不回答这个问题，这张照片就会失去它的历史价值。
据刘瑞龙回忆说：1944年“八月中旬，我和雪枫同志分别那天，区党委几个人，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研究了今后路东路西工作的要点，饭后送行，远望征骑，扬鞭西去，不料竟成永诀”。那么，这个会是在什么地方开的呢？邓子恢的回忆揭开了这个谜。他说他与彭雪枫“王庄送别，竟成永身永诀”。正因为如此，江苏省泗洪县对该地大王庄才作了“原新四军四师司令部驻地、西征旧址陈圩乡大王庄”的命名。现还健在的这一历史的唯一见证人张震在其回忆录里亦曾对此作了更为明确的记载。他指出：1944年8月15日“率部西征时，邓子恢、彭雪枫、刘瑞龙、吴芝圃与我在洪泽湖畔的大王庄合影留念，方寸之间，记录了当年我们的战斗友谊。”。这样，这张合影的历史记忆就被全部揭示出来。因此，目前有关彭雪枫率部西征时出发地是半城以及这张照片是在半城拍摄的记载，都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作为实物史料而存在的彭雪枫照片，尽管目前我们对它的收藏还不完整，但就目前已出版的照片本身所反映出的历史记忆以及它对新四军四师历史的印证和补充，已是非常宝贵和十分可观了。因此，从彭雪枫照片这一特定的角度出发，继续挖掘它的历史记忆，以便拓展和深化党史、军史特别是新四军四师历史的研究，是目前彭雪枫研究工作应予以注意的一个方面。 （责任编辑 徐君华）
彭雪枫一生留有很多照片，现已出版的两部《彭雪枫将军》画传（长城出版社1997年3月版和2007年8月版）共收录有103张（包括合影）照片。据我所知，除彭雪枫在开封训政学院求学时与同学路庭训等的两张合影遗漏外（照片中彭雪枫所穿的毛线背心，据说就是他的女友李桂敏亲手所织），可以说是搜罗净尽了。遗憾的是，画传的编者对其中几张照片的说明不当，没有准确而完整地说明照片所反映的历史。这使得翻阅画传的读者难以正确了解彭雪枫的革命实践。
现不揣冒昧，谨就彭雪枫几张照片的说明作一简述，以补不足，借纠其误。
彭雪枫和彭德怀、徐海东、郭述申的合影
一张照片反映了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张合影，摄于1935年10月，反映了中央红军和已由豫南大别山转移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的重大历史记忆。正如毛泽东所说，陕北根据地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红军的家。因此，这一历史记忆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应大书特书。从照片中彭雪枫、彭德怀两人当时的神色和衣着上看，可窥见中央红军历经万里长征时的千辛万苦以及到达陕北亦尚远未得到恢复和改善的状况。因此这一合影所包含的红色历史深刻记忆及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更加宝贵，值得珍惜。可是，彭雪枫画传的编者没有用四人合影，而是分割为彭德怀、彭雪枫的单人照；或彭德怀和彭雪枫两人的合影。尽管由于当时彭雪枫和彭德怀没有留下单人照和他们的合影，必要时偶尔这样借用一下虽无不可，但这样使用的结果，这张照片原来的历史记忆就模糊不清了。
彭雪枫在一湖边的坐照
一张照片记录了一个革命者人生经历的一个阶段。这张彭雪枫在一湖边的坐照，是画传中最为倩丽的照片之一。这张照片，曾经首次发表在1937年10月26日出版的上海《良友》战时画报第14期上。在《良友》发表此照时，彭雪枫还在此照上亲自题有“送良友”三个字。这说明，彭雪枫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时的对外交往已经相当广泛，不仅在政界和军界而且在文化知识界也都有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良友》发表这张照片时编者并未说明此照拍于何处。前后两部彭雪枫画传都认为这张照片是彭雪枫1937年5月由太原到华北巡视时在北平中南海拍摄的。从时令和彭雪枫当时的衣着上看，这个判断是可信的。而画传编者未能点明这张照片在彭雪枫经历中的意义，也就显不出这张照片的历史记忆。
彭雪枫和张爱萍的合影
一张照片留下革命者的一个足迹。彭雪枫和张爱萍曾是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发现他们两张合影。一张是在陕北红大，另一张是在抗战时的豫皖苏边区。在陕北红大的合影，是国际友人斯诺访问红大时拍摄的，并首次发表在《西行漫记》上。而在豫皖苏边区的这张合影，拍摄的时间地点，据《彭雪枫将军》画传编者判断，是张爱萍任中共豫皖边工委书记的时间。这是个模糊概念，是张爱萍任工委书记的这天，还是任工委书记期间？地点又在哪里？从彭雪枫和张爱萍这张合影的背景上看，应是拍摄于1938年1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地河南省鹿邑县南白马驿。2002年春，笔者在随《彭雪枫传》编写组实地考察此地时，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地那栋高大的房舍不仅尚存完好，就是那突出的屋檐和那高高的台阶也都和这张合影的背景酷似。经查史料，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是在1938年12月中旬由河南睢杞太地区进驻豫东鹿（邑）南白马驿（现属郸城），并于1939年1月8日由白马驿经皖西北进驻永（城）南书案店的。因此，彭雪枫和张爱萍的这张合影，应是摄于1938年12月中旬至移驻书案店之前。而不是张爱萍被任命为中共豫皖边工委书记的1938年11月20日。因为那时彭雪枫正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向豫东挺进途中，张爱萍那时亦刚由浙江奉命到达河南确山，还没有到达鹿南白马驿。出现彭雪枫和张爱萍这张合影拍摄时间上的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因为《彭雪枫将军》画传的编者对彭雪枫和张爱萍的革命行程和豫皖苏边的创建历程不太熟悉的缘故。
彭、邓、刘、张、吴五人的合影
一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历史事件。这张彭雪枫和邓子恢、刘瑞龙、张震、吴芝圃5人合影，是彭雪枫画传中最具影响和流行最广的照片之一。但是，画传编者未能说明这张合影拍摄时间、地点和事由。如长城出版社1997年3月版的解说是：“邓子恢为彭雪枫送行时的合影。”读者不禁要问：邓子恢因何为彭雪枫送行？是什么时候送行？在什么地方送行？又如长城出版社2007年8月版的解说是：“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和邓子恢政委与彭雪枫等的合影。”同样，读者不禁要问：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为了什么合影的？不回答这个问题，这张照片就会失去它的历史价值。
据刘瑞龙回忆说：1944年“八月中旬，我和雪枫同志分别那天，区党委几个人，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研究了今后路东路西工作的要点，饭后送行，远望征骑，扬鞭西去，不料竟成永诀”。那么，这个会是在什么地方开的呢？邓子恢的回忆揭开了这个谜。他说他与彭雪枫“王庄送别，竟成永身永诀”。正因为如此，江苏省泗洪县对该地大王庄才作了“原新四军四师司令部驻地、西征旧址陈圩乡大王庄”的命名。现还健在的这一历史的唯一见证人张震在其回忆录里亦曾对此作了更为明确的记载。他指出：1944年8月15日“率部西征时，邓子恢、彭雪枫、刘瑞龙、吴芝圃与我在洪泽湖畔的大王庄合影留念，方寸之间，记录了当年我们的战斗友谊。”。这样，这张合影的历史记忆就被全部揭示出来。因此，目前有关彭雪枫率部西征时出发地是半城以及这张照片是在半城拍摄的记载，都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作为实物史料而存在的彭雪枫照片，尽管目前我们对它的收藏还不完整，但就目前已出版的照片本身所反映出的历史记忆以及它对新四军四师历史的印证和补充，已是非常宝贵和十分可观了。因此，从彭雪枫照片这一特定的角度出发，继续挖掘它的历史记忆，以便拓展和深化党史、军史特别是新四军四师历史的研究，是目前彭雪枫研究工作应予以注意的一个方面。 （责任编辑 徐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