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以食为天。改革开放以来，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一直是头等民生大事。经过40年的发展，百姓餐桌日益丰盛，食物种类越来越多，采购也越来越便利。
与此同时，食品安全危机事件时有发生，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保卫战打响，食品安全监管越来越严。人们对食品的追求逐渐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安全，营养健康。
从短缺到丰盛
“现在菜的种类太多了，不知道买什么好。”每到菜市场，伍连芳（化名）总是很犯难，四季的蔬菜在一年中任何时候都能买到，鱼肉种类更是繁多。她今年65岁，经历过饥荒岁月，用过粮票肉票，见证了我国百姓从缺衣少食到现在的不愁吃穿。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粮油米面等食品都是按照人口数量定量供应，凭票购买。据伍连芳回忆，那时候供销社、粮站等地方都非常吃香，到了过节的时候，买肉、糖等东西经常需要排队购买，有时候还要找关系买。这种状况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百姓的日子大多过得非常拮据，副食品更是品种单一，供应短缺。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逐步放开，物资慢慢丰富起来。1985年，国家将粮棉油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派制度逐步改革为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制度。
1988年，农业部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要求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及良种繁育、饲料加工等服务体系，以保证居民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吃。食品供应越来越充足，1993年，粮票作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伍连芳记得，1994年春节，家里一次性买了半头猪，家人放开吃，吃不完就做成腊肉。从那以后，鱼、肉、蛋等就不再是招待客人的稀罕菜，而是家常菜了。
据统计，1991至2000年，我国食品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显著提高，总产值年均增速为19.6%，2000年达到8165亿元，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我国食品从供应短缺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
进入21世纪，我国的食品工业发展更快。据统计，2016年我国总人口13.8亿，年产粮食达到61625.1万吨、禽蛋类3094.9万吨、肉类8537.8万吨、水产品6699.7万吨，均居世界第一位。
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产品的购买更加便利，足不出户，动动手指不仅能买全国各地的食品，还能通过全球购，尝遍世界美食。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日益完善
食以安为先。伴随我国食品日益丰盛的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日趋完善。
1982年，《食品卫生法》颁布，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开始建设，后来形成了由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局、卫生部、国家食药监督管理总局组成的分段管理模式。
但这种“九龙治水”模式备受诟病，被讥讽为“十来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比如，卫生部门发现注水猪肉，但管不了，因为那归工商部门管。
2004年，《食品卫生法》的修改工作开始了。但随着修订工作的展开，草案内容不断丰富，大大超过了《食品卫生法》的内容。2007年10月3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食品安全法（草案）》。
但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爆发，暴露了食品监管盲区，对正在制定中的《食品安全法》产生重大影响。
据食品安全法草案起草负责人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原主任李援透露，当时随着三鹿奶粉事件的情况每天被披露，他们就对照着草案，看对暴露出的问题是否能管得住。 “几乎是和事件发展同步的，今天看到有问题，就加一条，明天又有新的问题，就再加一条。”
按惯例，一部法律草案一般经二次审议之后意见就基本趋同，三次审议后就会表决通过。但《食品安全法》跨越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时3年，经历四审，于2009年2月28日出台。
“和《食品卫生法》比较，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第一次引进了风险分析的理念，非常明确了食品生产经营者是第一责任人，而且拓宽和加大了处罚的力度。”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说。
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食品安全法》把风险的理念加进去了，具体表现在我们要以科学为依据、以风险为依据，把风险监测从法律的高度上提出来了，并且第一次在法律层面做了很多关于风险评估的规定，包括建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
4年之后，《食品安全法》迎来修订，并于2015年颁布修订版。“短短6年时间，又对《食品安全法》做了重大修改。一般来说，这样一个国家的法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就修改完成。”陈君石说。
在他看来，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修订，是因为我们重视，有时甚至是过度重视。
尽管2015年的《食品安全法》还没有“风险交流”这4个字，但有6个条款是讲风险交流的。它规定了政府在风险交流方面有什么责任，企业有什么责任，专家层面的学术团体有什么责任，媒体有什么责任。
陈君石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完全跟国际接轨，在国际社会也赢得了很多好评。
另外，实际上自2008年开始，我国便已经着手清理整顿现有的大概5000个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标准。到2015年形成了按照《食品安全法》要求的一套强制性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几年来，陈君石和食品安全领域的眾多专家为这套标准付出了很多心血。“现在的标准大概是1000项左右，这需要大量艰苦工作，要经过多部门协商讨论，形成一致意见。”
追求营养健康
这两年，陈君石感觉到，社会对于食品安全的认识越来越回归理性了，从过度关注安全，转向更多地关注食品质量和营养健康。
2014年2月，《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发布，这是我国政府制定的第三部关于食物与营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到2020年食物与营养发展目标，包括全国粮食产量稳定在5.5亿吨以上，全国食品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人均年口粮消费135公斤，人均每日摄入能量2200到2300千卡，全人群贫血率控制在10%以下，居民超重、肥胖和血脂异常率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等。
针对国民健康问题，2016年10月25日，我国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健康优先原则，要求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立足国情，将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健康与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部署了7项实施策略保障工作目标实现，包括强化营养和食品安全监测与评估，定期开展人群营养状况监测，强化碘营养监测与碘缺乏病防治，发展食物营养健康产业，加快营养化转型等。
“这方面国家当然要有引导、有指导，比如现在的‘三减’，减油、减糖、减盐行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很多部门共同推出，就是一个具体体现。”陈君石说。
在陈君石看来，我国虽然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但还存在微量营养素缺乏和超重、肥胖等诸多慢性病的危险问题。营养状况的改善，除了受经济条件限制外，很大程度上是百姓的消费行为决定的，要让老百姓吃得健康，应按照膳食指南合理、均衡饮食。
陈君石的饮食习惯十分合理，他并不拒绝“美食”，在宴会上，除了通常的鱼、肉、蔬菜、水果外，冰激凌和蛋糕，他也会品尝。只是，每一样东西，他都吃得很少，基本是“点到”。
他一直倡导食物不仅需要合理搭配，还需要控制总量，强调有节制。他重视身体运动，能够走路去，就绝不坐车。他认为，人人都需要吃、动两平衡。
作为营养学和食品安全的著名专家，他建议，人们选择食物要尽量多样化，“既照顾均衡营养，又能化解可能存在的不安全风险，何乐而不为？”另外，对于食品营养知识，要提高警惕，防止上“伪科学”的当。
与此同时，食品安全危机事件时有发生，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保卫战打响，食品安全监管越来越严。人们对食品的追求逐渐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安全，营养健康。
从短缺到丰盛
“现在菜的种类太多了，不知道买什么好。”每到菜市场，伍连芳（化名）总是很犯难，四季的蔬菜在一年中任何时候都能买到，鱼肉种类更是繁多。她今年65岁，经历过饥荒岁月，用过粮票肉票，见证了我国百姓从缺衣少食到现在的不愁吃穿。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粮油米面等食品都是按照人口数量定量供应，凭票购买。据伍连芳回忆，那时候供销社、粮站等地方都非常吃香，到了过节的时候，买肉、糖等东西经常需要排队购买，有时候还要找关系买。这种状况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百姓的日子大多过得非常拮据，副食品更是品种单一，供应短缺。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逐步放开，物资慢慢丰富起来。1985年，国家将粮棉油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派制度逐步改革为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制度。
1988年，农业部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要求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及良种繁育、饲料加工等服务体系，以保证居民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吃。食品供应越来越充足，1993年，粮票作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伍连芳记得，1994年春节，家里一次性买了半头猪，家人放开吃，吃不完就做成腊肉。从那以后，鱼、肉、蛋等就不再是招待客人的稀罕菜，而是家常菜了。
据统计，1991至2000年，我国食品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显著提高，总产值年均增速为19.6%，2000年达到8165亿元，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我国食品从供应短缺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
进入21世纪，我国的食品工业发展更快。据统计，2016年我国总人口13.8亿，年产粮食达到61625.1万吨、禽蛋类3094.9万吨、肉类8537.8万吨、水产品6699.7万吨，均居世界第一位。
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产品的购买更加便利，足不出户，动动手指不仅能买全国各地的食品，还能通过全球购，尝遍世界美食。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日益完善
食以安为先。伴随我国食品日益丰盛的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日趋完善。
1982年，《食品卫生法》颁布，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开始建设，后来形成了由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局、卫生部、国家食药监督管理总局组成的分段管理模式。
但这种“九龙治水”模式备受诟病，被讥讽为“十来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比如，卫生部门发现注水猪肉，但管不了，因为那归工商部门管。
2004年，《食品卫生法》的修改工作开始了。但随着修订工作的展开，草案内容不断丰富，大大超过了《食品卫生法》的内容。2007年10月3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食品安全法（草案）》。
但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爆发，暴露了食品监管盲区，对正在制定中的《食品安全法》产生重大影响。
据食品安全法草案起草负责人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原主任李援透露，当时随着三鹿奶粉事件的情况每天被披露，他们就对照着草案，看对暴露出的问题是否能管得住。 “几乎是和事件发展同步的，今天看到有问题，就加一条，明天又有新的问题，就再加一条。”
按惯例，一部法律草案一般经二次审议之后意见就基本趋同，三次审议后就会表决通过。但《食品安全法》跨越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时3年，经历四审，于2009年2月28日出台。
“和《食品卫生法》比较，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第一次引进了风险分析的理念，非常明确了食品生产经营者是第一责任人，而且拓宽和加大了处罚的力度。”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说。
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食品安全法》把风险的理念加进去了，具体表现在我们要以科学为依据、以风险为依据，把风险监测从法律的高度上提出来了，并且第一次在法律层面做了很多关于风险评估的规定，包括建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
4年之后，《食品安全法》迎来修订，并于2015年颁布修订版。“短短6年时间，又对《食品安全法》做了重大修改。一般来说，这样一个国家的法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就修改完成。”陈君石说。
在他看来，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修订，是因为我们重视，有时甚至是过度重视。
尽管2015年的《食品安全法》还没有“风险交流”这4个字，但有6个条款是讲风险交流的。它规定了政府在风险交流方面有什么责任，企业有什么责任，专家层面的学术团体有什么责任，媒体有什么责任。
陈君石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完全跟国际接轨，在国际社会也赢得了很多好评。
另外，实际上自2008年开始，我国便已经着手清理整顿现有的大概5000个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标准。到2015年形成了按照《食品安全法》要求的一套强制性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几年来，陈君石和食品安全领域的眾多专家为这套标准付出了很多心血。“现在的标准大概是1000项左右，这需要大量艰苦工作，要经过多部门协商讨论，形成一致意见。”
追求营养健康
这两年，陈君石感觉到，社会对于食品安全的认识越来越回归理性了，从过度关注安全，转向更多地关注食品质量和营养健康。
2014年2月，《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发布，这是我国政府制定的第三部关于食物与营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到2020年食物与营养发展目标，包括全国粮食产量稳定在5.5亿吨以上，全国食品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人均年口粮消费135公斤，人均每日摄入能量2200到2300千卡，全人群贫血率控制在10%以下，居民超重、肥胖和血脂异常率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等。
针对国民健康问题，2016年10月25日，我国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健康优先原则，要求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立足国情，将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健康与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部署了7项实施策略保障工作目标实现，包括强化营养和食品安全监测与评估，定期开展人群营养状况监测，强化碘营养监测与碘缺乏病防治，发展食物营养健康产业，加快营养化转型等。
“这方面国家当然要有引导、有指导，比如现在的‘三减’，减油、减糖、减盐行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很多部门共同推出，就是一个具体体现。”陈君石说。
在陈君石看来，我国虽然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但还存在微量营养素缺乏和超重、肥胖等诸多慢性病的危险问题。营养状况的改善，除了受经济条件限制外，很大程度上是百姓的消费行为决定的，要让老百姓吃得健康，应按照膳食指南合理、均衡饮食。
陈君石的饮食习惯十分合理，他并不拒绝“美食”，在宴会上，除了通常的鱼、肉、蔬菜、水果外，冰激凌和蛋糕，他也会品尝。只是，每一样东西，他都吃得很少，基本是“点到”。
他一直倡导食物不仅需要合理搭配，还需要控制总量，强调有节制。他重视身体运动，能够走路去，就绝不坐车。他认为，人人都需要吃、动两平衡。
作为营养学和食品安全的著名专家，他建议，人们选择食物要尽量多样化，“既照顾均衡营养，又能化解可能存在的不安全风险，何乐而不为？”另外，对于食品营养知识，要提高警惕，防止上“伪科学”的当。